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收問題是困擾其整個明朝的一個問題。眾所周知，朱元璋開國時期製定的一整套國家體係，是為一個小農經濟的國家服務的，然而曆史的軌道卻偏離了他的預期，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結構的變化，原有的體係也同樣不適應新的經濟形態。打個比方就明白了：本來我是要開一家農場，結果卻開成了一家超市。拿著管理農場的辦法管理超市，這生意還能做下去？
所以到了明朝中期，各種問題都開始浮出水麵：土地兼並嚴重、無地流民增多、政府稅收銳減、豪強勢力膨脹，不改是不行了。而各種改革裏，稅製改革則成了核心。國家收不上錢，提什麼口號都白搭。而稅製改革的關鍵問題在於，向誰收錢，怎麼收錢。
明朝的財政來源名目種種，最基本的卻是田稅。老百姓種了國家的地，向國家交糧食，皇帝就是大地主。按說這項財政收入應該最穩固，可發展到弘治朝，它已問題多多。
首先是一個收稅範圍的問題，自正統朝開始，土地兼並日益嚴重，地主豪強爭相圈地，又想方設法鑽漏洞，逃避國家稅收；小民百姓失去了土地，該交的稅卻一樣少不了。如此下去，稅越收越少，老百姓越過越窮，怎一個苦字了得。
而田賦的另一個問題，就是拖欠。
中國的老百姓一般是很老實的，借個膽子也不敢讓皇上當債主。可地方官與豪紳就不一樣了，明朝的稅收政策裏有條很“人性化”的規定：拖欠田賦的地區，如果確有無法征收的原因，到第二年可以考慮減免。這項規定是朱元璋定的，從本意上說，還是為了減輕人民負擔。
本意是好，操作起來可就不一樣了。大家很高興地發現，這其中的商機真是無窮。每到要收稅的時候，老百姓的錢照樣交，收完了以後給中央打報告說鬧災了，再找幾個當地的富戶鄉紳做偽證，上上下下打點一番，弄個免稅或減稅指標回來。已經收上來的錢呢，大家歡歡喜喜地拿去分紅了。這麼奮鬥幾年，弄個十萬雪花銀絕無問題。
補充說明一下，這種事也不是隨便誰都能幹的，必須要和中央高官以及內宮太監有非常良好的合作關係。成化朝時期的大學士劉吉、太監梁芳、尚銘，都是開展這項業務的傑出骨幹。
一來二去，老百姓的稅沒少交，國家一分錢沒見著，倒是有大批貪官“勤勞致富”了。
稅收不上來是件麻煩事，收上來後卻發現，麻煩才剛剛開始。
明朝建都以後，北方的糧食全靠南方調運，作為主要的賦稅區，江西、湖廣、江浙地帶的稅糧都要通過京杭大運河送到北京。可山遙路遠，運費就是一筆巨大的開支。運送的一路吃喝拉撒樣樣要錢，這些錢，明朝稱為“損耗”，也都是由老百姓負擔的。換句話說，交稅的時候，你不但要準備好應交的稅糧，還要把“損耗”也準備好。你家離京城越遠，負擔的“損耗”也就越多。
從成化十一年開始，明朝實行了“官軍長運法”，操作方式為：每年稅務征收時節，朝廷派“運軍”（即負責運糧的軍隊）至江南一帶運糧，納稅人將糧食與“損耗”繳納給運軍，由運軍負責將稅糧運到京城。這貌似是一個好辦法：納稅人的“損耗”負擔減輕，糧食征收也便於統一管理。
可真實行起來才發現問題多多，首先是個成本問題，就拿運糧所需的船隻來說，按理船隻該由工部建造，可實際上工部隻負擔四成的費用，其他費用都由運軍自己承擔。軍隊哪兒來的錢？隻能靠士兵們自行籌措。自實行這個政策以來，苦大兵們賣兒賣女甚至傾家蕩產的，絕不是個別現象。
船隻問題解決了，那就開拔上路吧。但是且慢，人呢？明朝到了那時候，軍屯破壞、士兵逃亡的事情已經很普遍了。人跑了，可是負責押運稅糧的官兵數量那是“一個也不能少”。所以一有押運任務，軍戶家庭都得老婆孩子齊上陣，甚至四處抓壯丁。
按說和平年代執行個押送任務也沒什麼不好，從京城出發沿運河直下江南，雖然工作辛苦點兒，但一路也能看看風景，就當是免費旅遊了。
免費？那是做夢。
雖說“損耗”的錢是由納稅人交給運軍，可交到運軍手裏的數目隻是小頭，其餘的全被當官的克扣了。這點兒錢別說當路費，吃糠咽菜都不夠用。而且糧食一路運過來，沿途還要停留，糧食停在糧倉過夜要錢，過關卡過城門要錢，水路轉陸路，陸路轉水路，租車租船還要錢。比今天的非法收費站還狠。林林總總的收費名目，全都攤在運軍士兵頭上。
可士兵也都是無產階級，沒錢咋辦？好辦，要麼你可以向長官借高利貸，你還不上還有你兒子，兒子還不上還有孫子，總之是利滾利。當然，不想借錢也可以，你也可以夾帶點兒私貨，沿途販賣來補虧空，但是請注意，一旦讓你的長官發現，不但東西全沒收，還要罰你個傾家蕩產。
納稅人的負擔也沒減輕，因為每年到交稅的時候，京城裏的權貴也會像狼一樣四處出動，專朝著交兌糧食的地方跑，先是包攬下當地的收糧業務，美其名曰為“會糧”，然後在征收“損耗”的時候獅子大開口漫天要價，最後賺個盆滿缽滿回來。按照當時的一些記錄，一石糧食從江南運到京城，損耗竟然高達五石糧食。
而且，在糧食的押運過程中，各級官員也層層盤剝克扣，到了目的地發現糧食少了，隨便寫個報告報損就能糊弄過去，動動筆的事嘛，當然是無本萬利了。
如此下來，納稅人苦不堪言，當兵的怨聲載道，國家收不上糧食來，全肥了中間這群蛀蟲了。
以上種種慘狀，都被丘濬奮筆疾書，寫進了他的《大學衍義補》裏，呈到了朱祐樘的麵前。朱祐樘明白，這些事實都是客觀存在的，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徹底改變的，要想解決問題，需要一步一步來。
首先是土地問題，這還相對容易解決。朱祐樘下旨清理土地，嚴查土地兼並問題，發還了不少土地，並且將各類罪臣的被沒收的土地發給百姓耕種，更繼續周洪謨當年的政策，在湖廣、廣西、四川一帶進一步開放無人區，招募內地無地農民前來耕種，並給予合法身份。幾番折騰下來，土地矛盾總算緩和了下來。
難辦的還是稅收問題，賦稅拖欠怎麼辦？收了稅，運不上來又怎麼辦？
先是拖欠賦稅問題，地方上那群蛀蟲都是勾連一氣的，又有多年犯罪經驗，撒起謊來從不打草稿，做起事來團結一致，滴水不漏。勞心費力地查下來，十個包青天都累死了。
朱祐樘不用包青天，他隻在製度上做了一個小小的調整，就完美地解決了問題。
弘治二年十二月，朱祐樘下旨，規定每年八月初旬，各地秋糧的征收必須要做出預算，九月初旬要做出納稅手冊，中旬填寫通知單，十一月初開始征糧，十二月必須征完。
這下可沒咒念了，你不是想找借口謊報拖欠嗎？事先就給你訂計劃，想賴都賴不掉。老百姓交稅也都憑國家統一下發的通知單，不再任憑你們當官的隨便勒索。到了時候交不上糧食……哼哼，你們就等著革職查辦吧。
而在頒布條例的同時，朱祐樘也規定，凡是有上報災情的，一律都由都察院派專人核實，有謊報的一律要問罪，這就堵住了最後一個漏洞。如此一來，朝廷的收入大為增加，老百姓的負擔也有所減輕，隻苦了廣大貪官汙吏們，眼見著白花花的稅銀從眼前過，幹著急沒辦法。
然後就是稅糧的運輸問題了。
客觀上說，盡管長運法問題多多，但比起之前明朝實行的“支運法”和“兌運法”，已經算是不小的進步了。按照以前的規矩，納稅人必須自己把稅糧千裏迢迢送到指定地方，一路顛簸折騰不說，在支付“損耗”的時候照樣被漫天要價。相比之下，長運法的折騰還算少了。但有進步不代表沒問題，要想解決問題，還要堵住漏洞。
朱祐樘又開始堵漏洞了，先是下發條令，嚴禁豪強介入稅糧運輸征收工作；同時，製定統一的“損耗價目表”，減免納稅人的損耗，比如弘治二年下令：應天府七縣每石減耗米二鬥五升，丹陽府每石減耗米二鬥二升，如此種種，總算能讓老百姓稍微鬆了一口氣。
而更能讓大家鬆口氣的卻是另一項政策：折納銀錢。
所謂折納銀錢，簡單地說，就是如果你糧食交不夠，就將缺交的部分用錢補上。一般來說，糧食與銀錢的數量比率大概為一比一，納稅人交的糧食稱為“本色”，納稅人繳納的銀錢稱為“折色”。關於銀錢與糧食之間的換算比率問題，弘治朝也有統一的價目表，一般說來，普通地區是按照每石七錢銀子的價格交糧，有災情的地區按照每石四錢的價格交糧，而當時中國北方糧食的市場價格是每石一兩。比較下來，還算是公允的。
弘治二年，這項政策正式頒布實行。這下可好了，銀錢的損耗明顯的要小於糧食的損耗，押運保管的成本也大為降低，老百姓的損耗大大減少，也不用聽當官的隨便忽悠。國家也好處多多，收上來的是白花花的銀子，想找借口報損克扣也是不可能了。除了貪官汙吏之外，這項政策可謂皆大歡喜。
而折納銀錢的影響遠不止於此，老百姓變交糧為交銀，可國家還是要吃糧食的，交了錢，就變成了國家買糧，如此一來，糧食貿易也繁榮起來，更帶動了相關產業的發展。套一句經濟學的理論說，這是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繁榮。
此外，為了解決稅糧貪占克扣問題，朱祐樘也對監察體係做了改革，規定：每年糧食征收期間，必須由按察使和布政使督促完成，一旦出問題要負連帶責任。而稅糧必須要在年終起運，按照規定時間到達目的地，應押送稅糧的數目和實際押送到的稅糧數目要進行嚴格核對，沒有完成任務的要扣分，扣分扣到一定程度……你就等著卷包袱蹲監獄吧。
而對於有押送任務的運軍們，朱祐樘也做了很周到的安排：船隻的製作費和維護費改由工部負擔，大頭的費用算省下了，每隻押運船除了損耗費外，另補貼白銀二十兩。並設定統一的過路標準，嚴查對運軍的隨意勒索行為，加上連坐式的監察體係，當官的也不得不收斂一下，總之日子是好過多了。
朱祐樘的苦心沒有白費，幾番整頓下來，國家收入開始增加，人民負擔大大減輕，大明王朝的國庫漸漸地充實了起來。
而如果就此說丘濬是明代著名經濟學家，貌似是有些誇大了。盡管上述的問題都寫在他的《大學衍義補》裏，但這些問題是當時大多數有識之士都能看到的，包括王恕、馬文升等人也都有相關的陳奏。解決問題的建議也都大差不差，並沒顯出丘濬有多麼了不起。
事實上，丘濬之所以被稱為偉大的經濟學家，原因在於：別人看到的問題他看到了，別人沒看到的問題，他也看到了。而他所看到的這個問題，不但奠定了弘治朝的盛世，更為明朝留下了一個新名詞——資本主義萌芽。也正因為如此，偉大的革命導師列寧同誌送給丘濬一個光榮的稱呼：中國15世紀經濟思想的傑出代表人物。而另一個曾被列寧同誌冠以類似榮譽的人，是宋朝大改革家王安石。
四百多年後，清末維新派領袖梁啟超與一位西方富商交談，對方得意揚揚地神侃重商主義學說，梁啟超微笑著聽了半天，最後拿本《大學衍義補》晃晃說：你說的這些，這本書裏早就有了。
一切，來自《大學衍義補》裏的另一句話：食貨者，生民之本也。
食貨，就是指商業活動。這句話翻譯成白話就是：商業，是國民經濟的根本。
這是一段在中國經濟史甚至世界經濟史上都具有深遠意義的一句話，而放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他隻當得起兩個字：叛逆！
眾所周知，中國封建文化向來是歧視商人的，士、農、工、商排名裏，商人居於末流。自漢朝以來，中國大多數的封建統治者都執行重農抑商政策，到了明太祖朱元璋手裏更發揮到了極致：不但製定各種政策限製商業發展，對商人征收重稅，不許參加科舉考試，連穿衣服都嚴格限製，規定商人不許穿絲綢衣服。對於商人們來說，這有錢沒權的日子，怎一個鬱悶了得。
而《大學衍義補》打響了明朝商人翻身迎解放的第一槍。身為文化部副部長（禮部侍郎）的丘濬堅定地宣稱：商品經濟是偉大的，商人賺錢是光明正大的，商業活動是應當受到鼓勵和提倡的。
不止從理論上定基調，丘濬還提出了一整套發展工商業的政策，包括打破政府的壟斷性貿易。政府宏觀調控、鼓勵自由商業競爭、開放海禁、大力發展民間海外貿易、調整稅收政策，其思想不僅在當時的中國大為超前，更遠遠領先於當時的世界。
思想超前如此，不挨罵同樣是沒天理了。奇怪的是，明朝同時代的人主要都罵他逼走王恕的破事，批他經濟思想的真不多，如談遷等明朝大儒還稱他為“中興賢儒”。倒是後來的清朝文人對他的經濟思想恨得牙癢癢，比如編纂《四庫全書》的紀曉嵐鐵齒銅牙地罵丘濬“率意妄做，可謂荒謬”。義憤填膺到如此地步，足見“我大清”的“思想進步”。
也正因為太超前，所以對這本書，朱祐樘是有選擇性地吸收的。在這個時代做不了的事，留給下一代。這個時代做得了的事，抓緊時間做。按照《大學衍義補》中的理論，朱祐樘減免了商稅，取消了朱元璋製定的許多限製條令，但影響力最大的卻是一件事：鹽政改革。
若問中國古代哪樣生意最賺錢，答案當然是食鹽生意。老百姓別的東西可以不買，鹽卻不能不吃。可謂是成本低，市場廣闊，利潤豐厚。誰要是做上了食鹽生意，誰就等於捧到了金飯碗。
金飯碗當然人人想捧，但也不是人人都能捧得了的。自朱元璋開國以來，明朝對於食鹽生意一向采取政府壟斷性經營的方式，私自販鹽是要殺頭的。雖然也有人鋌而走險搞個鹽幫，但那都是刀頭舔血的買賣，除了武俠小說裏的江湖好漢，基本上沒誰做得來。
做不來不意味著不想做，眼瞧著白花花的食鹽變成銀子，是個人都要流口水。這時候國家很體貼地說：想捧金飯碗嗎？可以，給我送糧食就好。這就是明朝開國時期就開始實行的“開中法”。具體操作是這樣的：商人把糧食運到邊防重鎮交給當地政府，然後再憑借當地政府給的憑條，到指定地區領取食鹽，再到指定地區進行販賣。雖然是來回折騰，但畢竟販賣食鹽的利益巨大，許多商人為了避免南北勞頓之苦，就在邊疆開荒種地，到了秋收時節向政府交糧換取食鹽。這樣一來，既開發了邊疆，又繁榮了經濟，更增加了國家糧食儲備，可謂一舉多得。可漸漸地，大家就發現所謂一舉多得，早就實行不下去了。
關鍵還是個經濟效益問題，商人辛辛苦苦地種糧，長途跋涉地運糧換鹽，本身成本就要大大增加。隨著鹽價的變更，賺錢就越來越難了。而且國家鹽場也店大欺客，收了糧食未必給你鹽，反而經常打個白條說下次再來吧。更可氣的是，許多達官顯貴也看到了這個市場的前景，利用潛規則倒賣食鹽，到市場上低價販賣搶生意。原先一本萬利的行業，現在變得收回成本都難了。
許多商人也學精了，領取食鹽不是需要政府憑條嗎？一張憑條領一次鹽實在太可惜了，為什麼不多用幾次呢？反正國家的牆腳不挖白不挖。漸漸地，越來越多的商人加入了挖牆腳大軍。國家食鹽白白流失，該收的錢卻越收越少。
長此以往，商人們要麼不做，要麼就耍著花樣做，國家沒好處，正當商人沒好處，隻便宜了權貴和奸商。
朱祐樘即位以後，曾派戶部侍郎李嗣清理鹽政，法辦了一批腐敗分子，並指定了嚴格的憑條審核製度，但問題還是沒有解決。弘治朝初年，邊關狼煙四起，軍費開支激增，幾次下詔鼓勵商人送糧換鹽，卻是應者寥寥。因為歸根到底，這還是個效益問題。
鹽政的問題，是丘濬在《大學衍義補》裏的一個重要問題。丘濬論述了開中法的弊病，卻並沒有提出解決方法。而真正解決問題的人是戶部尚書葉淇。
弘治五年（1492年），戶部尚書葉淇上奏朱祐樘，提出了新的鹽政解決辦法，具體辦法就一條：商人直接向國家交錢，然後憑國家憑證換取食鹽販賣。從交糧食到交錢，看似隻是簡單地變了一個字眼兒，實際的內容卻並不簡單。
因為從此以後，隻要你有錢，就可以從政府那裏換回鹽來販賣，用不著再像以前一樣種糧運糧地折騰，渠道大大縮短，手續大大簡化，成本大大降低，拿到鹽就等於拿到了金飯碗，何樂而不為呢？
新條令一下，廣大商人歡呼雀躍，爭相向政府送錢換鹽，國家募集了大量資金，商人們找到了合法發財渠道，可謂皆大歡喜。照著今天通俗的話講，這叫雙贏。
唯獨倒黴的卻是葉淇，國家和商人雙贏了，達官權貴們販鹽的財路卻斷送了，想拿到鹽就得交錢，沒錢就沒商量。拿不到鹽，當然隻能找葉淇撒氣。於是和權貴有勾連的言官們紛紛攻擊葉淇，巧合的是，他們真找到了葉淇的一條“罪名”：他是江蘇淮安人。
當時做販鹽生意的商人主要來自江蘇淮安，葉淇又是淮安人，這難道僅僅是巧合嗎？這就是某些人的邏輯：食鹽生意利益巨大，改革鹽法又得罪這麼多人，沒利益的事，傻瓜才願意幹，所以有問題，一定有問題。
在漫天的口水中，葉淇頂住壓力，堅決推行這一新政策。這就是明朝曆史上著名的“葉淇變法”。弘治六年以後，新鹽法已經通行全國，國庫收入大為增加，私人鹽商業務蓬勃發展，國家鹽場徹底變成了批發商。弘治九年（1496年），七十歲的葉淇無憾了，他坦然地向朱祐樘辭職，歸鄉而去。至於他有沒有從鹽商手裏得到好處，有一個事實已足夠說明：他為官數十年，去職時家無餘財，路費都是找同僚湊的。
葉淇，字本清，今江蘇淮安人，景泰五年進士，天順朝時曾因得罪石亨遭貶，成化朝時擔任大同巡撫，整治邊防。弘治朝時擔任戶部尚書，推行新鹽法。朱祁鎮時代，他對抗過權臣；朱見深時代，他對抗過蒙古人；朱祐樘時代，他對抗了整個鹽業既得利益集團。他在曆史上的名聲並不響，但瀏覽他曾有過的遭遇與貢獻，我們可以相信，他是一個清白而無私無畏的人。
盡管葉淇的聲明並不顯赫，但二十多年後，他的曾孫女長大成人，嫁給了淮安當地一個知名的才子，這個人在今天已經家喻戶曉，他就是《西遊記》的作者吳承恩。縱覽曆史，我們有時候不得不驚訝地承認：世界真小。
世界很小，但葉淇的鹽政改革，卻打開了一片無限寬的天地：鹽商勢力的蓬勃發展，使地處鹽礦產地的山西商人近水樓台先得月，生意越做越火，並形成了一個影響中國幾個世紀的利益集團——晉商集團。而兩淮鹽商和皖北徽商勢力也迅速膨脹，在鹽業貿易中獲得利益的商人們，經濟實力日益增強，社會地位也日益提高，到了萬曆朝時期，明朝更是在科舉中設立“商籍”，鼓勵大批商人階層出身的士大夫步入政壇，明朝傳統的重農抑商體係被徹底打破，商旅集中的長江流域更成為經濟活躍帶。
當人們津津樂道萬曆朝張居正的“一條鞭法”時，當史家反複討論明朝中後期“資本主義萌芽”時，對照弘治朝這些被曆史關注不多的改革，我們可以很負責地說：這是一個過程。
這一切，理論上源自丘濬的《大學衍義補》，實際的操作，則是從葉淇變法開始。
撥亂反正的弘治朝，社會矛盾緩和了，國家收入增加了，新的經濟政策見效了。彼時的弘治朝從黑暗的成化時代徹底解脫出來，走向一個生機勃勃、國富民強的新時代。
說到這個時代的形成與運轉，就不得不提到大明王朝的核心機構：內閣。
五
大明最強內閣：弘治朝的閣老們
如果我們把明朝政府比作足球隊的話，那麼皇帝可以算是足球隊的主教練，而負責國家行政方針運轉的內閣，則可以被看作足球場上負責球隊攻防運轉的中場。而身為百官之首的內閣首輔，更可以被看作足球場上佩戴袖標的場上隊長。
而明朝皇帝與內閣的關係往往會碰上如下的情況：隊員迷糊，教練無能（成化朝時代）；隊員不錯，但教練被隊長忽悠（嘉靖朝時代）；隊員互相掐，教練管不了（隆慶朝時代）；球隊戰績不錯，但教練碰上了球霸，說話不管用（萬曆朝張居正時代）；教練很專橫，天天整隊員(崇禎朝時代)……
最理想的情況，莫過於教練有水平，隊員有水平，上上下下團結一致爭取勝利。這是每個明朝皇帝都夢寐以求的，做到的人卻並不多，而朱祐樘卻是這為數不多裏的一個。
他能做到這一步，也是經曆了一個相當長的過程，找到了最佳的搭配組合。
弘治元年（1488年），清洗了前朝舊臣的朱祐樘，組建了自己的第一套內閣班子：劉吉、徐溥、劉健。
三個人都是朱祐樘做太子時的老師，其中兩個在前麵已經多次露過麵了，劉吉是個標準的老油條，劉健是門性格暴烈的炮筒子，露麵不多的卻是徐溥。而在弘治朝初年的內閣班子中，他才是最受朱祐樘信任的人。
徐溥，字時用，今江蘇宜興人，景泰五年進士，曆任禮部侍郎、吏部侍郎等工作，入閣的時候已經五十九歲，可謂是飽經風霜了。
所謂人在江湖飄，怎能不挨刀。宦海沉浮幾十年，不得罪人是不可能的，不被人罵也是不可能的。在明朝做到中央級的高官，如果背後沒人吐口水，那是相當的不正常。可徐溥卻偏偏不正常，從基層到中央一路爬上來。人人一看到他，不管奸臣還是忠臣，都會情不自禁地讚歎一句：好人哪。
徐溥是好人，在那年頭好到地球人都知道。內閣裏的搭檔劉健是個標準的急脾氣，從來都是三句話不合就翻桌子，唯獨和徐溥討論工作的時候客客氣氣，凡事禮讓三分。內閣首輔劉吉是壞到腳底長瘡的小人，素來善搞蠅營狗苟打擊報複，卻對徐溥尊重有加，出了矛盾也退避三舍。至於拿得罪人當家常便飯的王恕，竟然也和徐溥保持長期良好的工作關係，退休回家了也不忘寫回憶錄稱讚徐溥，表揚他“一心為公，國之幹器”。做人做到這一步，可謂是相當的成功。
但這成功絕不是偶然的，還是因為他為人太正派，正派到幾十年如一日堅持做自我批評。他做“自我批評”的方法很有趣：在書桌上擺兩個瓶子，一個瓶子裝黃豆，另一個瓶子裝黑豆，如果自己做了一件好事，就往瓶子裏裝一顆黃豆，如果自己做了一件錯事，就往瓶子裏裝一顆黑豆。每天都要檢查一下兩個瓶子到底是黃豆多還是黑豆多，如果發現黑豆多了，就做深刻的自我反省。大半生的宦海沉浮，他就是從不斷的自我反省裏走過來的。
嚴於律己的徐溥是個絕對的好幹部，生活艱苦樸素，不背後亂說閑話，不耍陰謀詭計，不搞貪汙腐敗，隻是一門心思幹工作，光明磊落對待同事，勤勤懇懇上下班。他的為人處世，忠臣服，奸臣也服，一句話，這是個品德高尚的厚道人。
但選閣老不是選標兵，人品好也不一定意味著工作能力強。事實上，朱祐樘之所以重用徐溥，除了品德原因外，更因為《明史》中評價他的一個詞：凝重有度。
解釋一下：凝，是指含蓄；重，是指穩重；有度，是指有氣度，胸懷寬廣。這個詞連起來的意思就是：徐溥是一個含蓄老練、做事穩重、胸懷寬廣的人。
這樣的人，不進內閣簡直是屈才了。
這正是朱祐樘重用徐溥的原因：弘治朝初年的國家政局，其實還處在過渡階段，前朝的弊政要革除，積累的問題要解決，未來的發展方向要找好，但這一切都要有個前提——國家穩定。
治國就像開車，不開就要落後，落後就要挨打，開快了卻有可能翻車，翻車就要沒命。隻有開得又快又穩，才是高水平的司機。
而內閣就是國家的發動機，在彼時的大明內閣裏，油滑的劉吉屬於潤滑裝置，急脾氣的劉健屬於加速裝置，而沉穩老練的徐溥，則是減速操控裝置。弘治朝初年的工作不少，人事任免、清丈土地、抗災救災，都是牽一發動全身的大事，沒有謹慎持重的精神是不行的，而徐溥就是最合適的人選。
而入閣的徐溥很快就表現出了他的工作能力。大小政務事無巨細，都能安排得妥當。國家要施行大政方針，他反複斟酌，盡量做到不騷擾百姓；同僚之間有矛盾，他耐心做調解工作；中央下派幹部到山西、陝西兩省清查土地，他事先給人家製定出完善細致的清查步驟與鬥爭方略，盡可能在不出亂子的情況下把事情辦了；中央要任免地方幹部，他嚴格把關，舉薦的都是老成持重的好模範；黃河鬧災要賑濟災民，他擔心原先核算的賑濟款解決不了問題，又建議增加了三成；國家要修水利工程，他認真反複核算，最後的預算比預期減免了四成；中央要整頓腐敗問題，他擔心株連過多會出亂子，幾次上奏章要求糾偏。總之，既要爭取進步，又要謹慎小心，就是他的工作方針。
而他的人緣也一如既往好得很，同僚犯了小錯誤，他既進行批評教育，又千方百計地幫忙遮掩，真正做到治病救人。劉吉整言官整得厲害，他想方設法幫忙營救，“兩京之獄”事件裏的許多言官都得到過他的庇護。劉吉明明知道，卻也不敢拿他怎麼樣。總之，上下關係都處得好。
如果僅僅如此，徐溥也不過是個謹小慎微的官僚，而隨著弘治朝日漸走向正軌，朱祐樘終於發現，厚道的徐溥還有另一種可怕的品質：固執！
身為一個老知識分子，徐溥也是有堅定的信仰的，他的信仰就是兩個字：祖製。
所謂祖製，就是明朝開國時期，朱元璋製定的一整套政治經濟製度，他堅定地相信，這些祖宗成法都是好的，在恩惠天下百姓的事上已經很完善了，隻要遵守它，就能國泰民安。
比如白昂治理黃河時，要求在山東加挖分流運河，報告打到中央，他是堅決的反對派，不但自己反對，還發動大家集體反對：花這個冤枉錢幹啥？再說了，朱元璋當年都沒這麼修過。這次朱祐樘尊重了他的意見，你說不修那就不修吧。結果三年後黃河大決口，整個蘇北大地全泡到黃湯裏了。這下徐大人卻又來精神了，六十五歲的老頭兒主動要求去災區工作，以欽差大臣的身份雄赳赳氣昂昂奔赴一線，為治河總指揮劉大夏排憂解難，還走家串戶訪貧問苦，積極幫助災民解決生產和生活問題，把當地的老少爺們兒感動得熱淚盈眶：徐大人，再生父母啊。
可是，要是當初支持白昂的計劃，現在還至於費這勁兒？
這源自徐溥固執的信仰。按照中國官場的慣例，一個擁有堅貞信仰的政治家，不和皇帝玩兒命是相當說不過去的。在這點上，徐溥果然“不負眾望”。
所謂“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應該說弘治朝的忠臣們已經很知足了：有朱見深這樣的反麵教材在前麵擺著，早把勵精圖治的朱祐樘襯托得光芒萬丈。但徐溥卻明顯不這麼想：英明神武？你才剛上路呢。
因為徐老爺子素來以“向模範看齊”的標準要求別人，皇帝也不能搞特殊。朱見深算啥，你要以先進典型為榜樣。誰是先進典型？當然是明太祖朱元璋他老人家了。
朱祐樘很快就感受到徐溥的“嚴格要求”了……
比如天文台（欽天監）有個叫李華的技術員，因為犯了錯誤被革職，後來又因為替皇後看風水得到賞識。朱祐樘想，老婆的麵子是要給的嘛，要不讓他官複原職？徐溥不幹了，國家選拔幹部是要有組織程序的，不正之風的口子開不得：皇上您下命令可以，不過我是堅決不會聽的，如果您一定要下命令，那就先把我撤職得了。朱祐樘當然不會為了一個技術員罷免副總理，算了，那就聽你的吧。
比如朱祐樘有幾天起得晚，上朝時間遲了一會兒，按說領導日理萬機，上班遲到也可以理解。但徐溥又不幹了，不但嚴肅批評了朱祐樘的行為，還借題發揮，把朱祐樘回複奏章回複得晚和最近業餘生活過多的錯誤都批評了一遍，最後歸結一句話：皇上您比太祖差遠了。這簡直不像大臣提意見，倒像是學校裏的班主任教育差生了。
嚴格要求領導也就算了，徐溥連領導的奶奶也幹脆一起嚴格要求。周太皇太後（朱見深的母親）想念兒子了，想召崇王（朱祐樘的叔叔）進京敘敘舊。徐溥又發話了：太祖朱元璋早教導我們說，藩王不能隨便進京，所以太皇太後的想法是錯誤的，是應該改正的。徐溥又非常體貼地對朱祐樘說：皇上您應該做通您奶奶的思想工作，督促他改正錯誤，要是您不方便去的話，我去？
朱祐樘是個孝順人，當然不想讓這家夥給奶奶添堵，算了，還是我自己去吧。
每到這個時候，朱祐樘都相當無可奈何。他漸漸地明白，這個看似很好說話、辦事厚道的老大爺，其實是個外柔內剛、毫不退縮的倔老頭兒。
但朱祐樘總算是好脾氣，基本都是很給徐溥麵子，他更明白，這個倔老頭兒是個對國家有益的人，特別是弘治五年劉吉滾蛋後，他接任內閣首輔，與幾位同事通力合作，事事以與民休息為先，提拔推薦人才，保證了弘治朝政局的穩定和生產的發展，雖然也有黃河決口之類的傻事，但總體來說，還是功大於過的。
對這樣的人，朱祐樘當然關懷備至。合理化的建議說得再難聽也聽，不合理的建議也好言撫慰，還經常把他召入內宮單獨討論工作。加官晉爵當然更少不了，到了弘治十一年（1498年），徐溥已經是太子太師，加華蓋殿大學士。該有的榮耀他已經全有了，當官當到這步，已經夠本了。
徐溥當官夠本了，可身體的本錢也已經耗光了，他已經七十歲，渾身上下全是病，寫字手發抖，走路打哆嗦，看文件眼發花，工作效率是大不如前了。他正式向朱祐樘請求退休，朱祐樘非常舍不得，接連挽留了幾次，並特準徐溥刮風下雨天可以在家休息。但徐溥一臉苦相：臣實在幹不動了，您就讓臣享兩天清福吧。
弘治十一年，帶著朱祐樘豐厚的賞賜，七十歲的徐溥正式退休了。但厚道人徐溥的好人好事，並沒隨著他的退休而做完。
歸鄉的徐溥用全部的積蓄在宜興溪河畔建了一座小宅子，當地地方官為巴結他，下令將宅子門口的一條大路封鎖了，怕車水馬龍打擾閣老休息。消息傳到徐溥耳朵裏，徐溥怒了：誰讓你騷擾群眾的，怎麼改的，你給我怎麼再改回來。
宅門口的溪河波濤洶湧，商旅往來非常不便，徐溥散步的時候瞧見了：這不是個事呀。立刻自己出錢造了一條大船，義務接送兩岸來往行人，這就是今天當地依然津津樂道的“徐氏義渡”。
他連家產也全都捐了出來，名下的八百畝水田全都捐給了族人耕種。至於朱祐樘的賞賜，他全拿出來當“愛心基金”，周圍鄉親的婚喪嫁娶，隻要有經濟困難的，都可以用這些錢來救急。
弘治十二年（1499年），七十一歲的徐溥與世長辭，追贈太師，諡號“文靖”。為緬懷他的恩德，他建在溪河邊的老宅子，被命名為“世德堂”。
徐溥，以他純粹的工作方式和做人方式，為弘治朝初年的朝局嘔心瀝血。但歸根結底，他還是個穩重保守的人，就像純樸山村裏守舊的老農，要他勤儉持家可以，要他轉換思路發家致富是基本沒指望。徐溥是個好幹部，保持穩定可以依靠他，但想繼往開來，還是要指望別人的。
這個“別人”，首先指的就是丘濬。
弘治四年（1491年），禮部尚書丘濬獲重用，入內閣預機務，也開啟了明朝尚書入內閣任職的先例。後來劉吉滾蛋，丘濬和徐溥、劉健搭成了新的內閣班子。
丘濬這位老兄前麵已經露臉多次了，整王恕這類的壞事裏有他，《大學衍義補》這類的好事裏也有他，言官們很鄙視他，商人們很感激他，紀曉嵐很不屑他，貌似是個很複雜的人。
但恨也好，愛也好，有個評價卻是無人能否認的：他是個牛人。
丘濬[1]，字仲深，號玉峰，今海南瓊山人。他的最牛之處，在於經常在曆史中與名人並列。在列寧的著作裏，他同王安石齊名；在他老家海南島，其聲名更是如雷貫耳，人稱“海南雙璧”，而與他並稱為“雙璧”的是震古撼今的明朝第一清官海瑞。
海瑞何許人，兩袖清風的廉政標兵，不畏權臣敢罵皇帝的好漢，丘濬卻能和他平起平坐。牛到如此，不服不行。
但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與恨，更沒有無緣無故的牛。丘濬的牛當然也是有原因的，甚至如果站在人類曆史的發展角度講，把海瑞和丘濬並列，其實是寒磣了丘濬。
首先是個天分問題。老天沒有給丘濬一個完整的童年，他七歲的時候，父親丘傳便因病去世，但老天給了丘濬一個聰明的大腦。三歲就能識字，長篇的文言文過目就不忘，八歲就能作詩，九歲就寫八股文。而且還全麵發展，不但文章做得好，天文、地理、醫學、算術之類的“雜學”也同樣學得精熟。這樣既聰明又全麵發展的孩子，放到今天準能上電視當神童。
聰明還不算，更重要的是好學。按說古代知識分子愛學習不算新聞，可丘濬同學的學習熱情已經不能用“刻苦”來形容，它隻當得起一個詞——上癮。
具體表現就是讀書，一是愛讀書，二是逮著什麼書讀什麼書。小時候家裏窮買不起書，就去有錢人家裏蹭書看，經常為了向人家蹭本書，在別人家一住就是十幾天，比酸秀才打秋風還厚臉皮。長大了以後考進北京當公務員，手裏的薪水大多拿來買書，官越當越大，書越買越多，七十六歲那年右眼瞎了，睜一隻左眼照樣讀書，臨死那天還堅持寫讀書筆記。在讀書內容上也來者不拒，天文地理、醫學數學，甚至看相算卦，逮著什麼讀什麼，而且樣樣讀透讀熟，不但博聞強識，還能舉一反三。與三十五歲才考上舉人的海瑞相比，那真是牛得不得了。
久而久之，丘濬的學問出了名。朱祁鎮的《英宗實錄》和朱見深的《憲宗實錄》都是他主持編修的。《大學衍義補》也是他寫的。弘治五年（1492年），他還主持了明朝曆史上著名的經籍整理運動，從民間整理搶救了大批珍貴古籍，許多記載中國傳統文化成果的珍貴書籍因此保存了下來。這份貢獻，至少比乾隆爺“清風不識字”般的《四庫全書》整理運動強得多。
如果丘濬的牛僅限於此，他至多不過是個大學問家。而且眾所周知，大多數學問家都是搞不好政治的，而丘濬之所以能在官場平步青雲，卻全因他另一樣本事：眼光。
比如成化朝那場震撼全國的大藤峽叛亂，我們前文說過，整個戰場形勢的轉折點，在於明軍采取了直搗黃龍的戰略，一舉端掉了叛軍的老窩。而提出這個方略的人，正是當時擔任翰林院編修的丘濬。
至於他的眼光更是超群，借《大學衍義補》提出了發展工商業的主張，幾乎顛覆了中國兩千年封建社會“重農抑商”的傳統觀念，直到幾百年後的滿清王朝，還被一大幫封建老夫子不住口地罵。
工作的眼光了得，看人的眼光同樣獨到。編《憲宗實錄》的時候，有個助手把寫好的草稿拿給他審批，他看了一遍就大為驚訝，當場對這位助手拍案叫絕道：你將來的成就要遠勝於我。
而這位助手就是後來正德朝的內閣首輔——明武宗的老師、大明朝傑出的政治家楊廷和。
工作能力如此，丘濬的人品也不差，敢於堅持真理，修《英宗實錄》的時候，有人為了遮掩朱祁鎮的過失，故意給於謙頭上安插罪名，丘濬堅決反對，寧可得罪領導也不幹這缺德事。為官也清廉得很，身為“副總理”，自家的破房子住了四十年，漏雨了都不換。買書沒錢了，竟然跑到當鋪賣家當。這樣的兩袖清風，比比中國古代哪位清官都不差。
既聰明好學，又有工作能力，為官也清正廉潔，這樣的好幹部朱祐樘當然不能閑置，一路提拔，官至內閣大學士。之所以重用他，全因為四個字：治國理念。
現代企業要搞項目，需要先有策劃案，然後拍板做決定，最後落實。如果把搞項目看作治國，那麼此時弘治朝的內閣裏，劉健是個善於做抉擇的人，徐溥是個善於落實的人，而丘濬則負責最基礎的東西：策劃。
這就是丘濬的能耐所在。博學多才的他，最大的本事就是在經濟建設上。弘治朝開朝後，大小的國家建設方針，包括調整稅製、稅糧運輸改革、田賦改革，乃至屯田整頓，大大小小的方針政策都是由丘濬主持謀劃。對後世影響深遠的鹽政改革，他更是堅定的支持者，一直給葉淇做後盾。他以他淵博的知識、豐富的閱曆，以及高人一籌的發展眼光，一次又一次地抓住事情的關鍵點。甚至連他自己都不知道，從他開始，明朝封建經濟的發展方式已經轉了一個彎，從前的重農抑商，已經日益演變成農商並舉。
在搞經濟的同時，丘濬也沒放下其他工作，弘治五年的典籍整理工作是他主持的。當然，另一個重要工作和徐溥差不多：折騰朱祐樘。
直臣折騰皇帝，對於曆代君主來說都是件頭疼事，要麼是龍顏大怒，要麼是忍氣吞聲。可丘濬的折騰隻讓朱祐樘有一個感覺：哭笑不得。
因為在這點上，丘濬充分發揮了他的“多才多藝”，方法另類。
比如朱祐樘喜歡讓丘濬陪他下象棋，有一次丘濬一邊落子，一邊念念有詞：將軍，海南錢糧減三分。朱祐樘想：這順口溜不錯，挺合轍押韻。就跟著念了一遍，誰知道話音剛落，丘濬立刻翻身跪倒，口稱萬歲萬萬歲：臣謝皇上，明年海南錢糧咱就減三分？
海南老百姓就這樣燒高香了，下一盤棋，減免百分之三十稅收，這便宜占大了。
占領導便宜也就算了，還經常挑領導的錯。在這點上丘濬充分發揮“一切事物都是聯係”的哲學原則，隻要是自然災害就不放過，統統拿來借題發揮。東邊鬧個洪水，西邊鬧個地震，甚至天上出來顆彗星，丘濬都會立刻給朱祐樘提意見：皇上您看了嗎？老天爺又鬧災了，那是在提醒您呢，您最近哪裏哪裏做得不對，所以您要改正錯誤，否則老天爺還是要發脾氣的。日久天長，隻要有災情稟報上來，朱祐樘的眼前立刻就浮現出丘濬那張諄諄教誨的臉。
盡管如此，朱祐樘還是很喜歡丘濬的，他知道這個老智多星的能力，隻要是國家到了需要調整政策的時候，他一定會拿出最完美的方案。所以即使有朝臣攻擊他，朱祐樘也百般維護，逼走王恕的那個破事，如果不是朱祐樘護著，身敗名裂的丘濬早就卷包袱回家了。
清正廉潔、一心為公、仗義執言、才能卓越，封建時代能臣的一切完美品質，放在丘濬身上貌似全有了。而看似完美的丘濬，也有一個毀他一輩子的弱點——狹隘。
黑格爾曾說：“看得見大洋彼岸的人，未必就能看清自己。”這句話放在丘濬身上絕對合適，雖然他經常教育朱祐樘寬大為懷，可他自己的氣量卻有時候實在小得很。
王恕的事且不說，丁點兒大的小矛盾，鬥得個兩敗俱傷的結局。不止和王恕，丘濬在整個弘治朝的人緣都相當差，內閣搭檔劉健就整天和他掐架，有一次掐到激動時，丘濬竟然直接把帽子摜到地下。言官有彈劾他的，丘濬立刻火冒三丈，直接衝上去和人家罵街。同僚裏有誰得罪了他，哪怕一點兒小事，他也要千方百計報複回來。日子久了，好人壞人都得罪光了，他的名聲越混越臭，一直臭到他去世，追悼會上都沒幾個人來。
弘治八年（1495年），積勞成疾的丘濬病逝，追贈太傅，諡號文莊，享年七十七歲。
他折騰過皇帝，也折騰過學問，更折騰過忠臣，還折騰過經濟，一句話，這是個能折騰的牛人。他多才多藝，勤奮好學，眼光卓越，清正廉潔，然而這一切，都沒有換來相應的聲名，反而是生前身後無數的攻擊。丘濬的一生證明：做人，還是寬容點兒好啊。
牛人丘濬的病逝是朱祐樘巨大的損失，大明朝少了一個卓越的策劃師。不過對於國家建設來說，僅有策劃是不夠的，僅有執行也是不夠的，因為在策劃與執行之間，還有一個重要的步驟——判斷！
你有非常好的策劃方案，你也有非常強的行動力和穩重的做事方式，可是下決心做決定的時候你猶豫了、動搖了，甚至放棄了，或者說，你原本確定的方向就是錯誤的，你一切精妙的構思與刻苦的努力都是南轅北轍，所謂策劃，所謂執行，也就統統白搭。所以不管是幹事業還是搞國家，判斷都很重要。
而在這方麵的本事，不管是穩重的徐溥，還是博學的丘濬，都要對他們的一位搭檔叫聲佩服——劉健。
生活中總有一種人，脾氣可能比較臭，平時可能說話不多，可每到大事做決定的時候，他總會說出至理名言，結果證明他是正確的——劉健，正屬於這種人。
劉健，字希賢，河南洛陽人，天順四年進士。弘治初年入閣，弘治十一年徐溥退休後，他接任內閣首輔職務。他學問不如丘濬，人緣和穩重不如徐溥，時不時還經常發點兒大牌脾氣，但他卻是弘治朝任期最長的內閣首輔，足足長達八年（弘治十一年（1498年）七月至正德元年（1506年）十月致仕），也是陪伴朱祐樘時間最長的閣臣，從始至終，整整十八年。
劉健的出身很不錯，書香門第家庭，父親是當時享有盛名的三原教諭劉亮。在父親的嚴格督導下，劉健從小養成了刻苦讀書的習慣，但沒過多久大家卻發現，這孩子刻苦得有點兒讓人……受不了……
上課的時候認真聽講，就是打死也不舉手回答問題；同學們課下自由討論問題，他隻在一邊聽，就是不發表意見。節假日大家出去玩兒，他關起門來繼續讀書，你要問他學習心得體會，他卻沉默不語。以至於後來被人送了一個綽號——“木頭”。
所謂木頭，說不好聽了就是書呆子，青年時代的劉健似乎就是個書呆子，說是“木頭”，貌似毫不冤枉。
但曆史的經驗無數次告訴我們，這世界上的“木頭”有兩種：一種是讀書讀傻了的，說話也說不出個子醜寅卯；另一種是讀書讀精了的，輕易不說話，說出來就是石破天驚。事實證明，沉默的劉健恰恰屬於後者。
他不說話，並不意味著他不思考。自讀聖賢書以來，他碰到許多問題，遇到許多困惑，都默默地放在心裏，苦苦地想，執拗地尋找答案。“木頭”的外表下，是一顆洶湧的心。
而他終於找到了答案的鑰匙，來自他二十二歲那年的一次出遊。像劉健這樣一心苦讀的人，出門旅遊算是稀罕事了。然而正是這次難得的旅遊，改變了他一生的命運。因為他旅遊的目的地是山西河津，在那裏他遇到了一個人——薛瑄。
在今天，薛瑄這個名字已然陌生，而放在當時，這是個如雷貫耳的大師級人物。他是明朝著名理學流派——河東學派的創始人，更是明朝中期出名的直臣，王振專權的時候和王振對著幹，石亨專權的時候和石亨對著幹，被整得死去活來也絕不低頭。這樣的人在明朝隻當得起一個稱呼——聖賢。
來得早不如來得巧。劉健在山西旅遊的時候，正趕上薛聖賢得罪了王振，遭陷害罷官歸鄉，於是欣然前往求教，可到了門口才明白一個殘酷的事實：見聖賢？先排隊。
雖然是個被撤職的幹部，但當時的薛聖賢已經名聞天下，下崗的消息一傳開，全國各地的學子不遠萬裏前來求學，各類青年俊才擠破了家門。而開館授徒的薛瑄也製訂了嚴格的招生標準：先麵試，再考試。笨的不要，成績差的不要，聰明卻浮躁的也不要。隻有最具資質的才子，才配做我薛瑄的門徒。
劉健就這樣默默地在考生大軍裏排隊，他既不聰明，成績也不是很好，等待他的命運又是什麼呢？在他之前，無數自命不凡的才子碰了一鼻子灰，興高采烈地參加考試，灰溜溜地卷包袱離開。
劉健終於等來了薛瑄的接見，過程相當幹脆利落。隻聊了幾句，薛瑄就當場拍板：免試入學。
兩個人具體聊的是什麼，史料上無記載，但我相信，劉健打動薛瑄的，並非他的刻苦與學問，恰恰是他的沉默。因為就在不久的將來，薛瑄會告訴劉健一句話，正是這句話，成就了劉健在沉默中爆發的命運。
劉健就這樣留在了薛瑄的門下，他一如既往地沉默，一如既往地聆聽老師的教誨，一如既往地發奮苦讀，直到有一天，他終於向老師道出了埋藏心頭多年的那個困惑：為什麼聖人的教誨，看似句句是真理，可實行起來卻這麼難？
這正是劉健一直苦苦思索的問題，也是他長久沉默的原因。他讀了太多的聖賢書，綱常名教早已爛熟於心，但他也聽過太多的蠅營狗苟，見過當時宦官專權、朝政敗壞的時局。聖人的教誨真能解決這些問題嗎？解決問題的出路又在哪裏呢？
他還年輕，想不明白這些事，所以很多年來，他默默地思考，在思考中沉默。
而薛瑄卻隻用一句話就化解了劉健心中的困惑：實理，皆在乎萬物萬事之閉，聖賢之書不過摸寫其理耳。
刹那，劉健精神一振，心中的困惑如高山一般轟然倒塌，眼前豁然開朗。
這是中國儒家思想史上光照千秋的一句話，它告訴我們，真理是存在於世間萬事萬物中的，聖賢的教條，隻是對它們的總結。這句話在今天更有個通俗而響亮的說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判斷難，做正確的判斷更是難上加難。判斷麵前，聖人的教條未必有用，高談闊論更沒有用；事實，唯獨事實，才是真正有用的。自此以後，無論是做人還是做事，劉健都是這樣做的。
這句話，為劉健打開了通向名臣之路的大門，注定了他不平凡的一生。
薛瑄真是個好老師，不但教授劉健學問，也經常帶他出去雲遊，了解世情百態、民生疾苦。但更重要的是，有一次，他以一種特殊的辦法，告訴了劉健一件重要的事。
事情是這樣的，有一天薛瑄帶劉健一起出去劃船，薛瑄坐在船上，劉健奮力搖櫓，沿河水逆流而上。忽然山洪暴發，河水暴漲，滾滾洪流中小船東搖西擺，被急流衝得倒退，劉健也慌了手腳，他一邊氣喘籲籲地繼續劃，一邊求助似的看著老師。
薛瑄隻是平靜地說：讓開，我來。
六十多歲的薛瑄從二十多歲的劉健手裏接過了槳，經過一番奮力搏殺，小船竟然奇跡般在逆流中緩緩前行，不多久，山洪退卻重歸平靜，師徒二人平安地到達了目的地。下船後，望著麵帶愧色的徒弟，薛瑄並未責怪，隻是平靜地說了一段話：今日之事，你要牢牢記住，無論時局如何艱難，無論環境如何險惡，都要絕不妥協、絕不後退，方為我輩做人之根本。
聽著老師的諄諄教誨，劉健鄭重地點了點頭。此情此景，已被他牢牢記在心裏，從此在他的腦海裏，這個世界除了前進就是後退，前進是光榮的，讓步是可恥的，認準了的事情，打死也不能妥協。應該說，他的成功來自這個信念，他最後的失敗也栽在這個信念上。
經過數年苦讀之後，劉健告別了薛瑄，踏上了赴京趕考的路。出師的劉健依然是一個沉默的人，不一樣的是，他的眼中已經沒有迷茫，他的心頭已經沒有困惑。他累積了豐富的知識、堅定的信念和判斷事物的正確標準，胸懷之中，已然裝滿天下。
天順四年（1460年），劉健中進士，入翰林院為庶吉士，授任翰林編修，時年二十七歲。
當了官的劉健依然是個沉默的人，什麼同鄉拉關係、什麼跑官送禮、什麼請客應酬，能推的推，能躲的躲。白天認真幹工作，晚上回家關門讀書，日久天長，“木頭”的名號傳遍了京城。
這世界上既然有木頭，就有喜歡木頭的人，當時的大學士李賢就是其中之一，不但經常表揚這個一心工作的年輕人，更給他創造鍛煉機會。成化元年（1465年），三十二歲的劉健成為《英宗實錄》編委會成員之一，這在當時可是人人羨慕的好工作，劉健的回答卻是兩個字：不幹。
倒不是劉健耍大牌，而是因為那年劉健的父親去世了，按照有關規定，劉健應當回家為父親守孝三年。所謂忠孝不能兩全，隻好對不起領導的殷切希望了。
不幹？不幹也得幹，在李賢的活動下，劉健的請假條被槍斃了：老老實實給我幹活去。栽培的就是你，爹死了也沒用。
擦幹眼淚的劉健開始認真工作了，他與丘濬等同事密切配合，圓滿完成了《英宗實錄》的編寫工作，之後被提拔為翰林院修撰。此時李賢已經過世了，繼任的內閣首輔彭時同樣對劉健賞識有加，在他的關照下，劉健連升三級，得到了另一份人人羨慕的工作：東宮講官。
東宮講官，就是太子朱祐樘的老師。也就是從此時起，這對胸懷天下的君臣的命運就被緊緊地連接在了一起。
要問朱祐樘對劉老師的第一印象是什麼？那隻有兩個字：害怕。
因為劉老師的脾氣實在大得嚇人，而勤快的朱祐樘也有偷懶的時候，別人的作業可以不完成，劉老師的作業是絕對拖不得的，否則就是挨訓沒商量。久而久之，朱祐樘在劉老師的麵前養成了按時完成作業的好習慣，當了皇帝以後也不改：別人的奏折可以晚幾天回複，劉老師的奏折一定要及時回複。
要問朱祐樘對劉老師的最重要印象是什麼，那也是兩個字：佩服！
因為朱祐樘發現，劉老師是個很有一套的人，別看平日裏他說話不多，但也從不說廢話，每句話都能切中事情要害。別人囉唆半天講不明白的問題，他幾句話就能分析個透徹。朱祐樘漸漸明白，這個火爆脾氣的老師是一個有真本事的人。
有真本事的人當然要重用，弘治元年，劉健以禮部侍郎的身份入閣，成為弘治朝的重臣之一。
被委以重任的劉健很快拿出了他的真本事，他勤勤懇懇幹工作，並經常向朱祐樘直言進諫，阻止各種錯誤行為，而他最重要的工作卻是一個——判斷。
國家的各項工作，哪些是應該重點抓的，哪些是應該先放一放的；各種方針政策，哪些是可行的，哪些是不可行的，哪些是純粹扯淡的，每到要做這種決定的時候，朱祐樘都會重點聽取劉健的意見，而每一次，劉健都會牢記“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原則，綜合分析各種現實情況，給朱祐樘最正確的回答。
比如丘濬《大學衍義補》裏的各類改革措施，被劉健分門別類，區分出哪些應該是首先要做的，田賦改革和運輸改革都由此而展開。又比如弘治初年自然災害四起，朱祐樘問劉健該怎麼辦，劉健沉吟良久，脫口一句話：“賑濟當以防患為要務，防患當以治水為先。”事實證明，他又對了。
而一旦做出了決定，劉健都要堅決實行，但凡有反對聲音，他都要一爭到底。
什麼“有理不在聲高”，劉健得了理，嗓門兒準高八度。領導不同意沒關係，白天在朝堂上爭，晚上跑到深宮裏繼續爭。同僚不同意也沒關係，白天在單位裏掐，晚上跑到人家家裏接著掐。曾經為了一次人事任免工作，他跑到吏部尚書倪嶽家裏吵了一整夜，搞得人家全家都沒睡覺。弘治朝入閣十八年，上至領導，下至百官，從來都是人家最後讓著自己，絕無我劉健讓步之理。
不僅判斷準確，劉健的辦事效率更是快得很，做了決定就要立刻落實，今天的工作絕不能過夜，誰慢了就敲打誰。清丈土地的時候，戶部有幾項數據沒有核算完，劉健火了，直接捎話給戶部：今天要是完不成任務，大家就都別下班。去山東檢查治水工作，地方官員晚上睡覺早，又被劉健劈頭蓋臉一頓訓：工作這麼緊張，你小子竟然還早睡覺？差點兒當場摘了人家烏紗帽。
風風火火如此，綽號當然也要改一改了，“木頭”是叫不得了，劉健又多了一個光榮的新稱號：炮仗。那年頭各級官員碰上劉健，哪怕手頭上沒事情，也要做出匆忙工作狀，否則肯定挨炸沒商量。
脾氣臭到如此，不招人罵是不可能的，私下裏抱怨劉健的聲音一直很多，就是上奏章罵他的人不多。實在是大家都知道這位老爺子的脾氣，丘濬發了脾氣大不了罵街，劉健發了脾氣能卷袖子動手，真是惹不起也躲不起。
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弘治十一年，劉健終於挨了人生裏最重的一發炮彈，也正是這個事情，讓大家認識了一個真實的劉健。
事情是這樣的，因為工作上的事，劉健又發脾氣了，鬧得朱祐樘幾天不痛快。這時候國子監學生江瑢“挺身而出”，義正詞嚴地彈劾劉健四條大罪：阻塞言路、囂張跋扈、欺壓同僚、獨斷專權。另外，還彈劾內閣大臣李東陽“杜抑言路”，請求罷黜二人官職。
實事求是地說，江瑢對劉健的彈劾還真不“冤枉”。劉健一向是誰罵他，他就罵誰，言官們沒少被噴口水。至於囂張跋扈、欺壓同僚，那也並非是誣陷。至於獨斷專權嘛，劉健似乎也沒發揚過民主精神。
當然，要說江瑢是為了“伸張正義”，那簡直搞笑了，無非是看見最近劉健得罪了領導，跟著上去踩一腳而已。而且這個彈劾不僅代表了他自己，更代表了眾多對劉健有意見的幹部的心聲。在這個問題上，他絕不是一個人在戰鬥。
既然不是一個人戰鬥，彈章當然寫得又狠又毒。曆代皇帝最反感的，恰恰就是“專權”“跋扈”這幾個字眼兒。朱祐樘幾乎立刻做出反應：國子監生江瑢誹謗國家重臣，罪大惡極，著即下獄聽候處理。同時召劉健入宮，朱祐樘親切撫慰：你受委屈了，領導是相信你的。
江瑢們還是錯估形勢了，要知道朱祐樘平日裏都是稱呼劉健為“先生”的，外人眼裏貌似吵得天翻地覆的事，不過是人家師生之間的內部矛盾罷了。憑這點兒事就想搞倒劉老師？簡直是白日做夢。
但白日做夢的後果卻是嚴重的，江瑢被抓進了監獄，而根據小道消息：劉健很委屈，朱祐樘很生氣，所以後果很嚴重。消息傳來，大家眼前仿佛浮現出劉健那張憤怒的臉，平時罵他一句他都能卷袖子，這次直接給人放炮，他能善罷甘休？真要對號入座追查下來，那些平時和他有仇的人……
管不了江瑢到底是幾個人在戰鬥了，大家統一了思想，紛紛上奏章批評江瑢，個別無恥的還主張把江瑢拉出去砍了。其實江瑢死不死無所謂，幾個人戰鬥也無所謂，劃清界限要緊。
聽候處理的江瑢算是沒指望了，同黨不管他，同僚不管他，朱祐樘很惱火他，貌似不死也得脫層皮，至少吃幾年牢飯是板上釘釘了。誰料到，沒過多久，江瑢竟然被釋放了，然後宣布處理結果，批評教育一頓，趕回家了事，功名都沒被剝奪。這處理，連輕如鴻毛都算不上。
事後大家才知道是劉健、李東陽在朱祐樘麵前說了好話，起先朱祐樘還不消氣，劉健又發了大牌脾氣，總算弄回個從輕發落的結果。
更讓江瑢始料不及的是，離京之前，劉健竟然還專門來看望他，並勉勵說：你罵我的文章寫得很不錯，如果你歸家後能夠不氣餒，繼續發奮苦讀，將來必能成大器。為表達自己的殷切希望，他還將自己珍藏的一些典籍贈予了江瑢。
大家全傻了：被人罵了，還替人說好話，還勉勵人家好好學習，這是那個炮仗脾氣的劉健嗎？
有問題，一定有問題，或許劉閣老是欲擒故縱呢。先放你一馬，再找機會慢慢收拾你，或許他是放長線釣大魚呢，不處理你，就等著你後麵的人跳出來。許多人膽戰心驚地想著。然後……然後也沒然後了，劉健還是認真幹工作，動不動就跟人掐架，至於什麼打擊報複、放線釣魚之類的事更是連影都沒有。劉健用行動告訴大家：過去了，這事過去了。
至於被趕回家的江瑢，還是有必要提一提的。他歸鄉後發奮讀書，若幹年後成了南京都察院的一名禦史，權閹劉瑾亂政的時候，他上書揭發劉瑾罪惡，被劉瑾亂棍活活打死。從一個投機分子到一個為真理而死的鬥士，我們或許可以說，是劉健、李東陽的寬容改變了他。
而許多記性好的同僚們也慢慢想起來了，當年劉健和王恕吵嘴的時候，雖說差點兒動手，可劉健到底還是成為王恕整頓吏治的支持者，後來劉健又和丘濬掐架，可丘濬之後整頓經濟的各項舉措，也都得到了劉健的大力支持。而這一次……
大家終於開始認識了劉健，他也許脾氣很臭，他也許性格很倔，但他從不幹背後下陰招的齷齪事。他做的每件事，得罪人也好，傷自尊也罷，都是對事不對人的。在他的眼裏，沒有什麼政治敵人，隻有江山社稷。
許多被他罵過的人服了，許多背後罵過他的人也服了，不是因為他位高權重，而是因為他們明白：這個人見人怕的大炮仗，其實是個公正無私、襟懷坦蕩的好老頭兒。
弘治十一年，內閣首輔徐溥退休，好老頭兒劉健接任內閣首輔。這位大儒薛瑄的高徒，終於達到了自己為官生涯的頂點。他將在這個位置上繼續大展拳腳，後麵關於他的故事還很多。
而說到劉健的故事，就不得不說到另外兩個搭檔：謝遷、李東陽。正是這兩個人與劉健一起構成了大明朝曆史上最具特色的一個內閣搭配，在史書中留下了一段光榮的記錄：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尤侃侃。
“劉公斷”說的就是善於判斷的劉健，他的風采我們已經講過了，且讓我們看看另兩位仁兄的光輝事跡。
首先是“尤侃侃”的謝遷。
謝遷，字於喬，浙江餘姚人，成化十一年（1475年）狀元，弘治八年（1495年）以少詹事身份入閣。
在中國曆史上，做臣子的沒有不想出名的，身前出名是非常盼望的，身後出名是熱烈盼望的，名垂青史是日夜盼望的。而大家出名的方式也不同，有幹工作幹出來的，有寫文章寫出來的，有整人整出來的，有拍馬屁拍出來的，有貪汙貪出來的。但可以斷言，謝遷的出名方式是任何人也不能複製的，因為他是談戀愛談出來的。
話說謝遷年輕的時候，在江蘇一家富戶家裏當家教，大概是因為英俊瀟灑的緣故，富戶家的女兒竟然愛上了他。在某個月黑風高的夜晚，趁主人出門走親戚，該女子翻牆爬窗，跳入謝遷的書房，向正在苦讀四書五經的謝遷勇敢地表白道：公子我愛你，今夜我們就……（此處刪去××字）
此情此景，月朗星稀，萬籟俱寂，俊男迎風望月，美女送抱投懷。放在任何一位男同胞身上，後麵的情形都是極其浪漫，令人心馳神往的，至於謝遷嘛……
他禮貌地接待了這位女同胞，同她進行了親切攀談（同時保持安全距離），先談理想再談人生，然後談到綱常名教、三從四德。千言萬語總結出中心思想：哪兒來的，回哪兒去。少女大為悲傷，掩麵哭泣而去。而謝遷老師也反應相當快，當即卷包袱收拾行李，跑……
若幹年以後，這段故事被人廣為傳揚，大體是表揚謝遷先生作風正派、品德優良，而放在戀愛中人眼裏，這個故事讓人想起一句歌詞：春風不解風情……
隨著歲月的流逝，這則故事也傳遍了大江南北，明朝許多理學家的文章裏都援引了這則故事當例證，以教育婦女恪守婦道，學會清白做人。今天的許多類似“哲理文集”裏也收錄了這則故事，用以表現古人的偉大情操。甚至，這則故事的知名度比謝遷本人的知名度還要高。
但真也好，假也好，俗話說由小見大，這則充滿浪漫情調，但結局非常不浪漫的愛情故事，至少告訴了我們如下關於謝遷的信息。
首先，這是個非常有魅力的男人。雖說愛情是沒有理由的，但寄人籬下的林黛玉都不會愛上賈府打雜的焦大，何況是養尊處優的富家小姐？沒魅力能引得大美女翻牆跳窗？
其次，這是立場堅定的男人。麵對美女投懷送抱，麵對當富戶家上門女婿的大好機會，人家微微一笑堅決不幹，這抗腐蝕能力，真不是一般的強。
最重要的一點，這是個很有決斷力的男人。出了緋聞二話不說拔腿就跑，換成徐溥肯定會滿懷沉痛地放黑豆，再寫幾段深刻檢查。所以，他雖然正派，卻並不呆。
有魅力，有道德，有頭腦，沒錯，這就是閣老謝遷的光輝形象。
同樣是朱祐樘做太子時候的老師，如果說劉健給朱祐樘的第一印象是害怕的話，那麼對於謝遷，朱祐樘自始至終都隻有一個印象：喜歡。
這當然是因為他的魅力，謝遷人長得很帥，雖說一把年紀了，依然是個標準的美男子，而且他還相當注重儀表，別人來上課，直接開講，謝遷老師卻要花大量時間精心打扮，從衣著到發型都要仔細收拾，比演員登台唱戲還講究。這樣的老師，講課好不好是另一回事，往學生麵前一站就足夠養眼了。
人帥氣，課也上得不差。謝遷的聲音極其富有磁性，普通話講得字正腔圓，還擅長“胸腔共鳴”，放在今天比播音員還播音員。備課也十分認真。上課前的那個晚上，都要把第二天上課的內容事先彩排一遍，做到精益求精，每個表情、每個動作、每句台詞都要經過嚴格的設計，講課內容豐富多彩，給人以無窮的回味。聽他的課簡直不是聽課，真是比看話劇還過癮。
長得帥，聲音好聽，講課精彩，這樣的好老師，朱祐樘不喜歡實在是沒天理了。所以後來朱祐樘立了太子，同樣任命謝遷為太子老師，教完了爹再教兒子，說是模範教師，那實在是不過分。
既然朱祐樘喜歡，謝遷的官運當然也好得很。弘治八年丘濬去世，謝遷被調入內閣，開始了他的閣老生涯。他為官的名聲也同樣好得很，《明史》中有“天下稱賢相”語，評價可謂相當的高。
看到這裏大家可能會納悶兒：饒是謝老師長得帥、教學成績好，可選閣老又不是選世界小姐，更不是選模範教師。謝老師究竟何德何能，不僅與徐溥、丘濬等名臣比肩，更能流芳百世，混出“天下稱賢相”來，他憑什麼？就憑他是狀元郎？
當然不是，論謀劃，謝遷不如丘濬；論穩重，謝遷不如徐溥；論判斷，謝遷更比劉健差得遠。但身為大明帝國的內閣重臣，謝遷也有屬於自己的獨到本事——說話。
所有的健全人都會說話，但不開玩笑，從古至今，無論是談戀愛還是幹工作，說話都是一門絕對的學問。說話不難，但說得對方心服口服、死心塌地卻是難。說什麼樣的話，就能解決什麼樣的問題，那叫難上加難。恰如戰國時期大縱橫家張儀的名言：隻要舌頭不爛，老子就有翻身的本錢。
謝遷，也有這個本錢。
謝遷的第一本錢就是能說。身為成化十一年的狀元郎，基礎知識相當豐富，說話從來是滔滔不絕，旁征博引，上扯天文，下扯地理，外帶人生理想、哲學原理，還特別注意具體聽眾具體分析，充分做到看人下菜碟，到什麼山唱什麼歌。話匣子一打開，上至領導同僚，下至街頭賣菜大嬸，都能聽得目瞪口呆，比小朋友聽媽媽講故事還入迷，換句話說，那是絕對的享受。
所以那年頭，隻要謝遷開口發言，那真是鬼都歡迎。同僚家裏夫妻吵架，同事之間出了矛盾糾紛，甚至某些幹部出現感情問題，沒關係，有謝遷在，幾句話就搞定，連朱祐樘的養母吳太後都喜歡得不得了，經常叫謝遷進宮來嘮家長。這份本事就算放到今天，也肯定能當個成功的脫口秀節目主持人，紅遍大江南北。
可幹工作不是說相聲，耍嘴皮子不能解決問題。但凡事總有例外，謝遷老師用行動告訴我們：耍嘴皮子，就能解決問題。
因為謝遷耍嘴皮子，絕不是為了受歡迎當明星，說到底還是為了幹工作。
比如大臣們要給朱祐樘提意見，又怕說話太難聽惹領導生氣，要不謝老師您受累？
謝遷每次都欣然受累，他的第一句話準是：皇上，我給您講個故事吧。
朱祐樘想鋪張浪費，就給朱祐樘講勤儉節約的故事；朱祐樘想偷懶貪玩兒，就給朱祐樘講勤政愛民的故事；朱祐樘想增加賦稅，就給朱祐樘講愛惜民力的故事。每每此時，崇高的思想在聽眾的耳邊穿行，空氣中飄蕩著謝老師動聽的講課聲，朱祐樘坐在高高的龍椅上麵，聽謝老師講那過去的事情……
就這樣，再難聽的意見，放到謝遷嘴裏都成了好話，不但每次都說服朱祐樘改正錯誤，還經常把朱祐樘感動得眼淚鼻涕一大把。這份本事，擅長做“思想工作”的馬文升都佩服得五體投地，經常對謝遷讚不絕口。
但對於謝遷超強的口才來說，給領導講故事隻能算牛刀小試了。所謂好鋼要用在刀刃上，謝老師的一張利嘴，當然也要用在工作上。
比如中央要搞新政策了，總要有人向大家闡述政策內容，爭取大家的理解和支持，劉健的一張臭嘴逮誰得罪誰，徐溥隻會高喊朱元璋萬歲；沒關係，有謝遷當“形象代言人”呢，一張利嘴侃侃而談，好事都能說得錦上添花，再強硬的反對派聽了都沒脾氣。
同僚有新建議也是如此，誰有了新的主張，先找謝遷交流，隻要爭取到謝遷的支持，有他鐵嘴銅牙的搖旗呐喊，上能說得朱祐樘欣然接受，下能說得同僚們點頭讚許。丘濬的商稅改革、葉淇的鹽政改革，以及弘治朝初期大大小小的改革措施，幾乎都有謝遷在旁邊“煽風點火”，幾次在反對聲一大片的情況下做通大家的“思想工作”。這份本事，放到今天，絕對是天價的廣告明星。
但謝明星是很有職業道德的，每次當“形象代言人”之前都注意調查研究，凡是利國利民的政策主張都極力推廣，基本是無償援助，而凡是對老百姓有害的政策，別說給座金山也請不動他，還會被他指桑罵槐地訓到灰頭土臉。比如張皇後的弟弟張延齡想請朱祐樘允許權貴變相圈地，求到謝遷頭上，還開出了天價好處。謝遷不說支持，也不說反對，隻是雲山霧罩地給張延齡講曆史上外戚亂國的故事，竟把文盲水平的張延齡聽得入了迷，事後很多天才回過味：你這王八蛋是罵我呢！活像《大話西遊》裏被唐僧說得上吊的小牛妖。
俗話說得好，宣傳工作也是革命工作。而在弘治朝裏，能說會道的謝遷，將這項“革命工作”幹得是有滋有味。
而之所以將謝遷說成是劉健的好搭檔，除了謝老師宣傳工作抓得好外，還因為他的口才另有一項獨特的作用：防火牆！
謝遷在弘治八年入閣時，內閣的幹部編製是這樣的：徐溥、劉健、謝遷、李東陽。
這幾個人裏，徐溥是個倔人，劉健是個狠人，後麵要出場的李東陽是個精於謀劃、滿肚子算盤的牛人。總之，各個都不是省油的燈，特別是有劉健這樣的臭脾氣在，想保持團結是相當難的。
別擔心，有謝遷呢。
搭檔之間出了矛盾，上至掐架罵戰，下至吵嘴紅臉，有謝遷在中間調停，最後總能化幹戈為玉帛。特別是逮誰跟誰幹仗的劉健，幾次和李東陽發生工作矛盾，都是謝遷出麵調解，幾句話說得鬥爭雙方握手言和。而劉健幹工作得罪了人，也經常是謝遷事後和稀泥，用真誠的思想工作和高超的說話藝術，撫平對方受傷的心靈。還是朱祐樘本人對此的評價最到位：謝遷很努力，大家很團結（謝公在，朝臣無隙也）。
何止是朝臣無隙？十幾年後謝遷罷官歸家，竟然也在家鄉做起了“義務調解員”。鄰居之間雞毛蒜皮的小糾紛、夫妻打架、兒女不孝、兄弟之間爭財產……家長裏短的事全由謝遷出來主持公道，每次都能處理得很妥帖。
而如果拿出我們在之前的那個比方來說的話，謝遷和劉吉算是同行，都是內閣發動機裏的潤滑裝置，但不同的是，他的為人與劉吉一樣聰明，但他的人品比劉吉更正派，巧舌如簧的外表下是一顆正直的心。
而要說“最強內閣”和之前的內閣有何不同，關鍵還是在於另一個人的存在。在這個內閣班子裏，此人既不是加速裝置，也不是減速裝置，卻是獨特的電腦智能操控裝置——這就是被稱為“李公謀”的李東陽。
之所以說他是關鍵人物，全因名號裏的一個“謀”字。劉健會拍板，謝遷搞宣傳，饒是幹得有聲有色，可缺了謀劃，照樣啥都玩兒不轉。
可和判斷一樣，謀劃這個工作同樣不好幹。《三國演義》裏把諸葛亮描繪得近乎神話，充分說明，幹這個工作的人，忠也好，奸也罷，都得是無與倫比的聰明人。
同前文中從事相同工作的丘濬一樣，李東陽也是一個這樣的聰明人，甚至可以說，盡管他沒有《大學衍義補》這樣的大智慧，卻在某些方麵的智商，遠勝於這位經常和名人齊名的老前輩。
李東陽，字賓之，今湖南茶陵人，天順八年（1464年）進士，弘治八年（1495年）以禮部尚書身份入閣。
單看這份履曆貌似沒什麼神奇，但事實上，早在科場登第之前，李東陽已經名滿天下了。有多早？四歲。
四歲的時候，當別的小朋友還在玩兒過家家，甚至個別人還沒斷奶（比如民國大軍閥韓德勤）的時候，小李東陽已是滿腹經綸了，不但出口成章，還能提筆寫書法。請注意，不是小孩子在紙上胡寫亂畫，而是在雪白的宣紙上，工工整整地寫一尺見方的大字。
在當時，小李東陽的本事更是牛遍了全國，連在位的景泰帝朱祁鈺都驚動了，不但熱情接見，勉勵他好好學習，還親切地把他抱在懷裏喂水果吃。在那個跟皇帝握個手都要炫耀一輩子的年代，這何止是神童，簡直是紅透半邊天的小明星。
而在關於李東陽的神童故事裏，有一則故事直到今天依然廣為流傳，據說在得到景泰帝親切接見時，皇帝陛下心血來潮，出了一個上聯：螃蟹渾身甲胄。小李東陽眼皮都不眨一下，下聯脫口而出：蜘蛛滿腹經綸。登時滿場皆驚，景泰帝當場拍案叫絕道：這小孩兒有前途，將來肯定當首輔。
且不論這個故事是真是假，在數十年後，才華橫溢的李東陽真的仿佛是一隻角落裏沉默的蜘蛛，把滿腹的經綸織成大明朝的盛世江山。
補充說明一下，當時朱祁鈺接見小李東陽的同時，還接見了另一位同樣名滿天下的神童。喂水果的時候，左邊懷裏抱一個，右邊懷裏還抱一個。而這位小神童叫程敏政，數十年後，這兩位年過半百的老神童聯手主持了弘治朝一次重要的科舉考試，本以為可以成為千古美談，卻不幸演繹了一場直到今天還是筆糊塗賬的科場舞弊案，毀了程敏政的晚節不說，還直接斷送了另一位名滿天下的神童——唐伯虎的錦繡前程。撫今追昔，直叫人感歎一句：神童，神童，人同命不同。
同人不同命，可小李東陽的命卻好得很。因為出名早，小李東陽也曾經飄飄然過，上課開始打瞌睡，作業不認真完成，考試的時候憑小聰明瞎糊弄，還喜歡四處遊玩賣弄文采，日子過得相當的墮落。要照這麼胡混下去，恐怕地球上將多了一位浪蕩文人，少了一位大明朝的內閣重臣。不過幸運的是，李東陽碰上了一位好老師——黎淳。
在當時，黎淳是一位著名的學者，素來以治學嚴苛著稱，而在聽說了李東陽的一些荒唐事後，他把李東陽叫了來，卻一不打二不罵，隻是翻出一篇文章，罰李東陽抄寫十遍。
按說這也不稀奇，學生不守紀律，老師罰抄課文嘛，今天的學校裏也常有，可待到李東陽細讀文章，隻看了一遍，立刻明白了老師的良苦用心，當場淚流滿麵，發誓從此之後發奮苦讀，再不荒廢光陰。
那篇文章，正是宋朝歐陽修的名篇《傷仲永》。
從此以後，李東陽的人生進入了另一種狀態：牢記老師的錚錚叮嚀，不再嬉戲玩耍，不再賣弄才華，不再沉迷於神童的名號，每天好好學習，天天向上，不但安心學好本職功課（八股文），在詩詞歌賦等各方麵都有很深的造詣，更勤於思考，觀察世事，求索治國之道。真正做到德、智、體、美、勞全麵發展，成為一個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大明朝好青年。
天順八年，李東陽高中進士，正式踏入官場，而無意之間，他也打破了丘濬保持的進士及第最年輕紀錄——十八歲。
而這段堪稱學習模範的成功路程，帶給李東陽的絕不僅僅是輝煌的仕途前程和更高的關注度。就在那一刻，在恩師嚴厲的目光下一筆一畫抄寫下《傷仲永》的那一刻，他已經明白了一個影響他一生的重要道理：做人，要寵辱不驚。
年輕時代，在河津奔騰的水流中，山西名師薛瑄，以逆水行舟的身教方式，告訴了迷茫中的劉健：人生隻有前進，沒有後退。
年輕時代，在北京寂靜的學堂裏，京城名師黎淳，用罰抄課文的方式，告訴了飄飄然裏的李東陽：人生有起有落，無論是陽光還是烏雲，都要以一顆平靜的心麵對。
不同的名師，用不同的方式，麵對不同的學生，將一個相同的詞彙深深地植入他們的心中：天下。
帶著相同的詞彙，兩位心懷夢想的年輕人相繼走進了荊棘密布的官場。倔強的劉健與平靜的李東陽，因為這個相同的詞彙走在一起，在血雨腥風的官場鬥爭中結成親密戰友，共同幫助朱祐樘開創了輝煌的盛世。然而，數十年後，當正德朝初年那場巨大的政治風暴襲來時，劉健的倔強與李東陽的平靜，卻終究成為水火不相容的碰撞，注定了這對老戰友最終決裂的結局。即使是那個共同的詞彙也終未撫平他們之間深深的裂痕。
當然，這些都是後話了，恰如那句台詞所言：我猜透了開頭，可我卻猜不透這結局。還是讓我們先從開頭開始吧。
天順八年，平靜的李東陽步入了永遠不會平靜的官場。那是大明朝最折騰的幾年，大藤峽叛亂、荊襄叛亂、滿俊叛亂……從皇帝到大臣都很忙。然後是廢皇後、宮廷計劃生育工作、煉丹、修道、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漸漸地，大家都不怎麼忙了。
不管大家忙不忙，李東陽始終很忙，先幹翰林院編修，苦熬了十年後，升為侍講兼詹事府左庶子，左庶子主管太子府的公文往來工作，又過了九年繼續提拔，成為東宮侍講學士，也就是太子朱祐樘的老師。從正七品的編修到從五品的侍講學士，足足用了十九年時間，貌似進步緩慢，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全是前途遠大的好工作呢。
之所以這麼有前途，當然還是李大才子工作成績好，在成化朝紛亂的朝局裏，李東陽兢兢業業安心工作，一支妙筆橫飛，再枯燥的公文都能寫得花香四溢——一等一的“模範秘書”。為人也很低調，始終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好作風，群眾關係處得好，領導關係處得更好。成化朝魚龍混雜的大佬們，不管是能臣李賢、彭時，還是紙糊的三閣老萬安、劉吉，乃至後來的倔老頭兒徐溥，都對他賞識有加。由此可見，李秘書不但幹工作有一套，搞關係也同樣有一套，在這一點上，他比同為謀劃大師的丘濬強太多了。
不但官場混得如魚得水，李秘書在文化戰線上同樣取得了驕人的成績。詩詞歌賦樣樣精通，書法繪畫門門輕鬆，直接引領了當時大明朝的文化時尚。上午作的詩，下午就紅透大街小巷，連青樓裏賣藝的妓女都天天唱。隨便幾筆做的畫、寫的字，放到書畫市場上立刻被人爭相購買，不用等他死就能賣到天價。甚至到了弘治朝，一批文人緊緊團結在以他為核心的文化名流周圍，形成了一個名傳千古的詩詞流派——茶陵詩派。
官場混得好，文化圈同樣混得好，這何止是能臣或是才子，簡直是腳踩政壇、文壇、畫壇的三棲明星，這種人放在今天隻有一個稱呼：大腕。
饒是名滿天下，但事實上，朱祐樘起初對李大腕並不感冒。這也難怪，同劉健和謝遷比起來，李大腕給朱祐樘當老師的時間實在有點兒短，何況，他既不像劉健那樣會吼，也不像謝遷那樣會說，印象不深刻是自然的。
所以朱祐樘登基後，老同事劉健很快成為內閣重臣，李東陽卻先是因父親去世回家守孝，後來又被提拔為左庶子兼侍講學士，到弘治四年（1489年），因參與纂修《憲宗實錄》，升太常寺少卿，掌翰林院事（中央大學校長）。雖說也是一步步提拔，但在朱祐樘看來，這位名聲在外的文化名人，還是幹文化工作最有前途。
然而不久以後，一件事情的發生，卻讓所有人改變了對李東陽的看法，也讓朱祐樘看到了這位大腕的最大本事——謀劃。
弘治五年（1492年）到六年，黃河發大水，長江發大水，山西、陝西、四川等地鬧旱災，可謂是無處不鬧災，簡直是大明朝的災年。
朱祐樘急得上火，下詔大臣們上書言事，商討解決問題的辦法。各類奏折紛紛送到了朱祐樘的案頭上，像以往一樣，有推卸責任的，有張口亂罵人的，還有個別無恥的借機拍馬屁的。總之，都是驢唇不對馬嘴。而看得頭大的朱祐樘，目光卻忽然被一封奇特的奏章所吸引。這篇奏章的題目叫“應詔陳言奏”，作者，正是文化大腕李東陽。
這是李東陽官場生涯裏一篇重要的奏章，也是一篇將李東陽的博學、智慧、眼光凝結到水乳交融的名作。在這篇文采斐然的奇文中，李大腕充分發揚了自己心憂天下的高貴精神和學富五車的光榮傳統，以蕩氣回腸的文字旁征博引，接連引用了聖賢孟子的十條語錄，一一加以解說，進而含沙射影地抨擊大明朝存在的各類施政問題，逐一提出解決方案。既拉大旗做虎皮，又解決實際問題，更兼罵人不帶髒字，堪稱是大明朝各類奏章裏的標準範文。
在這篇奏章裏，李東陽告訴朱祐樘，所謂天災其實是人禍，現在農村經濟很不好，土地兼並很嚴重，老百姓不鬧災都吃不上飯，不解決人禍，怎麼救災都是白救。
李東陽又告訴朱祐樘，別老哭窮，你爹當年搞一次封建迷信活動的錢就夠養活幾個縣的老百姓了，現在好多封建迷信活動沒叫停，宮廷的開支也太多了，咬牙過幾天緊日子，救災的錢也就有了。
李東陽還告訴朱祐樘，所謂救災，救完了不管，等於沒救。不鬧災的時候就要居安思危，水利要興修，官倉每年也要額外準備儲蓄糧，等著救災的時候用。隻有這樣，才能災年無災。
另外關於腐敗、司法、稅收等各類弊端，李東陽也同樣在文中進行了大膽的揭露，不但揭露，還提出了詳細的解決問題的辦法。既切中要害，又謀劃周詳，更兼眼光獨到。要是評選那一年抗災救災的“最佳奏章獎”，此文可謂當仁不讓。
而當朱祐樘一口氣看完這篇奇文後，相信他的腦海中隻回旋著一句話：人才最寶貴！
果然，此事過了不久，李東陽就高升了，先提拔為禮部侍郎，再加封內閣侍讀學士，專門主抓詔書起草工作，弘治八年丘濬病逝後更是高升一步，正式入閣，成為大明朝最高決策層的人物之一。
李東陽之所以升得這麼快，除了朱祐樘的賞識外，也同樣和另一個人的悉心培養分不開——內閣首輔徐溥。
作為一個追求完美的老夫子，徐溥對人的要求極高，一般同僚很難有入他的法眼的，而李東陽則是為數不多的一個。
事實上，徐溥對李東陽真叫好得很，幾次選拔幹部的時候都傾力舉薦。李東陽升內閣侍讀學士，就是出自徐溥的建議。兩人的私交也很密切，經常在一起談詩論畫，並且互贈禮物，堪稱是莫逆之交。其中，就有一段關於名傳千古的宋朝名畫——《清明上河圖》的故事。
《清明上河圖》本是徐溥的一個同僚送給他的，《清明上河圖》那可是國寶級的畫作啊，徐溥當然特別喜歡了，看一次就激動一次。可到了弘治十二年（1499年），已然退休在家、生命已到最後一刻的徐溥卻急匆匆地派孫子出發，拿著這幅畫去京城找李東陽，讓孫子務必要親手把畫“還給”他。為啥是“還”？原來他是聽了李祁、李東陽祖孫聚首古畫的掌故（李祁、李東陽先後都在《清明上河圖》上題寫跋文），所以他就認為這幅畫應該轉由李東陽收藏。之後，年邁的徐溥就臥病在床，大夫把完脈之後歎息著說快準備後事吧。可徐溥卻還是咬牙撐著，一直撐了一個月，直到孫子風塵仆仆地從京城趕回來，告知李東陽已經收到了畫，這才露出了滿意的微笑。
不久之後，徐溥病逝。
另外，徐溥把畫轉贈給李東陽還有一個原因。
二十年後，同樣退休歸家的李東陽在一篇文章裏深情地回憶了這一幕。原來，徐溥孫子交與李東陽的，除了這幅畫外，還有一封徐溥的親筆信。而在這封信中，有一句話讓李東陽從此牢牢地記住了：吾之誌，交汝也。
這正是徐溥之所以這樣做的所有緣由，這幅記錄了北宋盛世榮光的《清明上河圖》，在徐溥的眼中，不僅僅意味著一場文化的盛宴，更意味著一個治世的理想，這是一個他為之奮鬥的理想，而收到這幅畫的人，他希望能夠將這個理想延續下去。
國泰民安。
李東陽，我相信你會做得比我更好，這就是我的緣由。
事實證明，李東陽沒有讓他失望。
自進入內閣以來，李東陽始終兢兢業業，事事以天下為先。盡管他沒有丘濬那般看穿未來的大智慧，卻在具體施政策略上遠勝於這位老前輩。丘濬《大學衍義補》中的許多內容，都被他以最為穩妥的方式實施。國家的大政方針，他都能做到精心謀劃，從軍事到生產再到稅收，每一樣工作都做到萬無一失，事事做到謀而後動。在他入閣的那些年裏，國家基本上沒有傷筋動骨的大改革，然而大事小情的處理、國泰民安的朝局，無不凝結著他的心血。
更重要的，卻是這個高效的組合：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尤侃侃。
具體的分工很明確：劉健拍板定方向，謝遷努力抓宣傳，李東陽則負責謀劃實施，三人分工明確，配合默契，大明王朝的發動機，從此以最高的效率運轉起來。
八國聯軍司令瓦德西曾說：“中國人，一個人是一條龍，合起來是一群熊。”話雖然說得刻薄，可看看曆史上的許多事，卻著實無話可說。特別是在官場上，牛人與牛人搭檔的結果，總是見麵了就掐，幹工作更掐，掐到告老還鄉都不罷手，直到寫回憶錄盤點成績時才發現：一輩子除了掐，啥正事沒幹，什麼牛人，說熊人是一點兒不誇張。
但如果要說例外的話，劉健、謝遷、李東陽卻算是絕對的例外。在當時，三位閣老可謂朝臣中的人尖子，卻是性格互補，施政風格互補，脾氣互補。雖然彼此之間也曾有過爭吵，卻終能做到事事以國事為先，分工明確密切配合，說是最佳搭檔，那是相當的不過分。
如果套用瓦德西的話來評價他們，或許可以這麼說：劉健、謝遷、李東陽，三個人是三條龍，合起來是霸王龍。
在這個“最強內閣”的運轉下，一幕幕盛世的好戲轟轟烈烈地上演了。
[1] 丘濬，1418—1495年，也有說法認為他是1420年或1421年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