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戰爭是引向死亡的路，戰爭文學便是描寫死亡的文學。這種說法，對《文明》似乎格外真切。因為作者是醫生，像他所說的，是修理人肉機器的工匠。醫院本是生與死的緩衝地帶，而傷兵醫院還有殯殮與墓地的設備。
傷兵撤離了火線，無須廝殺了，沒有了眼前的危險；但可以拚命的對象，壓抑恐懼的瘋狂，也隨之消失。生與死的搏鬥並沒中止，隻轉移了陣地：從龐大的軍事機構轉到渺小的四肢百體，髒腑神經。敵人躲在無從捉摸無法控製的區域，加倍的凶殘，防禦卻反而由集團縮為個人。從此是無窮盡的苦海，因為人在痛苦之前也是不平等的。有的“凝神壹誌使自己盡量擔受痛苦”；有的“不會受苦，像一個人不會說外國話一樣”；有的靠了堅強的意誌，即使不能戰勝死亡，至少也暫時克服了痛楚；有的求生的欲望和潰爛的皮肉對比之下，反而增加了絕望。到了忍無可忍的時候，死亡變成解放的救星，不幸“死亡並不肯服從人的願望，它由它的意思來打擊你：時間、地位，都得由它挑”——這樣的一部戰爭小說集，簡直是血肉淋漓的死的哲學。它使我們對人類的認識深入了一步，“見到了他們浴著一道更純潔的光，赤裸裸地站在死亡麵前，擺脫了本能，使淳樸的靈魂恢複了它神明的美”。
可是作家是小說家，他知道現實從來不會單純，不但沉淪中有偉大，慘劇中還有喜劇。辛酸的諷喻，激昂的抗議，沉痛的呼號，都抑捺不了幽默的微笑，人的愚蠢、怪癖、虛榮，以及偶然的播弄，一經他尖刻辛辣的諷刺（例如《葬禮》《紀律》《裝甲騎兵居佛裏哀》），在那些慘淡的歲月與悲壯的景色中間，滑稽突梯，宛如群鬼的舞蹈（dance macabre）。
作者是冷靜的心理分析者，但也是熱情的理想主義者。精神交感的左右，使他代替杜希中尉挨受臨終苦難。沒有誇張，沒有嚎慟，兩個簡單的對比，平鋪直敘地刻畫出多麼淒涼的悲劇。“這個局麵所有緊張刺激的部分，倒由我在那裏擔負，仿佛這一大宗苦難無人承當就不成其為人生。”
有時，陰慘的畫麵上也射入些少柔和的光，人間的嬉笑教讀者鬆一口氣。例如《邦梭的愛情》：多麼微妙的情緒相互激蕩、感染，溫馨美妙的情趣，有如華多的風情畫。剖析入微的心理描寫，用的卻是婉轉蘊藉的筆觸：本能也罷，潛意識也罷，永遠蒙上一層帷幕，微風飄動，隻透露一些消息。作者是外科醫生，知道開刀的時候一舉一動都要柔和。輕鬆而端莊的戲劇氣氛，也是那麼淡淡的，因為骨子裏究竟有血腥味；戰爭的醜惡維持著人物的莊嚴。還有綠衣太太那種似夢似幻的人物，連愛國的熱情也表現得那麼輕靈。她給傷兵的安慰，就像清風明月一樣的自然，用不到費心，用不到知覺就接受了。樸素的小詩，比英勇的呼號更動人。
然而作者在本書中尤其是一個傳道的使徒。對死亡的默想，對痛苦的同情，甚至對長官的諷刺，都歸結到本書的題旨，文明！個人的毀滅，不但象征一個民族的，而且是整個文明的毀滅。“我用憐憫的口氣講到文明，是經過思索的，即使像無線電那樣的發明也不能改變我的意見……今後人類滾下去的山坡，決不能再爬上去。”他又說：“文明，真正的文明，我是常常想到的，那應該是齊聲合唱著頌歌的一個大合唱隊……應該是會說‘大家相愛’‘以德報怨’的人。”到了三十年後的今日，無線電之類早已失去魅力，但即使像原子能那樣的文明，我相信仍不能改變作者對文明的意見。
《文明》所描寫的死亡，縱是最醜惡的場麵，也有一股聖潔的香味。但這德行並不是死亡的，而是垂死的人類的。就是這聖潔的香味格外激發了生命的意義。《文明》描寫死亡，實在是為駁斥死亡，否定死亡。
一九四二年四月我譯完這部書的時候，正是二次大戰方酣的時候。如今和平恢複了快兩年，大家還沒意思從坡上停止翻滾。所以，本書雖是第一次大戰的作品，我仍舊花了一個月的功夫把舊譯痛改了一遍。
一九四七年三月
[1] 杜哈曼（Georges Duhamel，1884—1966），法國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