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略 傳
我於一九○八年三月生於浦東南彙縣漁潭鄉，家庭是地主成分。四歲喪父；父在辛亥革命時為土豪劣紳所害，入獄三月，出獄後以含冤未得昭雪，抑鬱而死，年僅二十四。我的二弟一妹，均以母親出外奔走，家中無人照顧而死。母氏早年守寡(亦二十四歲)，常以報仇為訓。因她常年悲憤，以淚洗麵；對我又督教極嚴，十六歲尚夏楚不離身，故我童年隻見愁容，不聞笑聲。七歲延老貢生在家課讀《四書》《五經》，兼請英文及算術教師課讀。十一歲考入周浦鎮高小二年級，十二歲至上海考入南洋附小四年級(時稱交通部上海工業專門學校附小)，一年後以頑劣被開除；轉徐彙公學讀至中學(舊製)一年級，以反宗教被開除。時為十六歲，反對迷信及一切宗教，言論激烈；在家曾因反對做道場祭祖先，與母親大起衝突。江浙戰爭後考入大同大學附中，參加五卅運動，在街頭演講遊行。北伐那年，參與驅逐學閥胡敦複運動，寫大字報與護校派對抗。後聞吳稚暉(大同校董之一)說我是共產黨，要抓我，母親又從鄉間趕來抓回。秋後考入持誌大學一年級，覺學風不好，即於是年(一九二七)冬季自費赴法。
在法四年：一方麵在巴黎大學文科聽課，一方麵在巴黎盧佛美術史學校聽課。但讀書並不用功。一九二九年夏去瑞士留三月，一九三○年春去比利時作短期旅行，一九三一年春去意大利二月，在羅馬應“意大利皇家地理學會”之約，演講國民軍北伐與北洋軍閥鬥爭的意義。留法期間與外人來往較多，其中有大學教授，有批評家，有漢學家，有音樂家，有巴黎美專的校長及其他老年畫家；與本國留學生接觸較少。一九二八年在巴黎認識劉海粟及其他美術學生，常為劉海粟任口譯，為其向法國教育部美術司活動，由法政府購劉之作品一件。一九二九年滕固流亡海外，去德讀書，道經巴黎，因與相識。我於一九三一年秋回國，抵滬之日適逢“九一八事變”。
一九三一年冬即入上海美專教美術史及法文。一九三二年一月在滬結婚。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事變發生，美專停課，哈瓦斯通訊社(法新社前身)成立，由留法同學王子貴介紹充當筆譯，半年即離去。當時與黎烈文同事；我離去後，胡愈之、費彝明相繼入內工作，我仍回美專任教。一九三三年九月，母親去世，即辭去美專教務。因(一)年少不學，自認為無資格教書，母親在日，以我在國外未得學位，再不工作她更傷心；且彼時經濟獨立，母親隻月貼數十元，不能不自己謀生；(二)某某某待我個人極好，但待別人刻薄，辦學純是商店作風，我非常看不慣，故母親一死即辭職。
一九三四年秋，友人葉常青約我合辦《時事彙報》——周刊，以各日報消息分類重編；我任總編輯，半夜在印刷所看拚版，是為接觸印刷出版事業之始。三個月後，該刊即以經濟虧折而停辦。我為股東之一，賠了一千元，賣田十畝以償。
一九三五的二月，滕固招往南京“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任編審科科長，與許寶駒同事。在職四個月，譯了一部《各國古物保管法規彙編》。該會旋縮小機構，並入內政部，我即離去。
一九三六年冬，滕固又約我以“中央古物保管會專門委員”名義，去洛陽考察龍門石刻，隨帶攝影師一人，研究如何保管問題。兩個月後，內政部要我做會計手續報賬，我一怒而辭職回家，適在雙十二事變之後。
一九三七年七月八日，“盧溝橋事變”後一日，應福建省教育廳之約，去福州為“中等學校教師暑期講習班”講美術史大要。以時局緊張，加速講完，於八月四日回滬，得悉南京政府決定抗日，即於八月六日攜家乘船去香港，轉廣西避難。因友人葉常青外家馬氏為廣西蒙山人，擬往投奔。但因故在梧州擱淺，三個月後進退不得，仍於十一月間經由香港回滬，時適逢國民黨軍隊自大場撤退。
一九三九年二月，滕固任國立藝專校長，時北京與杭州二校合並，遷在昆明，來電招往擔任教務主任。我從香港轉越南入滇。未就職，僅草一課程綱要(曾因此請教聞一多)，以學生分子複雜，主張甄別試驗，淘汰一部分，與滕固意見不合，五月中離滇經原路回上海。
從此至一九四八年均住上海。抗戰期間閉門不出，東不至黃浦江，北不至白渡橋，避免向日本憲兵行禮，亦是鴕鳥辦法。
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兩年以肺病兩次去廬山療養三個月。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以上海情形混亂，適友人宋奇擬在昆明辦一進出口行，以我為舊遊之地，囑往籌備。乃全家又去昆明。所謂辦進出口行，僅與當地中國銀行談過一次話，根本未進行。全家在旅館內住了七個月，於一九四九年六月乘飛機去香港，十二月乘船至天津，轉道回滬，以迄於今。當時以傅聰與我常起衝突，故留在昆明住讀，托友人照管，直至一九五一年四月方始回家。
二、經濟情況與健康情況
母親死後，田租收入一年隻夠六個月開支，其餘靠賣田過活。抗戰前一年，一次賣去一百餘畝；故次年抗戰發生，有川資到廣西避難。以後每年賣田，至一九四八年隻剩二百餘畝(原共四百餘畝)。一九四八年去昆明，是賣了田，頂了上海住屋做旅費的。昆明生活費亦賴此維持。我去昆明雖受友人之托，實際並未受他半文酬勞或津貼。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回上海後，仍靠這筆用剩的錢度日。同時三聯書店付了一部分積存稿費與我，自一九五一年起全部以稿費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