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匹馬向著五個相反的方向用力，圍觀的人群跟著發出撕心裂肺之聲，像是火花濺入眼睛裏。商鞅的身體在驚叫聲裏成了一堆可以任意揉捏的泥巴，被撕扯得失去比例。人間至痛莫過於此，一個肉身凡胎的人被揉捏成了一隻長臂長腿的怪物，血從身體的各個方位噴湧而出。終於，皮膚的張力因承受不住巨大的拉力，紛紛露出了破綻。他氣若遊絲，想喊叫，卻喊不出來。沒有人知道，死亡到底在何時降臨。
秦惠王車裂商鞅，並且發出警戒，“莫如商鞅反者”，並且“滅商君之家”。
當我們回望兩千多年前那場變法時，一些關鍵詞仍是含糊不清。時間有時候就像是一個喜怒無常的孩童，可以任性而為，卻始終無法抹去宿命的烙印。有人說，商鞅成於“霸道”，也敗於“霸道”，最後他能夠以其肉身殉於“霸道”，也算是冤有頭債有主。不知商鞅在身體撕裂前的最後時刻會想到什麼，是為自食其果而感到後悔，還是為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感到欣慰。他的心裏一定想起故鄉，他是一個魏國人，向西而去才是他生命的來路。想著大地深處的河流與山脈，想著函穀關外的草木與野獸，他的血液裏升起一種悲哀。他想逃，想變成一隻鳥，振翅飛翔藍天，可是天地如牢籠。老子在他的《道德經》中說，“強梁者不得其死”。行霸道之人往往沒有好下場，即便是對曆史、對國家、對民族有過巨大貢獻的大人物也難以逃脫曆史的規律。
1.秦國需要一劑春藥
秦人好勇，無論是披著黑色麻衣的窮苦百姓，還是穿著黑色袍服的貴族，每個人的身體裏都藏著一份不滅的戰鬥信念。《漢書》中有如此記載：“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也就是說，早年秦文公外出打獵時，曾經捕獲過一條黑色的龍，而這正是五行之中水德的象征。秦國統治者認為自己是水德，崇尚水。而在五行中水德對應的標誌顏色是黑色。所以，從春秋戰國時的秦國開始一直到一統天下的秦帝國，都崇尚黑色。
黑色既是黑雲壓頂的愁苦，也是黑鐵煉心的剛直。數百年的周朝，實在是太過久遠，不安分的又何止秦人。天下本是天下人的天下，誰也別想一口吃了誰，誰也別想將周王取而代之，誰也別想輕易退出這場重生與毀滅的遊戲。秦穆公曾經在一批外來人才的輔佐之下東征西討，變革圖強，一度達到“並國十二，開地千裏，遂霸西戎”的強盛狀態。此後十數個繼任者與秦穆公相比，既少了稱霸的澎湃之心，也沒有人才可堪大用。兩者有著必然的聯係，有野心必然會想辦法去找人才，有了人才才有實現野心的可能。
秦穆公的繼任者好像早就忘了祖上的榮光，最自以為是的功名與榮光，也經不起時間的衝刷。英雄的後代也允許出現狗熊似的人物，也可以沒有宏大的抱負與誌向。秦國的國勢就這樣走向一個又一個低穀。低到什麼程度呢？比如說當時魯國的“初稅畝”是在公元前594年，而秦國的“初租禾”則是在公元前408年，整整落後了186年。按照發展時間推算，作為當時國家根本經濟製度的耕地管理及使用體製，秦國要落後於其他先進國家將近兩百年的時間。
天下大勢除了分合之道，還有強弱起伏之道。而強弱之道，在於人為，不在天理。公元前361年的某天清晨，魏國國都安邑（今山西省安邑縣）的大街上，一隊手持戈矛的騎兵衝開摩肩接踵的人流，一輛華麗的馬車由四匹馬拉著奔馳而過。車子裏坐的是魏國國君魏惠王，他聽說相國公叔痤病得非常厲害，一大早坐了馬車登門看望。
連年的操勞，使得公叔痤積勞成疾。魏惠王握著公叔痤蒼白的手，問他還有什麼未竟的心願，需要交代哪些國事。或許是很久沒見到君王，公叔痤掙紮著爬起來，顫抖著嘴唇，說了一句對魏惠王至關重要的話：“我的中庶子公孫鞅，雖然年輕，卻才能不凡，希望大王把國家大事委托給他。”
公叔痤是魏國的相國。中庶子，類似於弟子兼助手。那一年，公孫鞅已經在公叔痤的身邊度過了四個寒暑，並已贏得公叔痤的賞識。公孫鞅精通“刑名之學”，習雜家之言，好李悝之教，兼兵家之術，是一個複合型人才。
商鞅是孟子和莊子的同時代人，但比他們倆稍微年長一點兒。因為後來受封於商，所以被稱為商君或商鞅，其實本名叫公孫鞅，又叫衛鞅。商鞅是衛國公室的庶出公子。按照當時的宗法，嫡長子擁有父輩的繼承權，其他庶子則不可能享受到太多父輩的蔭庇。他們雖然得不到太多的實際利益，但應該享有的政治待遇還是能夠保障的。如果他的人生目標僅僅是錦衣美食和妻妾美女，那麼他大可不必跑到魏國去給公叔痤當個小秘書。
為了引起魏惠王的重視，公叔痤在這裏故意渲染了商鞅的才能。他說：“假如大王不願意重用公孫鞅，那麼請你幹脆將他殺掉。因為這個人如果不為魏國重用，就一定會到別國去。以他的才能，一定會使他國富強起來，那樣就會對魏國造成很大威脅。”
那時齊、楚、燕、韓、趙、魏、秦七個大國和宋、衛、中山等小國相互之間經常發生戰爭。魏國的地理位置居中，容易四麵受敵，憂患意識極為強烈。盡管如此，魏惠王還是沒有將公叔痤的這句話放在心上。公叔痤將他對魏王說的話告訴商鞅，請商鞅趕快逃命。商鞅卻若無其事地說：“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
學富五車的商鞅在公叔痤門下本就無法施展他的一腔抱負，公叔痤死後，他就更顯得鬱鬱不得誌。當他聽到秦孝公求賢的消息後，就帶著他的老師屍佼投奔秦國而來。屍佼被後世列為諸子百家之一。
秦孝公求賢的誠意，商鞅並不懷疑。然而誠意並不等同於治國方略的選擇。自古以來，人們對治理國家提出了千百種主張，大而言之，形成傳統共識的便有王道治國、道家治國、儒家治國、墨家治國、法家治國幾種主流。其中王道治國是經過兩千多年曆史延續的成規定製，最為成功的範例便是西周禮製。這種王道禮製，也的確曾經使天下康寧一派興盛。戰國以來，王道禮製大為衰落。秦穆公時，百裏奚操持的正是王道之學，秦國迎來了自己的巔峰時刻，秦穆公也由此成為春秋霸主，老秦人至今引以為傲。
商鞅是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冒險來到秦國的。商鞅的包裹裏揣著從魏國帶來的一部非常重要的書——《法經》。魏國是戰國中第一個實施變法圖強的諸侯國，算是一個根基深厚的老牌強國。他的強大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一個人、一部法典。這個人就是李俚，這部法典就是《法經》。
《法經》是中國最古老的成文法典之一。一部《法經》將法家的思想具體到可執行的地步，犯了什麼錯，定為什麼樣的罪，接受什麼樣的刑。如果魏惠王把魏文侯和魏武侯製定的改革路線堅定不移地執行下去，那麼戰國時代最強大的國家可能就是魏國，而不是後來崛起的秦國。可惜的是魏國的這場改革，始於魏文侯，止於魏惠王。
商鞅在魏國期間，將《法經》裏的每一個字都刻在自己心裏。雖然李俚這時候已經去世了半個多世紀。但是從某種意義上說，商鞅依然算是李俚的弟子。
秦孝公發布的求賢詔，伴隨著他強國富民的決心，很快就傳遍了山東六國。秦孝公曾經目睹了其父秦獻公改革的平淡收場，他在內心深處遙想遠祖秦穆公所建立的強國霸業。每念於此，他都能感覺到身體裏的血液在燃燒。
他在即位的第一年，就迫不及待地向天下發出了那篇改變大秦時局的求賢詔。詔文說：“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複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
無數個不眠夜晚，櫟陽城始終有一盞燈孤獨地亮到天明，那裏正是秦孝公下榻的寢宮。作為秦人的王，作為嬴氏王族的帶頭大哥，秦孝公沒有理由回避這個戰亂不息的時代賦予他的使命。這是一片生產王的土地，土地越是貧瘠，當王的衝動就越是不可遏製。每個王的眼中都閃動著亢奮的火焰，都害怕被這個世界冷落。為爭奪霸主這個名額，他們把流血與死亡，當作自己的選票。戰場上勝負往往並不取決於戰場，而是取決於戰爭之外的諸多因素。
商鞅進入秦國時，通過內史景監的引見才見到秦孝公。對於景監這個人，史料著墨不多。他舉薦商鞅，若是沒有利益往來，必然是出於男人之間的情義，他敬佩商鞅、相信商鞅，甚至對商鞅不說明理由的要求也會無端地接受。商鞅於他，是一個可敬可親的名士摯友。
商鞅與秦孝公的初次會麵，完全是兩位野心家的直接碰撞。
商鞅第一次見秦孝公，雙方並沒有碰撞出多少火花。商鞅顯然是有備而來，口若懸河，從三皇五帝開始談起。秦孝公聽得直打瞌睡，最後給了商鞅一個“妄人”的評價。所謂“妄人”，就是不懂裝懂，自以為是，令人討厭的狂妄之徒。《史記》中形象地記載了這一細節：這邊商鞅滔滔不絕地說，唾沫星子亂飛，而那邊的秦孝公卻昏昏欲睡。
秦孝公不耐煩商鞅的長篇大論，徑自撇下一堂大臣揚長而去。
為此，作為商鞅引見人的景監被秦孝公狠狠訓斥了一通：“你難道就給我引薦這樣的人才嗎？這樣的人對我有用嗎？”還沒等商鞅將自己內心的想法統統倒出來，秦孝公就令人將他逐出會客室。
商鞅精通“刑名之術”，自然是遊說巧辯的高手。他初次見到秦孝公，在沒有摸清對方底牌的情況下，隻能采取避實就虛、引蛇出洞的遊說戰術。他向對方大談“帝道”，他以為，像秦孝公這樣有野心的霸主，王道是永遠不會跑偏的話題。
第二次接見商鞅，中間僅僅隔了五天。商鞅第二次宣講的主題是王道，比第一次效果要好一些，但仍然沒有切中要旨。雙方二次見麵，氣氛還算融洽，商鞅絲毫沒有收斂的意思，依然滔滔不絕如黃河之水。秦孝公這一次沒有昏昏欲睡。商鞅雖然說的是王道，但也點明了秦國當前所麵臨的主要問題，同時提出了當前兩項重點工作，一要內勸農，二要外修戰。或許是商鞅說中了秦孝公的心思，秦孝公有了與商鞅進行深度交流的願望。
這一次會麵，雙方雖然沒有做到相談甚歡，但是比第一次有了突破性的進展。對商鞅而言，他總算是摸清了秦孝公的路數。商鞅突然發現，原來麵前坐著的這個高富帥和自己一樣，都是急功近利的主兒。曾經覺得自己生不逢時的商鞅，此時仿佛觸摸到了這個時代為自己量身打造的機遇。
有了前兩次的試探與鋪墊，雙方的第三次見麵也就不用拐彎抹角，而是直指要害。這一次，商鞅選擇了“霸道”這個話題，果然得到了秦孝公的高度認可。此後一發不可收拾，“語數日不厭”，兩人由此成為最佳拍檔。
“王道”與“霸道”這兩個詞出現得較晚，但是這兩種治國學問早就存在了，司馬遷用這兩個名詞來概括這兩套學問。商鞅年輕時師從多門，既學習法家、雜家的學問，也學習兵家的學問。他以雜家的根底談論帝道、王道，後來又以兵家的根底撰述兵書。
景監後來問商鞅是如何得到秦孝公的歡心的。商鞅答道：“我是用夏、商、周三代盛世來勸說秦孝公，可秦孝公說：‘時間太長，我沒有漫長的時間去等待。況且賢能的君主，自身就揚名天下，哪裏能默默無聞地等待幾十年、幾百年來成就帝王之業呢？’因此我就用強國之術向秦孝公陳述，才贏得他的歡心。”
在這次會麵中，商鞅明確談到了“法治”，並希望以此來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而秦孝公要的就是富國強兵，他的猶豫和困惑大多來自何種途徑能夠盡快實現這一目標。商鞅在這裏為他指出一條光明路徑——法治。秦國原來是軍事管理製度，國家的軍政大權都集於國君一人之身。在政權規模較小的情況下，這種管理體製還能維持其優勢，上行下效，雷厲風行。問題是，現在國家的規模越來越大，人口越來越多，財富也不斷積累，這種管理體製的弊端隨著現實狀況的不斷升級而日益凸顯。國君雖然手握絕對的權力，但卻沒有辦法將這種權力以國家意誌的形式貫徹到每一個角落。
更何況，國君根本不可能將自己手中的權力分配下去，因為在大多數情況下，分權就是放權，放權也就意味著君王隨時有被架空的危險。按照商鞅的意思，就是將國家的意誌和國君的權力通過法律條文的形式外化出來，向整個國家頒布，並依靠國家的力量強製推行。這樣一來，“權”就變成了“法”，“人治”就會變成“法治”，君主的權力和國家的意誌就會無處不在。
對於寵臣景監推薦來的魏國家臣，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年輕人，秦孝公所表現出來的驚人的耐心，就足以表明他的誌向決不僅僅隻是謀強圖霸一方這麼簡單。他要超越這平凡的君王生活，他有一顆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的心。一個人的野心最怕遇上另一個人的執著。在商鞅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三晉人士功利色彩之外的另一麵，那就是對於理想的執著。這種執著，是為了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而不是簡單的追名逐利。
商鞅之所以在秦孝公麵前大談特談法家的那一套，而避談儒家，不是他對法家有著多麼堅定的信念，而是因為秦孝公當下最需要解決的是秦國如何迅速崛起的問題。麵對秦孝公的急功近利，商鞅已經無法安靜地聽從自己內心的召喚。
秦孝公最需要的應該是一劑服下即可見效的春藥，能讓老大帝國一夜間煥發生機。
在這種情況下，商鞅隻能以功利的算計來衡量各種學說的優劣程度，而不會用價值觀來主導自己的選擇。說白了，商鞅這時候還無法形成自己的價值觀，隻要符合君王的口味，哪怕自己內心認為有問題的東西，他也可以舉雙手讚成。這不是商鞅一個人的問題。中國的知識分子在時勢麵前，雖然口口聲聲說什麼“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但他們的“道”又何嚐不是建立在君王之道的基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