疏懶態的人絕對不能做官，對於他們這樣的人，上級不會選擇這樣一個懶散懈怠而又傲慢、玩世不恭的人做自己的下屬；而他們自己也很難處理好與上級和同事的關係，會受到同事與上級的排擠；如果他們身為上級，也很難與下級相處，弄得下級離心離德。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疏懶的人並不一定就是疏懶態的人。疏懶的人，隻是具有疏懶的表現，他們才智平平，算不上疏懶態的人，隻能算疏懶之人。而疏懶態的人，那是有真才實學的，隻是對大多數事情提不起興趣，懶得表現出來而已。
周旋態
周旋態的人一般智慧極高、靈巧機警，善於調節自己的情感，待人接物遊刃有餘、應付自如，是交際應酬的行家能手，天生的外交人才。無論是宦海沉浮、商道詭詐，還是學海無涯，他們都能夠揮灑自如如有神助，取得好的成績。戰國時期的縱橫家就是周旋態的典型代表，他們周旋於各國之間，時而六國合縱，時而與秦國連橫，可謂一言興邦、一言滅國。
這樣的人一般在為人處世時，都會掩飾自己的想法，並花很大的工夫去察言觀色，發現別人的想法與需求，然後投其所好，以達到自己的目的。周旋態的人也可以分為兩種，一種人是為掩飾而掩飾，一種是為達目的而掩飾。為了掩飾而掩飾的人，實際上沒什麼才學、手段，盡管他們盡力掩飾這一點，盡力掩飾自己的目的，但在別人看來他們的無能與目的就寫在他們的腦門上。而有才學與手段的人，盡管他們是在掩飾、表演，但因為他們抓住了別人的心思，使別人按照他們的思路走下去，在別人眼裏他們是很真誠的。周旋態的人適合做外交官或者公關人員。
以上這四種情態的人，都屬於文人學士階層，對曾國藩來說，就算是假弱態、假狂態、假疏懶態、假周旋態也並不含有什麼貶義；周旋態的察言觀色、投其所好以達目的，在現在看來可能為人所不齒，但在曾國藩那兒也並不是貶義，現實中也正是這樣的人才能成就大事，並且他們是文人學士，還謹守著儒家的傳統道德，這種道德是四種態的基礎，或者說潛台詞。偏離了這個潛台詞，那才是真正的不好，為曾國藩所鄙視。
比方說，弱而帶媚，即弱態的人一味地向人獻媚、搖尾乞憐，這就變成溜須拍馬之輩；狂而帶嘩，即恃才而傲、恃寵而嬌，經常無事生非、無理取鬧，鄙俗下流，粗野無比，這就成了蠻橫無理之人；疏懶而不真誠，即一味地狂妄自大，什麼都不放在眼裏，這樣的人最終難逃禍害，甚者身死家滅；周旋而無建舉，即與人周旋而又缺乏柔中帶剛剛中帶柔的氣概，要麼一味地堅持周旋不能繼續，要麼一味委曲求全而不能達到目的，最後所謂的周旋失去了意義。
總而言之，弱態不能諂媚，要堅持自我；狂態不能過分張狂生事，要狂而有度，並有狂的資本即才學不凡；疏懶態不能對人虛偽，而要對人真誠，這樣才能做到雖然疏懶，卻能與人處好關係；周旋態不能無建舉，而要柔中帶剛、外柔內剛，以柔的圓滑應付外部世界，而又內藏陽剛，以堅定自己的目標，使周旋成為達到目標的手段。
善變的情態
所謂時態，是人在具體的交往中所表現出的情態，它是善變的。麵對同樣的事情，今天可能這樣對待、處理，明天可能就是用完全相反的方法去對待、處理了。它所表現的是人麵對事情時的想法，具有時效性，但總的來說這種一時一地的想法還是在內心的本性的指揮下做出的，隻是根據時間地點有些變化而已。
正因為所謂時態具有時效性，會隨著個人心性的成熟、時間地點的變化，而有所不同，是人際交往中的具體層麵的東西，嚴格地說都不屬於相學範疇。因而曾國藩也說，時態與人的命運沒有什麼關係，也不能因為某一時態而給人貼上一個標簽，終身不再往來。
時態在現實生活中最具有可操作性，是察言觀色了解別人言外之意的好工具。比方說，正在跟別人麵對麵交談，他卻突然將目光轉向別處，思想開了小差，這是一種對人不尊重的表現。這時此人對與他說話的人毫無尊重，對所談之事毫無誠意、感到厭煩或者別有隱情。又比如，大家言談甚歡的時候，他卻在一邊冷眼旁觀、漠不關心，甚或還冷言冷語，這樣的人冷峻寡情，居心叵測，自我孤立於眾人。上述的兩種表現都是有悖於常情、常理的，因而曾國藩認為隻有城府極深、居心險惡的人才會這樣做，這樣的人很難接近，不值得交往。
別人發表的意見未必正確、妥當，他卻在一邊大力鼓掌附和、捧場，連聲說“是、是、是，對、對、對”。這樣的人一般都是沒有什麼主見的人，意誌薄弱，是巴結奉迎、投機取巧的可憐蟲。還沒有跟別人交往過，根本就不了解別人，就僅憑傳言與臆想在背後說人壞話，對人極盡誣蔑、誹謗之能事；這樣的人通常都是些沒有學識，毫無修養，習慣於見風使舵、信口開河，不負責任之輩。這兩種人，一個是下流無恥，一個是庸俗卑鄙，不能與他們一起共事。
有的人對什麼事情都拿不定主意，優柔寡斷、前怕狼後怕虎，這樣的人沒什麼氣質，缺乏信心。長此以往他們就會變得因循守舊，不會辦事，不會動腦子的蠢人。這樣的人，其自信心不足、性格軟弱的根源在於胸無大誌。因此，他們做起事來沒有主見，不敢承擔責任，人雲亦雲，唯唯諾諾。隻能渾渾噩噩地度過一生，毫無成就可言。有的人非常敏感，多愁善感，看見落花就不自覺地流淚，看見風起就不禁傷時悲情。這樣的人具有慈悲之心，但在曾國藩看來，這並非什麼好事；古人有“成大事不拘小節”，不能有“婦人之仁”的說法，在這些成大事的人的眼裏，上麵的仁慈之心就是典型的“婦人之仁”，難以成就大事。因而曾國藩認為，那些婆婆媽媽的人是幹不了大事的，不能與他們一起商討大事。
上麵講述了三種分別不能與之交往、共事、商討大事的人，在實際生活中所表現出來的時態。不過，關於這些時態的判定也不是絕對的，有一些例外的情況。比方說，第一種不能與之交往的，也可能他們對所談論的事興趣寡然，當然隻能是沉默不語，甚至走神、眼睛看向別處了；還有可能他對此事有獨到的見解，隻是懶得說而已。第二種不能與其共事的人，也有可能是人懷才不遇，故意發表一些奇談怪論，以引起別人的主意，以使自己得到進用的機會。第三種的婦人之仁不能與之商量大事的，須知仁並不是什麼壞事，亂世當用霸道，治世必然得行仁道，以仁行事，有仁者之風，仁者無敵。
因而，在判斷一個人時，決不能武斷，要結合其行為的背景、學識、性格、興趣等等，也就是要將恒態與時態相結合去考察。在考察時態時要結合恒態，結合了恒態就會知道，有些人是很會演戲的，很多時態可能都隻是表演，從這些時態作出的不能與之交往、共事、商討大事的判斷是站不住腳的，得出的相反的結論也是站不住腳的。在考察恒態時結合時態，其原理跟通過考察情態去了解神一樣，人的恒態會不自覺地通過不經意的舉動流露出來，也就是通過時態流露出來，考察恒態結合時態有助於認識到真正的恒態。
最後，再次強調一下，對時態的考察與命運無關，時態的不穩定性決定了它的可變性，就算人的某些時態不好，隻要能夠認識到，並且加以糾正，同樣可以與之論請、共事等。反推這些時態，以跟人交往真誠、做事果敢等去與人交往，則可以朋友滿天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