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職業足球聯賽中有個術語叫“換血”。
足球裏的“換血”，是指一支球隊因為常年的經營管理不善、戰術思想錯誤、指揮訓練混亂、內部矛盾重重等各方麵原因，出現了成績下滑甚至一敗塗地的糟糕局麵，在這種情況下，球隊的老板就會對球隊的人員進行調整，對教練進行更換，對領導班子進行重組，一切推倒重建，以期重振雄風。
在高水平聯賽裏，即使是曼聯、尤文、阿森納等頂級豪門俱樂部，也都經曆過“換血”的過程。當然，有成功的，也有失敗的。成功的就會重振龍威，見誰滅誰；失敗的則越活越抽抽兒，見誰被誰滅，直到整個球隊徹底破產倒閉。總之，換血是有用的，也是要經曆風險的。沒有正確的指導思想，沒有合理的步驟，沒有合適的用人，沒有細致入微的工作，換血等於自殺。
更要命的是，成功也好，失敗也罷，既然選擇了“換血”，也同樣選擇了換血所帶來的陣痛。即使是那些頂級的球隊，在換血的過程中無不承受了指責、非議、流言、抗拒，而球隊的戰績同樣是幾經浮沉起落，曆經磨難，方才苦盡甘來。所以，選擇換血也就選擇了折騰，沒有耐心和決心是萬萬不成的。
與一支內部矛盾重重、危機四伏的足球隊一樣，此時大明王朝也同樣麵臨這樣一個過程，朱祐樘即位後的第一件事也是換血。
這是比一支足球隊的“換血”更複雜的工作：人事的調整、政策的調整、危機的處理與公關，一大堆的麻煩擺在朱祐樘的麵前。他需要整頓父親留下來的一大堆爛攤：盤根錯節的奸黨，上躥下跳的傳奉官，效率低下的政府，尖銳複雜的社會矛盾。總之，困難程度遠遠大於一支足球隊的整頓，所承受的折騰也將更多。
可大明朝經不起折騰，朱祐樘也經不起折騰，不換血沒活路，換血有可能自殺，這就是朱祐樘麵臨的難題。他要收拾一個又一個麻煩，卻不能急於求成，每一步都要小心，謹慎萬分。在盡量不折騰的情況下做完想做的事，對於一個隻有十八歲的青年來說，這太難了。然而千難萬難，他終於做到了。
且看他是如何做的。
一
寬容與決絕：弘治皇帝對前朝弄臣的清洗
迎著無際的黑暗，朱祐樘默默地拔出那把磨礪了十多年的帝王之劍，勇敢地出招了。
朱祐樘換血的第一個對象是成化朝留下的那些傳奉官們，以及他們的老領導——梁芳。他動手很快，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即位，十月就開刀了。
所謂樹倒猢猻散，兩千多所謂“傳奉官”相繼被罷斥了，李孜省被抓起來了，梁芳也被抓起來了，滾蛋的滾蛋，貶官的貶官，坐牢的坐牢，總之別想繼續招搖撞騙。
為什麼先拿他們開刀？第一，這些人劣跡斑斑，民憤、官憤極大，朱祐樘即位後言官們首先彈劾的正是這幫人。第二，這些人都是些皇權製度下的寄生蟲，根基不深。一句話：最該收拾又容易收拾，不拿你祭旗拿誰祭旗？
唯一漏網的就是那個色鬼和尚繼曉。成化二十一年，天象有變，就有言官以此彈劾繼曉，朱見深這才將他發回為民。可這家夥回去之後依舊招搖撞騙，不僅擁有巨資錢財，而且“日擁美妾自娛，優遊故裏，快樂如故”。
可出來混終究要還，弘治元年六月，吏科給事中林廷玉上書彈劾繼曉罪惡。朱祐樘著即下令捉拿，經刑部會審，繼曉被處以死刑，老婆孩子統統充軍。
繼曉應該感到榮幸的是：他是上千傳奉官裏唯一一位經法律程序被判為死罪的，不過他也同樣應該感到沮喪：按照相關規定，他所有的罪過都在大赦以前，所以理應赦免，至少拾一條命沒問題，可誰叫他民憤太大？所以，一刀宰了。
李孜省也好不到哪兒去，大概是多年操勞於研發工作，把身體累壞了，還沒等著司法審判，就先熬不住監獄非人的生活，去見玉皇大帝了。
至於成化朝三大渾蛋裏唯一的幸存者，梁芳的下場要比繼曉、李孜省好太多了，朱祐樘以“宅憂（服喪）”為由，隻將梁芳謫為南京禦用監，始終沒有再用。作為仇人，朱祐樘已對他足夠寬和。從中，我們也可以領略到朱祐樘的一二人格魅力。
伴隨這一切，所有成化朝時代諸如修樓蓋廟、做法拜佛之類的荒唐事，統統叫停，已經上馬建設的工程統統下馬，強占的民田統統發還，有惡行的采辦官統統收拾。總之，大快人心。
懲辦奸惡的同時，朱祐樘當然也沒忘記一個最該回報的人——懷恩。
在鳳陽孝陵司香的懷恩被召回來了，恢複司禮監掌印太監原職，他的親信陳準、蕭敬等人也相繼執掌了大權，在成化朝做了“萬年老二”的他終於一統太監界，成為太監幹部隊伍裏當之無愧的一把手。
不僅如此，為迎接懷恩的歸來，朱祐樘準備了盛大的歡迎儀式，在彩旗鼓樂裏，朱祐樘親自在宮門外迎候懷恩的歸來，牽著他的手一起走進去。就像十多年前，勇敢的懷恩牽著他的手，走過無盡宮廷黑暗時的樣子一樣。
麵對這份恩寵，七十多歲的懷恩老淚縱橫，連連推辭。
懷恩，受之泰然吧，這一切都是你該得的，雖然你是個太監，卻是大明朝二百七十六年曆史上，最男人的太監。
宦官收拾了，傳奉官收拾了，成化朝“利益集團”的中樞組織與內部組織相繼解決，但朱祐樘明白，這些都是最容易解決的事，可以快刀斬亂麻，但接下來的事卻並不容易，也來不得急切。
先是外圍組織——政府。
這個政府早就“名滿天下”了。“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的名號不是吹的，可有一點朱祐樘清楚：所謂“紙糊”“泥塑”都是講他們幹工作的素質，在蠅營狗苟投機鑽營的事情上，他們都是一群具有豐富鬥爭經驗的老油條，既不“紙糊”，更不“泥塑”。
對此，朱祐樘早就深惡痛絕，可多年以來，滿口仁義道德的他們都在貫徹一個信條：腐敗並不壞，皇帝怠政更沒什麼不好，有權就能有吃有喝還有拿，國家本不是我的。勵精圖治？實際利益受損最大的就是他們，所以拉幫結派，發動集體主義精神，誓把腐敗進行到底。這樣的環境，不講究些方式方法是不行的。而且，還未等朱祐樘出招，以萬安為首的“紙糊三閣老”就先給他來了個下馬威。
成化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距朱祐樘登基僅僅隻有十六天，以萬安為首的內閣，以及吏部、兵部、戶部、禮部、刑部、工部六部尚書，集體上奏折辭職。
這些人裏有聲名遠揚的昏官，也有為數不多幹過點兒正事的能臣，當然，在“紙糊三閣老”的領導下，指望他們良心發現，主動做自我批評甚至挪屁股騰地方，那是相當的不現實。
先皇屍骨未寒，新皇登基，留下一堆事總要有人幹，一下子把人全轟走了，新來的人不熟悉工作，誰能替你幹活？所以，所謂辭職，不過是客氣客氣而已。
可是你要是不批準，就要拿出理由來，要好好表揚下這些人，一表揚就是“組織鑒定”了，風聲過了再秋後算賬，怕是沒這麼容易了。
你批準辭職，沒人給你幹活，甚至還會朝局不穩。你不批準辭職，就得肯定我們的工作，也就不好翻臉。所以，這叫以退為進。朱祐樘不想和他們客氣，但現在必須客氣客氣。於是，所有的辭職朱祐樘統統不批，並且對這些人親切接見，好言撫慰：你們這些年的工作成績我都看在眼裏，組織上對你們的工作態度和業績還是肯定的，留下來好好地幹工作吧。
之後，在一段時間裏，朱祐樘對這幫人做出殷切信任狀，不但時常召見，還經常出言勉勵。於是，“紙糊三閣老”放心了，“泥塑六尚書”也放心了。在他們看來，這個皇帝和他爹一個樣，幸福生活還在繼續。
當然，隻是繼續了一個月。
成化二十三年十月，司禮監掌印太監懷恩奉朱祐樘之命，捧著一小簍奏折闊步走進內閣值班房，望著驚愕的三位閣老朗聲問：“這些東西是誰寫的？”
隻瞄了一眼，內閣首輔萬安的臉就成了豬肝色。從這一刻起，他知道，朱祐樘不再跟他客氣了。
懷恩捧著的那堆東西，說是“奏折”都叫寒磣，事實上，那是一堆指導朱見深如何過夫妻生活的理論文章，照今天的話說，是限製級成人文學。作者，當然就是萬安。
你萬安黨羽眾多，根子紮得牢，不過這沒關係，封建時代，倫理綱常就是高壓線碰不得，大家背後裏蠅營狗苟，表麵上的道貌岸然還是要做一做的。別的事人家可以和你共同進退，這種傳播淫穢文化的事，傻瓜才和你拴一條繩。
萬安嚇得“撲通”一聲跪在地下，然後懷恩再接再厲，將禦史言官彈劾萬安的奏折當評書一般朗聲閱讀。萬安麵如死灰，顫顫巍巍跪了半天，最終等來一句話：快滾！
萬安懷著最後一絲希望，用求助的眼光瞅著各位同僚：這裏麵有他的門生故舊，有他的“親密戰友”，可大家各個裝沒事人似的望天，就是沒人替他說話。這種肮髒事，誰敢給你說話？
萬安就這麼滾了，當然，他也沒閑著，離京的路上還不忘記夜夜考察天文，觀測天上跟官運有關的三台星有無變化，以確定自己能否官複原職。三台星終於還是沒變化，這個成化朝時代第一閑人在家住了一年多，終於蹬腿見閻王，找他家“親戚”萬貴妃報到去了。
他不是大奸臣，也不是能臣，說到底，他就是個無用的小人。
萬安倒了，他的黨羽自然跑不了，彭華、尹直等“模範”人物也相繼被罷免，至於他在六部和地方上的那些親信，不是下崗就是法辦。“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基本被清洗一空。有個人更是兔死狐悲，整天忐忑不安——劉吉。
萬安踉踉蹌蹌滾出朝堂的那一刹那，劉吉就認定自己完蛋了。多少年來，他和萬安狼狽為奸，共同進退。萬安做的那些壞事，他都沒得跑。就說那獻給朱見深的“夫妻生活理論指導文章”，他劉吉也沒少寫，不但流傳於當世，甚至百年之後，還被大文豪王世貞收錄在個人編選的文集裏，可謂寫出風格、寫出水平，寫得遺臭萬年。
甚至在當時的官場上，劉吉的名聲比萬安還壞。萬安最多是個“行政不作為”，劉吉就更了不得，不但緊跟萬安罷工，而且梁芳搞經濟，他也沒少分油水，還特別擅長打擊報複，凡是彈劾他的官員，用不了多久就會被他想辦法往死裏整。
這樣的人，罷官滾蛋都算輕的，對於他，各類禦史言官們更是口水滿天飛，彈劾的奏章炮彈一般地砸來，大有炸平劉吉家祖墳之勢。
很快，劉吉等來了關於他命運的裁決：升內閣首輔，總領百官。折騰半天，不降反升，相反搖身一變，成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人物。這般恩寵，不是天上掉餡兒餅嗎？
朝臣們呆了，萬安滾蛋了，彭華滾蛋了，梁芳被斥黜，和他們蛇鼠一窩的劉吉反而升官了，這叫什麼世道？
劉吉自不必說，新領導的知遇之恩當然感激涕零，於是成天裏瞧著領導眼色行事，跟屁蟲似的跟在朱祐樘屁股後麵，但是彈劾過他的官員，過不了多久又被他找機會打擊報複。更糟糕的是，他現在是首輔了，總領百官的人物。小人爬高位，不是禍害更大嗎？
看似是這麼回事，其實不是這麼回事。
首先在提升劉吉為內閣首輔的同時，朱祐樘不動聲色地又做了兩項任命：吏部右侍郎徐溥、禮部右侍郎劉健入閣，連同劉吉，組成新一屆內閣政府。這兩個人都是朱祐樘從太子時代開始就分外倚重的能臣。從此以後，內閣的政務大事基本都由他們兩人操作，所謂內閣首輔劉吉，隻不過是掛名的。
這就是朱祐樘的苦心之一：劉吉雖說不幹正事，也並不是不能幹事，雖然心術不正，但處理政務的經驗遠遠強於萬安之流，還有一套自己的人際網。驟然徹底更換內閣班子，新提拔的幹部雖然有工作熱情，但熟悉工作畢竟需要時間，而大規模的人事調整更會帶來很多抵觸，讓老幹部配合一下，把新幹部“扶上馬送一程”，才是最好的選擇。劉吉，正是合適人選。
不怕劉吉陷害同僚？不會，劉吉這種人，隻陷害領導不喜歡的忠良，領導喜歡的，巴結還來不及呢。事實果然如此，劉吉在內閣裏夾起尾巴做人，凡事從不自作主張，充分發揚民主精神，密切配合二位同事工作。不但放手讓權，還經常提建設性意見。從此，歇班已久的大明內閣，又開始隆隆地開動了。
罷斥萬安之流，是為了整頓官風，留用提拔劉吉，也是為了整頓官風，關鍵看怎麼用。
苦心之二，則是為了撥亂反正。
既然要撥“亂”，就要知道是怎麼“亂”的，為什麼“亂”。成化朝的“亂”是要撥，可上上下下盤根錯節，早就結成攻守同盟了，派個不是一路貨的人，隻能被耍得沒商量。所以劉吉才是最合適的人選，他既是這些“亂”的參與製造者，又是“亂”的了解者。好比曾國藩常說的話：以賊平賊，事半功倍。劉吉，就是個被招安的土匪。
當然，也有人建議防著劉吉會幹縱容包庇、欺上瞞下的事，但朱祐樘知道劉吉不會，倒不是因為此人熱愛正義，而恰恰因為劉吉是個徹頭徹尾的小人：當年為了巴結朱見深，他可以整一切好人，今天為了巴結朱祐樘，他同樣可以毫不留情地整一切壞人，包括他的“親密戰友”們。在六親不認這條上，他比包公還“鐵麵無私”。
於是，在劉吉的上躥下跳後，一大批成化朝時代劣跡斑斑的官員遭到了懲辦查處，許多的冤假錯案得到了糾正，許多勞民傷財的苛政得以叫停，許多曾遭排擠陷害（包括被劉吉本人陷害）的忠臣良將得以平反複職。當然，劉吉也沒忘了幹打擊報複、公報私仇之類的“日常工作”，但總體說來，幹得不錯。
比如撥亂反正的事裏，最難幹的就屬所謂“平反昭雪”了，蒙冤的忠臣你要平反，否則以後誰給你當忠臣。可你要冒冒失失地平反了，也就證明你爹錯了，封建時代誰都可以錯，唯獨皇上不能錯，否則“皇上的威信在群眾中下降”，那就要影響社稷穩固了。
所以曆代皇帝給本朝忠臣平反的時候都要小心翼翼，既要表揚忠臣，又得把黑鍋轉到奸臣小人身上來背，繞來繞去總免不了讓先皇“丟人”。可劉吉辦這事，卻用了另一種辦法。
他是這麼找平反原因的：“先帝（朱見深）是很欣賞××的，但是為了能讓他多加曆練，所以才讓他經受磨難，以成大任。現在請皇上起用他，也是為了不辜負先帝的苦心嘛。”
既保住老爹麵子，又“落實政策”，可謂皆大歡喜。當然，啥子“朱見深的苦心”，全是拍馬屁，鬼都不信，也隻有劉吉這種小人能說出口。這就是小人的工作水平。
在查辦奸佞這條戰線上，劉吉同樣做得不賴，主動檢舉揭發，積極配合懲治腐敗，在他的“積極表現”下，一批成化朝的蛀蟲遭到懲辦，國家更追回了大量贓款。最倒黴的是山東、河北、江蘇的幾位地方官，他們都是劉吉多年的親信，那些破事劉吉更沒少參與分紅，可法網一撒照樣全倒黴，劉吉卻搖身一變做了“汙點證人”，做沉痛狀向朱祐樘“交代問題”。朱祐樘總是好言撫慰：改了就好，組織上還是相信你的。
劉吉撥亂反正的事基本都是用這種方式辦的，說他滑頭也好，無恥也罷，總之事辦成了，也全是正事、好事。所以，那幾年雖然許多人罵他，好些人輪番上奏折彈劾他，可人家官越坐越穩，終於混了個新名號：劉棉花（不怕彈劾）。
還是那句話：無用的小人滾蛋，有用的小人為什麼不用一用？朱祐樘就用得不錯，恰如那句古詩所言：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
沒能耐的皇帝，好人也沒法兒幹好事，有能耐的皇帝，小人也能幹好事。這就是朱祐樘與他父親的區別。
整頓了紙糊的內閣，泥塑的六部當然也跑不了。還沒等朱祐樘發話，言官彈劾的奏章再次滿天飛，成化朝時代的部長們統統被罵得體無完膚，幾個最該罵的相繼滾蛋了，比如吏部尚書李裕、刑部尚書杜銘、右都禦史劉敷，都是成化朝時代混了多年的吃貨，統統地卷包袱滾蛋了。
但是子彈不長眼，不該挨罵的人也被罵了，比如當年六個“泥塑尚書”裏僅有的明白人——禮部尚書周洪謨。
不管怎麼說，禮部尚書周洪謨是不該受到指責的，他有缺點，看上去很“軟弱”，從不和不良現象正麵衝突，他也很會拍領導馬屁，很會和內閣大員們搞關係，說了很多違心話，辦了很多違心事。可別人這麼做是為了混事，周洪謨這麼做是為了做事。
那些年裏，低調的他也做了很多事，抵製權貴的土地兼並，配合地方官整治跋扈的采辦太監，勸說朱見深停止勞民傷財營造宮廟，在這個位置上，他做了一個有責任心的能臣可以做的一切，更重要的是，西南少數民族叛亂是在他的安撫政策下平定的，荊襄流民也是在他的建議下得以合理安置的，僅這兩條，他已功德無量。
而那些彈劾他的人，在那年頭裏或者什麼事都沒有做，或者比周洪謨更過分。那些所謂義正詞嚴的彈章，代表的並不完全是光明與正義。所以，彈劾周洪謨的奏折，其內容寫得也非常搞笑：不是說周洪謨和萬安是老鄉，就是說周洪謨妄議“禦製文字”（即朱見深的親筆墨寶），都是些上不得台麵的理由，總之是為罵而罵。
但朱祐樘是個明白人，他更清楚周洪謨與那些“泥塑尚書”的區別。於是，那些滿紙荒唐言的彈章統統被朱祐樘扔進了垃圾堆，當然，為了應付輿論壓力，升他官也不可能。於是周洪謨還是被罰了兩個月俸祿，然後原職留任了。
感激於朱祐樘既往不咎的周洪謨抖擻精神繼續幹活了，身為禮部尚書，他出色做好本職工作，狠抓人才培養。也沒忘了管閑事，比如鬱林（今廣西玉林）發生民亂，又是他上書請旨安撫百姓，使暴亂地區重新恢複了和平。總之，皇帝在變，時代在變，但周洪謨還是那個周洪謨。
當然，比較起來，這些都是小事，在他最後的官場歲月裏，他還幹了一件大事：厘正祀典。
所謂厘正祀典，就是要確定祭祀的規模、人數、編製，以及財政預算。周洪謨當了數年禮部尚書，朱見深常年從事“封建迷信”活動所帶來的災難，他看夠了，也受夠了。他更知道，指望當皇帝的廉潔自律，那是相當的不靠譜。解決問題的方法隻有一條：完善製度。
於是從弘治元年開始，在征得朱祐樘同意後，六十七歲的周洪謨就將人生所有的心血投入到這部祀典的編製中，他博覽群書，旁征博引，夜以繼日地工作，終於編製出一部足夠莊嚴神聖，又節儉實用的祀典，從此，明朝皇帝的“封建迷信”活動終於有了製度上的限製，所謂想修廟就修廟、想占地就占地的荒唐事也很難發生了。就連幾十年後那位信奉太上老君的嘉靖皇帝，也正是迫於這部祀典製度的限製，隻能縮在深宮裏自己胡搞，終不能為所欲為肆意勞民傷財。按照現在許多“唯物主義者”的說法，周洪謨幹的同樣屬於“封建迷信活動”，但是從愛惜民力的角度說，在那個時代裏，這是一次惠澤蒼生的“封建迷信活動”。
任何一個時代，所謂盛世，指望道德是相當的不靠譜，隻有製度，以及正確地執行製度，才能相對的靠譜，這正是周洪謨的貢獻。但這並非是弘治十八年唯一的貢獻，在往後的曆史中我們可以看到，更多的事也同樣如此。
補充說明一句，周洪謨所做的這部祀典，不僅成為後世明朝諸君的祭祀規範，更成為代明而起的清王朝的祭祀規範。中國曆史上最後一次政府性的祭天活動——即1914年的袁世凱太廟祭天，也同樣是沿用這套規範進行的。作為規範的製定者，他的姓名今天已然陌生，但其心血流傳若此，他的人生已無憾。
弘治元年十月，無憾的周洪謨已然身心俱疲，他終於再次向朱祐樘請求辭職，這一次朱祐樘準許了他。幹了一輩子文化工作，他確實應該歇歇了。
按照一般官員退休的慣例，封賞、返鄉歸養、安享晚年，都是尋常的舉動。退休的周洪謨，卻做出了不尋常的抉擇。
他沒有回老家四川長寧縣，而是來到了家鄉所屬的四川敘州府（今四川宜賓）。當然不是為了貪圖大城市的繁華，他將自己所有的積蓄，連同退休時朱祐樘的封賞，統統拿出來做一件事：辦學。按照他的話說，搞教育既是為了“有裨風教”，更是為了“以正人心”。他把人生的最後熱血都奉獻給了當地著名的學府——翠屏書院。在之後的歲月中，這所書院始終是四川著名的文化聖地，英傑輩出，許多的青年俊才從這裏走出蒼茫的群山，然後改變了山外的世界。
弘治五年二月，積勞成疾的周洪謨與世長辭，享年七十一歲。臨終前還心憂朝廷，為朱祐樘上了《安中國、定四裔十事》疏。噩耗傳來，朱祐樘深為悲痛，特命官員前往致祭，並賜諡號為“文安”。
是啊，文安，文安，與文化教育工作打了一輩子交道的周洪謨，此時終於可以安息了。
而在離他千裏之外的湖北省，根據鄖陽都禦史鄭時的上奏：周洪謨逝世的消息傳來時，“流民萬戶，盡做嬰兒啼”。
即使到今天去四川或湖北或者廣西一些鄉鎮旅遊時，遊客們依然可以發現保存完好的周洪謨祠堂，而且曆經數百年，當地居民依舊時時拜祭，香火不絕。
對於這位“泥塑”尚書，這位在弘治朝初年飽受了諸多口水與非議的官員，這位今天依然被許多“曆史學家”評價為“無能”的老臣，關於他的評價，上述的這一幕幕已足夠。
所以雖然他不是主角，但我依然在有限的篇幅中用盡量詳細的文字記錄下這個人。
一個心裏裝著老百姓的人走了，然而更多的心裏裝著老百姓的人留下了，來了。
懲辦了奸臣，趕走了小人，平反了冤案，這些說到底都是“撥亂”的內容，要換血，隻撥亂不夠，還要“反正”，這是需要人才的。於是，許多的人才進入了帝國的權力中心。
內閣還處於過渡階段，但是六部已經迎來了兩個牛人。這兩個人照著土匪片裏的台詞說，是兩隻洞庭湖上的老麻雀。
吏部尚書王恕、兵部尚書馬文升。這兩個人，一個管人事，一個管國防。朱祐樘用他們，目標也很明確：一個整頓官場，一個整頓軍隊，幹的全是得罪人的事。剛即位的時候根基不穩，還要客氣客氣，現在內閣運轉良好了，萬安之流滾蛋了，當然也不用客氣了。
說他倆是老麻雀，原因是兩人在進京的時候都已經過了退休年齡：王恕七十一歲，馬文升六十一歲，全是混跡官場多年的人，當然，在這之前，都混得不怎麼樣。原因在於兩個人都有共同的毛病——犯小人。比如王恕，長期從事地方工作，體恤民力，愛撫百姓，走到哪裏都能造福一方，堪稱是明朝“最佳地方官”，可偏偏就是和小人過不去，和梁芳鬥，和妖僧繼曉鬥，明知實力不如對手，卻終究誓不低頭。鬥來鬥去官越做越小，直到成化二十二年被勒令退休了。馬文升也差不離，他常年從事軍事工作，做給大明朝各種擦屁股的事情，連汪直黨羽惹了麻煩，都是他給擦屁股，可就這樣還是得罪了汪直，被下詔獄，謫戌重慶。汪直倒台後才複被啟用。成化二十一年，馬文升原被任命為兵部尚書，但李孜省想讓自己人上這個位置，便在朱見深麵前做了手腳，馬文升調住南京兵部尚書。
現在兩位老麻雀雄赳赳氣昂昂地回來了，雖然曆經沉浮，依舊鬥誌不減，上任就出殺招。王恕管人事，一出手就搞大考察，上至中央五品以下官員，下至地方大員全在考察之列，之後又更進一步，把京城內外所有的官員也都劃到考察範圍內，合格的留任，優秀的升官，不合格的滾蛋。僅浙江一地，在弘治元年七月就有158名官員被清退，一省尚且如此，全國可想而知。
馬文升更不差，嚴查軍隊腐敗，專抓大蛀蟲，幹的事和王恕差不多，手段更狠，犯到他手裏連滾蛋都辦不到，最次的坐牢沒商量。
這一下可好，京城裏大小官員全亂套，送禮的、威脅的、說情的，天天擠破頭皮，可兩位老麻雀油鹽不進，誰威脅？看看誰狠！誰送禮，就先治你！
兩位老麻雀還給朱祐樘提議：要建立嚴格的幹部選拔製度，六部的幹部舉薦由各部負責，地方的幹部舉薦由地方巡撫負責，有敢送禮請托的統統法辦，舉薦人員不合格的，連同舉薦人一起懲辦。兩人還建議：幹部選拔問題責任重大，要不皇上你也辛苦辛苦，親自把關？
這就叫製度反腐。
朱祐樘一切照準，還在文華殿上貼上全國所有京官以及六品以上地方官員的簡曆資料，親自核查，嚴格把關。如此，成化朝積累下來的垃圾一掃而空。
當然，這兩位心裏裝著老百姓的老麻雀，之所以能得到朱祐樘賞識，也要拜一個人所賜：懷恩。
自從鳳陽回來後，懷恩一天都沒休息過，人事調整，糾正弊政，樣樣工作都得替朱祐樘分擔，司禮監天天加班加點地不消停，但他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卻是一個——推薦人才。
王恕和馬文升都是懷恩的鐵哥們兒，當然不是唯一的鐵哥們兒，作為一個幾經沉浮的老宦官，懷恩看人眼光極準，他所推薦的人才，固然與他私交不錯，卻都能做到人盡其才，才盡其用。比如刑部尚書何喬新、戶部尚書李敏，都是由他舉薦的，這些人也同樣將在弘治朝的各類活動中成為中流砥柱。在他的努力下，新鮮血液不斷輸入到帝國的肌體內，史稱這段時期“正人彙進”。作為舉薦人，懷恩功不可沒。
大明帝國這個疲憊的病人，在一係列的換血中，漸漸地排除毒素，重新煥發出健康的活力。
大明帝國的健康漸漸恢複，懷恩個人的身體健康卻已然到了盡頭。
他已經七十多歲了，人生七十古來稀，何況又經曆了這麼多沉浮起落，在鳳陽吃了這麼多年的苦，他就像一台超負荷運轉的機器，隻是懷著夢想艱難地運行著。
此時，他的夢想已然實現，然而，他的身體卻再也承受不住了。弘治元年，七十多歲的懷恩像一支燃盡的火把一樣無可避免地衰竭下去，最終熄滅了。
他身為忠良之後，曆事三朝，幾經起落，卻矢誌不改，他保護了年幼的朱祐樘，幫助他從黑暗中走向光明，然後自己迎著光明消逝。但我相信，他是含笑而去的，作為一個為夢想生活的人，他已無憾。
朱祐樘悲痛萬分，賜其號為“顯忠”，厚葬。我相信，這個諡號，是對他一生最好的評價。
很抱歉，曆史對於他的記錄不夠精確，甚至在他去世時，也隻能用“七十多歲”這樣的虛數，連他去世的具體月份都搞不清楚。因為中國的史官向來是鄙視宦官的，無論是生理上還是心理上都極度鄙視，對於他們的著墨當然不多。但我認為，這其中許多人的人品道德，甚至還遠遠比不上這位偉大的宦官，比如參與修《明史》的清朝“大學者”徐元文，其本人就是個貪汙腐敗、縱容子女橫行的刁官，又有什麼資格鄙視人家。
“顯忠”懷恩，是一個夢想遠大、道德高尚、無私無畏、堅強勇敢的人。
即位不到一年的光景，朱祐樘已經失去了很多人：有恩人，有仇人，有好人，有壞人，離他而去。得到許多，失去許多，勵精圖治的夢想卻才剛剛上路。
但他卻仍有一個仇恨沒有了結——萬貴妃。
萬貴妃雖然已經死了，但她的宗族還在，勢力還在，一堆本家親戚還占據要職。這筆賬，是要好好清算的。
其實這也是朝臣們共同的心聲，自從即位以來，要求徹底清查當年紀淑妃被害案的聲音就從沒斷過。朱祐樘的動作也很快，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初六即位，五天後就把萬貴妃的親屬萬喜、萬達、萬祥統統降職，然後坐牢查辦。可之後很長時間就沒有了動靜，大臣們激動了，有說要徹底清查幕後黑手的，有說要將萬家滿門抄斬的，總之是義正詞嚴，群情激昂。但不久，大家就得到答複：就這麼過去吧。
具體的處理結果是這樣的：萬貴妃的親屬萬喜、萬達、萬祥三人降為百戶，家產充公。萬氏宗族勢力被鏟除，卻終還是保住了命，此事就算處理完了。
朝臣們呆了，包括事件的當事人也呆了，朱祐樘這是幹什麼？難道他忘記了母親的仇了嗎？
不，沒忘，當然沒忘，生育之恩、養育之恩，沒齒難忘，可是，這樣做有意義嗎？萬貴妃已經死了，為了她的罪惡再去大興牢獄，讓無數人頭落地，除了能泄一下私憤外，又能怎樣呢？
母親的離去沒有讓朱祐樘變成一個被憤怒衝昏頭腦的複仇者，相反，多年的沉浮，卻造就了他冷靜的性格。
此外，朱祐樘更知道，那些洋洋灑灑的奏章，那些慷慨激昂的群臣，他們所謂的追查真相，其目的也不完全是為了正義，在無數個慷慨激昂的麵孔下，還隱藏著另一個東西——私心。
新皇即位，力主追查真相，既能痛打落水的萬氏家族，又能在新皇麵前留個好印象，無本萬利的事何樂而不為？更何況，某些人借大興牢獄，更能達到公報私仇、鏟除異己的目的，隻把皇帝當槍使。但如此一來，整個大明朝上下都將雞犬不寧，人心惶惶，某些人更會趁此大興牢獄，株連無辜。若那樣，別說是勵精圖治，恐怕朝局都不穩了。
政治最醜陋之處就在於此：黨同伐異，所謂黑是黑，白是白，奸也好，忠也好，統統如臉譜一樣一刀切。整人的理由有的是，仁義道德全是整人的利器。原因卻隻有一個：看你政治上是不是正確，屁股坐的是不是地方。
無數的官場醜劇就是這麼上演的，無數的能臣幹吏就是這麼被玩兒殘的。飽讀詩書的朱祐樘很清楚這個，所以，他不能讓自己撥亂反正的苦心演變成一場小醜般的鬧劇。
最重要的一條是：就算此事能夠水落石出，那麼最後的事實必然證明，萬貴妃所做的大多數“惡行”，朱見深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這叫外界看大明皇室都是些什麼東西？國家的威信一旦動搖，恐怕江山社稷也就不穩了。
所以，選擇寬容，是最好的處理結果。
同時，撫養過朱祐樘的吳廢後也被接了出來，被他當作親生母親奉養，他把對於生母未盡的孝道，統統回報給了這位不幸而善良的皇後。此外，一批又一批的錦衣衛和東廠密探向廣西出發了，他們要查訪關於朱祐樘母親的一切，找到他母親家的宗族與親人，可是除了找到幾個冒名頂替的無賴外，一切都石沉大海。關於朱祐樘生母的身世，直到今天，依然是一個千古之謎。
如果你理解了這一點，理解了一個從生下來不久就失去母親，甚至連母親家世都一無所知的少年人的痛苦，你就能明白，在這個事情上選擇寬容，是需要多麼大的胸懷和勇氣，而選擇了寬容的朱祐樘，是一個多麼偉大的人。
寬容萬貴妃，但是對成化朝留下的一切黑暗、醜陋卻進行決絕般清洗，徹底洗清一切肮髒的汙垢，這就是即位後的朱祐樘最初做的事情——寬容與決絕。他的努力沒有白費，大明帝國終於重新回到了良心運轉的軌道上，健康地開動了。
首先相繼開足馬力的，是兩隻老麻雀和一隻已經並不年輕的麻雀——王恕、馬文升、劉大夏，這三個人在弘治十八年裏有個響亮的稱呼——弘治三君子。
且讓我們去看看這三隻麻雀的手段吧。
二
中興三老臣：王恕、馬文升、劉大夏
清末慈禧太後曾對袁世凱說：“這年頭，找個好人難，找個有本事的人更難，找個有本事的好人更是難上加難，你嘛，還是有才幹的。”
所以慈禧明明知道老袁人品不怎麼樣，但對老袁依舊加官晉爵地重用，一直到她蹬腿咽氣後，老袁再接再厲，將大清王朝徹底玩兒殘。
所以有本事卻沒道德的人終究是靠不住的，比如那位劉棉花，雖然位居內閣首輔，也放手讓他辦事，但說到底還是被徐溥和劉健架空，對他的原則，朱祐樘很明確：可以用，但不可重用。
在朱祐樘眼裏，最應該信任的當然是有本事的好人。幸運的是，弘治朝有這樣的人，不是一個，是三個。這三個人的名號在當朝也格外響亮：弘治三君子。單看這名號，就可以確認這是三個什麼樣的人。
在漢語語境中，“君子”是一個相當崇高的稱謂。在中國曆代官場上，道德品質達到“君子”高度的人不少，但也有許多人名望很高，工作能力卻不咋樣。
但“弘治三君子”則不同，論道德品質，他們比後世的海瑞不差分毫；論工作能力，不僅遠遠強於諸多“德高才低”的清官們，比起中國曆史上的諸多賢臣更毫不遜色。他們之所以名聲低，也是拜弘治盛世所賜：這是一個群星燦爛的時代，所以他們的光芒也就不那麼耀眼了。
但在當時，他們卻是大大的名人，也是朱祐樘革除弊政的利器。盡管當弘治朝開始時，他們已經不再年輕，但是他們卻用事實證明：激流洶湧的官場，沒有磨平他們的棱角；蹉跎歲月的流逝，沒有磨滅他們心中的熱血與理想，他們以老邁之軀和年輕人一般昂揚的鬥誌，幫助年輕的朱祐樘勵精圖治，托起了一個盛世的誕生。
第一個人：吏部尚書王恕。
關於此人，在大明朝成化年間有句相當響亮的稱號：兩京十二部，唯有一王恕。
能得此殊榮，自然有剛直不阿、清正廉潔等原因，但說到王恕，隻有三句話：別人不敢幹的，我幹；別人不敢管的，我管；別人不敢惹的，我惹。
先說別人不敢幹的，這一條主要是在做官上。在整個成化一朝，王恕做得最多的就是地方官，從江蘇到江西，從江西到河南，再從河南到雲南，大部分都是刁蠻難治之地。這些地方的共同特點就是惡霸橫行，民不聊生，誰沾上就惹一身腥。這種地方，換成其他地方官，都得趕緊送禮請托跑調動，寧可不升官也絕不蹚渾水。
但王恕不一樣，收拾行裝樂嗬嗬去，勇敢地往火坑裏跳，每到一地，都喜歡用民間戲曲裏清官常用的把戲——微服私訪，先把當地惡霸的劣跡查個清楚，然後大刀闊斧地鏟除奸惡，再勸課農桑，發展教育，總能把那些“刁蠻難治之所”，治理成欣欣向榮的繁華樂土。不管走到哪裏，離任後當地百姓都會給他修祠建廟以示紀念，這就叫“為官一任，造福一方”。
所以幹來幹去，王恕混了個“最佳地方官”的名號，當然也付出了代價：被他整治的惡霸裏有皇上的七大姑八大姨、太監的幹兒幹孫、權貴的把兄弟姑表親，都是些碰不得的人物。裏裏外外的重量級權貴都被得罪光，升官當然沒戲，所以王恕辛苦地幹了三十多年，還是隻在地方上窩著，就是進不了中央。
然後是別人不敢管的。成化朝什麼人管不得，當然是那些采辦、鎮守一方的太監、上躥下跳的傳奉官，不過沒關係，王恕管，不但管，還管出了花樣來。
先是巡撫雲南，和梁芳黨羽、雲南鎮守太監錢能鬥。錢能曾鎮守雲南，他貪得無厭，去雲南鎮守的時候途經貴州，就讓手下四處去勒索，嚇得貴州官吏和百姓們都不敢出來。錢能鎮守雲南後，按照慣例，安南進貢要從廣西進入。後來錢能就奏請讓安南朝貢使者從雲南進入，結果上頭沒有批準。錢能就謊稱安南的捕盜兵越境，奏請朱見深派指揮使郭景前往敲打安南王，朱見深就同意了。錢能讓郭景給了安南王不少好處，安南王就調兵遣將護送郭景回來，要開辟從安南到雲南的通道。郭景害怕此道一開，後患無窮，便找了個借口先跑了回來，接著假稱安南寇來了，讓雲南官兵守備戒嚴。後來，安南的朝貢使者被告諭才離開。雲南的當地官員都害怕錢能，不敢把這件事上報朝廷。後來，錢能又派郭景去向幹崖、孟密等土司索賄，用可以讓他們做宣撫司為誘餌，收取了無數金銀珠寶，還逼淫曩罕弄的孫女。這些事後來一件件都被王恕查到了，王恕派兵去捉拿郭景，郭景嚇得投井自盡。之後，王恕又向朱見深彈劾錢能，說他私通外國，按罪當斬。朱見深派了官員去處理，結果錢能又向朱見深進獻名貴鸚鵡。王恕要求禁絕行賄，還揭發了錢能的所有貪贓枉法的事情。錢能害怕得不得了，他就趕緊去托在朱見深身旁的權貴向朱見深進言召回王恕。之後，王恕就被召回，改任南京，而錢能的事情，朱見深卻擱置不再過問。按說這梁子結得夠深吧，後來王恕當了南京兵部尚書，和靠巴結當上南京守備太監的錢能又成了同事，可錢能見了王恕就像老鼠見了貓，見天裏小心伺候，軟話、好話一籮筐地說，真應了一句俗話：鬼怕惡的。
然後就是林俊事件，那時候妖僧繼曉民憤太大，員外郎林俊氣不過參了他一本，朱見深震怒：敢罵我的“精神導師”，活膩了是不！梁芳諸人也上下攛掇，非要把林俊弄死。懷恩看不下去了，小心翼翼地給林俊說了兩句好話，朱見深二話不說，抄起桌子上的硯台猛砸懷恩，還好懷恩閃得快。接著朱見深下旨：敢求情的，殺無赦。
按說事情到了這一步，林俊徹底沒救了，家裏都給他買好棺材了，可棺材到頭來還是白買了。因為別人不敢管，王恕敢管。王恕就上奏章了，不過那時候，所有人都認為白搭：輕則被駁回來，重則連王大人都要被抓去陪綁。
不久以後處理結果下來了：林俊免死，貶為姚州判官。板上釘釘的死罪，竟然又把命撈回來了！王恕咋做的？其實很簡單，首先，王恕和懷恩是鐵哥們兒，奏章報上去，是挑著朱見深心情好的時候給他看的；其次，王恕的奏折寫得有學問，並沒有像其他人那樣臭罵繼曉，而是給朱見深算經濟賬，比如蓋一座廟要花費多少錢，會讓多少老百姓流離失所這類問題，繼而推論出一句話：林俊是有錯，但出發點是好的，也是為了老百姓嘛，說到底，還是為了皇上您哪。
這正是王恕的聰明之處，他比那些“直臣”更了解這位皇帝：朱見深是不會處理繼曉的，罵也白搭，但朱見深也是個明事理不濫殺的人，隻要讓他明白這個理，事情就好辦了。
又忠直，又不畏強暴，更有辦事能力，這就是專管別人不敢管之事的王恕。林俊之事一了結，全國官民人心大快，由此流行一句話：兩京十二部，唯有一王恕。
這就是王恕，一個始終充滿鬥誌又富有鬥爭經驗的老好漢。朱祐樘知道這個人的能力，所以前任吏部尚書李裕前腳剛滾蛋，後腳王恕就被招了回來，掌握了弘治朝的人事大權。
但凡新官就任，第一件事就是大談施政綱領，做一下雄心萬丈狀，王恕也不例外，隻是他的方法比較特殊：寫對聯。就任伊始就在吏部衙門外貼了一副對聯：
仕於朝者，以饋遺及門為恥；
仕於外者，以苞苴入都為羞。
事實證明，他做到了。
自任吏部尚書以來，他始終兢兢業業，以古稀之齡夜以繼日地工作，選拔賢良官員，罷斥不合格幹部，嚴懲貪汙腐敗。他曆經官場多年，眼光老辣，貪官們那點兒欺上瞞下的把戲都瞞不過他的眼睛，一概查辦沒商量。
最重要的一點是他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官員考核和選拔製度。即使在他離任後，這套製度依然按照他的構想運轉下去，成為弘治朝吏治清明的基礎。拜他的努力所賜：官員們老老實實地幹活，政府效率大為提高，沒幾個人敢偷奸耍滑。一大批人才得以飛黃騰達，獲得了更廣闊的人生平台。
這樣的老寶貝，朱祐樘當然得好好嗬護，自登基以後，朱祐樘對待王恕實在像春天一般溫暖。天熱了派人送西瓜，天涼了派人送棉襖。王恕推薦誰，二話不說當場宣旨提拔；王恕整治誰，眼睛不眨立刻下令懲辦。遇到刮風下雨等惡劣天氣，朱祐樘還很體貼地對王恕說：您老人家歲數大了，腿腳不靈便，要不歇兩天？
可在這溫暖的春風裏，朱祐樘也漸漸知道，為什麼老爹會把這個倔老頭兒轟走了。
因為王恕的價值不僅僅在於搞好了人事工作，更在於他還幹了又一件別人不敢幹的事：惹皇帝。說來也不奇怪，當地方官的時候就敢管惡霸，當封疆大吏的時候敢管太監，現在當了大明帝國的組織部長，要是不惹皇帝，那簡直就不是王恕了。
這正是王恕的最牛之處：別人不敢惹的，我惹。
比如王恕給朱祐樘說：國家大事太多，早朝時間有限說不完，要不您受累以後就別午睡了，中午時間咱弄個午朝繼續討論？
朱祐樘：這個……好，照辦！
又比如王恕說：當皇上也要好好學習的，要不您犧牲一下休息時間，召集大臣搞個沙龍（經筵），大家一起交流一下治國的心得體會？
朱祐樘：這個……好，照辦。
還比如王恕說：蕭楨比較適合當陝西巡撫，皇上您覺得呢？
朱祐樘：要不……你再推薦一個？
王恕：皇上不用我推薦的人，這說明我沒盡到本職工作，既然沒盡到本職工作，就是我的失職，所以，皇上您也別叫我推薦了，幹脆撤了我得了。
朱祐樘：別介……別介……聽你的，聽你的還不行嗎？
這是工作上的表現，也就是朱祐樘還能容忍，但生活上的事，王恕也管。
比如王恕說：皇上，您要賜您叔叔莊田？現在國家很窮，好多老百姓還沒地種呢，要不讓您叔叔再艱苦樸素兩年？
朱祐樘：這個……研究研究吧。
王恕又說：皇上，您隻有皇後一個老婆，這很不對，關係到以後皇室子嗣的繁衍，所以要不您再多娶幾房……
朱祐樘：這個……（這個用得著你管？）
幹工作的事，你管我也就罷了，分田地的事，你管管也算有道理，可我娶老婆的事你還管，你王恕是不是屬太平洋警察的——管得寬？
更不像話的是王恕的工作方式，隻要是和領導意見不對，立刻鬧罷工要辭職，直到領導接受批評，還得做殷切自我檢討狀，態度不虛心還不幹。這真不是大臣幹工作，而是爸爸管兒子了。兒子一哭鬧，爸爸馬上板起臉說：再哭，爸爸就不管你了。每每這個時候，再調皮搗蛋的兒子也得乖乖夾起尾巴做人。
總體來說，王恕就是這麼管朱祐樘的。可問題是，雖然王恕的歲數比領導大了好幾輪，放在封建時代當他太爺爺都綽綽有餘，可他確實不是朱祐樘的親爸爸。所以要是這些朱祐樘還能不在乎，那他就真沒自尊心了。可在意也好，不在意也好，你都得忍，畢竟在用人家幹活呢。可終於有一天，朱祐樘發現忍不下去了：群眾意見太大了。
王恕清正廉潔，一心為公，他給朱祐樘提的那些建議，得罪人也好，不識趣也罷，說到底都是為了國家好，而不是為了私利。一句話，他是個無私的人。可毀就毀在他的“無私”上，因為無私，辦起事來從不計較個人得失，事事得罪人，不隻得罪壞人，也同樣得罪好人。
按說朱祐樘用的人，整體素質比他爹那時候強太多，可就是這樣，王恕還是混不好，原因隻有一個——脾氣。
王恕這個人說話辦事從不想什麼得罪人的問題，所以口無遮攔，一語不合就破口大罵，典型的炮仗脾氣。這樣的人，別說放在官場上，就是放在生活中，明明知道是個好人，可喜歡他也難。
所以在他當吏部尚書的這幾年，幹得最多的事隻有一個——吵架！和同僚吵，和下級吵，和內閣也吵，按說此時的內閣已經運轉得不錯了，可王恕還是嫌人家辦事效率慢，一慢就批評，一批評就掐架，總之是天天打仗。
內閣裏的劉吉自不必說，標準的小人，當然和王恕搞不到一起去。另外兩個人：徐溥和劉健都是處理政務的能臣，人品也不壞。可王恕不管好壞，一律統統臭罵，雖然是有口無心，可天天這麼著，擱誰都受不了。特別是劉健，也是個標準的急脾氣，王恕罵娘，他就對罵，兩個老爺子唇槍舌劍毫不相讓，要是再年輕幾歲，怕是要上演全武行了。
劉吉更是恨王恕恨得咬牙，不隻是態度問題，而是劉吉的死黨許多都被王恕處理了。而且當時言官們稱譽王恕時一定唾罵劉吉是小人，唾罵劉吉是一定會稱讚王恕。這讓劉吉對王恕更加懷恨在心。所以劉吉就經常給王恕搗亂，王恕提拔的人，劉吉都要給穿雙小鞋。每到這個時候，王恕就會拿出看家本領——罷工，這招果然好使，劉吉每次都碰得灰頭土臉，也沒怎麼影響“正人彙進”。
除了劉吉外，內閣的其他幾位都還是些一心幹工作的人，平時裏鬧摩擦也好，破口大罵也罷，工作上的事總算沒耽誤，更不幹背後給王恕下黑腳之類的齷齪事，大家彼此配合得不錯，一切都在有條不紊地進行著，直到一個人的入閣：丘濬。
其實從個人品行上說，丘濬和王恕屬於一路人：為官清正廉潔，也一心憂國憂民，學問也同樣好，他還給朱祐樘寫過一部奇書——《大學衍義補》，全麵從軍事、政治、工商、農業等各個方麵闡釋了治國的要務，這本書中的許多內容也成為後來弘治朝治國的重要參考，但這個人有個老毛病——心胸狹窄。
兩個人的矛盾，從根兒上說還是個自尊心問題。入閣以前，丘濬是禮部尚書，王恕是吏部尚書，雖然都是部級幹部，可吏部掌握權，號稱“天官”，可謂位高權重，其實就是六部裏的老大。所以當部長那幾年，王恕一直以大哥大自居，拿著丘濬當小弟，成天裏吆五喝六，極其囂張。饒是如此，丘濬也忍了，畢竟人家也算是“前輩”加“天官”，受委屈就受委屈吧。後來丘濬入閣了，雖然還是個尚書，級別卻已經成了“副總理”，按說是揚眉吐氣了，可王恕還是老樣子，見了丘濬照擺大哥譜，張口就說：那小丘啊……你那啥……大庭廣眾下，對著丘濬指手畫腳，實在讓丘濬沒麵子到極點。
傷自尊了，太傷自尊了。
王恕本來就是個有口無心的人，雖說話難聽，但過後就忘，劉健和徐溥雖然不痛快，但總算也能容忍。丘濬則不然，他是個好麵子的人，一句話不合，他能記恨一輩子。如此，矛盾就來了。所以丘濬就開始和王恕對著幹，王恕要整頓吏治，他說不能太著急；王恕要罷斥一批庸官，他說這裏麵還是有好人的。王恕當然不幹，於是兩人矛盾越打越深，弄得都沒法兒正常幹工作了。不過這都是小矛盾，貌似沒什麼。
就在這時候，一個小人出場了：太醫院院判劉文泰，這個人曾經經常往丘濬家跑，以求遷官，結果被王恕所止，所以劉文泰對王恕恨之入骨。劉文泰又很會來事，和丘濬又是好朋友，兩人天天喝酒吹牛，一喝酒丘濬就罵王恕，丘濬一罵，劉文泰就跟著挑唆，挑唆來挑唆去，日久天長，原本屁大點兒的矛盾，在丘濬眼裏都成了不共戴天之仇了。然後某一日，劉文泰從丘濬處聽到一個讓他眼前一亮的消息。
其實說來也沒什麼，就是成化朝時王恕遭陷害歸鄉後，曾讓人給他寫傳記，標榜自己與奸黨鬥爭的“光榮事跡”，這貌似沒什麼，可問題是，王恕當年鬥爭的那些事，樣樣朱見深都有份兒，傳揚出來，先皇的臉朝哪兒擱？
丘濬說，這事要是讓皇上知道，罪名可就大了。
劉文泰彈劾王恕的奏章遞上去了，說王恕“沽名釣譽，誹謗先帝”。文章言辭激烈，寫得人神共憤。此奏一出，果然朝野震動。封建時代，“誹謗皇上他爹”可不是個小罪名，搞不好要株連九族的。
王恕怒了：陷害，這是陷害，肯定是丘濬陷害我。
然後按照老慣例，王恕又開罵了，丘濬倒很有修養，我哪敢陷害您老人家啊，到底有沒有“誹謗先帝”，這不還在調查嗎？
但謠言已經四起了，說什麼的都有，平日裏被王恕惡整過的人紛紛跳出，四下散布小道消息，丘濬的親信言官更是站出來相繼彈劾王恕，那真是有冤報冤，有仇報仇。幾位閣臣和部長的態度也奇怪得很，朱祐樘一詢問起來，要麼是顧左右而言他，要麼是拐彎抹角批評王恕，就是沒有給王恕說話的。
朝堂上更亂套了，支持王恕的清流和支持丘濬的大臣分成兩派。政府裏打翻了天，也就別提什麼日常工作了。
久而久之，王恕受不了了，辛苦一輩子，卻落了這麼一個牆倒眾人推的結局。他傷心地向朱祐樘提交了辭呈，朱祐樘不批，反而安慰說：領導還在調查嘛。
鬧騰歸鬧騰，事情總要想辦法解決。錦衣衛出動了，夜審劉文泰，還沒動刑這小子就尿了，把實情全部說了出來。如此，真相大白。
按說事情到如今已經清楚了：劉文泰陷害，丘濬有背後指使之嫌，王恕是冤枉的。可處理結果卻匪夷所思：劉文泰被貶為禦醫，王恕雖然冤枉，可確實“無意中誹謗了先帝”，念你工作成績不錯，就批準你退休吧。至於丘濬，批評兩句，基本沒事。
消息傳來，舉朝嘩然：這是什麼處理結果，不是冤枉好人嗎？
朱祐樘卻知道其中的緣由：王恕一心為公不假，可是他太不會做人，早就把人得罪光了。劉文泰的事隻是冰山一角，沒有劉文泰，早晚還會有張文泰、李文泰，如此下去，他也沒有安生日子可過。而且朱祐樘心裏也煩了，雖然知道王恕一心為國，可誰也不喜歡有個人成天對你指手畫腳，從國家大事到私生活統統全管。更何況，經過王恕的努力，成化朝時代的庸臣已經一掃而空，新的官員選拔監察製度也建立了起來，說句寒心話，王恕的利用價值已經到頭了。至於丘濬，雖然這事他做得不地道，但現在政府的整頓已經完成了，下麵該搞經濟建設了，而丘濬是這方麵的人才，沒他還真不行。所以，就這麼定了，王恕回家，這對他好，也對國家好。
弘治六年（1693年）閏五月，王恕致仕。在以後的歲月裏，他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了另一個工作：治學。他是明朝著名理學流派——三原學派的開創者。這個學派在之後的歲月中英傑輩出，它的貢獻與價值在後麵的章節裏會講。
正德三年四月，王恕去世，享年九十三歲。
他是一個忠臣，也是一個直臣。他剛直不阿，對抗權貴。他成功過，也失敗過。弘治朝六年吏部尚書的任期，幾乎濃縮了他人生中的所有燦爛與輝煌。他的成功，在於無私；他的失敗，也正在於無私。他就像堅韌的老藤，屹立於風雨中而不倒，用他的頑強與鬥誌迎來了一個盛世的春天。對於他的成功和失敗，或許隻有一句話最合適：性格決定命運。
老人有言：好人不長命。對這話，我曾經信，可是看過了王恕的故事，我不信了。
至於擠走了王恕的丘濬，其實他才是最慘的，雖然之後他幹活不少，成績不少，可因為王恕的事，是個正人君子就瞧不起他，人人都在背地裏罵他。甚至他因操勞國事患了眼疾，幾乎雙目失明，可依然有人幸災樂禍，說他是罪有應得。挨了兩年罵後，他終於在弘治八年被罵死了。開追悼會的時候，那個小人劉文泰也來吊喪，剛走進大門，就被丘府的家丁亂棍打了出來，丘濬的老婆站在門口叉著腰哭罵：都是因為你，害了我老公一輩子。
丘濬啊丘濬，早知如此，你又何必當初。
劉文泰，你會羞愧嗎？正如魯迅所說，中國人的事，做事的不可恨，幫閑的最可恨。丘濬和王恕，論人品都是正人君子，論關係也並沒有深仇大恨，卻總因為有你們這些“巴兒狗”在，最終鬧得這個結局：一個含冤而去，一個背罵而死。
這場鬥爭，沒有勝利者。
同樣是性格決定命運，“弘治三君子”裏的第二個人——兵部尚書馬文升，命運卻比王恕好多了。
如果把弘治朝初期的大明帝國比作一個久病纏身的病號，那麼朱祐樘就是治療這個病號的主治醫師，底下的臣工都是各負其責的醫生：懷恩是負責割太監問題這個瘤子的，王恕是負責割吏治問題這個瘤子的，都還算是專職，馬文升卻累得多，他既要割官場的瘤子，也要治背上的那個毒瘡：國防問題。
馬文升與王恕一樣，他在弘治朝以前也大大有名，原因卻和王恕不同：他一直在替人擦屁股。
官場上的擦屁股，就是指別人做了錯事，鬧出了亂子，由另一個人出來收拾局麵。這種人當然倒黴：擦幹淨了，你未必有功；擦不幹淨，黑鍋你跑不了，馬文升就這麼倒黴了二十多年。
馬文升，今河南禹州人，景泰二年進士，先在各地幹檢察官（巡按），成化元年調任回中央幹法院院長（大理寺卿），次年以父喪歸。而成化四年固原滿俊作亂，徹底改變了這位司法幹部的命運，從此以後，整個成化朝他都在幹著同樣的工作——擦屁股。
先說滿俊起義，在講成化朝的時候這事給漏了，因為這在曆史上不是什麼大事。滿俊原是歸順明朝的元朝平涼萬戶巴丹的孫子，因為忍受不了陝西巡撫陳價的欺壓，憤然扯旗造反，集合數千多人盤踞陝西固原旁邊的石城對抗官軍。說到底，這還是明朝自找的。
但既然是叛亂，當然要鎮壓，陝總兵巡撫陳價、陝西總官兵任壽帶兵圍剿，卻連連敗北，連石城的邊兒都沒碰著，真個叫灰頭土臉。而滿俊的叛軍屢次大敗明軍，聲威大振，許多災民紛紛加入，不到幾個月，叛軍就增到兩萬多人。朱見深怒了，泱泱大明，連幾千造反的小醜都解決不了，臉往哪兒擱？換人！陝西巡撫陳價已經被罷官了。朱見深起用馬文升，讓他做陝西巡撫，去解決滿俊之亂。
馬文升就這樣去陝西平亂了。石城那邊，惡戰還在繼續，傷亡還在增加，總指揮項忠（後來鎮壓荊襄流民起義的那位）急得嘴角冒泡，卻還是毫無進展。馬文升隻看了一眼就斷定：這目標，明軍就是再增加一倍人，使上吃奶的勁兒，想要攻克也是白日做夢。
倒不是因為戰鬥力的原因，真正的原因還是出在這座石城上。叛軍所盤踞的這座石城，在唐朝史書裏有個響亮的名字——石堡城。
唐朝時候，這座城是吐蕃的重要戰略要地，當年唐朝為了奪取它，先後發兵數十萬，以名將哥舒翰坐鎮，惡戰大半年方才告捷，戰後盤點戰果：唐軍傷亡數萬人，敵人隻傷亡八百。
這就是明軍麵前的真正對手，一座地形險要、易守難攻的戰略要地。以明軍目前的實力，是絕不可能攻克的。
項忠急了：那怎麼辦？
是啊，怎麼辦？難道就這麼回去給領導彙報，皇上您別打了，當年唐朝皇帝都打不下來，咱就別費勁兒了。
馬文升不慌不忙，打是要打的，卻未必要硬打。他很自信地朝遠方一指，項忠瞧了一眼，著急的神色沒有了，相反，臉上露出了勝利的笑容。
馬文升已經找到了這座城池最大的弱點：水！
石城易守難攻，卻沒有水源，所需飲用水全靠一條引水渠維持，隻要切斷這條水渠，缺水的叛軍將不攻自破。
項忠照辦了，果然沒過幾天，敵營大亂，明軍趁勢總攻，全殲叛亂，肆虐數月的滿俊之亂就此平定。
這就是馬文升的軍事水平，在困局中敏銳地捕捉製勝的關鍵。這份天賦，在當時的明軍將領中鮮有匹敵者。
叛亂平了，可屁股還沒擦完。人殺光了，民心還得安撫，邊防更得整治。之後的七年，馬文升紮根陝西，耐心做著擦屁股的工作。他平等地對待當地各族群眾，從不搞民族歧視，對戰亂中的傷亡者善加撫恤，更鼓勵邊民進行貿易，既解決少數民族群眾的生產、生活問題，又解決了部隊馬匹匱乏問題。在他的苦心經營下，原本殘破不堪的固原地區重現繁榮，民族關係融洽，部隊戰鬥力提升，真正成為大明邊陲的銅牆鐵壁。
他不僅是個軍事戰略家，更是個軍事建設者。
擦完了陝西的屁股，成化十四年，馬文升又掉頭北上，接著去擦遼東的屁股。當時汪直的黨羽遼東巡撫陳鉞錯殺女真貢使，激起遼東叛亂。成化十四年，海西女真部落首領散赤哈率領數千女真族人搶掠鳳集諸堡。陳鉞為冒充邊功，在遼東濫殺無辜女真族人，一時女真族各部落皆是群情激憤，民族矛盾尖銳。危急時刻，已升任兵部侍郎的馬文升再次出麵了：當時的遼東已經亂了套，軍隊士氣低落，各部族又磨刀霍霍地準備打仗。馬文升先是釋放了被關押的無辜邊民，接著又宣讀朝廷安撫的旨意，“遂有十數人來見，即諭以前意遣歸”。之後，馬文升又召見了各部落首領，對遭了難的百姓給予安慰和物品補償。對那些一心想要掀起戰爭的叛亂分子，馬文升也給予了有力地回擊，但他並不窮追猛打。同時，他不斷派人去海西女真各部落進行安撫。一番恩威並施，海西女真各部落也自知不是明朝的對手，同時也折服於馬文升的恩德，終於放下了武器，紛紛歸降。馬文升以大智大勇之心，將一場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戰亂化為無形。遼東大地，終於避免了一場兵災。
馬文升冒著生命危險替汪直的黨羽陳鉞擦完了屁股，可沒想到卻得罪了汪直。當時遼東叛亂的消息傳來，馬文升等人主張安撫，汪直卻是主戰派，還想親自帶兵去平定叛亂，以來建功立業。朱見深最終同意采用安撫政策，並派了馬文升前去安撫。汪直提出派個人跟他一起去，也被馬文升拒絕了。這樣，他就被汪直嫉恨上了。後來，朝廷調查遼東叛亂的原因，汪直就誣陷說遼東叛亂是馬文升禁止農器貿易所致。馬文升就被下詔獄，謫戍重慶衛。一直到成化十九年（1483年）汪直倒台，馬文升才複官。成化二十年（1484年），馬文升任左副都禦史，巡撫遼東。
擦屁股還擦出錯來了，還擦得得罪人了，這樣的荒唐，也隻有朱見深做得出。朱祐樘卻很清楚這個人的能力，在成化朝二十多年的歲月裏，馬文升受了太多委屈，替人背了太多黑鍋，卻始終忍辱負重，安心幹工作，這樣的人，父親不重用，我用。
於是朱祐樘一即位就召回了馬文升，升為左都禦史。馬文升也不含糊，回來第一件事就是提了十五條關於治國的要求，朱祐樘二話不說全部照準。然後餘子俊逝世，馬文升接任兵部尚書，不但和王恕密切配合罷免不合格幹部，更是在軍隊裏大搞整頓，嚴查侵吞軍餉吃空額之類的舞弊行為，法辦了一大批腐敗幹部。
這下軍隊可炸鍋了，有不少人揚言要叫馬文升好看，更有許多兵痞帶著武器天天在馬文升家門口晃悠。馬文升不慌不忙，照樣出入自如，談笑生風。朱祐樘得知後，連忙派錦衣衛日夜保護馬文升，生怕他有個三長兩短。
但在馬文升眼裏，這些隻是整頓軍隊的第一步。他很清楚現在大明的軍隊是個什麼素質，要整頓，就得搞大動作。於是朱祐樘把大明朝的禦林軍——團營交給了馬文升，馬文升再接再厲，清退老弱殘兵，補充青年精壯，並製定了一套嚴格的軍事訓練和管理製度。然後馬文升又對軍官采取了一係列考核辦法，建立了完善的軍官選拔和推薦體製，一大批優秀中層軍官從此脫穎而出，在沙場上屢立戰功。大明三軍氣象，從此煥然一新。
看到這裏，各位也許會問：除了歲數差點兒外，馬文升和王恕貌似沒區別，都會幹活，也都好幹得罪人的事，更都是剛正不阿的直臣。王恕沒幹幾年就給排擠回家了，怎麼馬文升卻能越幹越滋潤，先管兵，再管人，整個弘治朝屹立官場不倒，可謂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都是老幹部，怎麼差距就這麼大呢？
看似沒區別，實則有區別，簡單一句話：王恕囂張，馬文升“低調”。
王恕為官，是典型的霸道脾氣，常年下派基層工作，幹什麼都雷厲風行，誰的賬都不買，逮誰罵誰，從內閣到六部，連朱祐樘本人經常也被他挑三揀四地訓，整天搞不痛快，久而久之，群眾關係越搞越差，領導關係越搞越僵，到最後不走都不行了。
馬文升則不一樣，常年的戰場生活，反而造就了他沉穩冷靜的性格，說話滴水不漏，辦事善抓重點，更講究做事的方式方法。比如同樣是裁汰幹部，王恕手起刀落，裁掉就裁掉，馬文升則不辭勞苦，親切地與下崗幹部談話交流，每次都能把人說得心悅誠服。再比如處理同事關係，王恕向來簡單粗暴，意見不同就發脾氣，馬文升則和顏悅色，耐心闡述主張，盡量做到溝通交流。所以雖然他也經常犯小人，但一般群眾關係卻搞得不錯，總是“團結大多數”。
而對朱祐樘本人，馬文升更是極盡尊重，雖然本質上還是直言犯諫，但也很講究方式、方法。朱祐樘想派人下去買點兒絲綢，馬文升說，現在陝西地震了，老天預示著西北要出大亂，要不買絲綢的錢先緊著部隊用？朱祐樘想辦兩桌酒席，馬文升說，皇上不好了，南京刮大風了，這是老天爺發火了，要不酒席就先不辦了？咱不能得罪老天爺啊。
總之是擺事實講道理，既委婉又以理服人，來回繞半天圈子，即使明明是幹涉皇上私生活的事，卻總能勸得朱祐樘“欣然接受”。說到底，這還是工作的水平問題。當然，也是因為做領導的是朱祐樘，要是換了朱見深，那位大爺當然也能態度上“欣然接受”，但肯定不照辦。
既能尊重領導，又能團結同事，更能幹出成績，這樣的好幹部，在弘治朝想不幹都難，所以十多年裏，盡管身體不好的馬文升後來屢屢請求退休，朱祐樘都一概不批，每次都誠懇地說：再站幾年崗吧，國家需要你啊。
當然，馬文升兜圈子，絕對不是為了保官而兜圈子，他兜圈子還是為了幹事。在他的努力下，大明帝國的國防力量漸漸加強，軍隊戰鬥力漸漸提高，部隊紀律得以整肅。也正是如此，在弘治朝十八年來的曆次危機中，明軍終能扛住巨大的邊境威脅，成功地化殺機於無形，一切的底子，正是馬文升打下來的。
後來吏部尚書倪嶽退休，馬文升調任吏部尚書，同樣幹得有聲有色，並進一步完善規範了王恕訂下的官吏考核製度，一樣鐵麵無私。王恕想辦而沒有做完的事，馬文升替他做完了。
馬文升並不滑頭，也並不妥協。國家大事，該爭他都會爭，人事管理、幹部考察，該嚴辦就嚴辦，從不徇私情，甚至連他親兒子也不例外。他的兒子馬璁參加吏部官員選拔，他就讓兒子請求到京城以外任職。有人認為這樣做太過分，馬部長正色說：“大臣的兒子都做京官，地方官誰做？”種種鐵麵無私，數百年來史不絕書，傳為千古美談。
他是一個君子，一個為人處世方法與王恕相反，但大智大勇、道德品質同樣高尚的君子，關於他的人生，對王恕的評價或許也同樣適合：性格決定命運。
弘治初年的大明朝，吏治有王恕整頓，軍隊有馬文升整頓，經過一番除舊布新，官場吏治清明，部隊士氣高昂，在荒唐與黑暗中徘徊許久的明朝人，終於重見盛世氣象。兩位老幹部自然功不可沒，但和下麵這個相對年輕的幹部比起來，他們還是稍顯遜色了。
他就是劉大夏——“弘治三君子”中年齡最小者，弘治朝第三任兵部尚書。
劉大夏與王恕、馬文升二人有所不同，王恕管人事，馬文升管兵，總算還都是專業對口。可劉大夏不一般，他是個複合型人才：既能說會道，又能低頭幹活。論行政能力、幹地方官，他比王恕毫不遜色；管兵打仗，他也同樣不遜色於馬文升；兩位老前輩精通的專業他都會，兩位老前輩都不會的專業——治河，他更做得名垂青史。
劉大夏，字時雍，今湖南華容縣人。天順八年進士，先被選為翰林院庶吉士，後於成化元年被調入兵部職方司（國防總參謀部），長期從事國家軍事行動的謀劃工作，在這個單位裏，他一共幹了十多年。
明朝的兵部職方司（國防總參謀部）其實是個苦差事，國家對外戰爭的軍事謀略需要他們策劃，工作量極大，打贏了是將帥的功勞，打輸了又得連坐背黑鍋，工資也低得很，真是要多苦有多苦。成化年間，內戰、外戰不斷，國家很少有消停的時候，劉大夏自然也辛苦得很，從平大藤峽到平荊襄，劉大夏統統參與作戰謀劃，萬幸都打贏了，沒落得蹲牢連坐，卻也進步緩慢，先是任兵部職方司主事，五年後升任兵部車駕司郎中，成化十一年調任兵部職方司郎中。一直到成化十九年他調任福建右參政前，近二十年的時間裏，劉大夏都在兵部職方司、車馬司任職。
但劉大夏卻耐得住寂寞，近二十年裏，他專心於本職工作，從不跑官、要官，更刻苦學習兵法韜略，終於在漫長的對戰爭的思考中錘煉出不遜於馬文升的軍事才能。當然也正因為如此，他在成化朝的黑暗歲月中才並不顯眼。
到弘治朝開始的時候，劉大夏已經五十二歲了，單位也不在中央，而是長期下派到地方，從廣東幹到浙江，又跑到宣府，像王恕一樣，做了十多年“最佳地方官”。
那時候，中央忙著撥亂反正，地方上也需要撥亂反正，需要優秀的地方幹部去落實中央政策，而劉大夏正是這類幹部的傑出代表。但他這個“最佳地方官”卻比王恕更難做。王恕那時候，抓個惡霸，發展一下地方經濟，總算還是風調雨順，劉大夏卻不同，不管跑到哪個地方，都免不了和兩件事打交道——不是天災，就是打仗。
和王恕、馬文升不同的是，兩位老幹部雷厲風行也好，講究方法也罷，都還算是正常的工作方式，而劉大夏在接馬文升班之前，用的全是奇怪的方法。
弘治二年，廣西田州土官造反，劉大夏奉命前往平息。
自從大藤峽叛亂以後，廣西就成了明王朝上下一根敏感的神經，千怕萬怕，就怕個風雲再起，可怕什麼來什麼，該扯旗的還是扯旗了。消息一傳來，田州官府就亂成了一團。劉大夏到職後，隻奇怪地笑了笑，然後說：給我一匹馬。
接著劉大夏單槍匹馬，隻帶了幾名屬下，隻身來到了叛軍營地。見布政使大人親至，叛軍當然如臨大敵，刀槍齊舉，直對著微笑的劉大夏。
這種情景在電影裏很常見，下麵的情景應該是：男主人公朗聲笑道：“對付我一個人，還用這麼興師動眾嗎？”敵人的指揮官聞聲親自出迎，然後男主角一通推心置腹的暢談，說得敵酋熱淚盈眶，然後全軍投降。
劉大夏這次呢……說實話，結果是一樣，方式卻是反著來的。
他沒有去做敵方領導的思想工作，相反，麵對著敵人的兵刃，做了一場慷慨激昂的演講，先表示親切慰問，再表示深切關懷，然後講明叛亂的利害關係，最後告訴大家，朝廷的大軍馬上就到，數量多得數不清，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你們自己看著辦……
於是，奇跡發生了，在劉大夏的宣傳下，敵軍士兵各個痛哭流涕，跪地求饒，然後把自家帶頭叛亂的首犯綁了獻給劉大夏。叛亂就此平息。
但是，說劉大夏是傻大膽可就錯了，他從來不打無準備之仗，敢這麼做，是因為他了解幾個重要情況：第一，這次叛亂是土官造反，說白了就是鬧獨立，絕不是像大藤峽那樣的官逼民反，所以人心並不齊；第二，參與叛亂的士兵，據他了解好多都是受脅迫的，不受脅迫的，好多也都是受蒙蔽的，而且他們好多人的家並不在田州，相反是在劉大夏的直屬州縣內，親屬其實都在他的控製中。所以，隻要稍微做做思想工作，立刻就會倒戈。
更要注意的是，整個過程看似輕鬆，其實凶險萬分，且不說人家買不買你的賬，要是敵人指揮官提前出現，一揮手就能把你剁成肉醬了，整個演講工作可謂時間緊任務急，但劉大夏還是辦到了，這份演說才能，跟三國諸葛亮有的一拚啊。
當然，廣西的事還沒有完，劉大夏又馬不停蹄地去鎮壓了另一股圖謀造反的土官勢力。而這次他的工作方法更特殊，還沒打仗就下了道奇怪的命令。
戰鬥開始後，不準殺一人。
當兵的暈了：打仗哪有不殺人的？不殺人？難道等被人殺？
當然不是，劉大夏又笑了：我自有辦法。
果然，戰鬥打響後，本著“不準殺一人”的作戰思路，明軍一觸即潰，一潰就跑，敵人牛氣哄哄地在後麵追，追了幾裏路，就覺得腳下輕飄飄的，然後發現自己就像小鳥一樣在天空裏自由地翱翔，又仿佛是墜入了無盡的深淵，接著……全掉進劉大夏事先挖好的陷阱裏去了。
至此，全部活捉，無一漏網。
按說事情到這裏也算功德圓滿了，可劉大夏不消停，馬上又幹了另一件事，他把這些俘虜所有的老底都查了個一清二楚，屬被脅迫良民的一律釋放，屬叛亂主謀的就地正法。一番審訊下來，殺了一半，放了一半，既樹立了威嚴，又不濫殺無辜。恩威並施，兩廣山民從此心服口服。
這以後，劉大夏悉心治理兩廣，王恕當年在地方上做過的那些“老工作”，他統統幹了個遍。從此以後，兩廣地區秩序穩定，民心安定。多年以後，劉大夏經工作調動，任都察院右都禦史兼巡撫，統管廣西軍務，消息傳來，當地鄉民奔走相告，歡呼雀躍，奔走百裏迎接，真比當今“粉絲團”們迎接偶像還要熱鬧。
一觸即發的廣西大叛亂就此平息，廣西地區就此平靜，朱祐樘也由此知道了劉大夏的名字。
三年以後，劉大夏調任浙江左布政使，他風塵仆仆地趕到，按說新官上任，接見下同僚，熟悉下工作，都是第一要務，劉大夏偏要搞特殊，和同僚就打個招呼，也不看案卷，到任後就發布了第一條命令：突擊檢查倉庫。
領導說要查就查吧，查來查去，劉大夏發現一筆公款，數目不小，具體作用不詳。劉大夏問：這筆錢幹什麼用的？
手下人很詭異地一笑：這是上一任領導留下的，一般供領導個人生活開銷之用。領導個人生活好了，心情也就舒暢，才能繼續給國家做貢獻嘛。
劉大夏明白了：哦，潛規則嘛，也就是說，從我開始，你們每個幹部都有一筆這樣歸自己自由支配的公款，以幫助為國家“做貢獻了”？
手下人笑：領導英明，領導英明。
劉大夏收住笑：笑什麼，全部充公！以後從我本人開始，未經正常審批程序，國家的錢絕不準私自挪用。
浙江省沿用了幾任的官場潛規則就此破滅，國家追回了大筆公款，可以拿來做些利國利民的事了，這就是劉大夏的覺悟。
正當劉大夏抖擻精神，準備在浙江繼續書寫“最佳地方官”的新傳奇時，新任命又突然而至：朝廷升你官了，快北上吧。
收拾好包袱，劉大夏才知道，所謂的升官，其實是個苦差事：黃河發大水了。
本來經過明初的幾次大規模整修，黃河已經消停了，可到了15世紀後期，朱見深天天瞎搞，河道、河堤年久失修，加上天災連年，所以黃河不鬧誰鬧。
弘治六年春，黃河在張秋鎮、黃陵岡等地決口，奪汶河入海，兩岸盡成千裏澤國。更為危險的是，連貫穿南北的京杭大運河也被阻斷，南方漕運完全癱瘓。
這可麻煩了，要知道北京城的物資供應都是靠漕運來維持的。漕運一旦癱瘓，國計民生且不說，京城的老少爺們兒吃什麼？必須盡快解決！於是朱祐樘火速布置，調十五萬民夫修治河道。可更倒黴的事來了，前線總指揮、工部侍郎陳政大概是積勞成疾，竟然一病不起，最後犧牲在抗洪前線上了。
人死了，可活兒還沒幹完，派誰去呢？朱祐樘犯愁了，就在這時，一邊的王恕再次提出自己的建議：讓劉大夏去吧。
於是年近花甲的劉大夏以右副都禦史的身份出發了，這次他的任務遠比平亂艱巨：工程進展緩慢，恢複漕運又刻不容緩，這次黃河水災是百年一遇，沒幾年工夫根本治理不完。但漕運必須馬上恢複，北方一大堆人的吃飯問題就靠這個解決呢。
具體的治河方略是參考元朝大臣賈魯治黃河的辦法：分流入淮。操作方法是：挖掘幾條幹道，引導黃河進入淮河，經淮河入海。總之，盡一切努力阻止黃河北上，這是一個大工程，在當時的條件下，這也是唯一正確的辦法。但劉大夏做了一個奇怪的決定：在黃河的決口處開挖一條向北的月河。
這讓專家們很不理解：不是要阻止黃河北上嗎，怎麼還要往北挖？這不是胡鬧嗎？
看似胡鬧，其實是對的。
因為劉大夏知道，當務之急是恢複南北水路交通，漕運中斷了，要想盡快恢複，必須要開挖一條臨時河道，將京杭大運河重新連接起來。當然風險也是存在的，但是，隻要其他幾條河道能夠做好分流工作，就不會存在風險。相反，這條作為暫時河道的月河，還能為分流入淮的工作起到緩解洪峰的作用。
於是幾十萬民夫動工了，事實也確如劉大夏所料，南北漕運恢複，連接大明帝國的生命線終於又暢通無阻了。而在之後的分流工程裏，黃河洪水泛濫不斷，也正是這條月河一次次緩解了洪峰的壓力，保證工程順利進行。
漕運恢複，這隻是治理黃河的第一步，分流入淮才是重頭戲，幾十萬民夫繼續勤扒苦作，日夜趕工。為了盡快完成任務，劉大夏也豁出去了，快到六十歲的老頭兒天天連軸轉，沒一天睡個囫圇覺，吃住全在工地上，在工程緊急的時段裏，更是親自扛著沙包上陣幹活。領導都“模範帶頭”了，底下人哪敢怠慢，上上下下擰成一股繩，終於保質保量地完成了施工任務。
經過兩年努力，黃河成功改道，由原來的經山東入渤海，變為此時的經淮河入黃海，肆虐中原數十年的黃河水患就此平息。數十萬流民終於可以重返家園，中原大地的廣大黃泛區也終於可以重新恢複生產。這是一項偉大的創舉。
蘇北地區的一些州縣直到現在還保留著拜河神的活動，而河神正是劉大夏。
順便說一句，劉大夏的這一整套治河方略，基本是沿用元朝治黃河的方法，外帶自己的一點兒小創舉。但元朝治黃河，卻治得矛盾叢生，治出了一場推翻帝國統治的農民大起義。劉大夏治黃河，卻治出了國泰民安，由此可見，好方略也需要好人執行才是。
這樣多才多藝的人，朱祐樘當然不能讓他閑著，他被調回了京城，擔任戶部左侍郎。後來，劉大夏又做了件事，正是這件事，讓兵部尚書馬文升從此認識了他。
事情是這樣的，弘治十年，劉大夏剛到任戶部沒多久，就接到了一封檢舉信，舉報宣府軍區存在經濟問題。這可不是個小事，宣府是明朝邊境九邊之一，也是京城的門戶，一旦出事，後果就不堪設想。
既然有問題就要查，於是戶部就派劉大夏出馬了。誰知道還沒動身，京城裏形形色色的權貴人物就陸續過來打招呼了，有送禮請托的，也有拿來更高級別領導條子的，還有囂張地指著他鼻子警告的：你小子老實點兒，到了那邊不該管的別管，否則叫你好看。
劉大夏明白了：有問題，一定有問題。
到了宣府才明白：不是小問題，而是大問題。所謂經濟問題，歸根結底一句話——行業壟斷。
宣府是軍事重鎮，曆來重兵駐紮，可軍隊要吃飯，戰馬也要吃草，所以長久以來，軍隊最需要的物資就兩樣：糧食與草料。
根據價值規律原則，供需關係決定經濟效益，市場需求如此迫切，糧食和草料的生意當然火暴。當地的邊民基本都是下層士兵的家屬，即所謂的“軍戶”，世代靠種糧和打草為生，貨源充足又需求旺盛，隻要勤勞耕作，貌似發家致富不是難事。
可劉大夏看到的卻是另一幅情景：當地邊民貧苦不堪，生活困頓，當地市場蕭條，人煙稀少。而形成鮮明對比的卻是當地的豪強貴族，家家高樓大廈，錦衣玉食，真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原因是出在軍糧和草料的收購政策上。原來，當地軍隊的糧草收購工作，數十年來始終遵循一個工作原則：收購糧草，以粟千石、草萬束為單位。也就是說，小戶人家的糧草送來了，達不到收購數量的，連看都不看一眼。誰能擔負起“粟千石、草萬束”這個標準呢，當然是大戶人家了。
於是，小民百姓的勞動根本沒成果，年年白忙活，最多混個肚圓。豪強貴族年年壟斷收購市場，發家致富。長此以往，窮的越來越窮，富的越來越富，等貧富矛盾到了一定程度，就該出大亂子了。
更要命的是，既然是壟斷，更不能保證質量，於是過期的糧食和發黴的草料統統進入軍隊，士兵吃得跑肚拉稀，戰馬吃得口吐白沫，基本健康都保證不了，還談什麼保家衛國。總之是老百姓沒好處，當兵的受活罪，全便宜那幫渾球兒了。但壟斷這個市場的渾球兒不簡單，他們都有個光輝的身份：名門之後。
所謂名門之後，就是大明朝建國時期那些功臣的後代，這些人雖然實權不大，卻地位不低，世襲在軍中做官，勢力盤根錯節，像壟斷糧草市場這類的大事，當然也和朝裏的皇親國戚勾結分賬，總之是不好對付。
如果換了王恕，對付這種事就一個原則：逮誰辦誰，哪怕同歸於盡。如果換了馬文升，肯定會家家做思想工作，耐心說服教育。至於劉大夏嘛……
從工作目的上講，劉大夏和兩位老幹部沒區別：誰禍害老百姓，我就禍害誰。至於工作方法嘛……那就比較奇怪了。
劉大夏的工作報告提交上去了，既沒有過分批評豪強貴族的壟斷行為，更沒有要求嚴懲壟斷官員，他隻提了一個解決方法：改革收購政策。
具體操作方法是：改變原先糧食市場的收購政策，將收購標準改為“粟十石、草百束”，這樣小民百姓家也能達到標準，可以放心參與市場競爭，打破富豪家的壟斷。
當然，為了防止欺行霸市之類的事，劉大夏也做了安排，糧食的收購工作由中央派幹部監督完成，派去的當然都是些天不怕地不怕的清流人物，誰敢搞小動作就治誰。市場要搞活，宏觀調控也要抓好嘛。
於是，向來算作國家級貧困州的宣府地區，從此蓬勃發展，百姓收入增加，商旅活躍。當兵的也吃上了“放心糧”，戰馬吃上了“放心草”，可謂皆大歡喜。唯獨憋氣的就是那些“壟斷商”們，可又能怎麼著，劉大夏的手裏捏著他們的短呢，再說劉大夏又沒有直接和他們作對，總之拿他沒辦法，這就叫軟刀子殺人不見血。
這就是劉大夏，一個清正廉潔、多才多藝，而又極其聰明的君子，也是“弘治三君子”中最重要的人。
這事也讓作為兵部最高領導的馬文升看清了劉大夏，已然年近古稀的他明白：這個並不比自己年輕多少的“中青年幹部”，將會在這個位置上做得比他更好。所以，弘治十四年（1501年），馬文升在調任吏部尚書時，鄭重地向朱祐樘推薦了劉大夏。弘治十五年，66歲的馬文升被召回北京。從此，劉大夏成了大明朝新一任國防部長，而關於他的故事還很長，在弘治朝之後的大事件中，我們可以無數次看到這位君子上演的好戲。
弘治初年的大明朝，中央有兩位老幹部快馬加鞭，地方上有劉大夏等一批“最佳地方官”清理弊政，政治的清明氣象勃勃而生。然而就當朱祐樘躊躇滿誌，準備大幹一場時，一場突如其來的變故發生了，這場變故的起因和結果，卻恰恰應了一句古語：亂後有大治！
在弘治初年的曆史上，這場變故也有一個名字——兩京之獄。
三
言官鬥閣老：弘治二年的兩京之獄
說起兩京之獄，其男主角就是成化朝期間的“紙糊三閣老”之一——劉吉。
總體說來，自從朱祐樘登基以來，劉吉基本上是消停了，而且也改變了很多。工作上他勤勤懇懇、任勞任怨，更從不和兩位搭檔爭權奪利，甚至積極轉換為官思路，朝著“直臣”的方向轉化。朱祐樘想提拔誰，他提前得到消息提前推薦，經常做義正詞嚴狀，說他滑頭也好，但總算也是在做好事。隻有一件事始終沒變：搞打擊報複。當然，要是他不這麼做，那他就不是劉吉了。由此，也引出了弘治初年的一場政治風波：兩京言官之獄。
如果要評選不同時代的罵人時尚的話，今天的時尚是罵中國足球，成化朝的時尚是罵汪直，而弘治朝初年的流行時尚則是罵劉吉。
自從朱祐樘登基後，言官罵劉吉的口水就始終沒消停過：萬安和彭華都滾蛋了，你還賴在位置上不走，不罵你罵誰。
人的忍耐力都是有限的，小人更有限。劉吉終於失去了耐心，照著許多武打片裏的話說：是你逼我出手的，別怪我不客氣了。
劉吉打算報複彈劾他最多的監察禦史湯鼐。劉吉在言官裏還有幾個死黨，禦史魏璋就是其中一個。劉吉就指使魏璋搜集湯鼐罪證。
弘治二年二月，正值四川發生饑荒，朱祐樘正打算派人去賑災，中書舍人吉人就上疏推薦了湯鼐和壽州知州劉概、給事中東思誠、禦史曹璘、理刑知縣韓福等人，說這幾人可當大任。魏璋就上書彈劾吉人，說他這是在拉幫結派。之後魏璋又慫恿禦史陳璧上疏彈劾吉人，說除了湯鼐、劉概，曹璘、韓福、東思誠都不是吉人那邊的人，庶吉士鄒智、兵部主事李文祥、沔陽知州董傑才是吉人那邊的人。
沒想到兩道炮彈剛打出去，朱祐樘的答複就出來了：湯鼐、劉概、鄒智、吉人、李文祥、董傑六人統統下獄。一炮出膛，六人全落馬，這命中率，高得出乎意料。
劉吉到底是個老奸巨猾的小人，既然要反擊，就要確保成功率，所以，在反擊的目標和方式上，一步步做了精心的策劃。上奏章的魏璋和陳璧，都是劉吉的鐵杆兒親信，魏璋還是言官隊伍裏的“罵星”，多年以來，倒在他彈章下的高官，足夠編一個加強連。而彈劾的對象更是做了精心地挑選，由魏璋和陳璧將劉吉想報複的人都羅列了出來。最有學問的是罪名安排：誹謗朝政、結黨營私、妖言亂政，都是封建時代夠掉腦袋的罪了。果然，一擊必中。
倒是大臣們驚了，自新皇登基以來，朱祐樘向來示人以平和謙虛的麵孔，說話辦事一團和氣，對待批評虛心接受改正，對待朝臣之間的矛盾衝突更是耐心調解，維護安定團結。這次怎麼了，二話沒說就把人家抓牢房裏了。怒了，肯定是雷霆之怒。
如果僅僅因為憤怒就抓人，朱祐樘就不是皇帝，而是個愣頭兒青了。事實上，他之所以迅速做出處理，更是因為一個深層次的打算。
要了解這個打算，就得先看明白一個問題：言官是幹啥的。
一說到言官，好多人的感覺是不畏強暴，剛直不阿。皇上犯渾他敢管，貪官犯渾他也管，粉身碎骨全不怕，為了真理能把罪惡的牢底坐穿。阻止皇上胡鬧，彈劾貪官汙吏，那都是家常便飯。總之是公正無私，不怕犧牲，遇神殺神，遇鬼斬鬼。事實是，這些都是表麵現象。
明朝的言官體製，還是開國皇帝朱元璋建下來的。當初朱元璋為了加強君權，取消了丞相製，為了加強對百官的控製，除了設立監察禦史外，更在六部各設了六科給事中。這些禦史和給事中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言官，他們官職小權力大，其基本工作原則就是逮誰罵誰，逮著什麼事罵什麼事，說白了，還是皇帝控製百官的工具。
這個問題可以打個比方：你是一個農莊的主人，手下有佃戶，有管家，還有服侍你生活的隨從。隨從照料你生活，管家幫你管理雜務，佃農給你幹活。但是日久天長你就嘀咕了：這些人，我怎麼知道他們是不是對我忠心呢，他們會不會給我背地裏耍心眼兒？會不會暗處挖我的牆腳？更會不會找機會霸占我家的產業？不行，得想個辦法防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