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辦？
第一個問題，弘治朝應該感謝王恕。這個脾氣暴躁的倔老頭兒，在吏部尚書位置上做得最重要工作，不僅僅是罷免了一批庸臣、奸臣，更重要的是建立了一整套選拔、考核、任免官吏的製度。這套製度的最大改動就是對於京察的調整上，原先僅僅憑借述職考評的方式，變成了三年來政績的綜合評定，其中最重要一條就是執行朝廷政策的力度上。官員的升遷、任免，直接和任期內辦事的效率與成效掛鉤，行政不作為的官員，就等著卷鋪蓋走人吧。
第二個問題卻難辦，土地問題向來是國家的生命線問題，荊襄流民起義是為了土地，兩京之獄事件也是為了土地，國家經濟要恢複，民力要恢複，根基還是在於土地。而根據當時戶部尚書李敏的奏章稱，弘治朝初年，國家的耕地總數要比洪武朝時期減少了約三分之一。這可就奇怪了，人口增加了，土地增加了，為什麼賬麵上的數字卻減少了呢？
其實原因很簡單，因為明朝的稅收政策是朱元璋定下來的。曆朝曆代的規矩都是官紳與有功名的士子不承擔賦稅的義務，這是他們的特權，而發展到後來，無功名的中小地主以及新興的商人，也經常把土地寄名在富豪大戶的賬下，用以逃避稅收。久而久之，富人交稅越來越少，窮人納稅越來越多，富人越來越富，窮人越來越窮，說到底，還是本書開頭說的那個“挖牆”問題。
問題很嚴重，怎麼解決呢？動稅收問題嗎？這個可不能輕易動，動了很可能是舉國反對。比如清朝雍正時期，在絕對專製的形勢下推行攤丁入畝，卻仍然舉步維艱，雍正運用了鐵腕政策方才成功。可在弘治朝時期，內外交困的局麵下，沒有鐵腕，也無法用鐵腕。那麼也就隻有一種辦法——增加土地。讓大量失去土地的農民，找到新的土地。
可當時中國東南沿海的土地都近乎開墾殆盡了，哪裏還有土地呢？弘治朝初期倒是清理了一些成化朝時期的土地侵占問題，許多太監以及權臣都交還了他們所霸占的土地，但是和整個中國農民的土地矛盾比，這些土地數量隻能說杯水車薪。而弘治朝早期的總設計師——丘濬拿出了自己的獨特建議——大規模移民。
所謂大規模移民，就是大量地向荊襄地區遷移人口。荊襄地區在明朝中期以前，素來被看作明朝的“禁區”，也正因為如此，人少地多，是解決土地問題的緩衝地帶。
所以就開始動手了，從弘治四年（1491年）開始，明王朝開始調整政策，從原本的嚴格禁止移民進入荊襄地區，改為有計劃地大規模招募無地流民進入荊襄地區安置，並且專門增設了鄖陽、睢陽等布政司官職，專門處理流民事宜。在這個政策下，東部地區大量無地農民離鄉背井，在荊襄這塊土地上找到了可以安居的新家，他們許多的後人直到今天還生活在這裏。
而在向荊襄大規模移民的同時，明王朝也開始了對貴州、雲南、廣西等西南地區的大規模移民，而這個移民政策主要是針對軍屯逃亡的。明朝中期，軍屯的逃亡也日益嚴重，大量軍隊土地被侵占，許多軍隊隻有賬冊上的姓名，其人早就不知去向。在這樣的情況下，明王朝開始有計劃地調動部隊：一方麵重新選練精銳部隊，部署在北方一線；另一方麵，大量空額嚴重的軍隊重新補充兵員，向西南地區的貴州、廣西、雲南等地開始安置。這些部隊在大西南設立衛所，開荒種地，成為明王朝時期的“建設兵團”，他們的後人許多都是今天生活在西南地區的客家人。
而在兩個政策的背後，是附帶的弘治朝的“減負”政策。朱祐樘常之減免地方賦稅。如果某地受災，官員請求免賦，他都會同意。據有關資料統計，弘治朝十八年每年基本都會減免賦稅100-900萬石。可以說，弘治朝減免的財稅及賑濟的次數及數目是曆朝曆代中絕無僅有的。
而朱祁鎮在位的時候所製定的“國家福利政策”，在朱祐樘時期也延續了下去，並且進一步細化了規定：凡年滿八十歲的老人，國家賜予爵位，不但發放糧食衣物，其中鰥寡孤獨者可送養濟院，由國家負責贍養。從那時候起，中國的大城市開始有了養濟院，這是人類最早的政府福利院。
而遇水旱災害流亡的災民，政府也出台了福利規定——可租官田十五畝，政府發放耕牛和稻種。官田的田租大抵相當於私人田租的一半左右。
減稅、搞“國家福利政策”，目的還是一個——休養生息。政策好，卻還是需要人去做。誰做？當然是“父母官”們了。
三
鐵肩擔道義：弘治朝清官群星譜
若問中國古代的老百姓，生活裏最盼望的是什麼，脫口而出的答案一定是——清官。
“青天大老爺”，這是中國古代老百姓喊冤時候的常用詞，既是對父母官的奉承，卻也是一個沉甸甸的希望。俗話說得好，國正天心順，官清民自安。民安，確實要看官清的。
所以中國的文藝舞台上，一出包公戲傳唱了千年不衰，一個海瑞至今還受人景仰。一個清官廉吏的任職或許短暫，但留給百姓的幸福卻是長久的。所以我們前文提到的陳壽，他調任的時候，百姓攔住轎子流淚號啕；我們前文說到的秦紘，受冤獲罪的時候，逆來順受的子民們竟然集合了五千多人上京城告禦狀，硬是把他保了下來。既是因為清官太好，卻也是因為清官太少。
可查查弘治朝的官員名錄就會清楚地發現，弘治朝的官員整體素質是整個明朝最高的一段時期之一，而至今留下美名的清官人物更能編一個流光溢彩的花名冊。僅看看我們前麵提到的那些位吧：狹隘的丘濬、倔強的徐溥、暴烈的王恕、睿智的馬文升、出人意表的劉大夏、毀譽參半的王越、剛直不阿的秦紘、窮困一生的陳壽，這些或文或武或光輝或爭議的人物們，人生的履曆表裏都鮮明地印著兩個字——清廉。
當然也有敗類，比如在米魯叛亂裏敗事的貴州巡撫錢鉞，但相比之下那是極少數了，至少從中央的高官到地方的封疆大吏，相當多的人物都是為官清廉的能臣。這也恰是後世史書說這個時代“眾正盈朝”的重要原因。
這麼多清官，哪裏來的，趕巧湊一起了，還是生得巧？都不是，若套用一句俗話，那就是“上梁正，下梁齊”。
朱祐樘之前的成化朝的貪汙腐化問題，說是官員的道德問題，不如說是整個官場的風氣問題。朱見深自己瞎搞，老婆萬貴妃也瞎搞，“紙糊三閣老”隻知道溜須拍馬不幹正事，上上下下沒好人。在這種局麵下，清官的生存往往是艱難的，秦紘在那年頭官越做越小，馬文升在那年頭差點兒被整死，王恕也是幾經起落，屢遭打擊。那時，清官要出頭，難。
而到了弘治朝，如果說吏治上最大的變動，不是殺了多少腐敗分子，而是真正建立起了一個官場模範體係和一個相對進步的選拔製度。
說官場模範體係，還是要以朱祐樘的口號——以儒治國說起。在這個口號下，弘治朝極度重視“精神文明建設”。凡事都要以儒家思想為準則，不管官員們聽多少，“旗幟”總算是樹立起來了。
不聽也不要緊，有榜樣在呢。經濟問題最嚴重的劉吉，交代問題並退贓了；模範官員王恕，成了吏部尚書了；劉健、徐溥兩位大學士，都是眼睛裏不容沙子的狠角色……特別是吏部的建設，幾任負責人都是當時出了名的清官，既生活樸素，又善於選拔人才，有他們執掌官員的成績考核升遷，自然是物以類聚了。所以，在這片淨化過的土壤上，一個個清官像雨後的春筍一般，爭著浮出曆史的水麵。
且讓我們看看其中幾個人的風采。
先看這位，生前從全國範圍內來說，名氣不算大，但是前幾年，卻上了電視台。
原因是這樣的，某一日，廣東電白縣（今茂名市電白區）部分群眾致信電視台，反映說其家鄉一口井年久失修，該井屬於絕對重要的保護性文物，希望電視台能夠幫助呼籲，請有關部門重視並設法保護。
一口井，論年代，有五百多年，確實有保護價值。然而當地人卻說，這口井的價值不在於它的年代，而是在於紀念一個人——黃廷圭。
黃廷圭，字朝用，明朝正統八年（1443年）年生人，廣東省電白縣人。自幼勤奮好學，但考試成績一般，三十一歲才考取了秀才，而後連續多次科場失敗，直到弘治七年（1494年），五十一歲高齡，方才考取進士。三甲，名次非常靠後，可以說是搭了個末班車。
雖然考取了，但是工作實在不好安排。家裏窮，沒什麼後台，歲數又大，政治前途確實不怎麼樣，吏部的官員經過考核，感覺這個人老成穩重，說話辦事一身正氣，於是提筆給了他一個職務——廣西羅城縣令。
在當時，這不是個好差事，是個別人躲都躲不及的苦差事。
廣西在當時很不太平，大小叛亂時有發生，劉大夏等名臣都曾在那裏折騰得吐血。而羅城是其中不太平的縣城之一，這裏多民族雜居，經濟落後，鄉民好勇鬥狠，文化人稀缺，又窮又難治，可以說是蠻荒之地。
可是黃廷圭接到任命後，二話不說就上路了。做官，他不為權不為錢，就為做事。到最艱苦的地方去，這是他的願望。之後，他來到了這裏，看到了簡陋的縣衙、殘破的民房、衣衫襤褸卻用恐懼且不信任的眼光看著他的鄉民們。
沒信任就建立信任，帶著一顆為國為民的心，黃廷圭開始努力工作了，可是他發現，不管他做什麼，當地人似乎都對他有抵觸。他反複地表示，有什麼冤情可以向我陳訴，有什麼要求盡管提，我是來為你們做主的。可是，沒有，當地的人們對待他，就像貓見了老鼠一樣。
直到有一天，師爺帶著神秘的笑，把一個包紅皮的禮包送到他手裏，他納悶兒，這是什麼？師爺答：這是本縣的規矩，凡是家裏生了孩子的鄉民，都要依例送給縣令200個銅錢做賀禮。
明白了，變相亂收費。再一查，好嘛，收費的項目五花八門：縣令過生日要送錢，過春節要送錢，元宵節要送錢，父母誕辰要送錢，祭祖的日子要送錢，家裏有人過世要送錢，家裏有人出生要送錢，家裏有人結婚要送錢，家裏有人休妻要送錢……
黃廷圭怒了，這不是明搶嗎？誰定的？
師爺笑，前前前任縣太爺定的，早就是潛規則了，人家愛送，您就拿著。接著算賬，每次起價就200個銅錢，一年下來，外快不老少呢。
黃廷圭不說話，當即拿了包，到了那戶送錢的人家，那家人看縣太爺光臨，不知何事，嚇得臉發白。
黃廷圭和顏悅色地說：你們不要怕，我是來還錢的，你們既然視我為父母官，那哪有兒女添丁，給父母送錢的道理？理應是我登門道賀，200個銅錢拿回去，我俸祿不高，這裏20個銅錢，權當賀禮。
說罷，離去。
那天起，鄉親們看黃廷圭的眼光就變了。再過幾天，就看衙門裏的三班衙役挨家挨戶敲門，進來就賠禮道歉退錢：縣太爺把這些年我們做的事都查清楚了，他放話了，哪個還敢敲詐百姓，就下崗！
鄉親們看到黃廷圭走過，不由得竊竊私語。終於有幾個膽大的壯著膽子打鼓告狀：青天大老爺，冤枉啊。再過幾天，縣裏那幾個出了名的惡霸統統被法辦了。然後大家還看到，縣太爺竟然在縣衙設立學堂，全縣的孩子都可以免費來聽課，他親自講課，教習文化。鄉親們終於明白了，這個不聲不響的黃大人是不折不扣的清官。
清官黃廷圭就這樣在羅城縣書寫下了屬於自己的傳奇：懲奸、除惡、救濟窮苦、拒收賄賂……留下了種種美談。這期間，他還親自主持編纂了《羅城縣誌》，這是羅城縣自設縣以來的第一本縣誌。
羅城百姓過意不去了，黃大人做了這麼多好事，我們也該給他做點兒什麼。弘治十二年（1499年），黃廷圭母親亡故，他辭職歸裏守陵。離任時羅城縣鄉紳先是湊了一千兩黃金，黃廷圭不收，接著相送百裏，百姓哭聲震天，可總要為黃大人做點兒什麼啊，送錢不要，送禮不要，那就幹點兒活吧。
當下百姓們選了百餘個精壯小夥子，瞞著黃大人，來到了他的老家廣東省電白縣。經過重重打聽，他們終於找到了黃大人的家，吆喝著闖進來，揮著鋤頭就動手，直把黃家老小嚇得臉發白：這是什麼人？卻見他們一個個揮汗如雨地幹了好幾天，終於完工，他們在黃大人家挖了一口井，而後翻身向黃家老小下拜：我們都是黃大人治下百姓，黃大人對我們恩重如山，我們無以為報，就挖了一口井，權當是我們對黃大人的一點兒心意吧。
這口井就被稱為“羅城井”，說珍貴，不是因為年頭，卻因為這是一汪清澈的井水，深藏一個好官的故事和一汪清澈的民心。
當然，說黃廷圭清廉，可能也許有人會有疑問，他畢竟是就職在一個貧困縣城，說實話，貪汙的機會真不多。那我們就看一個貪汙機會多的清官——邵寶。
邵寶，字國賢，江蘇無錫人，天順四年（1460年），生，明成化二十年（1484年）中進士，次年任許州知府，和王越等名臣相比，他的起點不低。
不低是有原因的，他考中了二甲第二名，也就是全國第五名。那年他的坐師正是大學士劉吉，雖然人壞，但選人的眼光很準，看出這是個可造之才，就傾心拉攏：你前途大著呢，按規矩你是庶吉士，能進翰林院，曆練幾年，將來就是大學士的料……可是邵寶卻誠懇請求：我不想進翰林院，要派，就把我派到基層去吧。
劉吉真暈了，隻見過想拚命要留京名額的，沒見過這樣的傻瓜，但他畢竟愛才，這小夥子聰明機智，前途遠大著呢。於是在劉吉的活動下，邵寶得到了一個好差事——許州知府，就是今天的河南許昌。但如果劉吉知道邵寶去了會幹什麼，估計他腸子都要悔青了。
邵寶來到了許州，看到了這個他人生裏首個工作的戰場——烏煙瘴氣。
本來是物產豐富的好地方，卻鬧得烏煙瘴氣，滿街都是裝神弄鬼跳大神的，老百姓不好好幹活，卻天天出入寺廟道觀，求神拜佛，放眼望去，滿街都是封建迷信。衙門裏的情況更糟糕，政府機關三天打魚兩天曬網，積壓的公文年頭最久的竟然有五年了，堆積了好幾箱子，有經驗豐富的老辦事員提醒，都是牽涉當地惡霸的，別管，掛起來算了，少得罪人……
邵寶憤怒了，這是什麼世道，怎麼會這樣？
說原因，卻還是明憲宗朱見深惹的禍。朱見深喜歡煉丹修道，底下的人也就跟著胡鬧，許州這裏來了個法師，是朱見深寵愛的妖僧繼曉的得意門徒。他來許州，說是給皇上祈福的，其實是裝神弄鬼，還外帶蒙騙敲詐地方百姓，甚至奸淫民女，實在是禽獸不如……
就在這個時候，偏偏這個法師慧賢登門求見拉關係來了，原因很簡單，邵寶得劉吉青眼，他是繼曉的徒弟，繼曉和劉吉當年是親密戰友，那咱倆也是一家人了，萬事多關照嘛。
慧賢當然不是空手來的，送上白銀兩千兩，按照今天的購買力換算，相當於人民幣一百萬，邵寶的俸祿是一年四十兩白銀，這錢，夠他花一輩子。
麵對白花花的銀兩，一心要做清官的邵寶微微一笑，抬手——收下了。
慧賢高興了，接著告訴邵寶，三天後，他要在黃河邊舉行祭龍骨儀式。所謂祭龍骨，就是祭龍頭入黃河，據說能確保黃河平安，他已經搞了好多年，蒙了不少錢。
邵寶微微一笑，榮幸，榮幸之至。
錢收了，事答應了，慧賢放心了，他相信從此他將和這個知府大人手拉手，在許州繼續過著幸福的生活，他卻沒聽見在他轉身高興離開的身後，邵寶的那一聲冷笑。
收錢，那是為了麻痹你，也是為了當眾戳穿你。
三天後，祭龍骨大典，邵寶親臨現場，熱烈致辭，卻突然間一聲猛喝：慢著，既然大師說自己有法術，不如露兩下看看。
慧賢猝不及防，滿臉通紅。接著邵寶就給老百姓們上了一堂古代版的魔術解密課：斬龍血，那是之前塗了藥水；下油鍋，是因為手被醋泡過；刀槍不入，刀槍都是假的……
百姓們恍然大悟，原來……這個慧賢是騙子！
當場打，龍骨被砸碎，接著邵寶率領百姓，將慧賢設在城裏的各個祭壇全部砸碎，然後給大家做思想工作：鄉親們哪，要致富不能求神，要靠我們自己的勞動，至於這個騙子，先打，打完了扔監獄裏。
開河、築堤壩、修繕農業設施、建學堂、捐書，邵寶夜以繼日地工作著。當然，啟動資金用的就是那兩千兩白銀，卻把京城的劉吉氣得牙癢癢，本來要培養你，你卻如此不知好歹，那就別怪我不客氣了。
彈劾、陷害，不信我治不了你，可是動手才發現，真治不了。司禮太監懷恩看了邵寶的事跡，大為欣賞，並認真保護；劉吉牙咬得咯咯響，卻半點兒辦法也沒有。
到了弘治年間，朱祐樘也聽說了邵寶的事跡，有心調他回京工作，可又被邵寶拒絕了：皇上，我給當地百姓的承諾還沒有完成呢。
啥承諾？許州原本是河南文化比較落後的地區，邵寶承諾要大力抓教育，要讓許州的科舉成績達到河南省全省第一。
修繕學校、購買圖書，錢不夠就從自己工資裏麵扣，親自聘請名師來許州講學，給家庭困難的孩子減免學費……就這樣又過了七年，到弘治七年，邵寶終於完成了他的承諾——許州科舉第一。
這時，他已經多次官吏考評第一[1]，但和他同年的官員基本都升職了，隻有他原地未動，堪稱大明朝的最牛知府。
弘治七年（1494年），邵寶終於離開了許州，調任戶部員外郎，臨走前，他把自己所有的積蓄拿出來買書，捐獻給當地的學堂。為官一任，沒有帶走任何東西，卻留下了很多。
而像上麵兩位的清官，在弘治朝還有很多。應該說，這兩個人隻是其中知名度甚高的人物而已。可以說，清官廉吏特別是清廉地方官的大量湧現，恰是弘治朝成功的基石。
四
百花齊放爭相鳴：弘治時代的文學群星們
說弘治朝的盛世，自然要說到陣痛式的改革、複雜的官場鬥爭、名臣的光輝事跡、邊境的赫赫戰功……有一樣東西，卻是常常被人忽略的，那就是繁榮的文化。
實在是怪不得大家粗心，主要是因為明朝文化實在太多、太燦爛了，前有《水滸》《三國》，後有《西遊記》《金瓶梅》，外帶戲曲家、畫家、藝術家、收藏家，各類明星光彩奪目，實在讓弘治時期的名人們顯得有些失色了。
但是，弘治時期的文化名人，注定是屬夜明珠的，當我們用冷靜的心仔細審視，就會看到他們發出的燦爛的光輝。應當說，從整個明朝文化的發展脈搏看，弘治朝的文化是一個承前啟後的轉型期，而這個轉型期主要是包括三個人，一個被今天的我們戲說的人，一個今天的我們不熟悉卻注定偉大的人，一個今天的我們熟悉卻常常弄混淆的人。透過這三個人，我們看到的是一條走向轉變的道路。
如果用一個詞來形容弘治朝之前的明朝文化，那個詞隻能是——死氣沉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