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四六年十月，本書初版後九年，巴爾紮克在一篇答複人家的批評文章中提到：
“賽查•皮羅多在我腦子裏保存了六年，隻有一個輪廓，始終不敢動筆。一個相當愚蠢相當庸俗的小商店老板，不幸的遭遇也平淡得很，隻代表我們經常嘲笑的巴黎零售業：這樣的題材要引起人的興趣，我覺得毫無辦法。有一天我忽然想到：應當把這個人物改造一下，叫他做一個絕頂誠實的象征。”
於是作者就寫出一個在各方麵看來都極平凡的花粉商，因為抱著可笑的野心，在興旺發達的高峰上急轉直下，一變而為傾家蕩產的窮光蛋，但是“絕頂誠實”的德性和補贖罪過的努力，使他的苦難染上一些殉道的光彩。黃金時代原是他倒楣的起點，而最後勝利來到的時候，他的生命也到了終局。這麼一來，本來不容易引起讀者興趣的皮羅多，終究在《人間喜劇》[2]的舞台上成為久經考驗，至今還沒過時的重要角色之一。
鄉下人出身的賽查•皮羅多，父母雙亡，十幾歲到巴黎謀生。由於機會好，也由於勤勤懇懇的勞動，從學徒升到店員，升到出納，領班夥計，最後盤下東家的鋪子，當了老板。他結了婚，生了一個女兒；太太既賢慧，女兒也長得漂亮；家庭裏融融泄泄，過著美滿的生活。他掙了一份不大不小的家業，打算再過幾年，等女兒出嫁，把鋪子出盤以後，到本鄉去買一所農莊來經營，就在那裏終老。至此為止，他的經曆和一般幸運的小康的市民沒有多大分別。但他年輕的時候參加過一次保王黨的反革命暴動，中年時代遇到拿破侖下台，波旁王朝複辟，他便當上巴黎第二區的副區長。一八一九年，政府又給他榮譽團勳章。這一下他得意忘形，想擺脫花粉商的身份，踏進上流社會去了。他擴充住宅，大興土木，借慶祝領土解放為名開了一個盛大的跳舞會；同時又投資做一筆大規模的地產生意。然後他發覺跳舞會的代價花到六萬法郎，預備付地價的大宗款子又被公證人卷逃。債主催逼，借貸無門，隻得“交出清賬”，宣告破產。接著便是一連串屈辱的遭遇和身敗名裂的痛苦：這些折磨，他都咬緊牙關忍受了，因為他想還清債務，爭回名譽。一家三口都去當了夥計，省吃儉用，積起錢來還債。過了幾年，靠著親戚和女婿的幫助，終於把債務全部了清，名譽和公民權一齊恢複；他卻是筋疲力盡，受不住苦盡甘來的歡樂，就在女兒簽訂婚約的宴會上中風死了。
巴爾紮克把這出悲喜劇的教訓歸納如下：
“每個人一生都有一個頂點，在那個頂點上，所有的原因都起了作用，產生效果。這是生命的中午，活躍的精力達到了平衡的境界，發出燦爛的光芒。不僅有生命的東西如此，便是城市，民族，思想，製度，商業，事業，也無一不如此；像王朝和高貴的種族一樣，都經過誕生，成長，衰亡的階段。……曆史把世界上萬物盛衰的原因揭露之下，可能告訴人們什麼時候應當急流勇退，停止活動……賽查不知道他已經登峰造極，反而把終點看做一個新的起點……結果與原因不能保持直接關係或者比例不完全相稱的時候，就要開始崩潰：這個原則支配著民族，也支配著個人。”[3]
這些因果關係與比例的理論固然很動聽，但是把人脫離了特定的社會而孤立起來看，究竟是抽象，空泛而片麵的，決不能說明興亡盛衰的關鍵。資本主義的商業總是大魚吃小魚的殘酷鬥爭，賽查不過是無數被吞噬的小魚之中的一個罷了。巴爾紮克在書裏說：“這裏所牽涉的不止是一個單獨的人，而是整個受苦的人群。”這話是不錯的，但受苦的原因決不僅僅在於個人的聰明才智不夠，或者野心過度，不知道急流勇退等等，而主要是在於社會製度。巴爾紮克說的“受苦的人群”，當然是指小市民，小店主，小食利者，在資本主義社會裏注定要逐漸淪為無產者的那個階層。作者在這本書裏寫的就是這般可憐蟲如何在一個人吃人的社會裏掙紮：為了不被人吃，隻能自己吃人；要沒有能力吃人，就不能不被人吃。他說：“在有些人眼裏，與其做傻瓜，寧可做壞蛋。”傻瓜就是被吃的人，壞蛋就是有足夠的聰明去吃人的人。個人的聰明才智隻有在這個意義上才有作用。從表麵看，賽查要不那麼虛榮，就不會顛覆。可是他的叔嶽不是一個明哲保身的商人麼？不是沒有野心沒有虛榮的麼？但他一輩子都戰戰兢兢，提防生意上的風浪，他說：“一個生意人不想到破產，好比一個將軍永遠不預備吃敗仗，隻算得半個商人。”既然破產在那個社會中是常事，無論怎樣的謹慎小心也難有保障，可見皮羅多的虛榮，野心，糊塗，莽撞等等的缺點，隻是促成他災難的次要因素。即使他沒有遇到羅甘和杜•蒂埃這兩個騙子，即使他聽從了妻子的勸告，安分守己，太平無事的照原來的計劃養老，也隻能說是僥幸。比勒羅對自己的一生就是這樣看法。何況虛榮與野心不正是剝削社會所鼓勵的麼？爭權奪利和因此而冒的危險，不正是私有製度應有的現象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