辦法就一條：養狗。養一群對我忠心耿耿的好狗，鼻子靈，耳朵尖，誰敢跟我耍心眼兒，他們就會汪汪叫。誰敢騎在主人頭上，他們就會衝上去咬。於是主人很快就養起了這樣的一群狗，天天在管家和隨從們的眼前晃悠，明擺著告訴管家和隨從：好好幹活別耍心眼兒，否則我認識你，我的狗可不認識你。
說到這裏很清楚了：所謂主人就是皇帝，佃戶就是百姓，隨從就是太監，管家就是大臣，言官就是……
這就是言官的價值，比喻雖然不好聽，卻是事實，對於帝王來說，他們很重要，相當重要。但事情在起變化，狗，還是認識管家和隨從了。
因為雖然主人養了狗，但下麵的管家也在拉攏主人的狗，久而久之，管家們也都擁有了各自的狗。而且，狗的隊伍也是需要補充新鮮血液的，負責選狗（科舉）的又是管家們，管家們當然要挑忠於自己的狗補充進來（門生）。另外，管家之間的競爭也是激烈的，戰鬥也是殘酷的，自己上陣肉搏當然不雅，隻能招呼聽自己話的狗朝前衝了。
於是，狗的職責漸漸地也就變了，由替主人提防奸惡，變成替管家們撕咬對手。長此以往，狗和管家、隨從之間，也同樣結成了一個關係同盟。隻對主人忠心耿耿的狗不是沒有，卻非常珍貴。
所以混在明朝，要是沒有一支聽命於自己的言官隊伍，你是根本無法活到退休的。所謂剛直不阿的言官們，絕大多數都是這麼給人當槍使的。所謂的“為民請命”，大多不過是騙騙小孩子。
而對於主人，狗的態度也在發生變化，變得讓主人越來越煩。
最初的狗，還在忠心耿耿地為主人完成工作，而隨著對主人了解的加深，狗們也在反思：怎樣正確體現自我價值，做一條流芳百世的好狗呢？
敢衝主人叫喚的狗，才是最牛的好狗。當然這也是有風險的，惹怒了主人，一揮手扒了狗皮，那就得不償失了。既要敢衝主人叫，又要讓主人沒理由懲治我，這貌似是個高難度動作，事實是，許多狗都做到了。
具體說來，就是主人犯小錯的時候，狗們汪汪叫。雞毛蒜皮大點兒的小事，你發火吧，有損形象，所以隻能自己憋氣。而叫喚過的狗就從此身價倍增，成為管家和隨從們爭相拉攏的對象。
如此，明朝每個時期都能誕生出一批這般“優秀”的言官，其主要特點是：直言犯諫，敢罵皇帝。貌似英雄無比，但細看他們的罵人文章，卻都是在小問題上嘰嘰喳喳，屬於典型的沒事找抽。可做皇帝的又不好抽他：為一點兒小事就壞了自己“虛懷若穀”的美名，你犯得上嗎？明明生氣，還得忍著。
所以整個明朝裏，罵過重臣的言官、罵過皇帝的言官，真要掰著指頭數，能數出一個加強團，可真正罵到流芳百世的，卻也隻有海瑞（而且那時候海瑞還不是言官）和楊繼盛這麼幾個人，人家才是真正為國家前途而罵。至於其他大多數人，相似的言行，本質卻是不同的檔次。
所以衡量一個好主人的重要標準，就在於他們能否管好自家的狗：既要讓他們叫喚，又不能讓他們亂叫喚，更要限製他們和管家的勾結（徹底割斷不現實）。這就是帝王的馭人之術。
這就是朱祐樘處理此事的深層目的，而且在之前，他已經忍了很久了。
剛即位的時候，要革除前朝弊政，懲治奸佞，就要廣開言路，朱祐樘也是這麼做的，就像在《九品芝麻官》裏，周星馳扮演的包龍星常說的那句話：關門，放狗！
當然他也很清楚這群“瘋狗”的破壞力，所以在詔書上特意寫明了一條：文武官員奸邪與貪汙酷暴者，許陳實跡糾劾，但不許假借風聞挾私妄言，違者依律治罪。
講得很明白：允許你們檢舉貪官汙吏，但一定要以調查研究為基礎講證據，否則我也要治你們誣陷罪。
寫得有道理，可言官們認為沒道理：講證據，我們還當言官嗎？所以該怎麼幹還是怎麼幹，皇上的命令就當耳旁風。各類奏章紛至，朱祐樘日夜拆閱，滿心歡喜地以為能看到點兒“建設性意見”，到頭來，卻是一盆盆涼水澆頭。
倒也有講正事的，比如有檢舉揭發成化時代“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罪行的，也有提出改革弊政的具體思路的，妖僧繼曉的事也是由言官們檢舉揭發的，最後抓起來一刀宰了。但是，這些都隻是少數。
大多數的卻純粹是為罵而罵。有純粹沒事找抽的，比如都察院右副都禦史邊鏞要求朱祐樘不要派太監傳旨（太監不跑腿，難道你去），監察禦史曹璘要求不要讓太監學文化，理由是太監學文化就會變壞（這是哪兒跟哪兒）。對於這些人，朱祐樘是既惱火又不好處置，比如那個曹璘，朱祐樘就滿心窩火，也隻能逮著他寫了幾個錯別字，批評一頓了事。
為罵而罵，頂多為了混名聲，亂罵的卻更可恨，比如老老實實幹活的周洪謨和餘子俊，辛苦一生，照樣罵聲一片。周洪謨的罪名是“妄議禦製文字”，雖然是雞蛋裏挑骨頭，卻還算有“證據”。餘子俊的罪名是“修築邊牆，勞民傷財”，這更笑話了，修幾道邊防工事保衛國家倒成了罪過。最牛的是南京戶科給事中方向的彈劾，這廝彈劾的對象包括劉吉、徐溥、耿裕、周洪謨、倪嶽、徐瓊等多位大員，正麵人物和反麵人物全都一鍋端，罵人的原因也搞笑，說是因為“天變”（老天爺鬧災），真是好壞不分，實為“瘋狗”中的極品。
更重要的是，所謂彈劾大臣，捕風捉影，其真正目的當然不是為了“以博直名”，新皇帝登基了，老幹部要下崗了，某些人也想挪挪地方了，當然要有人給他們當槍使。所謂檢舉不法，對象並不是壞人，而是那些滾蛋後能給自己帶來利益的人，所以，管他有證據沒證據，管你奸臣忠臣，管你清官貪官，一律彈劾沒商量。
對比起來，這幫人有的還不如“紙糊”的劉吉，劉吉也經常給朱祐樘提意見，但其內容主要都是清理侵占土地、開倉賑濟、嚴查封建迷信活動、節約宮廷開支，都還是些利國利民的實在事，總比亂罵、瞎罵要有用得多。
當然，那年頭言官最不敢惹的人隻有一個——王恕。實在是因為這位老幹部品質太好，渾身上下拿著放大鏡都找不出缺點來，加上脾氣又暴烈得很。最重要的一條是：人家是吏部尚書，管官員考核，你端他麵子，他能端你飯碗。對這號人，言官們向來敬而遠之。王恕倒黴後，言官們逮著機會，打著替王恕伸張正義的名號揪著丘濬不放，人家眼睛瞎了都還不罷休。還是應了那句話：鬼怕惡的。
但朱祐樘不是惡人，所以他明白，這幫人雖然也有積極作用，比如可以監督官員，懲治腐敗，整頓官風，製約重臣，但消極作用也同樣小不了。這是把雙刃劍，既能鏟除邪惡，也能傷著自己。所以對這群人，既要信用，又要敲打，而劉吉的反擊正是給了朱祐樘最好的由頭。懲治這幾個人，其實就是殺雞給猴看。
“雞”還沒殺，“猴”們先炸鍋了，言官們驚愕之下接著做出反應：這是劉吉的陷害。於是群情激憤，鬧了幾天，各路“罵將”紛紛出馬，彈劾劉吉的奏章再次如雪片飛來。吏部尚書王恕也十分憤怒，嚴正指出這是一次陷害，矛頭直指劉吉。
這時候，朱祐樘再傳下旨：將六人交刑部審問。
所有的焦點，都轉向了審判者——刑部尚書何喬新。
其實，當刑部尚書何喬新接到聖旨的時候，他就清楚朱祐樘究竟想要他怎麼幹了。
這位刑部尚書也是大有來頭的，他為官清廉，逮誰辦誰，得罪的人極多，和王恕是鐵哥們兒（物以類聚），刑部尚書的工作也是王恕介紹的。而他長年也和劉吉不對付，當年任命他當刑部尚書時，劉吉就曾百般阻撓。一句話，他是王恕的朋友，又是劉吉的仇人。
本身就是劉吉當幕後黑手的案子，又交給劉吉的仇人來審，朱祐樘這個安排，真是費了苦心了。
從犯人名單裏就可以看出來：兵部主事李文祥，是由王恕推薦進入兵部工作的；首犯湯鼐，當年正是他向朱祐樘上書召回王恕；負責此案的刑部尚書何喬新，也是由王恕推薦來的。犯案的是王恕的人，辦案的也是王恕的人，這麼個審法，正所謂“不是一家人不進一家門”。
外界群情洶湧，一邊是言官們，嚷嚷著要秉公辦案，嚴防司法黑幕，一邊又是劉吉，既不停地在朱祐樘麵前下藥，又不停地到刑部活動，非要把這幾個人治死。但何喬新已經明白朱祐樘的苦心了，所以任你外麵吵得歡，何尚書都不慌不忙。可翻開案卷後，麵對陳璧彈章上洋洋灑灑的控訴，何喬新腦袋裏就一個反應：哭笑不得。
可以說，在整個明朝曆史上，荒唐彈章無數，可荒誕程度能比得上這份彈章的，幾乎是鳳毛麟角。
簡單點兒說，劉吉、魏璋唆使陳璧寫的彈劾，講的是一個神話故事。故事內容如下：
在遙遠的壽州，有一個叫劉概的知州，有一天晚上，他做了一個夢，夢見一個人騎在牛背上，突然牛身晃動，眼看要摔下來了，這時候突然出現一個人，伸出有力的大手扶住了他。這個人，正是湯鼐。還夢見湯鼐手持五色石引著這頭牛走上了大路。
劉大人天真爛漫，不但天生愛做夢，還天生愛解夢：牛身上有個人，就是“朱”字，“朱”是大明王朝皇上的姓，也就是說，能扶持大明朝的人就是湯鼐。
劉大人激動萬分，確定湯鼐將成為國家重臣，立刻就跑到京城，給湯鼐送去白銀若幹。然後兩人意氣相投，結為死黨，又拉來了李文祥、鄒智等人，形成了一個勢力小團體。他們經常在一起批評朝政，誹謗國家重臣，誣陷忠良，可謂罪大惡極。
說來說去，就是一個知州做了個荒唐的夢，然後根據夢的指示聯絡了一群荒唐的人，說了一些荒唐的話，如此而已。
看完了案卷，何喬新就已基本可以斷定事件的真實性：胡說八道。可何喬新卻捺著性子審了幾天，之後終於上報了處理意見——一個完全不像他做事風格的處理意見：主犯劉概妖言惑眾，處斬刑；主犯湯鼐犯受賄罪，流放；從犯吉人發原籍為民；從犯李文祥、鄒智、董傑皆被貶官。
這不是製造冤案嗎？“猴”們更憤怒了，上訴！抖擻精神繼續罵人，罵了幾天也沒結果，正想再接再厲，突然都老實了。因為宮裏傳來小道消息：皇上很生氣，後果很嚴重，內閣首輔劉吉也堅持原判，並且放風說誰替他們說話，下一個就治誰。
絕望了，徹底地絕望了，大多數人都想多活兩年，於是就不說話了，隻有個別膽大無私的，依然上書繼續罵，但總之是基本消停了。絕望了幾天，突然又重現希望，因為王恕出場了。還是那句話，別人不敢的，他敢。
他給朱祐樘上了一道奏折，大體意思是說：劉概做夢，這種事本身就是沒影兒的，要是做個夢都算犯罪，以後誰還敢睡覺？所以，還是從輕發落吧。
奏折剛遞上去，朱祐樘馬上做出反應：聽你的。簡直就是順水推舟。
改判結果如下：主犯劉概，免死流放。從犯湯鼐，充軍。至於其他人等，也都減輕了處罰。
大家也就都沒話了，雖然官司打輸了，但畢竟改變了原判，劉吉想整死人的陰謀也沒得逞，多少還算有麵子，劉吉也算消了氣。至於王恕，更因此成為言官們心中的楷模，從此以後，誰惹王恕，言官們就罵誰，丘閣老就是這麼倒黴的。
說起這件案子，後人評論的時候，無不說劉吉陷害言官，朱祐樘遭奸臣蒙蔽，偏聽偏信，但細看事實，其實不是這麼回事。後世的史家，往往忽略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朱祐樘為什麼要這麼做？
從事件一開始，何喬新就充分領會了領導的意圖：叫王恕的死黨來審王恕的死黨，本身就說明領導根本不想重辦他們，隻不過要借此案給他們個教訓而已。所以，一審判決從嚴，二審判決從寬，都是貫徹領導精神的結果。
朱祐樘就沒打算要誰的命，開始的嚴厲判決，是為了讓他們知道厲害，後來的改判，又是為了給他們希望。接受王恕的意見則是告訴大家：正確的建議，皇上是能聽進去的。
按照哄小孩兒的辦法說：這叫打個巴掌，又給顆糖吃。
第二個問題：罵劉吉的言官這麼多，為什麼挨整的是湯鼐？
答案：朱祐樘要敲打的，正是湯鼐這類言官。
說到湯鼐這個人，在曆史上大大有名。在罵人這項基本工作中，他長久以來貫徹一個原則：是非不分，逮誰罵誰。像萬安、劉吉這樣的小人他罵過，像周洪謨這種老實幹活的人他也罵，甚至連當年曾和懷恩一起拚死保護朱祐樘的太監蕭敬他都罵。而且罵人的理由千奇百怪，周洪謨“妄議禦製文字”的罪名就是他發明的，至於倪嶽更倒黴，被他罵了個“生辰八字與皇上犯衝”這類罪。總之還是那個老傳統：為罵而罵，就為出風頭。
不但亂罵，此人還更喜歡沒事找抽。比如朱祐樘某一次開經筵（國事論壇），那天熱得很，朱祐樘身體又不舒服，沒一會兒就頭昏腦脹，王恕很體貼地說要不皇上您歇會兒？湯鼐站出來說，不行，皇上就要克服困難，倒也要倒在工作崗位上。這簡直就是無理取鬧了，你湯鼐“倒在工作崗位上了嗎”？真是站著說話不腰疼。
小事天天叫喚，是非不分亂叫喚，這樣的人指望他提合理化意見，那是沒戲。
這也是劉吉的狡猾之處，挑準領導最反感的人下手，也正合領導的心意。
這就是朱祐樘的目的，不是要阻塞言路，而是要過濾掉噪聲，如此而已。
但朱祐樘千算萬算，卻還是漏算了一件事：殺雞給猴看，猴就一定聽話嗎？這個“猴”不止包括言官，也包括劉吉。
至於劉吉本人……
小時候曾看過一個笑話：說有一個耍猴人，家裏養了一隻猴子和一群雞，猴子整天欺負雞，可猴子又是家裏的搖錢樹殺不得。為了敲打猴子，耍猴人就挑了個日子，當著猴子的麵殺了幾隻雞，以嚇唬猴子。猴子果然老實了幾天。結果有一天晚上，耍猴人回家，一推門發現全家的雞都死掉了，猴子提著菜刀，正學主人的樣子樂滋滋地殺雞呢……
劉吉，就是那隻猴子。
由此，也進入了兩京言官之獄的第二回合：南京言官之獄。
如果說上一個案子，劉吉還是自衛反擊的話，那麼這一次，他就純屬替人出頭了。
弘治二年三月的一個夜晚，一封由南京監察禦史薑綰寫的彈章被送入內宮。這事不奇怪，自從朱祐樘登基後，罵人的天天有，罵誰的都有，正常得很呢。
被薑綰彈劾的人，是南京守備太監蔣琮，彈劾的罪名是侵占民田。這種事在成化朝算正常事，換到弘治朝卻極其不正常，因為侵占民田一直是朱祐樘的重點打擊對象。在此事前後，也有多名太監因類似的事被言官彈劾，從而遭到嚴懲，徹底斷送了前程。所以怎麼看，這隻不過是又一次言官檢舉不法的正常行動而已。
奏報送上，朱祐樘果然大怒，責成有關部門依法嚴查，如此看來，蔣琮貌似要倒黴了。
但這次事件確實不一般，首先是對象不一般。蔣琮的身份不一般，蔣琮從朱祐樘做太子的時候起就伺候他，堪稱患難之交。對這個人，朱祐樘是既信任，又是有感情的。另外，蔣琮的關係也不一般，他在內閣也有一個死黨——劉吉。劉吉之所以能夠揣測聖意，也全靠蔣琮通風報信，兩人互相利用，長期以來“默契配合”。
死黨犯事，怎能不管，於是劉吉拍案而起，準備替蔣琮出頭了，可知道了事情的來龍去脈，劉吉發現這個頭，還真不容易出。
說起來，薑綰彈劾蔣琮的事，是一次土地產權糾紛，這又是一筆成化朝留下的爛賬。真要追究責任，蔣琮確實有點兒“冤”。
事情是這樣的：南京沿長江江浦縣曾有片蘆葦蕩，是屬於南京守備太監單位的財產。可二十年前南京發大水，在這片蘆葦蕩之間衝出一片衝積平原來，全是肥油油、種什麼長什麼的好地，太監們樂壞了：這不是天上掉餡兒餅嗎？
但當地老百姓不幹了，蘆葦蕩這裏衝出一塊衝積平原，可自家的地卻被大水衝沒了（這是衝積平原形成的地理問題，科學緣由就不闡述了）。地沒了，可稅照交，於是百姓們就和太監們商量：要不你們的那塊地給我們種！太監們當然不幹：我家的地憑什麼你來種？
經過多方協商，終於達成“霸王條款”：土地的產權歸南京守備太監，農民們種這些地，除了負擔國家賦稅外，還要向太監交租。太監們既不用交稅，每年還收取大量地租，農民們幹佃農的活，既給太監交租，又替太監交稅，受雙重盤剝，但總算也比沒活兒幹餓死強。雖然不公平，也就隻能這樣了。
從這以後，這些衝積平原成了一片綠洲，連年大豐收。錢當然進了太監們的腰包，而太監們也有了新目標：既然來錢快，為什麼不多搞些地呢？正想打瞌睡，有人就來送枕頭了。當地的惡霸為了巴結太監，強占了另一片土地，然後獻給了鎮守太監，把這些地全算作了太監單位的公產。如此一來，南京鎮守太監所擁有的土地，已經是肥得流油的一大片了。在成化朝裏，這種事其實不稀罕，哪個地方的太監都這麼幹，雖然比較缺德。
幹這些缺德事的人並不是蔣琮，而是當時的守備太監黃賜，那時候的蔣公公還在深宮裏陪朱祐樘玩兒過家家呢。等著蔣琮就任的時候，他才發現他的前任留給他多麼豐厚的一筆財產。
但當地的百姓不幹了，新皇登基又下詔清理土地，正是打土豪分田地的好機會，於是不斷有人告狀，要求把這些土地返還百姓。蔣琮當然不幹：雖然不是我占的，可畢竟是落到我腰包裏的財產，我的個人開銷，還有我手下人的外快、生活費，全指望這塊地呢。想要回去？做夢。
加上蔣琮這個人也有個毛病：貪財（最後毀就毀在這個毛病上）。想從這種人手裏要地，簡直比從狗嘴裏搶肉骨頭還難。
一開始，朱祐樘派南京監察禦史薑綰來核查此事。不巧的是，這個薑綰也是劉吉的仇人，派這麼一個人來查劉吉死黨的經濟問題，後果可想而知。
蔣琮也知道厲害，薑禦史一到就趕快拉關係，可這薑禦史是個油鹽不進的清官，迅速查明了事情的來龍去脈，寫了一份讓蔣琮毛骨悚然的彈劾，就是弘治二年三月從南京送來，惹得朱祐樘震怒的那份。
其實蔣琮至今為止犯的錯誤並不算大，無非就是繼承了一筆非法財產不肯交還，再就是拉攏腐蝕政法幹部問題。可看看薑禦史的奏折，寫得完全不一樣。
薑禦史告訴領導，蔣琮犯了哪些錯誤呢，具體地說有十條大罪：第一，幹涉監察幹部工作（以內官侵言官職）；第二，妒忌大臣，背後說大臣秦紘的壞話（妒害大臣，妄論都禦史秦紘）；第三，欺負管河閘的官員，耍官威（怒河閘官失迎候，欲奏罷之）；第四，私自受理民事案件，不跟司法機關打招呼（受民詞不由通政）；第五，派心腹太監侵吞國家稅收（分遣腹心，侵漁國課）；第六，盤剝工匠（按季收班匠工銀）；第七，收羅黨羽，培植個人勢力（擅收用罷閑都事）；第八，打擊報複不聽話官員（官僚仵意，輒肆中傷）；第九，誣陷忠良（妄奏主事周崎罪，欺罔朝廷）；第十，私自保舉罷免太監，奪皇帝的權（保舉罷斥內臣，竊天子威柄）。
這十條罪，如果都屬實的話，那蔣琮別說下崗，拖出去剮了也不過分。朱祐樘當然生氣，他從小在深宮裏長大，既知道太監亂政的危害，也受過太監的保護照料。更重要的是，在明朝政治上，所謂太監專權隻不過是皇帝執政的幫手。他相信自己能夠用好宦官，所以他派了最親信的宦官去南京，但沒想到這個人竟然辜負了他的希望，不但沒幹出成績，反而被罵得狗血淋頭。
劉吉一開始也很著急，但細看彈章之後，他笑了。薑禦史這份義正詞嚴的彈章，其實犯了幾個天大的破綻。
朱祐樘派你去幹嗎的？是去解決土地產權糾紛問題的，可看看你的工作報告，土地產權問題就占了一條，其他的事貌似和土地產權沒什麼關係吧。薑禦史，你說蔣公公幹得出圈了，可你自己也玩得出圈了吧。
再看看你彈劾的那些內容，除了幹涉監察幹部工作這一條外，其他的你有證據嗎？背後說大臣壞話，你有沒有人證？私自受理民事案件，這條蔣公公確實有，可幹的也是懲辦惡霸的好事（當地地方誌有記錄）；欺負河道閘官員，那是因為河道有質量問題（確實有問題）；侵吞國家稅收，你手裏有賬本嗎？至於其他的幾條，也全都是道聽途說，有本事拿證據來！
這就是不好好研究中央文件的結果，你們言官向來喜歡“風聞言事”，可皇上詔書裏早就明確地說“說話要講證據”。薑禦史，你清正廉潔、剛正勇敢，端的是一條好漢，隻是……太沒鬥爭經驗了。
劉吉知道，這些事情他想得到，朱祐樘也一定想得到，而朱祐樘最厭惡的言官恰恰是那些“說話不講證據”的人。所以，薑禦史的這道彈劾，貌似炮火猛烈，其實是把自己送到槍口上了。之後，劉吉的心裏升騰起了一個惡毒的念頭：這正好是把這個老仇人打落下馬的好機會，不隻是他，我還要利用這個機會，整掉所有罵我的人。於是，劉吉告訴蔣琮：不用驚慌，不用害怕，對薑禦史的控訴，該駁斥的駁斥，保你沒事。
果然，蔣琮受命進京“彙報工作”了，他逐一駁斥了薑綰的指控。事實也印證了劉吉的判斷，薑綰的大部分指控都是拿不出證據的。於是，朱祐樘的氣消了，但蔣琮卻不依不饒，指責薑綰誣陷宦官、傳播小道消息、包庇縱容禦史犯法等。這仗，是越打越熱鬧了。
於是朱祐樘就派一個人來查明真相，這個人是南京市市長（應天府尹）楊守隨。他就在本地為官，熟悉工作，而且名聲不錯，向來剛正不阿。他哥哥又是朱祐樘當太子時候的老師楊守陳（時任吏部侍郎），所以就他了。
此時，劉吉敏銳地把握住了一個重要的東西：朱祐樘的心態。
蔣琮是朱祐樘的貼身太監，從心理上說，朱祐樘是不相信蔣琮有罪的，而自即位以來，朱祐樘已經受夠了言官無事亂罵的氣，所以同樣從心理上說，他也希望薑禦史是亂罵。所以劉吉抓住機會，拐彎抹角地為蔣琮開脫，說得朱祐樘連連滿意，心理的天平自然傾斜過來了。
不管領導心態如何，楊守隨還是以飽滿的工作熱情投入到勘察工作中去了。就在這時，又一封奇特的奏折送到了京城，不同的是，上一封是大臣告太監，這一封是太監告大臣，正是這封奏折徹底幫了劉吉。
南京鎮守太監陳祖生，彈劾南京戶部主事盧錦、戶科給事中方向非法侵占國家禁地。
如此牽出了兩京之獄的另一個主角：南京鎮守太監陳祖生。
論關係，如果說朱祐樘對蔣琮是有感情的話，那麼陳祖生對於朱祐樘而言隻有一個稱呼：恩人。
關於朱祐樘出生的那一段，有個細節應該不會忘記：朱祐樘出生後，張敏叫人把朱祐樘帶到安全的地方藏起來，受命抱走朱祐樘的人就是陳祖生。吳皇後收養朱祐樘，在兩位母親身邊幫著換尿布的太監又是陳祖生，他是看著朱祐樘長大的。
陳祖生是個名聲很好的人。生活簡樸，博學多才，是太監隊伍裏少有的“高級知識分子”。汪直搞冤假錯案，他挺身而出，結果觸怒了朱見深，被打發到南京來養老。朱祐樘登基後，本想把他召回來，可他說歲數大了，幹不了重要工作，就待在這兒吧。朱祐樘還特賜了雙倍俸祿。總之算是個好人。
可好人也有缺點，陳祖生也想搞點兒額外收入。霸占老百姓田地的缺德事他不會做，但挖挖國家牆腳還是做得來的。陳祖生盯上了一片土地：後湖。
後湖就是今天南京的玄武湖，在明朝時，這裏是一片禁區，因為在湖麵的群島上是大明朝的黃冊庫，藏著大明朝東南地區的賦稅資料——黃冊。保管如此機密文件的地方，自然是不許外人來的。
可沒人來也就意味著沒人管了，再加上湖麵周圍都是肥沃的土地，不種就是浪費，在勤儉了一輩子的陳公公眼裏，浪費就是最大的犯罪，所以，我種了。於是陳公公就在湖邊挑了幾塊好地，種子還沒撒上，就被禦史餘濬告了。朱祐樘派南京戶部主事盧錦前來勘查，因為盧錦與陳祖生素來不和，所以處分下來：充公。
這把陳祖生氣得不行：皇上都是我抱大的，種幾畝地要你管？可南京戶部給事中方向又跳出來彈劾劉吉等十一位大臣，其中斥責陳祖生的言辭最為苛刻嚴厲，說他曾勾結權閹汪直，把陳祖生罵成王振二代。還好朱祐樘是個明白人，一笑置之了事。
陳祖生怒了：說我勾結汪直？當年我伸張正義的時候，你小子還是個乖孩子呢。
某日，陳祖生又發現他種過的那片地，如今又種上菜了，地主正是整過他的那兩人：南京戶科給事中方向和南京戶部主事盧錦。
因為當時負責看守黃冊庫的正是這兩位老兄，生活無聊，又天高皇帝遠，搞點兒副業生產，既貼補生活，又打發時間，何樂而不為？
陳祖生惱了：我種幾畝地，你們起哄；我不種了，你們自己又種上了，難不成真理都在你們手裏？
之後又發生了更讓陳祖生抓狂的事：這倆小子搞副業不說，竟然又隨手砍了些蘆葦做蘆席，砍蘆葦的地，產權屬於南京守備太監府。
幾乎南京所有的太監都憤怒了：從來隻有我們欺負人，哪有被人欺負的份兒！這還有沒有王法了！報仇，我們要報仇！
太監要報複，要麼是進兩句讒言，要麼是勾結特務機關搞點兒小陷害。陳祖生“光明磊落”，大手一揮：他彈劾我，我也彈劾他！
由此也無意中翻開了中國罵人史嶄新的一頁：從來都是大臣彈劾太監，這次是太監彈劾大臣，可謂開天辟地頭一回。
言官們也怒了，你個宦官竟敢彈劾大臣，這簡直是對我們的侮辱，不能忍！
眾多言官們紛紛赤膊上陣，禦史紀傑、曹玉、譚肅、徐禮，給事中韓重紛紛上陣彈劾陳祖生。朱祐樘眼前，又一次口水亂飛。但此時朱祐樘的心態，卻已經發生了更微妙的變化。
陳祖生和他什麼關係？伴我成長到如今的“隔壁大叔”，感情深得沒得說。這幫禦史言官你們太過分了吧？彈劾“陳大叔”占地，人家乖乖退田，可你們自己又占上了，看看你們寫的奏章，唯獨對那倆小子非法占地的事繞開不提，這不是隻許言官放火，不許太監點燈嗎？
更何況，事件的當事人之一——戶科給事中方向，那是在朱祐樘登基後早就掛號的人，從來都是張口亂罵給領導添堵。對於此事，朱祐樘心理的傾向性是不言而喻的。
如果說在蔣琮被彈劾事件中，朱祐樘是多少希望蔣琮無錯的話，那麼對於這件事，從一開始，他的心就是徹底傾向陳祖生的。
這事和蔣琮被彈劾本來就是兩件事，但接下來，明明兩件事，到底搞成了一件事。
起關鍵作用的正是劉吉，他隻用了一句話，就徹底地把兩件事變成了一件事。劉吉不是學雷鋒，因為參與此事的言官，之前基本也都上奏章罵過他了。更重要的是，他很了解朱祐樘對陳祖生的感情，隻有將兩件案子攪成一件案子，才能重重地打擊一大片。
朱祐樘不是朱見深，他最在乎的還是真相。言官向著言官，太監向著太監，隻有找內閣來商量了。於是朱祐樘召來了內閣三位大學士，詢問他們的意見。
徐溥和劉健先後發言，大體都是要求先調查研究；輪到劉吉，沉吟良久，說了一段話：這些事情臣也有耳聞，但不了解真相，臣不敢亂說（你就裝吧）。據臣所知，方向和盧錦兩人同薑綰之間交往甚深，這其中有沒有同流合汙的事就難說了。既然楊大人（楊守隨）正在調查，不如讓他辛苦一下，將兩件事一起查查好了。
一語中的，正中朱祐樘下懷。
因為陳祖生的事，朱祐樘對這幫噴口水的言官煩透了，看問題當然也帶了主觀傾向：既然都罵太監，那他們之間肯定有勾結。貌似很偏激，但別忘了，明事理的朱祐樘也是人，而且那年隻有十九歲。於是，在萬眾矚目之中，南京市長楊守隨繼續展開了調查工作。在經過了無數焦急等待的日子後，楊守隨送來了調查結論——當頭一棒。
楊大人認為太監是可惡的，蔣琮拉攏腐蝕幹部、霸占民田，陳祖生占用國家禁地、非法開墾，都是證據確鑿的。楊大人還認為，薑綰是偉大的，他拒絕太監的拉攏腐蝕，與惡勢力不屈地鬥爭，是個好幹部，應該表彰嘉獎。盧錦和方向是冤枉的，他們為官清廉，占有國家禁地的事，他們種地的收益也全歸戶部，雖然方式是錯誤的，但是動機是好的，所以應該從寬發落。至於他們之間有勾結的說法，那是絕對的謠言……
楊守隨自己就是個清流人物，向來喜歡拒腐蝕的人，薑綰當然和他意氣相投。至於言官們嘛……他們雖然喜歡沒事罵人，但到底都是讀書人出身，總比太監強。說到底，這還是個立場問題。
對楊守隨的調查結果，劉吉猜也能猜出來。但他不慌不忙，因為他知道，這個報告送到朱祐樘手裏，結果隻有一個——龍顏大怒。
朱祐樘怒了：這是什麼鳥結果！別的且不說，“陳大叔”占地是禍亂國法，那倆小子占地就是“動機是好的”，你搞的什麼雙重標準！
劉吉抓住機會火速出手，指使親信言官上書彈劾楊守隨勾結言官縱容包庇、禍亂國法。朱祐樘連連點頭，從此，道理就站到劉吉和太監們這邊了。
而在這時候，另一個編外人物回來了：兩廣鎮守太監郭鏞。按說郭鏞和這事沒關係，他回京城彙報工作，路過南京一好奇就去瞧個新鮮，誰知道禦史孫紘等彈劾他“擅入禁地，圖謀不軌”，把郭鏞氣得火冒三丈：瞧個熱鬧，就成了圖謀不軌了？
郭鏞見了朱祐樘以後，立刻為蔣琮他們大喊冤枉。太監向著太監，朱祐樘也不奇怪，隨聽隨打哈哈。可郭鏞一句話，卻讓朱祐樘的憤怒達到了頂點：“他們從來隻彈劾內臣（宦官），對同行（禦史）犯罪卻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禦史不劾奏，獨繩內臣）。”
客觀上說，郭鏞雖然在下藥，但他的話貌似也談不上誣陷，至少在非法占地問題上，這群人確實如此。話說到這份兒上，就是兔子也該怒了，何況朱祐樘不是兔子。至此，一場由劉吉精心導演、蔣琮和陳祖生扮演男主角、郭鏞跑龍套的大戲，終於達到了高潮部分：朱祐樘的憤怒到頂兒了。然後朱祐樘火速做出決定：查案的楊守隨，以及所有涉及兩件案子的禦史，統統下獄。
這下可熱鬧了，楊大人進了班房，南京當地的禦史言官們，包括都察院、六科給事中所有單位的重量級禦史幾乎全部落網。換句話說，整個南京地區的言官統統被抓了。然後，太監們為他們安排了“無微不至”的班房生活，天天上演“鐵獄風雲”，總之是慘絕人寰。
京城這邊官員們當然不幹了，成化朝宦官亂政的一幕幕往事恍然如昨，絕不能一夜回到解放前。禦史史琳和張賓輪番上書，要求嚴查真相，不能偏聽偏信。劉吉則是再接再厲，誣陷京城言官和南京言官早有勾結，總之是不把人治死不罷休。
關鍵時刻，又是王恕出場了，他建議由內宮和大理寺各派專人共同調查此案。此時的朱祐樘冷靜了下來，老幹部的麵子總算是給了，又派了兩個查案專員：太監何穆與大理寺少卿楊謐。
這是兩個在曆史上並不出名的小人物，然而事實證明，正是這兩個小人物，對這個案子做出了最公正的調查結論。
弘治三年二月，在經過詳細取證與討論後，這份事關無數人命運的調查報告送上來了。報告認定蔣琮侵占民田確有其事，腐蝕拉攏幹部也確有其事，但是薑綰對他的其他指控是不符合實情的。同時，蔣琮對薑綰的指控也不符合實際。兩個人都有錯誤，都該嚴肅處理。至於盧錦和方向占地的事，經查實證據確鑿，應依法嚴辦。
這是一份讓鬥爭雙方都心服口服的調查結果，然而讓大家意想不到的是，朱祐樘卻做出了一個極度偏袒的處理結果：禦史薑綰、劉遜、金章、紀傑、曹玉、譚肅、徐禮、餘濬等九人被逮捕，然後統統降到地方上當判官。南京戶部主事盧錦撤職，戶科給事中方向降職。至於最先去查案的楊守隨，貶為廣西右參政。
這是對於大臣和言官的處理，雖說比較重，但基本還是依法辦事，但是對於宦官嗎……當事人蔣琮，內部批評教育。這就太不公平了，哪怕象征性處理一下也好吧。幾位重臣相繼進言，認為這麼做難服人心。但素來勤於納言的朱祐樘這次態度卻異常堅決，管你怎麼說，就要這麼辦，於是……還是照皇上的辦吧。
禦史們貶官後繼續做出成績來的，還屬為首的薑綰，他先是被發配到桂陽當判官，後來跨專業發展，搞起了第二技能——打仗。在當地屢次剿平土匪山賊，後被提拔為兵備副使，為治理地方做了不少貢獻。綜觀他的履曆，或許可以改用《大話西遊》上的一句台詞概括：“還是好好幹好打仗這份很有前途的工作吧。”
而另一位被貶官的辦案人員楊守隨就更了不得了，他被貶到廣西當參政，到了就搞嚴打，深得民心，弘治八年（1495年）先調回南京當右都禦史，又調北京，成為工部尚書（建設部部長）兼大理寺卿，司法工作和搞工程一起抓，照樣幹得有聲有色，是弘治朝除劉大夏外又一位複合型人才。
告狀的陳祖生繼續在原單位做貢獻，名聲還不錯，兩年後母親病故，他回家鄉福建南靖縣拜祭，還帶回了宮中禦用的黑色糯米稻種，直到今天還廣為種植，算是為家鄉做了好事。所以去世後，家鄉人特意為他修了座太監亭以示紀念。總體來說，除了挖“國家牆腳”這事外，他還算是個好人。
最倒黴的是蔣琮，多年後為了搞錢去非法采礦，偏偏跑到皇陵去開，兼搞攔路搶劫，從而徹底玩兒大了，被廣洋衛指揮石文通參了一本，念及“童年時的友誼”，朱祐樘終究沒殺他，發配回南京孝陵衛當了個下等太監，不知道晚年的他會不會有閑情徜徉在青浦縣的江邊，眺望那些曾屬於他的綠油油的農田，他還會想起當年那場震撼全國的口水戰嗎？
至於那片農田，按戶口比例，一畝不剩地全部分給了當地的百姓。一場鬧劇下來，總算惠澤蒼生，這算是最好的安慰了，也不枉這場鬧劇裏的好人辛苦一場。
而綜合兩件事的前因後果，該整的人有的挨了整，有的沒挨整，不該被整的人，有相當多的被整了，說處理不公，那是相當的不冤枉。所以這次“言官之獄”，終究還是留下了惡名。清朝人編的《明史》裏評價此事導致弘治朝“言路漸稀”，貌似正確，卻其實是一棍子打死。在這次事件後，言官的口水確實少了，但該彈劾不法現象的還是會彈劾不法現象，正確的意見朱祐樘依舊照聽照辦。比如那位曾為薑綰喊冤的張賓，不但沒有因此遭到處罰，相反，之後他也相繼彈劾過多名親貴，有的是比蔣琮們更顯貴的人物，照樣連發連中，原因很簡單：他講“證據”。確切地說，“言路漸稀”沒錯，但更多的是少了漫罵。至於檢舉揭發腐敗，提“合理化建議”，貌似該少的一點兒也沒少。
這其實才是朱祐樘的目的：即位之後，因為廣開言路，言官的罵聲已經漸漸地泛濫起來，這個時候，必須要對此有所限製，甚至不惜進行相對的打壓，才能保證整個權力體係的平衡狀態。而宦官則是皇帝做這個工作的工具，如此而已。
總體說來，雖有誤傷，但基本達到目的了。
但他還是犯了一個錯誤，在劉吉的居中調度和宦官的推波助瀾下，他終於還是失去了常態，采取了非常極端的做法；劉吉利用了他的感情，挑撥了他恨屋及烏的怒火，達到了打擊言官的目的。
皇帝也是人，也有感情色彩，而小人的可怕之處，就是利用別人的感情色彩。
劉吉貌似勝利了，卻其實不然，因為朱祐樘不是傻瓜。被逐言官裏的幾個正人君子，貶官後不久還是得到了提拔，倒是劉吉本人從此徹底失去信任，劉吉的生活也漸漸進入了另一個狀態，從又幹活又挨罵，到不幹活人家也懶得罵他。到了弘治五年，朱祐樘派太監到劉吉家，明確地說了一句話：快滾！
從此，這個小人終於徹底告別了政治舞台，隨著他的離開，弘治朝內閣運作也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終於發展出一個新稱號——大明最強內閣。
而朱祐樘之所以在弘治二年兩次出手，借兩京之獄整頓敲打言官，原因當然不是為了過安生日子，而是因為他正在做一件重要的事——國家建設。中國的傳統一向如此：要幹活，就得挨罵。必須減少噪音，增加合理化建議，才能多快好省地建設國家。
且看他是如何做的。
四
治河、整軍、疏政：弘治朝的三大改造
弘治朝的政局從一開始就熱鬧得很：昏官、混官滾蛋，言官、宦官赤膊上陣打得歡。樣樣都是震撼朝野的大事，可放在國家建設的大局上看，卻都算是芝麻綠豆大的小事。
當皇帝就注定要折騰，但折騰是手段、不是目的，說到底還是為了四個字：國計民生。國家建設搞好了，那這些都是勵精圖治；搞砸了，那就是官場傾軋。一句話：發展才是硬道理。可在朱祐樘麵前，這個“硬道理”卻如此脆弱：政府效率低下，國家天災不斷，外敵虎視眈眈。戶口、土地下降，自然災害不斷，長城南北狼煙四起。一切都仿佛毒蛇般的繩索，緊緊地勒在年輕的朱祐樘的心頭，勒在大明帝國疲憊的軀體上。
諸多問題歸結為一句話：國家窮，還被賊人惦記著。
彼時的朱祐樘就是一個初上拳台的搏擊手，數十年的積弊就是他必須擊倒的龐然大物，他既沒有退賽的權利，更沒有舉白毛巾投降的機會。打贏了，贏得一個新生的未來；打輸了，倒下的或許不僅僅是他自己，還有大明朝的江山社稷。
在政治的聚光燈下，年輕的朱祐樘出招了，他的招式看似平常，卻極不平常——以儒治國。
這貌似是個老掉牙的口號了，自從漢武帝以來，儒家思想不都是中國封建王朝的精神支柱嗎？可問題是相當多的統治者隻是把儒家思想當成一塊牌坊，所謂仁義道德、所謂忠孝節義、所謂勤政愛民，放到許多君臣身上，基本就是開玩笑了。
從天順朝到成化朝，大明帝國的兩代統治者都在開著這個玩笑。輪到朱祐樘當皇帝，國家成了這個鳥樣子，玩笑開不得了，他要來真的。
自登基以來，身體力行，把“加強儒家思想教育”擺在第一位，祭孔拜廟自不必說，大明朝的功臣英烈統統嘉獎表彰，在官員中間開展“向孔夫子學習的高潮”，並按照儒家思想的品德要求，嚴格做好對官員的督察工作。至於朱祐樘的個人生活，那更是兢兢業業，工作日理萬機，生活簡樸勤懇，總之，聖賢怎麼說的，一切照著來。
皇帝洗心革麵了，大臣們自不必說，連混了一輩子的劉吉都不混了，成化朝時代那種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鍾的幸福生活徹底結束了。全國官民老老實實跟著朱祐樘勵精圖治吧。
但朱祐樘不是書呆子。在他眼裏，儒家思想是一門高深的武功，可他追求的是無招勝有招的最高境界。推薦儒家思想，既是震懾對手的招式，更是凝神聚氣的內功心法，最重要的是尋找對手的破綻，打出致命的一擊。
所以上述的工作雖然重要，可都是玩的虛招。要打贏，就得用實招。朱祐樘又要出什麼招呢？
朱祐樘是弘治朝讓人抓狂的政壇太極高手，四書五經教化，積累了他豐厚的內功，敏銳的政治洞察力，成就了他無招勝有招的神奇。內憂外患的危機接踵而至，朱祐樘見招拆招，借力化力，幾個回合下來，對麵貌似不可戰勝的對手，已經遍體鱗傷地滾下擂台。
這就是後人在回望弘治十八年時看到的神奇景象：國家成天強調“維護祖製”，怎麼看都是“保守落後”。可潛移默化之中，該解決的問題都解決了，一步一個腳印地進步。這正是朱祐樘的政治妙手——此時無聲勝有聲。
他是怎麼做到的呢？麵對如山的問題，朱祐樘冷靜應對，抓住對手的死穴做了三件事：兩件名垂青史的小事和一件不動聲色的大事。
第一件事：治河。
這件事在前文介紹劉大夏的時候提過，弘治六年黃河決口，蘇北大地盡成汪洋，明朝政府動用民力數十萬，將年近花甲的老臣劉大夏累得吐血，總算平息了河患，放在曆史上，這也算是件轟轟烈烈的大事了。
可在弘治朝，這次抗洪救災卻算不上最大的事。那時候，自然災害很平常，北邊鬧完了南邊鬧，摁下葫蘆起來瓢，沒有消停的時候：成化二十三年，河南水災；弘治元年，山東旱災、江蘇水災；弘治二年，河南水災、華北旱災；弘治三年，浙江水災；弘治四年，陝西旱災、江西水災；弘治五年，蘇鬆河水災、廣西瘟疫……
抗災，絕不是背著沙包往洪水裏跳這麼簡單，它是一項極其考驗國家公信力、協調力、承受力、行動力、決斷力、向心力的綜合性高難度動作。換句話說，它考驗的是一個政府甚至一個民族的綜合素質。
為啥這麼說？
先是經濟問題，抗災救災，安撫災民，樣樣都離不開一樣東西——錢。救災的錢是一個無底洞，白花花的銀子扔進去，總沒個見底的時候。一場破壞力巨大的自然災害，足夠把一個國家的家底掏空，這是對國家經濟實力的嚴峻考驗。
就算你家底豐厚撐得住，可救災不是燒錢這麼簡單。它說白了是與天鬥，整個政府機構都要高速運轉起來，工作內容更涉及安撫流民、恢複生產等各方麵，需要各個機關緊密配合，這是對一個國家政府行政效率和協作能力的嚴峻考驗。
又燒錢又折騰人，怎一個苦字了得。但自然災害的最大破壞力在於四個字：化學反應。所謂化學反應，就是在天災的催化下，國家原本隱藏的矛盾都仿佛是化學試管裏的易燃物，稍有風吹草動，立刻就能點燃引爆，造成凶殺性事件甚至是大規模的叛亂暴動，最糟糕的結果就是產生了新物質——革掉國家政權的命。
了解了這個，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中國曆史上許多王朝都是被自然災害玩兒殘的。因為怎樣對待和承受自然災害的化學反應，考驗的是一個領導人的素質、一個國家政權的生命力，甚至是一個民族麵對災難時的耐心和勇氣。而此時，它正在考驗年輕的朱祐樘，考驗大明皇帝統治下的中華民族。
可朱祐樘的境況隻一個字——慘。國庫空空如也，大小矛盾仿佛是埋在土裏的地雷，抗災救災的倒黴條件，他簡直樣樣全占，貌似肯定會被玩兒殘。
別的不說，錢呢？朱祐樘的家底是一文錢難死英雄漢。抗災需要錢，可就算朱祐樘是七十二變的孫猴子，也變不出一毛錢來。
朱祐樘不是孫猴子，但他隻做了一件事就解決了問題——割肉。
事實上當時明王朝的家底還是很豐厚的，關鍵在於錢用得不是地方。就像一個肥胖病人，不該長肉的地方全是肥膘。所以要解決財政問題，既得勤儉，又得舍得割肉。
先是割老爹的肉。成化朝時代留下的廟宇寺院，關門的關門，充公的充公，什麼法師、方丈的，勞改的勞改，還俗的還俗，吃齋念佛管啥用，統統幹活去。
然後就是割自己的肉，神仙都不養了，宮廷的日子當然也得勤儉。僅光祿寺用於做菜的牲口，由每年的10萬減到每年的4萬；香料用量由原來的每年2685斤減少到每年1635斤；人員當然也縮編，皇宮的人員編製比登基前少了近一半，各類開支竟然縮減了六成。
政府改革當然也不閑著。閑職官員裁撤的裁撤。采辦之類的土匪行動一律叫停。宮廷宴會，包括接待外國使節之類的外交活動，也都一概從簡。總之四個字：能省則省。
節衣縮食一番，弘治朝初年的各類開支，竟比成化朝減少了八成。這些錢大都變成了一批批發往災區的撥款與物資，都是朱祐樘精打細算，從牙縫裏摳出來的。
錢摳出來了，就該救災了。
而救災成功與否，在於用正確的人，解決最重要的問題。朱祐樘也看到了最重要的問題：水患。在當時，破壞力大、持續時間最長的就是水災。白花花的救災銀填不平這無底洞，想要徹底解決問題就必須修水利工程。當時中國水患的重災區有三個：河南地區、淮北地區、蘇杭地區。
治水患的關鍵在於要選擇正確的人。但這是個技術活兒，清官未必幹得了，貪官更幹不了。清正廉潔卻一竅不通的，隻能好心辦壞事；吃拿卡要、利欲熏心的，準把治水治成農民起義。幹好這個活兒的人，作風正派是必要的，專業技能更是必需的。放在八股文萬歲的明王朝，這種人才真比熊貓還稀罕了。
幸運的是，朱祐樘找到了三位熊貓級水利人才：白昂、徐貫、劉大夏。
三個人裏，劉大夏直到今天還被廣為傳頌，而不為人熟知的，卻是另外兩位仁兄。盡管這二人在曆史上的聲望遠不如劉大夏，但是在治水功績上卻是毫不遜色。
第一個人：戶部侍郎白昂。開工點：河南開封。鬥爭對象：黃河。
弘治二年（1489年）五月，黃河爆發洪害。在開封及荊隆口（即金龍口，在今河南封丘縣西南）決堤決口，山東南部以及河南大部皆成汪洋，明朝政府先後投入五萬多人救災，折騰到八月份，總算災情緩解。可許多熟知水患的大臣給了朱祐樘當頭一棒：眼下水災不過是一個開頭，更大的水災必將風雲再起，連京杭大運河都有阻斷的可能。
修吧！九月朱祐樘下旨，命戶部侍郎白昂修治黃河，發民夫二十五萬，令山東、河南、北直隸三省巡撫皆受白昂節製調度，要權給權，要錢給錢，隻要能把黃河治好了。
關鍵是怎麼治？
在今天的教科書裏，黃河被尊稱為中華民族的母親河，但是翻翻漫長的中國古代史卷冊，我們不得不悲哀地發現，這位偉大的母親在廣袤的中原大地上橫衝直撞，無數血淚斑斑的水災記錄由此寫成，而作為黃河流域腹地的河南省更是重災區。
怎麼辦？黃河兩岸的地區都把修壩當作主要工作，結果卻是要麼是堤壩被咆哮的黃河水衝毀，要麼是東家不鬧西家鬧，摁下葫蘆起來瓢。那就挖掘人工運河疏通水道吧，大禹他老人家不就是這麼做的？可開工了才明白，人工挖河的速度遠趕不上洪水暴漲的速度快。你正揮汗如雨地趕工程，卻發現已被淹沒在茫茫波濤裏了。
在這個問題上，著名奸臣徐有貞曾做過一個經典的實驗，操作如下：找兩個容量相等的水箱，裝滿同樣質量的水，一個箱子底部開一個大窟窿，另一個箱子底部開若幹麵積總和與大窟窿相同的小窟窿，開始放水，結果證明：開若幹小窟窿的水箱水先放完。
徐有貞用這個實驗說明，在開挖運河緩解水患的問題上，與其開挖一條大運河，不如開挖若幹條總流量相等的小運河（徐有貞張秋治水，或謂當浚一大溝，或謂多開支河，乃以一甕竅方寸者一，又以一甕竅之方分者十，並實水開竅，竅十者先竭）。
這次實驗在四百多年後也被美國物理學家史密斯嚐試過，這就是物理學著名的水箱放水實驗，著名的巴拿馬運河正是以此為理論基礎開鑿成功的。所以盡管徐有貞的名聲不好，但以人類科學進步的名義，我們還是有理由向這位渾球兒表達敬意的。
雖然這個渾球兒理論正確，也親自實踐並取得過治水成功，可很多人並不信。別人不信不要緊，負責治水的戶部侍郎白昂相信。
白昂，字廷儀，江蘇常州武進人。天順元年進士，曆任禮科給事中、兵部侍郎、戶部侍郎等職務，主要工作經曆包括在鳳陽督造皇陵、在江蘇沿海剿滅倭寇。縱觀其履曆，不是打仗就是修墳，貌似和水利工作沒啥關係，但朱祐樘之所以選擇他，是有原因的。
首先因為治水就是打仗，需要調動人力，統籌指揮。會帶兵的人未必會治水，但會治水的人必須會帶兵。中國古代相當多的水利人才，都有過沙場橫刀立馬的光榮曆史。
其次，他是清官，千百萬工程款從手裏過，眼皮都不眨一下，相當嚴於律己。更牛的是，他連祖宗都要嚴格要求。去鳳陽督造皇陵，眼見當地鬧災，他幹脆給中央提意見：太祖的墳咱修得寒酸點兒，剩下的錢全賑濟災民？這種事放在封建社會實在是大逆不道了，但白昂不管，長久以來他都堅持一個信念：老百姓的饑寒比皇帝家的墳重要。
一個連朱元璋都不怕的人，當然不會怕洪水。所以，他最合適。
而白昂不怕洪水也是有原因的，二十年前他科場登第，坐師正是徐有貞。他也曾耳聞目睹徐有貞的水箱放水實驗，對徐有貞在治水方麵的思想，他甚為信服。他自信地拿出了當年徐有貞張秋治水的資料。
壯誌滿懷的白昂來到了河南，他發現，整個中原大地已經是汪洋一片，波及河南、山東、河北、江蘇等地區。但白昂毫不慌亂。黃河最終還是要奔流入海的。治水的關鍵在於如何讓黃河以最平穩的線路入海。所以，白昂提出了治水方略：北堵南疏。
北堵，就是在黃河以北的沿線地區修築堤壩，防止黃河水向北漫延；南疏，就是在黃河南岸地區廣挖運河，分流緩解洪峰壓力，並將黃河南岸幾條水道連接起來，引導黃河水經淮河入海，一句話：把黃河水平安趕下大海，就是勝利！
但理論好未必就是萬能的，哪個地方該修堤壩，哪個地方該清淤，哪個地方該泄洪，都是需要反複斟酌的。白昂抓住了兩個關鍵的開工點：河南陽武（今河南原陽）宿州古汴河。
具體操作方法是：沿河南陽武修築長堤，阻止黃河水北上，疏通宿州古汴河，引黃河水入汴河，再由人工開掘線路，將汴河與淮河連接起來，使黃河經由淮河入海。施工方法則是完全按照徐有貞的實驗理論進行的。黃河南線開挖大大小小的月河，分流入淮。
與之相對應的，是大大小小的攔水壩和分流月河的修築與挖掘，白昂細致考慮到了所有的可能，在修築河堤的同時，也在河堤下麵修築攔水壩緩解水勢。而從河南到江蘇，從江蘇到山東，數千條大大小小的分流月河開工了，它們仿佛一根又一根堅韌的網線，細細密密地纏住了黃河猛獸龐大的身軀。這是一項橫跨中原四省的大型水利工程，施工時間卻有限得很：必須要趕在第二年雨季到來前完成施工，否則新一輪大水風雲再起，所有的心血都將化為泡影。
工程大，工期急，白昂迎難而上，他充分延續了天不怕地不怕朱元璋都不怕的傳統，工程監督一絲不苟，違紀官員逮誰辦誰，特別是在分流泄洪這一敏感問題上，白昂毫不留情，專拿富戶豪強開刀，盡量保護小民百姓家財產，直把幾省地方大員折騰得叫苦連天。
也正因為如此，整個治河工程才進展順利，但白昂卻並未輕鬆，他隱約感到，自己這個看似完美無瑕的治河計劃裏，似乎隱藏著一個巨大的漏洞。
終於，當他來到一個地方，仔細觀察了當地水情後，他找到了這個漏洞。
這個漏洞，就是山東張秋河。
張秋河西接黃河，東接京杭大運河，是中國北方水路交通的樞紐。而在決定治水成敗的引黃入海工程裏，黃河經由山東入淮河的整條道路上，它是重要的拐點。
正因為特殊的地理緣故，所以長久以來，黃河一發脾氣，張秋河準受株連，直到1453年，徐有貞以其獨創性的治水方略加以整治，方才太平下來。到白昂前來視察工作的時候，中原大地汪洋一片，這裏卻依舊太平無事。但白昂卻敏銳地發現，這個平靜是暫時的，治水計劃的最大漏洞正在於此。
所有的治水計劃，核心都是讓黃河進入淮河，但這有一個前提：黃河水進入淮河時，流量已經大為減弱。但是，如果是更大的洪水呢？一旦入淮的洪水超過了淮河的承受力，那麼淮河沿岸勢必將遭受滅頂之災，而張秋河將會率先發生決堤，成為整個淮河大水災的導火索。
意識到問題嚴重的白昂急忙向朝廷寫了奏折，建議從山東東平至青縣，開鑿十二條月河，將部分黃河水引入山東大清河與小清河入海，緩解淮河的分流壓力。這是一個事半功倍的方略：既避免淮河水患，又解決山東北部旱區的用水問題，可謂是一舉多得，萬無一失。然而，白昂收到了中央的回複：不準！愕然的白昂反複思考，就是不明白咋回事。
白昂的這封奏章送上去後，朝堂裏就吵翻了天，幾位重臣經過討論，一致建議是不修！
關鍵是錢，修水利費錢，國庫本身不富裕，現在追加投資，為的隻是一個未必會出現的可能，這不是犯病嗎？山東的官員也不幹：河南發水幹我鳥事，你把黃河水引到我家來，不是給我找麻煩嗎？言官們更是把白昂罵得狗血淋頭。令人覺得諷刺的是，支持白昂意見的最重要人物竟然是劉吉，隻有他苦口婆心堅持這是防患於未然的最好方法。但他正確的聲音很快就淹沒在鋪天蓋地的反對聲裏了。
白昂歎了口氣，繼續幹活了。弘治三年夏，這項連接中原四省的大型水利整治工程竣工了，從此，飽受洪澇災害的黃河中遊地區，在之後的半個多世紀裏免受水災的困擾。白昂歸京後得到褒獎，後被提拔為刑部尚書，繼續堅持鐵麵無私的工作作風。退休後，朱祐樘親筆為他題寫了“宏裕之量，明達之才”八個大字，今天立於江蘇常州白氏宗族祠堂內。不過這樣一位傑出人物，竟然沒有被列入清朝人編的《明史》，真不知道張廷玉們執行的是什麼標準。
但百姓們是不會忘記他的。白昂在河南陽武修築的長堤，被當地百姓命名為“白堤”，宿州符離河河橋上也刻有大儒李東陽為他寫的碑文。保存完好的白氏宗族祠堂，當地人常常去拜祭。還是那句老話：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
弘治六年，黃河再次爆發洪災，地點成了蘇北淮河流域，之後就有了年近花甲的劉大夏在治河工地上累吐血的故事。那次的黃河決口地正是張秋河，如果聽從了白昂當年的意見，這一切是可以避免的。所以別說後世，就是當時也有很多人後悔不迭，《皇明經世文編》裏說：“若從此議，淮無獨受之患，利有十倍於小河月河者。”
經過白昂與劉大夏兩位重臣的治理，肆虐數年的黃河消停了，中原四省恢複了生產，可謂功德無量，但是另一位熊貓級水利專家的工作同樣至關重要。甚至可以說，沒有他的勞動，白昂與劉大夏在黃河邊做的貢獻，相當多的都是無用功。
第二個人：徐貫。開工地點：江南。鬥爭對象：蘇鬆河。
弘治五年（1492年），朱祐樘又驚聞晴天霹靂：江南蘇鬆河河道淤塞，洪水泛濫，災情波及鬆江、常州、蘇州、鎮江等重鎮，都是中國當時最重要的產糧區！這可是後院起火。明朝北方的糧食主要靠南方供應，南方的糧食和賦稅主要靠江南。所以民間有諺語說：“蘇湖熟，天下足。”如果蘇湖不熟呢……
解決辦法隻能是治水了。白昂最合適，可朱祐樘選擇了另一個人——工部侍郎徐貫。
白昂是戶部侍郎，劉大夏是地方領導，唯獨徐貫是建設部副部長（工部侍郎），正經八百的搞工程出身，貌似專業最對口，但事實上，他和水利工作是最八竿子打不著的。
徐貫，字原一，浙江淳安人，天順元年進士，曆任兵部郎中、福建右參議、遼東巡撫，主要工作成績隻有一個——打仗。至於治水嘛，可以說是既沒吃過豬肉，也沒見過豬跑。
但這不是病急亂投醫。首先，徐貫隻做狠事，在福建的時候不經領導批準把官倉的糧食分給災民，差點兒宰了管倉庫的軍官。後來到遼東做巡撫，嚴辦不法軍官，將罪大惡極者脫衣遊街，給予精神和肉體的雙重摧殘。遼東地方誌記載，一提這位大爺的名號，許多老兵油子竟嚇得直哆嗦。
但狠人徐貫還有一個特點：謹慎。他不打無把握之仗，還親筆題寫了一款墨寶“百聞不如一見”以自省。治水這種高技術含量工作，沒有這種調查研究的精神是萬萬不能的。而最重要的一條是，朱祐樘深知南方的水患和北方的水患不一樣。
徐貫風塵仆仆地來到了江南，在考察災情後他明白：不一樣，確實不一樣。
徐貫的任務隻有一個——清理淤泥。看似工作簡單，實則對專業技能要求更高，難度更大。
蘇鬆河就是今天的蘇州河，是太湖流域的一條支流，它的沿岸是由蘇州至鬆江（上海）的中國當時最富庶的經濟帶。直到今天，太湖流域的清淤問題，依然是當地政府頭疼的大事。
為啥難？這是個科學問題。上遊水流帶來的淤泥，到了水勢平緩的地方就會沉積，形成淤積，從而引發水災。所以，清理淤泥就像在家清理魚缸一樣，是每隔一段時間都要做的必要工作。
但為什麼偏偏蘇鬆河最嚴重？原因在於，蘇鬆河淤積不止天災，更有人禍。
人禍，就是指蘇鬆河沿岸甚至河道上的莊田。淤泥土質肥沃，自然被很多人盯上，在河道上修壩建圩，開墾良田。這樣一來，水道的行洪、泄洪能力就大大下降，造成嚴重的洪澇災害，而唯獨這些莊田因為建在壩上平安無事。總之，橫豎全便宜這群渾球兒了。
於是，波濤洶湧的蘇鬆河，上遊被人占壩建地，下遊也被人占壩建地，“終於從一根筋變成兩頭堵啦”！長此以往，任你怎麼累死累活地挖淤、清淤，還是沒法兒解決問題。
但這群渾球兒都是當地豪門。地方官知道此舉的危害，可誰也管不了。別人管不了，徐貫管。
到達災區後經過考察，徐貫下令：凡是建在河道上的違章建築，限期內必須全部拆除。消息傳來，中小地主們人心惶惶，豪強大族們隻是冷笑：你算什麼東西，管到我們頭上來了。
很快他們就不笑了，徐貫不僅管到他們頭上，還要騎在他們頭上。眼見命令石沉大海，徐貫調動兵馬，對各類違章建築進行強拆先拿蘇州的幾家皇親國戚開刀。這可是一石激起千層浪，有攔的，有罵的；京城這邊也不消停，官員天天上書罵徐貫，連後宮皇親們也都輪番喊冤。一開始朱祐樘隻裝聽不見，實在受不了了，幹脆下了一道詔書：誰敢再妄議徐貫，一律辦罪。
領導撐腰，徐貫幹得更歡了。所謂地主惡霸還是軟骨頭多，立刻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家家爭著拆違章建築。而徐貫再接再厲，他選拔了一批具有專業技能的中層幹部，開始了大規模的蘇鬆河清淤工程。不到一年的時間，蘇鬆河流域的清淤工作已然全麵完成，生產全線恢複。
事辦完了，可徐貫不走，他接連給朱祐樘上書，力主對蘇鬆河流域進行進一步整治。因為徐貫知道清淤是一個長期工作，今天挖完了用不了多久又會堵，折騰下來又耗時又耗力，想長期解決問題還得依照科學辦事。
單純地挖掘淤泥隻是笨辦法。淤泥是水流衝擊形成的，如果水道流量加大，流速加快，那麼淤泥沉積量都會小得多，日常的清理維護也會省事。為了徹底解決問題，徐貫奏請朱祐樘，又繼續做了另一個事——挖河。
這是江南曆史上一次大規模的河道整治工作，徐貫開挖了數條運河，將蘇鬆河與附近的幾條水域連接起來。為了控製水的流速和流量，他特意設計了攔水閘與蓄洪水庫。如此，不僅水患解除，更為太湖幾條河流的分流泄洪起到作用。今天我們去江南，依然可以找到當年建設的水利工程遺址。每當看到這些的時候，你一定會由衷地感歎：中國人的智慧是無窮的。
弘治八年（1495年），徐貫主持的江南地區的水利整治工程全線完工，這是一項對大明王朝有著生命線意義的工程。占明朝財政收入大半的江南地區重現繁榮，水災肆虐的太湖流域重歸“魚米之鄉”的盛景。若無此舉，弘治朝的盛世大局隻能是鏡花水月一般的泡影。
功成歸京的徐貫升為工部尚書，不久退休，去世後賜諡號為“康懿”。這位奠定江南百年繁華的人，竟然同樣在清朝人官修的《明史》中無傳。關於他的記錄，都是從福建、江蘇、遼寧等零碎的地方誌中整理來的。但我相信，他不會因為史官的偏見而被歲月遺忘，因為他傾注了無數心血的蘇鬆河依舊奔騰不息，欣欣向榮的江南是那段燃燒著熱血的歲月的見證。
徐貫是一個心係百姓的人、一個勇敢無畏的人。與弘治盛世的許多名人比，也許他從來不是一顆明星，卻是一塊厚重的基石，沉默地托起無數幸福的誕生。
三個重災區的改造完成，標誌著弘治朝抗災工作的全麵勝利。以後的數十年，自然災害依然時有發生，但大規模自然災害基本絕跡了。重新爬坡的大明王朝，可以全麵開始生產建設了。
但是且慢，還有另一個問題沒有解決：外患。
這正是朱祐樘做的第二件事：整軍。
在封建社會，封建軍隊是封建國家的堅強柱石。可朱祐樘登基後才發現，他的“堅強柱石”而今已經搖搖欲墜了。
香港江湖片裏經常有類似的情節：黑社會老大去世後，幫派內部亂成一團，旗下的小弟要反水，有世仇的幫派想趁火打劫，而作為大明朝的新任老大，朱祐樘也很不幸地遇到了這種情況。
弘治元年五月（1488年），距離朱見深逝世不過八九個月時間，周年忌日都還沒過，一封加急邊報震撼了明廷：找事的來了！
韃靼可汗達延汗（明史中的“小王子”），率精騎數萬陳兵大同關外，連營數十裏，與明朝邊軍對峙，一時間戰雲壓城，衝突一觸即發。可韃靼人古怪得很，每天隻是大部隊集體演習，就是不越雷池半步。這哪像打仗？倒是像來搞表演交流活動的。
而在韃靼中軍，一雙眼睛正冷冷地盯著南麵偉岸的大同關。他仿佛看到了祖先在南邊那邊土地上的足跡，有光榮的記憶，有戰敗的恥辱，而他的夢想是拿回祖先失去的一切。這個人，正是蒙古民族新一代傑出領袖——達延汗。六歲登上可汗寶座的他時年15歲，比朱祐樘還年輕三歲，稚嫩的麵孔下是一顆氣吞萬裏的心。
達延汗的使者很快送來了國書：請放心，我不是來挑釁的，我們是來朝拜並請求入貢的。
入貢？天順朝時，韃靼也是請求入貢，然後就賴在河套不走了。這一次，他們當然也沒安好心。
當朱祐樘翻開國書後，他終於明白韃靼人安的什麼心了：請遣使一千五百人入貢。
一千五百人入貢？你當你是搞偷渡的？一大群人進京打秋風，沿途順便幹點兒燒殺搶掠的買賣，整個大明北部都得被你們禍害得雞犬不寧了。先炫耀武力，再獅子大開口漫天要價，真是囂張到極點了。
更可氣的是他的落款：大元大可汗。事實上，盡管韃靼是元朝皇室的直係後裔，但還沒有哪個蒙古可汗會在給明朝的國書裏如此稱呼自己。這個潛台詞再明白不過了，老子今天可以叫大元大可汗，明天就可以叫大元皇帝。既然要做大元皇帝嘛，當然就要奪回大元的江山了……
這不是謀求和平，而是挑釁，是對大明朝國威尊嚴的赤裸裸的挑釁。
大明臣子當然是有尊嚴的，百官憤怒了，一個個義正詞嚴地斥責，都察院和六科的那群罵將十分有民族氣節，不但變著花樣罵韃靼人的祖宗十八代，還強烈要求朝廷立刻發兵，收拾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蠻夷。
吵來吵去，朱祐樘的腦袋都要炸了，但他清楚地知道一件事：韃靼人絕不會頭腦簡單到如此地步，一個明知道不可能答應的條件，一個分明找抽的落款，隱藏的絕不僅僅是狂妄與囂張。
而他更驚訝地看到，百官都在罵娘，而最該罵娘的人——兵部尚書（國防部長）餘子俊卻始終保持著沉默。而沉默的人，要麼是確實無話可說，要麼是心裏有話，大庭廣眾下不方便說。
於是，朱祐樘單獨召見了餘子俊。麵對朱祐樘的垂詢，這位年過花甲的老國防部長思慮再三，終於說出了埋藏在心裏多年的一句話：戰必敗，和必辱。
朱祐樘驚呆了，這是一個國防部長該說的話嗎？還沒打仗就說喪氣話，放到戰場上，這叫亂我軍心，早就拖出午門斬首了。可他思慮良久，望著餘子俊那張愁容滿麵的臉，他終於確認：餘子俊的話，是對的。
自從土木堡事變以來，明朝的國防力量，怎叫一個糟糕了得，對外戰爭基本是屢戰屢敗。而到了弘治朝初期，曆年累積下的軍隊問題更是一大堆：軍隊缺編嚴重，腐敗滋生，軍事指揮人才匱乏，軍屯土地流失，士兵戰鬥力低下。這樣的軍隊拉出去打仗，簡直就是自殺。
何況打仗不是鬧著玩兒的，大規模戰爭更是危險的遊戲，又消耗財力又消耗人力。一場對外戰爭的失敗，足可以打垮一個國家。所以那幫言官張口就說打仗，其實是站著說話不腰疼。
而朱祐樘也明白了達延汗此舉真正的用意：試探你的底線。
外交博弈就和打牌差不多，想打贏，就要摸清你的底牌。達延汗也不例外：你忍氣吞聲，他會以為你好欺負，更大的挑釁還在後麵。你要是衝冠一怒刺刀見紅，那些拿打仗當工作的韃靼人更是高興還來不及呢。對待這件事，軟弱了不行，強硬了更有可能玩兒火。
打不能打，和不能和，咋辦？
在全麵分析了敵我力量對比後，朱祐樘拿出了應對方略，核心一句話：不戰而屈人之兵。
首先，大同重鎮的各路兵馬進入一級戰備狀態，城牆上的各類火炮裝滿彈藥，每天朝著北邊蒙古軍駐地周圍發幾輪齊轟，但要盡量避免流血事件，朝著沒有敵人的地方打。總之，你搞騎兵演習，我搞火炮試驗，大家各出各的招。明朝還很周到地派人告訴達延汗：炮彈這玩意兒是不長眼睛的，大家最好站遠點兒看，傷到你可就不好意思了。
雨點般的炮彈就這麼輪番地在韃靼人的視線裏落下，對於習慣騎馬打仗的韃靼人來說，高科技武器的震懾力是巨大的。堅固的邊牆、噴著火焰的大炮，有種你就來試試？達延汗連忙下令，暫停騎兵演習活動，三軍就地紮營，不可輕舉妄動。先前耀武揚威的衝天氣焰，登時收斂了大半。
然後，達延汗等來了朱祐樘的回複，一封軟中帶硬的詔書。
朱祐樘告訴達延汗：一千五百人入貢是做夢。但是，念在你們精神可嘉，準許你們派五百人進京入貢，以“增進雙方友好關係”。但是，如果發現入貢中有作奸犯科的事，嚴懲不饒。
先是針鋒相對，然後明確地告訴韃靼人：我不欺你，也不怕你！
達延汗皺著眉頭聽完了朱祐樘的國書，在又一次戀戀不舍地望了望眼前的鐵壁雄關後，他做出決定：接受明朝條件，入貢！撤軍！
達延汗明白，自己實力雖強，但明朝也是不好惹的，輕易入侵未必有好結果，何況朝貢貿易也是符合民族利益的，所以眼下的情況，能多占點兒便宜就多占點兒便宜吧。這以後，雙方開始了朝貢貿易，北方邊境在之後的幾年暫時平靜了下來。
一場山雨欲來的邊境危機，就此化解。
但這隻是暫時的化解，達延汗貪圖的絕不僅僅是那點兒明廷的賞賜，未來的時日裏，國家北部邊境注定會不太平。沒有強大的軍隊保衛，一切都是扯淡。所以大同危機一過，朱祐樘立刻開始著手整頓軍隊。餘子俊去世後，馬文升繼任了兵部尚書，從此開始大展拳腳。
但相比於救災，軍隊整頓同樣是不簡單的。從醫學角度上講，軍隊出問題就像是身體敏感部位出病變，不動手術要死人，動了手術卻是牽一發動全身，沒準兒死得更快。而大明朝的軍隊整頓主要是三個問題，都是敏感部位的敏感病變，所以，朱祐樘采取的是保守療法。
第一個問題：軍事人才問題。
所謂“兵熊熊一個，將熊熊一窩”，軍隊要強大，幹部素質很重要。可朱祐樘即位初期的大明軍隊，各級軍事幹部的素質，怎一個糟糕了得。京城的少爺兵自不用說，主要軍官全是功臣家的子弟，雖有發憤圖強的，但大多數都是吃喝玩樂的二世祖。就以大同危機來說，傳言朝廷要調京軍上前線，嚇得京營裏的各級軍官魂飛魄散，紛紛送禮請托跑調動，這樣的幹部，指望他們為國捐軀，那是相當的沒戲。
邊防軍的情況也好不到哪兒去，許多重要防區幹部缺編嚴重，一些城關堡壘竟然有十年沒有任命負責人，真打起仗來，那真是“官找不到兵，兵找不到官”，還談什麼保家衛國？而許多邊境要地的將領，基本全是朝內宦官重臣的親信，在那個“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的時代，在這些人裏雖不乏能征善戰的猛將，但混日子的吃貨同樣多。克扣軍餉、侵占國家財產的事做起來，五花八門，足智多謀，就是上了戰場尿褲子。
所以長久以來，大明的北部邊疆戰爭總延續這樣一個奇怪的劇本：敵人來了，我們的部隊不是縮進城堡裏，就是跑得比兔子還快。敵人燒殺搶掠的時候，他們坐在城樓上觀風，敵人滿載而歸的時候，他們才像模像樣地跑出來追二裏地。然後堂而皇之地給中央寫報告吹噓“打退敵人”，成化朝時期的大部分“勝仗”都是這麼打出來的。
所以馬文升就任兵部尚書後，第一把火就燒向了軍事機構的精簡和人事改革，大批不合格的軍官下崗，包括許多背景深厚的勳貴子弟，許多虛設的軍事部門也統統裁撤。這下可捅了馬蜂窩，沒了飯碗的兵痞們嚷嚷著要給馬文升一點兒顏色看看。最後還是朱祐樘派錦衣衛保護馬文升，拿出“跟馬文升過不去就是跟我過不去”的氣概，事情才漸漸平息下來。
舊的不去、新的不來，在馬文升的物色下，一批具有卓越軍事才能的將領得到了提拔重用，擔當了各級部隊的指揮重任。暮氣沉沉的大明軍隊，終於漸漸有了活氣。
但更重要的是軍事選拔監察製度問題。沒有良好的軍事選拔監察製度，有一千個伯樂也累死了。所以馬文升建議，要改革軍官選拔製度，在軍隊內部形成競爭機製，具體辦法為：軍隊內部強化獎懲製度，根據軍功可以從士兵裏破格提拔軍官，自那時起，許多士兵開始了奮鬥程。此外，地方各省每年都要向中央推薦軍事人才，由國家進行統一考試，選拔軍事人才。而中央每兩年要派專人對各重要邊境防區進行考核，以遏製腐化，並提拔優秀軍事人才。
而與之相比，另一項製度不但沿用了整個明朝，甚至還沿用到了之後的整個封建社會——武舉。
雖然明朝設立了各種選拔武將的辦法，可相對於中華民族人才濟濟的局麵，還是顯得大海撈針，於是，一項常規式的海選方式——武舉成為主角。
事實上武舉並不是朱祐樘首創，唐宋且不說，成化十四年也曾開過武舉考試，還是明朝四大權閹汪直提出來的，設科鄉試、會試、殿試、試行數年，頗有成效。弘治六年（1493年），朱祐樘頒發《武舉格（條例）》將武舉正式確立了下來，考試內容分別為筆試策論與武功考試，並設立規定：六年開設一次，到了弘治十七年（1504年），又改為三年一次。從此，武舉考試成為一項固定的選拔製度，沿用到後來的清朝。
也正是在這個製度下，許多將才脫穎而出，實現了保家衛國的夢想，也打破了世襲貴族子弟在軍官隊伍裏的壟斷地位，而武舉的身份也漸漸成為眾多武將的招牌。如果開出自弘治朝至明末的武舉出身的名將花名冊，那可以說是一部星光璀璨的將星錄：王勳、戚繼光、俞大猷、鄧子龍、沈有容、陳斌、傅應嘉……一代又一代的人從這個平台上走向邊疆。
隻提高幹部素質還是沒有用，一群由獅子率領的綿羊上了戰場照樣給人當點心。要打勝仗，既要有好幹部，也得有好戰士。而朱祐樘也清楚地看到，他的戰士們何止是綿羊，而且相當多的都是老綿羊。
這就是第二個問題：軍隊戰鬥力問題。
弘治元年，朱祐樘命調任回京的馬文升整頓團營（禦林軍），結果卻是不整不知道，一整嚇一跳。整個團營人員缺編達到一半，而且相當多的士兵早過了退休年齡，扛根長矛都喘氣。
更讓馬文升瞠目結舌的是：這幫兵大爺的業務能力怎一個糟糕了得。步兵不會刺殺搏擊，火器兵不會開炮放槍，騎兵不會騎馬打仗，至於排兵布陣、協同作戰之類的高難度軍事技能，那更是一竅不通。總之，隻能站個隊列擺樣子，當花瓶都嫌寒磣。
痛心疾首的馬文升立刻開始著手整風：裁撤大批老弱殘兵，重新招募精壯勇士，製定完備的士兵訓練操典和訓練章程，任命優秀將領負責操練。一切推倒重來，累得吐血。但馬文升知道，朱祐樘也知道，團營的問題不過是整個大明軍隊戰鬥力問題的冰山一角，甚至說句不怕丟人的話：比比全國落後地區，團營還算得上先進單位。
說到底，這還是個軍事製度上的問題。
明朝的軍事製度實行的是衛所屯田製，簡單說來就是國家給士兵田地，士兵一邊種田納糧，一邊操練武藝保家衛國。國家省了軍費開支，士兵有了經濟保障，可謂兩全其美。可發展到後來，這“兩全其美”變成了“兩邊全倒黴”。隨著土地兼並日益嚴重，軍隊的屯田也遭受侵害，所以大量衛所人員缺編，士兵紛紛逃亡。更倒黴的是，達官顯貴家修個院、蓋個樓，都得調部隊去施工。於是，以保衛國家為使命的大明軍隊徹底淪為了佃農、仆役和建築工人，至於保衛國家之類的小事實在是顧不上了。
衛所製敗壞了，可國家總要有人賣命，所以明朝就開始實行募兵製，不是說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嗎？可問題又來了，軍隊內部上上下下吃空額、克扣軍餉，當兵的被欠薪，哪還有什麼戰鬥積極性？
可朱祐樘知道，衛所製度畢竟存在了一百多年，輕易是取消不得的，既要解決問題，又不能出亂子。所以朱祐樘登基後，嚴查軍隊土地侵占事件，清退被侵占土地，法辦一批腐敗幹部，並嚴格做好軍餉的清查工作。馬文升更是製定了嚴格的軍事訓練和武器製造的準則規範，並在全國推廣實行。但這些都屬於整頓工作。為了防微杜漸，朱祐樘還做了兩件事。
首先是軍屯改革。清理被侵占土地，整頓軍屯，這些都是必要的。但問題又來了，許多土地找回來了，可原來種地的士兵早就跑光了。何況，既要打仗又要種地，這也無法保證軍隊戰鬥力。所以按照馬文升的意見，清查出來的原屬軍隊的土地，一律招募無地百姓耕種，每年向軍隊交糧，軍隊則專職負責打仗。這樣一來，既解決土地問題，又保證部隊戰鬥力，國家也節省了開支，可謂皆大歡喜。
另一件事則是有關募兵的。軍屯要整治，但單靠衛所，很難滿足國家邊防要求，所以募兵也是需要的。可原有的募兵製度，基本就是臨時性行為，管理混亂且方式複雜，所以才有了吃空額以及老弱殘兵充斥的現象。為了統一管理，弘治七年（1494年），朱祐樘頒布了《僉民壯法》。
這是一項在明朝軍事發展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一項法令，規定：凡地方州縣都要選拔精壯民兵，平時由地方都指揮使司負責訓練，遇有戰爭則開拔前線，所有費用由國家負責。而募兵的成果是考核地方官員政績的重要依據。這就是明朝特色的國家義務兵役製。
從此以後，募兵製正式作為明朝一種固定的軍事製度存在下來，甚至在未來的曆史中喧賓奪主，成為明朝軍事的主要力量。
鞏固衛所屯田製、發展募兵製，幾番整治下來，國家擁有了可靠的兵源、製度化的訓練和優秀的軍事人才，大明軍隊的戰鬥力終於開始恢複。但這還是沒法兒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因為軍隊症結的核心還是製度問題。
這就是第三個問題：軍事指揮體係。
明朝的軍事指揮製度，自朱元璋開始一直在變，總的趨勢是：地方的兵權越變越散，將領的獨立指揮權越變越小，武將的權力越變越少。核心一句話：保證中央對地方的絕對控製。
可凡事總有個度，到了明朝中期，這一製度基本變成了“兵不識將，將不識兵”。放到戰場上，就是邊境各防區不相統屬，無法協同作戰。各將領之間也不相統屬，導致政令不通。比如成化朝時期發動的大規模收複河套的戰爭，表麵上看，給了總指揮王越八萬人馬，可放到戰場上才發現，他真正能調動的不過一萬人。其他人，要麼是指揮不動，要麼幹脆連影子都不見，讓人幹著急沒辦法。
沒有高效率的指揮體係，想打勝仗簡直做夢。可如果賦予軍隊太多自主權，卻很有可能導致地方勢力膨脹。軍隊是要改革，關鍵是怎麼改。
朱祐樘動手了，幾個重要的改革就在弘治朝時期完成：首先是總兵佩印製。按照明朝的舊例，武將不佩將軍印的人不能稱總兵。簡單來說，總兵是個流職。“洪武中嚐用上公佩將軍印，後以公、侯、伯以及都督充總兵官，明曰掛印將軍，有事征伐，則命總兵佩印以往，旋師則上所佩印於朝。”也就是說將軍印在領兵打仗的時候才會佩給武將，武將才稱總兵，打勝仗之後，再把印歸還朝廷。這項製度的初衷是為了防止武將擁兵坐大，割據一方，但實際操作起來卻是問題多多。打仗是一個考驗快速反應的工作，一切行動要先報告上麵聽指揮？怕是黃花菜都涼了。邊境重鎮的防務，必須做到指揮統一，權責集中，否則就像患了帕金森綜合症，身體再強壯被打也沒商量。
到了朱祐樘手裏，改！弘治五年四月，寧晉伯劉福出守薊州，朱祐樘賜其為總兵官，佩將軍印。從此以後，這一製度終於開始漸漸發生變革，而總兵一職終於成為固定職位，也成了明朝武將所能做到的最高官職，無數沙場勇將終生都在追求。
不怕武將擁兵自重？沒關係，朱祐樘還留著後手呢。武將可以當總兵，文官也可以當元帥。
文臣管軍的製度開始於宣德時期的巡撫和總督官職，長久以來大多是參讚軍務，而權力大小也根據其名號區分。比如，巡撫要兼管地方軍務的，就加提督名號；而要管幾個省軍務、政務節製幾省巡撫的總督，則在前麵加上都禦史或副僉都禦史名號。在弘治朝以前，這些職務的權力其實很有限，大多是參讚軍務。而到了弘治時期，這些職務的權力大大擴大，可以節製其轄區內的一切軍政要務，你武將當總兵又如何？上麵有管你的人。
當然，這個製度在後世也沒少被詬病，認為文官帶兵弊端多多，可事實上，文官帶兵未必不能打勝仗，關鍵是要選派懂軍事的人。何況，用文臣製約武將，也是封建時代防止藩鎮割據的唯一辦法。弘治朝知名的文官軍事將領，如王越、秦紘、王軾、楊一清，都是做到類似職務，也都做得不錯。
武將掌總兵權，文官掌統帥權，加上中央派來的宦官監軍。至弘治朝時期，這項三位一體的管理模式終於正式成型，並沿用至終明一世。這項製度你不能說好，也不能說不好。畢竟它是建立在明朝的基本軍事體製下的，也是既發揮效率又維護中央集權的最好辦法。
幾番折騰之下，加上王越、秦紘、王軾等一批軍事人才的努力，廢弛已久的大明軍隊終於開始有了起色。同時，在邊境形勢日益惡化的情況下，明朝政府也加緊了邊境防禦工程的修築，在陝西、寧夏、甘肅、遼東等重點防區加固了邊牆。這是沒辦法的辦法，洪武、永樂以來的九邊關外軍事要地能丟的都丟了，先守好家門口要緊。
自然災害救完了，軍隊也整頓了，放在國家建設的大局看，兩者都不是小事。但和第三件看似小事的動作比起來，它們確實算是小事。
這就是朱祐樘做過的不動聲色的大事：疏政。
“當今國際競爭的實質，是以經濟和科技為基礎的綜合國力的較量。”而事實證明，這句話放在曆史上的任何一個朝代都是恰當的。
你的軍隊強悍，你的官員清廉，你的政府人人幹勁兒十足，全國人民團結一心，但奮鬥來奮鬥去，國家窮得叮當響，老百姓家徒四壁。說這個朝代是盛世，怕是傻瓜都不信。
而縱觀大明朝二百七十六年的發展曆程，我們也看到這樣奇特的現象：社會經濟發展迅速，特別是東南地區商業外貿都相當繁榮，但底層老百姓卻窮得造反，國家窮得連鎮壓造反的錢都沒有，最後活活逼得崇禎上了吊。說這叫捧著金飯碗被餓死，那是非常恰當。
問題出在哪兒？簡單一句話：該交稅的人沒交稅，不該交稅的人交到傾家蕩產。該工作的人不工作，不該工作的人累到吐血，國家該收的稅收不上來，不該收的稅收了太多，最終收到被人革命的下場。說到底，還是一個政策問題。
朱祐樘時代的明王朝也麵臨這個政策問題。罷免奸佞、整頓官場和軍隊、抗災救災，其實都是為經濟建設服務。彼時的大明王朝，就像一個血液流通不暢的病人，該供的營養供不到身體裏去。要強身健體，就得疏通血管。而朱祐樘要富國強兵，也得疏政。
但這個事情談何容易？原有的政策確實不合理，但真要大張旗鼓搞改革，勢必將觸犯一批既得利益者，造成巨大的阻力。不改革是等死，改革卻有可能死得更快。君不見萬曆朝的大改革家張居正，為推行“一條鞭法”嘔心瀝血，機關權謀都算盡，太後宦官全搞定，到頭來卻落得死後被人秋後算賬的悲慘下場。
弘治朝不是萬曆朝，朱祐樘不是張居正，所以，朱祐樘也拿出了自己的辦法，他不動聲色地將目光對準了兩件事：生產、稅收。而這兩件事，都與我們前文提到的一個人有關：丘濬。
我們前文提到丘濬，是因為他同王恕的恩怨，而這件事也導致了他在當時身敗名裂。可放在大明朝的曆史長河中，他卻完全當得起另一個稱呼：弘治朝經濟建設的總設計師。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還在為撥亂反正而苦思的朱祐樘，收到了一個大臣特殊的奏折。說這份奏折特殊，是因為它寫得太長，足足有一百六十卷。
這麼冗長的奏折，是個皇帝都會嫌煩，比如明太祖朱元璋就曾幹過嫌大臣奏折長打人板子的事。可朱祐樘自拿到奏折的第一刻起，眼睛就像被磁鐵吸引住一樣，一口氣通讀下來，然後很興奮地下了一道詔書：命令福建布政使司負責印刷，將此文出版，全國發行。
給朱祐樘上奏折的大臣就是丘濬，時任禮部侍郎。而那本奏折，本身就是一本書，叫《大學衍義補》。
《大學衍義》是南宋理學家真德秀的理學著作，主要是係統闡述儒家理學的思想，包括修身、齊家的基本思想。是宋朝以後曆代帝王的必讀書目，堪稱是儒家著作的泰山北鬥。而學識淵博的丘濬，則以相同的體例寫了一本《大學衍義補》，卻隻闡述一件事：治國。
此書以翔實的論證、充滿說服力的事例、係統的闡述，深深地打動了雄心勃勃的朱祐樘，而其書的核心內容則是一句話：“理財為天下之要道，財用為立國之本。”這句話，成為朱祐樘經濟建設的核心思想。本著這個核心思想，朱祐樘做了一件事：稅製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