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三三年《都爾的本堂神甫》初次出版，題目叫作《獨身者》；獨身者一詞用的是多數，因為書中幾個主角都是單身人。作品未寫成時，巴爾紮克曾想命名為《老姑娘》[1]；用《獨身者》為書題出版以後，一度又有意改為《脫羅倍神甫》；直到一八四三年以《人間喜劇》為全部小說總名的計劃完全確定的時候，才改作《都爾的本堂神甫》，而把《獨身者》作為《比哀蘭德》《攪水女人》和這篇小說的總標題[2]。作者身後，一切版本都合《都爾的本堂神甫》與《比哀蘭德》為一冊，《攪水女人》單獨一冊；隻有全集本才合印三部作品為一冊。
這部小說的三個主要人物，一個是老姑娘，一個是脫羅倍神甫，一個原來為大堂的副堂長，後來降級為郊外小堂的本堂神甫。作者一再更動題目，足見他對小說的重心所在有過長時期的猶豫，最後方始采用他對《賽查•皮羅多》和《邦斯舅舅》[3]的辦法，決定以不幸的犧牲者、無辜受辱的可憐蟲作為故事的主題。
迦瑪小姐是承包脫羅倍和皮羅多兩個神甫膳宿的房東，她氣量狹小，睚眥必報，又抱著虛榮的幻想。脫羅倍是工於心計的陰謀家，隻想在教會中抓權勢。皮羅多則是天真無知的享樂主義者，也是率直笨拙的自私自利者。同居的摩擦使迦瑪小姐和脫羅倍通同一氣，花了很大的力量，使盡卑鄙惡毒的手段，迫害一個忠厚無用、不堪一擊的弱者。瑣碎無聊的小事所引起的仇恨不但釀成一幕悲慘的戲劇，還促成了內地貴族和布爾喬亞的黨爭，甚至影響到遠在巴黎的政客。不管內容多麼單調平凡，巴爾紮克塑造的人物，安排的情節，用極樸素而極深刻的手法寫出的人情世故和社會的真相，使這個中篇成為一個非常有力和悲愴動人的故事，在《人間喜劇》中占著重要地位。
正如作者用過幾個不同的書名，我們研究的時候也可以有幾個不同的線索：老處女的心理特征和怪僻，脫羅倍的陰狠殘忍，皮羅多的懦弱與愚蠢，都可作為探討各種典型麵貌的中心。像巴爾紮克那樣的作家，幾乎沒有一部作品不是有好幾個人物刻畫得同樣深刻，性格發展得同樣充分，每個角色都能單獨成為一個主體的。但我們現在看來，最有意義的或許並不在於分析單身人的心理，而尤其在於暴露政治和教會的內幕。出家人而如此熱衷於名位，對起居飲食的舒適如此戀戀不舍，脫羅倍為此而不擇手段（他除了在教會中希圖高位以外，還覬覦皮羅多的住屋），皮羅多為此而身敗名裂：豈不寫盡了教士的可笑可憐，可鄙可憎！開口慈悲，閉口仁愛，永遠以地獄嚇唬人的道學家，原來幹得出殺人不見血的勾當！自命為挽救世道，超度眾生的教會，不僅允許宣教師與政府相互勾結利用，為了滿足私欲而顛倒是非，陷害無辜，教會本身還做脫羅倍的幫凶，降了皮羅多的級位，還要宣布他為騙子。雖然巴爾紮克又是保王黨，又是熱心的舊教徒，事實所在，他也不能不揭發君主政體的腐敗與教會的黑暗。即使他不願，也不敢明白指出教會的偽善便是宗教的偽善，作品留給讀者的印象終究逃不過這樣一個結論。
《比哀蘭德》是另一情調的淒涼的詩篇，像田間可愛的野花遭到風雨摧殘一樣令人扼腕，歎息，同時也是牛鬼蛇神爭權奪利的寫照。主要事實很簡單，交織在一起的因素卻是光怪陸離；因為人的外部表現可能很單純，行事可能很無聊，不值一談，他的精神與情緒的波動永遠是複雜的。以比哀蘭德來說，周圍大大小小的事故從頭至尾造成她的悲劇，她遭遇不幸好像是不可解釋的；以別的人物來說，一切演變都合乎鬥爭的邏輯，不但在意料之中，而且動機和目標都很明確，經過深思熟慮的策劃和有意的推動：比哀蘭德不過是他們向上爬的階梯上踩死的一個蟲蟻而已。在並無感傷氣質的讀者眼中，與比哀蘭德的悲劇平行的原是一場由大小布爾喬亞扮演的醜惡的活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