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國以後，經過朱元璋的文字獄以及血腥恐怖的殺戮，明朝初期的文化人徹底閉嘴。接著是八股文，認字的都忙著考功名當大官光宗耀祖，文化這東西，卻實在是顧不上了。所以無論是哲學、文學，還是書畫等藝術成就，在整個明朝的上半葉，除了兩本古典名著以外，幾乎可以說是乏善可陳，根本無法找出能夠媲美漢唐的、代表一條新的突破的道路。從洪武朝到永樂朝，然後是正統、天順、成化，政治風雲熱鬧，沙場風雲波瀾壯闊，權力鬥爭你死我活，唯獨文化依舊是一潭死水。而這潭死水，卻被一個人打破了——李夢陽。
李夢陽，字獻吉，甘肅慶陽人，1473年生，弘治七年（1494年）進士，少年得意的小才子，明朝中期最偉大的散文家。
李夢陽和大明首輔李東陽名字接近，雖說官位不如李東陽，但影響力和知名度遠不亞於他。雖是文人出身，卻是一身血氣方剛，為了真理敢舍得一身剮。弘治朝的時候，他隻是一個小小的戶部主事，卻敢於直言抨擊朝政，矛頭直指依仗皇家勢力胡作非為的張氏兄弟。這張氏兄弟是當朝張皇後的弟弟，從來都是橫行霸道，我行我素，朱祐樘為人寬厚，發現了也不願意駁皇後麵子，最多批評兩句了事，這就讓這兩個紈絝子弟更加無法無天。
不要緊，別人不敢管他們，李夢陽敢管他們。
李夢陽上書彈劾了，字字珠璣，看得朱祐樘連連點頭，但畢竟是自己的小舅子，處罰不忍心。可是皇後暴怒了，接連要求朱祐樘嚴肅處理李夢陽。被皇後鬧得沒辦法，朱祐樘隻好下令錦衣衛將李夢陽逮捕，關了幾天後等皇後消氣，又放了出來。可李夢陽是硬骨頭，挨了一次整，卻毫無懼色，出獄後回家的路上，正碰見對麵過來的張氏兄弟，仇人相見分外眼紅，李夢陽走馬上前，甩手一鞭，將張家老二張鶴齡的兩顆門牙活活抽了下來。
然後……然後大家都很擔心，擔心張皇後一家會打擊報複。李夢陽卻不在乎，該吃吃，該喝喝，還放話說，隻要再讓我遇見這倆小子，我再砸下他們兩顆門牙。話放出風去，卻不見張家有任何動靜，皇後還反複教育倆弟弟：以後別惹李夢陽，路上見了，記得繞道走，惹不起，咱還躲不起嗎……還是應了那句話，鬼怕惡的。
但李夢陽本質並不壞，相反心地非常善良，骨子裏帶有西北人特有的俠氣，但凡是壞人，多強我也要和你拚一把。後來朱祐樘過世，正德皇帝即位，太監劉瑾專權，大家敢怒不敢言，唯獨李夢陽怒罵不止。後來，李夢陽被劉瑾抓進監獄受盡酷刑拷打，卻寧死也不服軟。好在後來在朋友與敬仰他的士人前後奔走後，李夢陽才被釋放。
這就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李夢陽，不怕皇親，不怕皇後，不怕權閹，不怕皇上。當然，他更不怕權威，正是因為這一條，確立了他在文化界獨一無二的地位。
所謂權威，在明朝其實就是指的永樂到正統年間的三位內閣大學士——楊榮、楊溥、楊士奇。“三楊”不但政績卓著，其文學風格也影響了之後明朝的文學創作。但凡是詩文，讀書人都以模仿這三位權威為榮。
但李夢陽卻膽子大，在文壇聲名鵲起之後，他響亮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三楊”的東西保守、古板、落後，不能作為典範；拿這三個人當大師來膜拜的，是蠢材。
罵聲一出，自然回擊無數，頗似今天某些人的炒作，倒也一下子紅了。當然，不是好名聲。可是李夢陽不是炒作。炒作的都是動作有噱頭，肚子裏沒貨的，可李夢陽肚子裏有貨。麵對質疑，他自信地拿出了自己的貨——文必秦漢，詩必盛唐。
這是明朝文化史上具有裏程碑意義的時刻。在經過了元朝的戰亂、明初的死氣沉沉、明朝的詩文觀念，重新回到了正統的軌道，這一刻的後麵是一係列光輝燦爛的文化名著。
而李夢陽的這一理念在當時也立刻得到了廣泛的支持，許多質疑他的人折服於他的文采，終於支持他、圍繞在他身邊，形成了一個以他為核心的文學流派——“前七子”。
記住這些人的名字，“前七子”：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邊貢、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在明朝文學的發展曆史上，有八個字可以形容他們的意義：承前啟後，繼往開來。
而與文學相關的是思想領域，弘治年間，明朝哲學思想領域同樣出現了一個名人。
他的光輝的成就，不但深深影響了後世的治學精神，更遠涉重洋，傳播到日本、韓國乃至歐美國家。數百年後，戊戌變法的領袖康有為，就以他的傳人自詡。這個人就是明朝中期著名思想家、教育家——陳白沙。
陳白沙，本名陳獻章，字公甫，號石齋，因曾在廣東江門白沙村居住，因此大家稱他為陳白沙。
關於這個人的流派，從明朝一直到現在，依然是爭論不清。朱熹的理學流派標榜他是新理學大師，王陽明的心學流派則宣傳他是心學的啟蒙人物，直到今天史學界也在爭論不休。究竟他是哪一派，還是看看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吧。
陳白沙，明宣德三年（1428年）生人，年少機敏且勤奮好學，是當地有名的神童。十九歲中舉人，二十歲中副榜進士，考入國家最高學府——國子監。可就在這時候，科舉的好運氣卻突然消失，之後他兩次參加會試，都沒能考中。到成化五年（1469年）他第二次參加會試名落孫山後，他終於決心放棄仕途，專心於學術。從此，中國少了一個庸碌的官僚，多了一個名垂青史的思想巨匠。
27歲那年陳白沙曆經千辛萬苦來到江西臨川，投身著名理學大師吳與弼的門下。吳與弼是程朱理學當時的先驅人物，對陳白沙非常欣賞，然而曆經一年的學習，在吳與弼近乎苛刻的教育下，陳白沙卻越發地感到不適應。他對《易經》等著作的理解，始終不能讓吳與弼滿意。次年，他辭別吳與弼，回到了家鄉，修建了茅屋春陽台，埋頭苦讀，連飯菜都是家人從門縫裏送入，一晃就是十年。
這就是陳白沙的年輕時光，不成功的學子、愚笨的理學學生、迷茫不知前途在何方的青年，然而在這其中卻隱藏著一個真相。
科舉不成功，因他無法適應刻板的八股文；在吳與弼門下的笨拙表現，因他的思想始終無法和正統的程朱理學思想靠攏。前途迷茫，迷茫裏卻注定了一個真相：他無法成為一個聽話的乖學生，卻有可能走出屬於自己的道路。
十年的時間，春陽台的苦思，遍閱古書的打拚，他苦苦地思索，為什麼？是我永遠接近不了聖人的心靈，還是聖人有意拋棄我？
十年，三千六百五十天，多少青絲化白首……
然而正是十年後，成化元年（1465年）的春天，他終於想明白了。他興奮地起立，打開了春陽台那扇關閉了十年的門，也打開了中國思想史上一片嶄新的天空。
他看到了，原來真理是存在於每個人的心中，每個人都應當有自己獨立的思考和見解，有獨立的治學精神。這，才是屬於自己的真理。
這是今天素質教育中我們已經熟悉的一句話，但是在當時，卻足夠石破天驚。明朝的科舉是以八股文為基礎，以程朱理學為思想內涵的，考試者需要死記硬背程朱理學的講義，然後毫不猶豫地寫上去，誰與朱熹思想一致，誰就是勝利者。百年來，老師如此教，學生如此學，但是陳白沙終於發現——這是錯的。
明朝成化元年，陳白沙開館授徒。消息傳出後，應者雲集，新奇的學子們見識了陳白沙獨特的教育方法。
這個教育方法概括一句話就是：少說教，用心體驗理解。
具體的方式有五步：第一，先靜坐，後讀書；第二，多自學，少灌輸；第三，勤思考，取精義；第四，重疑問，求真知；第五，詩引教，哲入詩。環環相連，絲絲入扣，帶出一個石破天驚的教育目的——獨立的思考精神。
這是讓當時所有中國學人為之新鮮而興奮的治學方式和教育方式，它像一顆飛來的隕石，砸碎了一把封鎖中國人思想的鎖。獨立思考、獨立觀點、獨立精神、獨立人格，這些西方民主思想中開天辟地的詞彙，在15世紀的中國已然橫空出世。
而聲名鵲起的陳白沙也曾幾度引起明朝政府的注意。1466年，因受到錢溥勉勵，陳白沙再次入京，複入國子監準備赴試。其同年、國子監祭酒邢讓有意試探其學問，便出了一題，陳白沙寫出了一篇技驚四座的詩篇，備受邢讓與一些文臣學士的稱讚。之後邢讓更向吏部推薦陳白沙去吏部做司吏，卻最終僅被封為吏部的八品小吏。三年後，應試失敗，陳白沙南下歸家。1482年因得兩廣總督朱英、廣東布政使司彭韶推薦，陳白沙應詔入京。因為他曾為國子監生，故而為吏部直接下的命令，但他沒有被直接任命，而是要去參加吏部考試。又因當時與陳白沙有嫌隙的尹旻當權，所以陳白沙稱病拒絕，又向憲宗寫了陳情表，請求讓他回家照顧母親；憲宗同意，隨後陳白沙被準回鄉。此後，他一心研究學問，開館授徒。盡管他未曾入閣拜相，卻以布衣身份開創出了影響明朝後期兩百年的“江門學派”。明朝弘治時期的大學問家湛若水，以及晚明重臣葉向高等人，都是這個學派的優秀代表。它像一隻隱形的手，翻雲覆雨，影響著明朝政壇的此消彼長。
而砸開的那把鎖，卻更加影響了晚明中國人的思想曆程。這以後，心學創立，西學東漸，市民小說興起，都與之有千絲萬縷的聯係，它幾乎開啟了一場屬於中國人的思想解放運動。即使是將近四百年後的清末，維新派的仁人誌士們和孫中山的革命黨們，兩個政見不同的革命組織，卻同時視它為精神旗幟。
弘治十三年（1500年），陳白沙病逝於廣東江門，享年七十二歲。他是安詳地走的，麵帶微笑，迎著無數門生痛苦的淚光，身後，卻是一個變革的、波瀾壯闊的中國。
而與文學、思想掛鉤的，卻是藝術成就。這是一個我們熟悉的人，千百年來被喜劇電影和戲曲、小說調侃了無數次，卻身世坎坷、一生飄零的人。
唐伯虎，傳說裏的風流才子，科舉製度下的苦命人，中國美術史上的一朵奇葩。
要了解這朵奇葩，且讓我們從一個謎一樣的曆史入手——唐伯虎的科場舞弊案。
五
生逢盛世未逢時：大才子唐伯虎的科場舞弊案
說唐伯虎，今人的第一反應——風流才子。
而在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的那場變故前，這個稱號確實靠譜。
唐寅，字伯虎，號六如居士。其父是做小生意的商人，有錢沒地位，所以，為了改變家庭的命運，唐家從小就努力培養唐寅讀書。
小唐寅也很爭氣，和所有的天才一樣，有著過目不忘的神奇本事：四歲就能作詩，六歲就能畫畫，技驚蘇州當地，驚為神童轉世，比當年的老神童程敏政和李東陽都牛。接著十八歲的時候娶妻徐氏，夫妻相濡以沫，舉岸齊眉，相敬如賓。之後，唐寅繼續發憤苦讀，詩詞書畫造詣都上了一個台階，但對科舉功名無心了：守著這樣的日子，家境優越，逍遙快活，受那份累幹嗎？
可惜好景不長，六年後忽降晴天霹靂，妻子、妹妹、父親、母親，四個親人竟然在同一年相繼去世，唐寅大受打擊，雖然生活不是問題，可家庭已了無牽掛，功名的心思，才下眉頭卻上心頭。
考吧，就像悼念亡親的詩歌裏寫的“君子重言行，努力以自私”，是該為自己，也為離去的親人搏一次了。
可那不是手到擒來的嗎？從小就是風流才子，蘇州又是文化之鄉、全國的教育先進基地，蘇州我都沒有對手，天下還有誰是對手？唐寅先是考舉人中了解元，接著是弘治十二年的會試。會元不照樣能手到擒來，再到殿試大比，狀元也會是我的，連中三元的高難度，舍我其誰。
這是唐寅的夢想，很美好，也很有實力實現。
弘治十二年，唐寅進京會試，興高采烈地告別眾親朋上路，路遇富家子弟徐經，結伴而行。京城大比，果然“洋洋灑灑，不過如此”，考完後，酒會之上誇海口：別爭了，今年的頭名是我的。
但唐寅卻灰溜溜地回來了，沒有功名，沒有榮耀，沒有鮮花和掌聲，隻有一生抹不去的恥辱。
原因就是眾所周知的科場舞弊案，唐寅的一句話被給事中華昶當證據告發，查來查去查無實據，卻也落得個酒後狂言的罪名。明廷本著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原則，唐寅就糊裏糊塗地坐了牢，革除一切功名，不許再考，並發配至浙江做小吏。唐寅以為恥，而不就，在文正明的幫助下返回蘇州。
案件的是非經過，許多文章都曾做過探討，這裏就不做贅述，這裏要說的是一點：上天為唐寅關閉了通向仕途的門，卻為他打開了一扇成為大師的窗。
但凡成為大師，無不經過千錘百煉，盡品世態炎涼，或是曆經寂寞孤獨，在迷茫中苦苦追問。唐寅之前不過是一個以文采自居的小才子，隻見得風花雪月，又怎明白世事的艱辛？而這一次，一次性的，三十年來他不懂的，全都懂了。
往昔的朋友離他遠去，生活陷入了困頓，光明無限的前程成為過眼雲煙，未來的道路一片漆黑，怎麼辦？
他不知道怎麼辦，隻能繼續迷茫地活下去。迷茫中他開始作畫、寫詩，不再是花前月下、浪漫多情，不再是飽漢不知餓漢饑的無病呻吟，卻是生活底層的哀痛、人生裏迷茫的尋求。
爾後卻歪打正著，他的畫聲名鵲起，加上其獨特的身份，而當時正是弘治年間，國家經濟建設形勢一片大好，江南地區資本主義萌芽出現，閑情逸致的人多了，求畫買畫的人也就多了，唐寅的手頭漸漸寬裕起來。到了三十六歲，唐寅買了房，又娶了新媳婦——青樓裏認識的官妓沈九娘。
一個潦倒的窮酸文人，前途無望，一個妓女卻站到了他身邊。唐伯虎作畫，九娘洗硯、調色、鋪紙。沒有秋香，勝似秋香。唐伯虎畫美人溫柔賢良，想來該是九娘的風姿神韻。
屋漏偏逢連夜雨，好日子沒過幾年，蘇州又發了水災，誰還買畫？唐寅的生活自然又艱難起來，連柴米錢都沒有了著落，一家全靠九娘撐持。九娘日久生病，按照現在的說辭就是餓病，乃是虛弱致死。一個寒冷的冬至黃昏，九娘緊握了唐伯虎的手：“承你不棄，做你妻子，本想盡心力理好家務，讓你專心詩畫，成為大家。但我無福、無壽，又無能，日後望你善自保重。”
如果可以看到當時的情景，我想誰也不忍去看這個一生坎坷的男人最後一次放聲的號啕。
人生裏峰回路轉的唯一幸福生活，剛剛握住他的手，卻又撒手人寰，希望像肥皂泡一樣破滅，無助、孤獨、悲涼，徹底侵蝕了他的心。
他的詩、文、畫，徹底地沉浸在無盡的痛苦中，打破了所有的界限，肆意奔騰，揮灑心靈的哀愁。每個觀摩的人無不身臨其境，感受到沉沉的悲涼。也因這沉沉的悲涼，讓他屹立於中國文學藝術史上而不倒。
然而，這一切是以無數次充滿希望卻破滅的生活、無數次得到又失去的痛楚、無數次失之交臂的幸福——人世間最沉痛的代價換來的。
仿佛是那個古老的寓言，一個貴族青年要學琴，問師傅他能學會嗎？師傅說不能。為了學琴，他先是放棄了優越的生活，然後又吃盡人間的苦，可是幾番努力，琴聲終隻能打動人的耳朵，卻無法打動心靈，他問為什麼。師傅說，你耳聰目明，雜念太多。青年不語，離開，終於有一天，師傅聽到了最悲愴的琴音，師傅流淚了，說，一定是他，但是他現在一定成了一個廢人。果然，青年為了尋求這最高的境界，將眼鏡刺瞎了……
這是寓言，這也是唐伯虎的故事。
若問他為什麼人生如此坎坷，隻能說，因為他是唐伯虎。
六
太平年代的幸福生活：弘治朝的頂峰時代
文臣、文化、文人，說過了太多，終於說到了弘治朝一個最尋常的現實：在這個盛世裏，老百姓的生活究竟怎麼樣？
這方麵的曆史真的不好查，官方的史書向來都是將民生問題放在次要地位的，重要地位都是寫權謀鬥爭、厚黑詭詐、帝王將相，但是透過曆史的旮旯兒，我們依然可以隱約看到弘治朝的鏡像。
前文說過，衡量盛世的標準就是一個詞——國富民強。
先看國富，最有說服力的數據當然是歲入。明朝弘治年間的歲入，每年以夏稅和秋糧為環節，分兩季征收，總收入計算起來，以十八年來的平均水平看，每年夏稅：米麥四百二十五萬石、錢鈔八百一十五萬兩、絹二十二萬匹；秋糧征收：米二千二百一十六萬石、錢鈔一百九十五萬兩，合計總收入，以米價為換算，共計三千一百七十一萬兩。
這個數字說明什麼呢？且讓我們看看明朝後期的情況。舉世矚目的張居正改革，挽救了下坡路上的明王朝，煥發了明王朝的國力，但是，其國庫的最高收入，不過每年八百萬兩。而後的崇禎朝末期，更是下滑到每年四百萬兩，而每年光軍費開支一項就高達七百萬兩。號稱天朝的明王朝，與其說是滅亡於流賊和滿清之手，不如說是被經濟危機活活拖死的。
再看看後世清王朝的情況，雍正朝實行攤丁入畝，官紳一體當差，一體納糧，在經過無數次流血的較量後終於成了通行法律。慘烈的經濟改革，換來了清王朝歲入四千五百萬兩的光輝數字。但是，請注意，清王朝的物價要高於明王朝，從購買力說，清王朝的一兩白銀的購買力，大約相當於人民幣八十元錢，而明王朝一兩白銀的購買力則相當於人民幣六百元錢，誰富誰窮，一目了然。
國富，那麼民生呢？
明朝人的工資情況，之前有許多材料都舉過，這裏就不做贅述了，想說明的隻有如下幾件事：
第一，弘治朝時期，第一次下詔，實施儲備糧計劃，在運河沿線以及中原地區，修建了多座大型糧倉，以做儲糧之用。
第二，從賦稅情況看。弘治朝時代的賦稅在前文做過交代，跟明王朝其他時代的賦稅相比，可以說是大大降低了，但是收稅的成本也同時大大降低。這就產生了稅收低，卻收入增加的可觀景象。應當說，這種稅收製度的改革和後來西方國家以減稅為主要手段的重商主義是一脈相承的。
而從唐寅的人生起伏裏我們更可以看到，彼時江南經濟已經相當發達，甚至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的雛形。商品經濟的繁榮，也給新的書畫藝術流派的誕生提供了土壤。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沒有這一切，也就沒有唐伯虎等一幹才子的橫空出世。
更重要的是，從整個弘治朝曆次天災發生後的政府反應看，政府發放賑災糧的速度是非常快的，而且作為“戰略儲備糧”的糧倉，許多一直沿用到後來的正德時期。其儲備糧食到正德時期依然沒有用完，這就是史不絕書的正德朝唯一亮點——放糧問題。
我們可以確定，這是一個繁榮、富強、國泰民安的中國，盡管同任何盛世一樣，它存在著種種的問題。而隨著時間的流逝，這些問題開始發作了。
[1] 據有關史料記載，弘治元年、五年、六年，邵寶曾被“旌表異政”“考最者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