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頓朝政，罷免奸佞；整肅吏治，嚴查貪汙，任用賢能；整頓軍隊；經濟改革、稅製改革、農業改革、國防改革；賑災救災、防災減災，這是朱祐樘自登基後，一直甩開膀子玩兒命去幹的事情。為了一個盛世的理想，日夜辛苦操勞，不容易。
而他的努力也沒有白費，大明王朝的盛世終於見了雛形，漸漸清晰起來。這個被曆史書上稱為“眾正盈朝”的時代，這個讓無數明朝後期仁人誌士們念念不忘的國泰民安的歲月，在他的手中誕生、發展、繁榮……
這是一個怎樣的時代呢？一起去瞧瞧吧。
一
仁君的煩惱：弘治皇帝與文官集團的“君臣鬥”
說到“君臣鬥”，許多人也許會想到的是劉寶瑞的相聲段子《官場鬥》，劉羅鍋巧計戲和珅的場景、智鬥乾隆皇帝的情節，一字一句無不讓人捧腹。但當你興致盎然地翻開曆史書一查，卻立刻泄氣了——編的。但是弘治朝的君臣關係，是接近於相聲評書裏描述的那種君臣情景的，未必捧腹，但是很像。
朱祐樘自從登基以後，最重視的事情就是人才的選拔。登基以後，朱祐樘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召回了官員裏的老勞模王恕。為了選拔賢能官員，他甚至把所有的待選官員名字貼在文華殿的柱子上，隨時考察，做到“不放過一個好官”。於是，也就有了史書上所稱道的情景：眾正盈朝。看看情況也貌似如此，劉大夏、馬文升、王恕、徐溥、丘濬、葉淇……一連串星光燦爛的名字，可是，怎麼還夾帶著些紮眼的人呢，比如……劉吉……
前麵我們說過，朱祐樘起用劉吉，是因為劉吉是一個有用的小人，而從朱祐樘本人的角度講，這或許並不是唯一的原因，還有另一個重要的原因：劉吉聽話。
中國的封建史官寫史的時候，在評價忠臣和奸臣的標準時，有時候往往是一刀切的，比如直言進諫的就是忠臣，曲意逢迎的就是奸臣；清正廉潔的就是忠臣，有經濟問題的就是奸臣；和忠臣是好朋友就是忠臣，和奸臣是好朋友的就是奸臣。所以分來分去，隻當得一個字：亂。
而事實上，單從皇帝的標準來看，皇帝當然是喜歡用忠臣的，可是試想一下，做皇帝的，是喜歡一個成天給自己添堵的“忠臣”，還是喜歡一個天天讓他高興的“奸臣”？皇帝也是人，沒有人能夠完全地超越感情去看待所有的問題。比如唐朝的李世民，氣急了不也想殺魏徵嗎？
所以，在所謂的“忠”“奸”之間，皇帝的選擇隻有一個：有用的人。忠臣奸臣的選擇，是要把握個度的。
而正是這個原因，劉吉能夠在成化、弘治兩朝屹立而不倒，可以說他八麵玲瓏，可以說他心機狡詐，但是，他確實是一個能夠讓朱祐樘高興的人。皇帝想到的事情，他能提前想到；皇帝要做的事情，他能提前積極地去辦，事事做進了皇帝的心裏，不提拔也難。可是他終究玩兒出了圈，一場兩京之獄讓他在朱祐樘心中的美好形象徹底倒塌：原來隻認為這個人心眼兒小，有缺點，曾經不正經幹，沒想到他一個人在背後能搞這麼大的事情，把我也當了槍使。這樣的人，當然留不得，於是，在折騰了幾年後，弘治五年，劉吉被罷官回家。
而在劉吉當內閣首輔期間，除了兩京之獄這件大事外，劉吉並沒有做太多過分的事情，相反，哈密衛一事正是他關鍵時刻挺身而出，讓大明朝避免了一次丟人現眼。他所提出的閉關絕貢之策，更是幫助大明朝不戰而屈人之兵。所以，這個人確實還是有優點的，而正是朱祐樘對他的使用，讓他在弘治朝的最初五年裏，做了他一輩子都沒做過的幾件好事。
而劉吉的離開也標誌著弘治朝的官場正式進入了一個新時代——名臣時代，一個讓朱祐樘感到既幸福又難受的時代。
說幸福，恰如民間俗話：“一個好漢三個幫。”要開創盛世，最需要的就是人才，弘治時代的人才，可謂是風雲際會，搞整頓有王恕，抓大局有徐溥，做謀劃有丘濬和李東陽，做決斷有劉健，治水有徐貫、白昂，打仗有馬文升、王越、陳壽、秦紘。當然，更有劉大夏這樣的複合型人才。說群星璀璨，那是毫不過分。
朱祐樘是從心裏想做個好皇帝的。自幼讀書，讀得最多的就是曆朝曆代奸佞當道的故事，最盼望的事情就是身邊人才雲集，幫助他開創一個盛世。一個好的能臣，能夠讓他少操多少心，省多少力。這是幸福。
可有幸福就有煩惱，這個煩惱就是，有能耐的人身上總是帶刺的。
細數一下弘治朝時代的文臣們，論政績，一個個星光燦爛，但說到脾氣，卻是五花八門：王恕喜歡拍桌子，丘濬喜歡報仇，劉健喜歡耍大牌，徐溥喜歡賣弄老資格。每到了關鍵事上，拿皇帝不當領導的行為，著實不少……
而且雖然是能臣，他們之間也並不團結，或者是互相看不慣，或者是利益衝突，或是政見不和。相互掐的事更不少，比如王恕和丘濬，從弘治朝開朝就鬥，一鬥就是五六年；戶部尚書葉淇更是差點兒讓人罵死；三邊總製王越，幾乎是被滿朝文武口誅筆伐。做皇帝的，要左右平衡，說不累，更不可能。
而且朱祐樘畢竟也是人，也有喜怒哀樂，更要有勞逸結合。他也有憤怒的時候，有沉迷於一件事情的時候，普通人有的欲望，他也會有，普通人會有的情感上的傾向，他同樣會有，可每到這個時候，能臣們就會出現在他麵前，約束他的各種行為。雖然朱祐樘心裏頭明白，這是為了江山好，可真落到自己身上，卻未必那麼舒服。
而每次的不舒服，累積成經年累月的不舒服，最終的結果，就是一個能臣從大受恩寵到最後失寵。
做能臣難，做一個既幹活又能得到皇帝滿意的能臣更難。做一個既幹活，皇上又滿意，名聲又好的能臣，那是難上加難。比如弘治朝初年的名臣王恕，就栽在了這上麵。
王恕經常直言進諫，有時候更是倚老賣老，他提的意見不能說不對，大部分都是中肯的，隻是缺少中肯的方式。而一旦和朱祐樘發生衝突，王恕的常用方式就是撂挑子，撲通跪倒，說皇上，您恩準我回家養老吧。朝局百廢待興，此時哪裏離得開這個倔老頭兒？朱祐樘最後隻能無奈地說，聽你的，都聽你的還不行嗎？
王恕對大臣們也是這樣，大概是歲數大了，脾氣也見長，又當著吏部尚書，對誰都是傲氣衝天。平級的尚書們，每次見了他都要恭恭敬敬，否則被罵沒商量；內閣的閣臣們，按理說算是他的“上級”，可照樣拿著不當回事。隻要是他要辦的事，說破天也要辦，不辦就發飆。劉健和他吵翻天過，劉吉被他罵得狗血淋頭過，好脾氣的徐溥雖然跟他沒發生過什麼正麵衝突，可別扭的事也不少。
對同僚和上級如此，對下級自然更不用說了。每次檢查工作的時候，王恕都是威風凜凜的樣子，一張臉板得比包公還黑，一點兒小錯就嚴厲批評。考察幹部的時候更不例外，稍微一點兒紕漏，就能讓你丟官罷職，搞得每次京察的時候，一聽說王恕來了，上上下下的幹部都打哆嗦。
本身幹的就是得罪人的工作，又在工作中不斷地得罪人，這樣做的後果可想而知。
其實得罪別人倒不要緊，最重要的，是得罪了朱祐樘。
朱祐樘早就受不了王恕了，隻要是意見不合，要麼是威脅撂挑子走人，要麼就是歇班幾天在家。脾氣臭也就算了，管的也叫寬，娶老婆要管，早晨起晚了要管，工作上的事情管，生活上的事更管，大事小事沒有王恕不插嘴的。
久而久之誰受得了？漸漸地，連朱祐樘本人對他這套也“審美疲勞”了，後來王恕和丘濬掐架，最後明明證明是丘濬的錯，可是朱祐樘卻幹脆錯到底，借此為由讓王恕退休，其實就算沒有丘濬，借口也是找得到的。
而和王恕比起來，丘濬就幸運得多了。
丘濬不是一個有好名聲的人。王恕脾氣臭，但全國官員都知道這人做事公正，對事不對人，可是丘濬不一樣，他往往是對人不對事，但是偏偏丘濬在朱祐樘麵前倒混得開。前麵我們講了，這人是有真才實學的，而且對於國家經濟建設大有想法，他的每一個謀劃都是切合當時中國經濟的實際問題的，而另一個重要原因則是，他對待朱祐樘的態度是王恕學不來的。
丘濬誰都罵，可獨獨沒有得罪過領導，就算是提建議，也是先打預防針，先說一通好話，繞著彎子賠小心，才切入正題，最後總能說得朱祐樘點頭稱是。這樣的人，不似劉吉這麼奸猾，但是比王恕會做人，所以，朱祐樘一直喜歡。
但是朱祐樘喜歡，同僚卻討厭得很，特別是在徐溥這樣的老夫子眼裏，丘濬搞得那一套簡直是胡鬧，祖宗的成法讓他改得亂七八糟不說，連商人竟然都成了國家棟梁，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嗎？
可那本記錄了丘濬一生心得的《大學衍義補》，卻被朱祐樘奉為至寶。於是丘濬和王恕這兩個政敵最後的結果也大不相同，王恕被罷官回家，丘濬則累死在工作崗位上。
至於其他的幾位弘治朝的重臣，在內閣大學士級別的人裏，徐溥喜歡倚老賣老講大道理，謝遷一張嘴能說會道，劉健是性格嚴厲的炮仗，馬文升會做思想工作，劉大夏說話委婉，善於諷諫……都是不同的人，和朱祐樘打交道的方法也不同，大多數的時候朱祐樘都能適應，可是每個方法裏也都有讓皇帝累的內容。
而六部裏其他的幾位名臣也各自有與皇帝周旋的訣竅。他們憑借著各自的訣竅，在朱祐樘的麵前站穩了腳跟，確定了自己的命運。比如，在王恕罷官後，接任吏部尚書的耿裕。
作為位高權重的組織部部長，耿裕牢記了前任王恕的教訓——跋扈。而他留給朱祐樘的印象永遠隻有一個——樸素。
這個人的最大特點就是話不多。平日裏不顯山不露水，大家爭辯得激烈的時候，他永遠是那沉默的極少數，可是往往在大家意見僵持不下的時候，他突然會蹦出一兩句名言，一下子就解決了問題。
而且這個人生活也夠簡樸，平日裏私下很少穿華麗衣服，家裏更是家徒四壁，窮得叮當響。丘濬沒錢了還能去當鋪賣家當，換到耿大人，怕是連家當都沒得賣。
耿裕幹工作更是低調得很。王恕幹工作的時候，喜歡長篇大論，一件事可以嘮叨個沒完，特別是向朱祐樘彙報工作的時候，某個人好還是不好，總能扯上大半篇章來論證。輪到耿裕卻恰恰相反，該說什麼就說什麼，從來不繞彎子，對一個官員的評價，行還是不行，一語點破，從不旁征博引。而皇帝問什麼，就答什麼，多餘的廢話從不說，說完了，皇帝點了頭，該辦的事情立刻辦，絕不拖泥帶水。
而且他選拔官吏的標準也確實公道。某一年，吏部考核山西巡撫的人選，這是一個掌管地方軍政大權的實缺，可是誰去呢？朝臣們舉薦了三個人選，然而作為吏部尚書，耿裕卻堅決地推薦其中一個人——王瓊。
這可讓大家大為吃驚，這個王瓊據說名聲不太好，很會巴結人，和朝廷裏的太監頗有勾結，讓文官們很是不齒。雖然確實有才能，但是誰推薦誰挨罵。而且，就算大家都推薦這個人，貌似耿裕也不該推薦。因為王瓊的父親在天順朝時期是權臣石亨的爪牙，曾經陷害過耿裕的父親——當時的刑部尚書耿九疇。
當場就有人委婉地提出了這個事，耿裕愣了下，回答了一句話：（王瓊）於家有仇，於國有益，國之臣子，不敢因家忘國。一句“因家忘國”，讓朱祐樘大為佩服，真是個好漢。
也正是因為他的樸素，在吏部尚書的位置上，耿裕一幹就是幾年。從始至終耿裕都低調行事，隻知埋頭幹活不知抬頭看人，從不高談闊論。這樣低調的臣子，朱祐樘甚為喜歡，多次褒獎。
而和耿裕比起來，戶部尚書李敏和葉淇，則讓朱祐樘體會到一句話的意思：一錢難死英雄漢。
這兩個人都擔任過大明朝的戶部尚書，響當當的“財神爺”，都是在弘治朝經濟最困難的時期擔任的這個職務，沒少挨罵，也沒少被朱祐樘難為。
先是李敏，這是弘治朝的第一任戶部尚書。朱祐樘即位後，雄心勃勃想大幹一番事業，北邊的蒙古要收拾，內地的饑荒要賑災，樣樣都需要錢，然後就興衝衝地把戶部尚書叫來，要撥錢，李敏隻能回答一句：沒錢。
這倒是實話，朱祐樘繼位之後，辦完了朱見深的喪事，根據明朝名臣的一些筆記記載，當時明王朝的戶部存銀隻有區區三十萬兩，這點兒錢辦啥事都不夠。可國家勵精圖治，確實要花錢，怎麼辦？朱祐樘急了：沒錢，你也要拿出弄錢的辦法啊。
李敏問，陛下是想做一個中興之君呢，還是要做一個守成之君？陛下是想給後世子孫留下一個富國富民的大明，還要要給後人留下一個千瘡百孔、危機四伏的大明？
這話今天看著正常，放在當時，卻足夠掉腦袋了。好在朱祐樘好脾氣，強忍著性子回答，做中興之君如何？做守成之君如何？
李敏答：陛下如果隻想守成，那麼好辦，可以采用加稅的辦法，給民間百姓攤派加稅，把明年、後年，甚至幾十年後的稅都集中到一年征了，以後也照著這樣來，直征到孫子輩。
李敏的話直讓朱祐樘聽得滿臉驚訝，接著就見李敏弱弱地補充了一句：元朝末年就是這麼征的。
最後這句朱祐樘總算聽出味道來了，什麼守成之君，這不是亡國之君嗎？嚇得李敏撲通一下跪倒，接著說：陛下恕罪，陛下真想要實現中興大業，倒是有另一種辦法。
在這裏等著我呢，朱祐樘強忍住火：什麼辦法？
李敏從口袋裏拿出一張紙：您自己看吧。
原來這是李敏早就準備好的一張清單，上麵清楚地記錄著成化朝時期荒唐花費的名目，哪些是該叫停的，哪些是該減免的，統共寫了幾頁紙。
就因為這張紙，有了弘治朝初年開始試點的一係列減免行動：減稅、減工程、減少宮廷開支。弘治朝初期整頓軍備和建設水利工程的錢，就是這麼省下來的。
李敏立了大功，可朱祐樘心裏畢竟不舒服，這個人太尖酸刻薄。
果然李敏又再接再厲，提出把勳貴的農田都收回來，再租給無地農民耕種，這一下可觸犯了大群貴族的利益，各個群起而攻之，朱祐樘則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最終也沒有采用。後來李敏又上諫別的事，朱祐樘也未聽取。弘治四年（1491年），這位在弘治朝初創時期，從牙縫裏幫助朱祐樘摳錢的功臣，因病致仕，未及家鄉即病死。死後贈太子太保，諡“恭靖”。
而另一位戶部尚書葉淇，在任的時候主持了另一項大規模的改革——鹽政改革。這更是一項觸犯貴族利益的改革行為，直接斷送了某些貴族倒賣鹽賺錢的財路，可是葉淇卻比李敏招朱祐樘“待見”得多，究其原因，還是因為葉淇很懂得策略。葉淇從來不和朱祐樘硬頂，正麵不行側麵來，關於鹽政改革的爭論，朝野上攻擊時，他從來不主動申辯，每次朱祐樘問葉淇，你有什麼話說。葉淇的回答是：臣無話可說，臣要說的，都寫在奏章裏。也正因如此，盡管鹽政改革阻力甚大，但是葉淇的官位卻始終穩固。
所以最後葉淇的結果是光榮退休。受盡口水謾罵，在一片反對聲中完成鹽政改革，而後全身而退，如履薄冰，著實不容易。
都是忠臣，都是能臣，在與朱祐樘的相處中，卻最終落得不同的結局。這君臣鬥裏，朱祐樘不是虎，可宦海沉浮起落，依然是讓人猝不及防。
後人說到這裏，無不感歎萬分，有說君心難測的，有說宦海無常的，有說朱祐樘是非不分、剛愎自用的，可是有一條，許多人卻忽略了：朱祐樘在用人上和他父親朱見深有什麼不同？
是啊，朱見深罷斥忠良，朱祐樘貌似也沒少幹：王恕是被炒了魷魚的，還有秦紘、陳壽，朱見深罷過他們的官，朱祐樘也罷過他們的官……一場“兩京之獄”，鬧得從南京到北京，上下雞飛狗跳，名臣、直臣抓了、貶了一大堆，比比看，仿佛和他爹當年一個樣。
但事實卻是不一樣。說不一樣，一句話就夠了：朱見深時代，直臣既挨整又下崗；朱祐樘時代，直臣雖挨整，卻能幹活。
比如前麵我們說到的那幾位，王恕也好，陳壽也好，或是秦紘和李敏，縱然命運跌宕起伏，但是王恕整頓了吏治，陳壽和秦紘幹好了國防，李敏搞好了財政，他們想要做的事情，在官場生涯的最後時刻都做完了。最後雖然結局不同，但比起多少仁人誌士的壯誌未酬，終歸還是少了點兒遺憾。
這恰是朱祐樘時代任用大臣的最重要特點：政績第一。
朱祐樘信用的大臣，無論是善於諂媚的劉吉，還是穩重的徐溥、傲氣的王恕、寬厚的馬文升，還有戶部、吏部，乃至地方上的一大堆官員，所有人在弘治朝安身立命的最大本錢隻有一個——幹活。
朱見深時代，雖說是“主昏於上，臣奮於下”，但所謂的“臣奮”，也隻是說的周洪漠、王越、餘子俊等少數人，而且就這幾個少數人，也是邊拍馬屁邊幹活。換成三個紙糊的閣老，還有泥塑的幾位尚書，乃至那年頭全國大多數幹部，日常工作就兩條：拍馬屁，混。
到了朱祐樘時代就不一樣，雖說也有人拍馬屁，也需要混的時候，但是主要目的是幹活。馬屁拍得響，拿不出工作成績照樣卷鋪蓋走人。而且盡管相互之間鬥來鬥去，可基本是對事不對人，要幹的工作，一樣都沒有耽誤。王恕整頓完了官場，李敏整頓完了財政，葉淇弄好了變法，丘濬謀劃了全局，要做的事都做了。中間那些你爭我掐，比比工作成績，隻能算是些花絮而已。
沒有爭鬥的朝廷是不存在的，沒有矛盾的同僚更是不現實的，重要的是，為君者怎樣對待，是打壓還是利用。
二
民為國之本：弘治朝的與民休息
如果要給弘治朝的整個國策下一個最準確的定義，那無外乎四個字——休養生息。
這四個字看著很眼熟，不錯，這是曆代中國封建王朝在開國階段都會使用的國策。減輕賦稅，削減徭役，分配土地，盡量不折騰老百姓，為的是恢複生產，讓國家盡快富強起來。而在大明王朝已然運作了一百多年的弘治朝，依然執行這個政策，卻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前兩代折騰得太厲害了。
從明英宗朱祁鎮複辟的天順朝開始，到明憲宗朱見深瞎搞的成化朝，整個大明王朝都沒斷了折騰。皇帝昏庸，官員貪墨，小人橫行，水災、旱災不斷，大藤峽叛亂、荊襄叛亂……沒完沒了地折騰，到了弘治朝，再折騰，國家就要折騰沒了。所以必須恢複民力，讓老百姓安定下來。
可是此時休養生息，麵臨的困局，卻比朝代開國大得多。綜合起來，就是兩點：一是效率問題；二是土地問題。
說效率，主要是說政府的執行效率。大明王朝已經立國一百多年了，不似開國初期國家富有朝氣，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下麵的官員不幹活，再好的政策也推行不下去，到頭來，隻能是做無用功。
說土地問題，則比效率問題更難辦。明朝開國時期，人口稀少，土地廣闊，但凡是農民，大多都能分到一塊地。可輪到弘治朝，貧富分化已經嚴重，土地兼並也日益嚴重，無地農民一天天增多，這些人要麼流離失所，要麼淪為佃農，既不能休養，更談不上生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