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五日
悌芬：
大半年工夫，時時刻刻想寫封信給你談談翻譯。無奈一本書上了手，簡直寢食不安，有時連打中覺也在夢中推敲字句。這種神經質的脾氣不但對身體不好，對工作也不好。最近收到來信，正好在我工作結束的當口，所以直到今天才作複。一本La Cousine Bette花了七個半月，算是改好謄好，但是還要等法國來信解答一些問題，文字也得作一次最後的潤色。大概三十萬字，前後總要八個月半。成績隻能說“清順”二字，文體、風格，自己仍是不愜意。大家對我的誇獎，不是因為我的成績好，而是因為一般的成績太壞。這不是謙虛的客套，對你還用這一套嗎？談到翻譯，我覺得最難對付的倒是原文中最簡單最明白而最短的句子。例如Elle est charmante=She is charming，讀一二個月英法文的人都懂，可是譯成中文，要傳達原文的語氣，使中文裏也有同樣的情調，氣氛，在我簡直辦不到。而往往這一類的句子，對原文上下文極有關係，傳達不出這一點，上下文的神氣全走掉了，明明是一杯新龍井，清新雋永，譯出來變了一杯淡而無味的清水。甚至要顯出She is charming那種簡單活潑的情調都不行。長句並非不困難，但難的不在於傳神，而在於重心的安排。長句中往往隻有極短的一句simple sentence，中間夾入三四個副句，而副句中又有participle的副句。在譯文中統統拆了開來，往往賓主不分，輕重全失。為了保持原文的重心，有時不得不把副句抽出先放在頭上，到末了再譯那句短的正句。但也有一個弊病，即複字往往太多。譯單字的問題，其困難正如譯短句。而且越簡單越平常的字越譯不好，例如virtue,spiritual,moral,sentiment,noble,saint,humble，等等。另外是抽象的名詞，在中文中無法成立，例如la vraie grandeur d’ ·me=the genuine grandeur of soul譯成“心靈真正的偉大”，光是這一個短句似乎還行，可是放在上下文中間就不成，而非變成“真正偉大的心靈”不可。附帶的一個困難是中文中同音字太多，倘使一句中有“這個”兩字，隔一二字馬上有“個別”二字，兩個“個”的音不說念起來難聽，就是眼睛看了也討厭。因為中文是單音字，一句中所有的單字都在音量上占同等地位。不比外國文凡是the，that，都是短促的音，法文的ce，cet，更其短促。在一句中，article與noun在音量上相差很多，因此賓主分明。一到中文便不然，這又是一個輕重不易安排的症結。
以上都是談些瑣碎的實際問題，現在再提一個原則性的基本問題：
白話文跟外國語文，在豐富、變化上麵差得太遠，文言在這一點上比白話就占便宜。周作人說過：“倘用駢散錯雜的文言譯出，成績可以較有把握：譯文既順眼，原文意義亦不距離過遠”，這是極有見地的說法。文言有它的規律，有它的體製，任何人不能胡來，詞彙也豐富。白話文卻是剛剛從民間搬來的，一無規則，二無體製，各人摸索各人的，結果就要亂攪。同時我們不能拿任何一種方言作為白話文的骨幹。我們現在所用的，即是一種非南非北、亦南亦北的雜種語言。凡是南北語言中的特點統統要拿掉，所剩的僅僅是一些輪廓，隻能達意，不能傳情。故生動、靈秀、雋永等等，一概談不上。方言中最colloquial的成分是方言的生命與靈魂，用在譯文中，正好把原文的地方性完全抹煞，把外國人變了中國人豈不笑話！不用吧，那麼(至少是對話)譯文變得生氣全無，一味的“新文藝腔”。創作文字犯這個毛病，有時也是因為作者不顧到讀者，過於純粹的方言要妨礙讀者了解，於是文章就變成“普通話”，而這普通話其實是一種人工的，artificial之極的話。換言之，普通話者，乃是以北方話做底子，而把它colloquial的成分全部去掉的話。你想這種語言有什麼文藝價值？不幸我們寫的正是這一種語言。我覺得譯文風格的搞不好，主要原因是我們的語言是“假”語言。
其次是民族的mentality相差太遠。外文都是分析的、散文的，中文卻是綜合的、詩的。這兩個不同的美學原則使雙方的詞彙不容易湊合。本來任何譯文總是在“過與不及”兩個極端中蕩來蕩去，而在中文為尤甚。
《泰德勒》一書，我隻能讀其三分之一，即英法文對照的部分。其餘隻有鍾書、吳興華二人能讀。但他的理論大致還是不錯的。有許多，在我沒有讀他的書以前都早已想到而堅信的。可見隻要真正下過苦功的人，眼光都差不多。例如他說，凡是idiom，倘不能在譯文中找到相等的(equivalent)idiom，那麼隻能用平易簡單的句子，把原文的意義說出來，因為照原文字麵搬過來(這是中國譯者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所用的辦法)，使譯法變成intolerable是絕對不可以的。這就是我多年的主張。
但是我們在翻譯的時候，通常總是膽子太小，遷就原文字麵、原文句法的時候太多。要避免這些，第一要精讀熟讀原文，把原文的意義、神韻全部抓握住了，才能放大膽子。煦良有句話說得極中肯，他說：字典上的字等於化學符號，某個英文字，譯成中文某字，等於水是H2O，我們在譯文中要用的是水，而非H2O。
我並不說原文的句法絕對可以不管，在最大限度內我們是要保持原文句法的，但無論如何，要叫人覺得盡管句法新奇而仍不失為中文。這一點當然不是容易做得到的，而且要譯者的taste極高，才有這種判斷力。老舍在國內是惟一能用西洋長句而仍不失為中文的惟一的作家。我以上的主張不光是為傳達原作的神韻，而是為創造中國語言，加多句法變化等等，必要在這一方麵去試驗。我一向認為這個工作尤其是翻譯的人的工作。創作的人不能老打這種句法的主意，以致阻遏文思，變成“見其小而遺其大”；一味的隻想著文法、句法、風格，決沒有好的創作可能。
由此連帶想到一點，即原文的風格，越到近代越要注重。像Gide52之流，甚至再早一點像Anatole France53之流，你不在原文的風格上體會，譯文一定是像淡水一樣。而風格的傳達，除了句法以外，就沒有別的方法可以傳達。
關於翻譯，談是永遠談不完的。今天我隻是拉七雜八的信口胡扯一陣。你要譯的書，待我到圖書館去找到了，讀了再說。但在一九四八年出版的British Literature Between Two Wars中也找不到這作家的名字。我的意思隻要你認為好就不必問讀者，巴金他們這一個叢書，根本即是以“不問讀者”為原則的。要顧到這點，恐怕Jane Austen的小說也不會有多少讀者。我個人是認為Austen的作品太偏重家常瑣屑，對國內讀者也不一定有什麼益處。以我們對art的眼光來說，也不一定如何了不起。西禾我這兩天約他談，還想當麵與巴金一談。因西禾此人不能負什麼責任。
……
不管怎樣，我總希望你把眼前這部書結束。凡是你真正愛好的一定譯得好。而且我相信你的成績一定比我好。因為你原來的文章比我活潑，你北方語言的認識與我更不可同日而語。隻要有人能勝過我，就表示中國還有人，不至於“廖化當先鋒”，那就是我莫大的安慰。而假如這勝過我的人是我至好的朋友，我的喜悅更不在話下。多做，少做，全無關係，隻消你繼續不斷地幹下去。我以最大的熱忱等著看你的成績。
希望來信，大家不能再像過去大半年這樣隔膜了，尤其為了彼此的工作，需要經常聯絡。草草，祝
康樂 並候
文美、希弟均好
安
四月十五日
一九五一年六月十二日
悌芬：
另郵寄上楊絳譯的《小癩子》一冊。去冬希弟來港時，我曾托他帶上《歐也妮·葛朗台》，結果仍在你三樓上。現在要交給平明另排新版，等將來與《貝姨》一同寄你了。巴爾紮克的幾種譯本，已從三聯收回(不要他們的紙型，免多麻煩)，全部交平明另排。《克利斯朵夫》因篇幅太多，私人出版商資力不夠，故暫不動。《高老頭》正在重改，改得體無完膚，與重譯差不多。好些地方都譯差了，把自己嚇了一大跳。好些地方的文字佶屈聱牙，把自己看得頭疼。至此為止，自己看了還不討厭的(將來如何不得而知)，隻有《文明》與《歐也妮·葛朗台》。
你的奧斯丁全集寄到沒有？動手沒有？
前周，賀德玄請吃飯，給我看到葉君健用英文寫的三種長短篇。梅馥借來看了二冊，我無暇去讀。此公用英文寫的書，過去未聽說過，不知你見過沒有？
匆此，即候
雙福
希弟均此
安叩
六月十二日夜
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悌芬：
六月三十日接信，始終未複。今又接二十二日信。這一晌我忙得不可開交。La Cousine Bette初版與Eugénie Grandet重版均在看校樣，三天兩頭都有送來。而且每次校，還看出文字的毛病，大改特改(大概這一次的排字工友是很頭疼的)。同時《高老頭》重譯之後早已謄好，而在重讀一遍時又要大改特改：幾件工作並在一起，連看旁的書的時間都沒有，晚上常常要弄到十二點。此種辛苦與緊張，可說生平僅有。結果仍是未能滿意，真叫做“徒喚奈何”！我個人最無辦法的，第一是對話：生長南方，根本不會說國語，更變不上北京話。現在大家用的文字上的口語都是南腔北調，到了翻譯，更變得非驢非馬，或是呆板得要死。原作的精神一點都傳達不出。第二是動作的描寫，因為我不善於這一套，總沒法安排得語句流暢。長句的分拆固然不容易，但與原作的風格關係較小，能做到理路清楚，上下文章貫穿就能交代。我覺得你對我的第一、二點困難差不多不成問題，至於第三點，隻能盡量丟開原作句法。我舉個例告訴你，使你可以大大的放膽。亞侖·坡的小說，句子不算不長。波特萊譯本，的確精彩，可是長句句法全照法文，純粹的法文(當然，波特萊的法文是極講究的)，決不遷就英文，他就是想盡辦法，把原作意義曲曲折折地傳達出來，絕對不在字麵上或句子結構上費心。當然這種功夫其實比顧到原文句法更費心血，因為對原作意義一定要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才行。你初動筆時恐怕困難極多，希望你勿灰心，慢慢地幹下去，將來你的成績一定超過我，因為你本來的文格句法就比我的靈活。麻煩的是十八世紀人士的談話，與現代的中國話往往格調不合，顧了這個顧不了那個，要把原作神味與中文的流利漂亮結合，決不是一蹴即成的事。
芝聯來看過我，知道北京出版總署召集的翻譯會議，是由蔣天佐(代表官方)、卞之琳、楊絳等四個人(另一人忘了名字)出麵召集的，開過二次會，討論應譯的古典作品名單。看來楊絳是被硬拉進的，或者是人家要找鍾書而他推楊絳去的。我想寫信給她，要她把奧斯丁作品歸給你譯，則將來出版時不致成問題了。
《四部叢刊》捐獻事，已托芝聯去信燕京詢問，待有回音，再與老太太商酌辦理。
誌摩譯的《曼殊斐爾集》，不敢保險能找到，要多跑舊書攤才有希望。而我的時間與體力都不容許。Kulm信上有否提及樂譜的事？乞來信告知。吳德鐸早來了，一切誠如高論，他對誰都是太厚道，太厚道的人必吃虧，乃是古今中外千古通例。
……匆此，即候
雙福
希弟均此問好
雷叩
七月二十八日
……
一九五一年九月十四日
悌芬：
信到多日。以你如此準備工夫，深信一定會做得好。初開手也許感覺沉悶，譯過了三四十頁，就能順手。我因為本能關係，總是改的工夫比初譯工夫花得更多。暑中收到鍾書來信，果不出所料，楊絳是代他出席的。據說定了五十種“數一數二之書，落於不三不四之手”。《傲慢與偏見》，既是楊剛所譯，雲為“盡信盡達盡雅，不問可知”，至多請原譯者重校二遍而已。《匹克威克》交清華審查，結果亦複相同。以上種種，都在我意想之中。破除不了情麵，一切等於空言。破除了情麵，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翻譯書都要打入冷宮。這是一個無法解決的難題。Emma根本未列入表內，故你的翻譯與否，不成問題。愚見眼前隻能不問將來，隻問目前，不求其他，但求自己做些工作。你譯的音樂書是哪一本，什麼條件？國內何家出版社所約？便乞一告。拙譯《貝姨》九月初即印出，因托書店代寄，擱到昨日方始寄出。讀後希望提意見。至於對話，以生長南方的人，無論如何免不了南腔北調，即使請教人家，也是東鱗西爪，不能全體一致。Kulm處請你代寫一信，告訴他：Albert做事，過去往往數年沒有回音，故仍請Kulm催其將款交存伊處。樂譜亦托伊代為搜購。唱針事最好亦請Kulm代辦(G.E.Radio-PHOND Combination,MODEL XF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