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迎合心態會決定他們選擇哪一種方式介入時勢。如同商鞅，既然秦孝公喜歡聽霸道，那就閉口不談“霸道”的弊端，隻談“霸道”的曆史功效。第三次見麵，秦孝公雖然對商鞅的想法讚不絕口，但他並沒有啟用商鞅進行大刀闊斧的變革。商鞅明白秦孝公是怎麼想的，他對景監說：“我對孝公談了霸道，看樣子他已經動心了。他雖然沒有表態，但我知道，他肯定會再見我的。”
果不其然，這兩個野心家又有了第四次會麵的機會。當然，這一次會麵所談的內容屬於機密，無人知曉，也不見史料上有所記載。我們能夠知道的是這兩個男人在一起吃則同席、臥則同榻，一連談了幾天幾夜。可想而知，這次長時間的秘密會談，肯定是在討論如何推行變革方案，以及在改革途中有可能會遇到的阻力。
也許他們已經下定了決心：不變則已，一變就要成功，絕不能流產。
秦孝公顯然已經被商鞅的理論所震撼，陡然覺得往昔那籠罩心田的沉沉陰霾，已經消散得無影無蹤。商鞅如同從曆史深處走來的持斧之人，將長久以來束縛秦孝公身心的那道枷鎖生生劈開。
經過四次的談論，商鞅終於準確地揣摩到秦孝公心中所欲。秦孝公要的是“及身顯名”的大欲，是立竿見影的強國之術，而不是悠遠縹緲“邑邑待數十百年”的帝王之道。
2.商鞅的罪與罰
公元前356年初春，秦國正式拉開改革的序幕。這一日，櫟陽宮城的政事堂早早生起了大燎爐，紅紅的炭火使原本陰冷晦暗的大廳變得暖和明亮起來。與往日不同的是，朝臣們的臉上肌肉都繃得緊緊的，像是有什麼大事將要發生。
中國曆史上出現的任何一次變法維新都不可能隻是一種治國方略的重新選擇，它更接近於一種利益關係的重新調整。也正因為如此，改革才會遭到既得利益者百般阻撓。
在改革之前，秦孝公想聽聽各方的不同意見。商鞅是外來的和尚，他所念的那一套經到底有沒有用，秦國人民到底能不能接受，這都是秦孝公所顧慮的地方。正因為如此，秦孝公欲用商鞅變法，又恐天下議己。為了擺脫這種尷尬的兩難局麵，秦孝公專門安排了這場“禦前大辯論”，讓支持者與反對者各持己見展開辯論，這樣既互通聲氣，也能夠說服對方。
商鞅認為，舊製度已經證明行不通，既然不能實現富國強兵的目的，那就應該早日廢除，改弦更張。新事物的出現，本來就會遭到世人的反對。這時候進入商鞅個人秀時間，愚昧的人還沒做出任何反應，智慧的人已經有所覺悟。對於商鞅而言，他不可能去做通每一個人的思想工作，也不可能說服他們都來支持自己。
他說：“秦國變法之方略為：獎勵農耕以富國，激賞軍功以強兵，統一治權以正吏，化俗齊風以聚民。此四項之下，各有若幹法令保證其實施。”
一切時代、一切民族和國家在改革時必然遇到阻力和咒罵，秦孝公也麵臨同樣的困境。太師甘龍就是貴族保守派的代表，他反對商鞅改革的理由是，官員和老百姓已經適應了傳統，如果硬要改變這一切，必然會導致秦國大亂，天下人都會站出來反對的。
這是一場極為精彩的大辯論，商鞅滔滔不絕地展示自己的口才，說得秦孝公連連稱“善”，說得那些反對派們啞口無言，不知如何應答。大辯論固然費神耗時，卻撥開了重重迷霧——它給保守派一個良機，他們表明了自己的立場和見解；同時也給了商鞅一個良機，他借此伸張了自己堅定的意誌和飽滿的信心，更展現了淵博的知識及嶄新的時代精神；它給秦孝公一個良機，使他了解了朝臣的不同麵貌，並且掃除了心底的困惑和疑慮。
不管那些士族大臣們的臉色有多難看，都無法動搖秦孝公變法的決心。他封商鞅為左庶長（中級官員），直接對自己負責。
可是商鞅上任之後，並沒有馬上頒行新的法律。他對秦國的形勢做了一個簡單的分析，他認為這時候的秦國是一個相對落後的國家，要改變這個國家的現狀，就要頒行新的法律，實行新的製度，依靠秦國的老百姓。而商鞅這時候要頒發推行的法律政策，將會觸動秦國貴族的利益。如此一來，那些貴族將會成為他變法的阻力。商鞅所能依靠的，除了秦孝公以及秦孝公給予他的權力，就隻有依靠秦國的老百姓。所以在啟動改革之前，商鞅首先要做到取信於民。
南市，是櫟陽南門內城牆下的一處農牧貨品交易大市。從早晨開始，櫟陽城內外的老百姓就會絡繹不絕地趕到這裏，進行交易。臨近中午時分，集市已經人山人海。這一日，市場中心的廣場上出現了一陣騷動，許多人都趕過來看熱鬧。
一小隊兵士抬著一根粗壯的木椽向這邊走來，待到城牆之下，士兵將木椽靠在牆上。當大家驚疑不定、議論紛紛的時候，商鞅來到了現場，將賞金驟然提高到五十斤。這簡直就是一個兒戲。人群開始騷動起來，激動和興奮的情緒開始蔓延。人們躍躍欲試，而又將信將疑，猶豫著不肯向前。
一個爭強而又好奇的青年在眾人慫恿下，沒考慮那麼多，就將那根木椽移到北門去了。結果，這個青年竟然如數得到賞金。人們驚歎不已，商鞅的目的也就真正達到了。
商鞅要通過這樣一件事讓民眾信任他，等到人們都相信他令出必行之後，才開始頒布改革方案。國家號令不會更改，一是一，二是二。徙木立信就是要取信於民。
信任是相互的，由於在“富國強兵”的願景目標上達到高度一致，秦孝公便以完全信任、充分授權和毫不動搖的支持，使得商鞅敢於放心大膽地作為，並相信自己是在為一個國家的成功做出努力和貢獻。這是國君在重臣的心中樹立“信譽”。
商鞅知道自己是“空降兵”，除了秦孝公的支持，他沒有任何背景，變法遇到的困難可想而知。城門立柱，移木賞金，這是商鞅在百姓心中建立誠信的一種手段。既然商鞅這時候已經得到了君主的支持，那麼下麵他所要做的，就是爭取絕大多數秦國老百姓的信任。兩種“信譽”使上上下下取得了一致的價值認同。沒有這樣的“信譽”，變法就不可能在秦國發生。
商鞅的改革並不是貿然出手的，他是在觀察了數年之後，才開始變法的。那些年中，他像一個冷靜的刀客，躲在黑暗的角落裏，看著別人廝殺，自己卻不動聲色。他在等待機會，一個可以一招致命、切中要害的機會。當這個機會到來的時候，他決定出手了。他一出手，所有的人就都看見了他，因為他的動作迅疾而猛烈。這一年，是公元前356年。衛鞅的變法，是從立規矩、明賞罰開始的。
商鞅在改革伊始就為秦國今後百年的施政手段定下了一個總基調，那就是以法施政。
這裏的“法”成了刑法，成了輕罪重刑、重罪酷刑的代名詞，其中最典型、最殘暴、流毒最為深遠的是連坐法。“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如果發現問題沒有及時舉報，一人犯“奸”其他同一什伍的九家街坊全腰斬。一人“流”則九家同“流”，一人“囚”則九家同“囚”。
此後這一連坐法經秦國曆代君王和當國重臣不斷加工，愈織愈密，愈織愈苛，終於在百年後將大一統的秦王朝打造成了一個集中營。
相對於其他諸侯國而言，秦國的君權原本就缺乏道義及製度上的製約。商鞅變法並沒有將君權神聖化，而是通過製度和具體刑罰來塑造君權絕對化，也就是所謂的君王最大，君權最大，君王的刑法最酷。
商鞅的改革之所以能夠在短期內取得巨大成功，其根本原因在於他所推行的經濟製度改革成功調整了生產關係，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如此令人難以置信的成功，也奠定了法家思想在秦國施政理念中的主導地位，也同時將法家思想的局限和缺陷融入秦國的施政理念。此後秦國的曆代君主和當國重臣也理所當然地將法家思想繼承下來。在繼承中，他們不但沒有加以正確的揚棄，恰恰相反，他們更是將法家思想的先天不足不斷放大。
秦國曆代君主和重臣急功近利且守株待兔，他們根本看不到法家思想與時俱進的先進性，也拒絕考慮法家思想所蘊含的“法者，所以愛民也”的深刻內涵。他們將商鞅改革的暴烈手段視為萬世之法，一代謬於一代地傳導下去。他們不知道，以重刑、酷刑作為貫徹政令的根本手段來實現改革，隻能用於彼時而非此時，隻能用於一時而非累世。
秦孝公委任商鞅為左庶長，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最高行政長官。在魏國不被重用的商鞅，終於在秦國覓得施展平生抱負的機會。商鞅在大辯論上拋出“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的觀點，雖然遭到了士族大臣們的反對，卻贏得了秦孝公的支持。商鞅隨即草擬了《墾令》，再由秦孝公增訂修改，並且公布於世，成為秦國改革的第一份正式法令。
從商鞅做左庶長執政開始，秦孝公就好像從史書上突然蒸發了。本來應該兩個人的大戲，這時候卻成了商鞅一個人的獨角戲，其他的人與事件都成了背景。其他人成為背景尚可理解，作為男二號的秦孝公竟然沒有留下幾句台詞就莫名消失，實在讓人無法理解。
徙木立信是商鞅親自策劃並實施的，反對者的罵聲和支持者的掌聲同時響起。秦國這時候的法製建設、經濟、政治改革統統都是商鞅一個人在舞台上的秀，甚至連對外戰爭也是商鞅領兵出征。商鞅剛開始在秦國推行新法時，有上千人跑到國都櫟陽上訪，他們態度很明確，反對秦國推行新法。雖然這些上訪者在都城鬧得很凶，可秦孝公始終沒有露麵。
戰爭，給了商鞅重新分配爵祿的機會。官場裙帶的鏈條被他無情地扯斷了。那些占盡血緣優勢的人與爵祿漸行漸遠，而那些真正勇武的戰士開始走到最重要的位置上。商鞅從軍爵製度開始，取消貴族世襲製度，收回特權，隻有在戰場上立下功勞，有軍功戰績，才能夠重配爵序，列籍貴族；平民百姓，不管出身貴賤，隻要有軍功戰績，都可以根據殺敵多少，獲得相稱的爵位，獲得功名富貴。有野心的人，通過打仗、殺敵，血腥的屠殺，獲得人口和土地。商鞅還沒有罷手，他使出了更狠的一招——爵位與封地脫鉤。貴族的封地被收歸國有，重新分配使用，那些不可一世的貴族們幾乎一無所有了。
商鞅一亮相，就打倒了一大片，迅雷不及掩耳，令秦國上下目瞪口呆。
商鞅將他的刀鋒毫不避諱地指向貴族當權者，但是他的對手並不好對付——他們有權、有勢力，人多勢眾，不會坐以待斃、等著別人來動他們的奶酪。那不是一般的奶酪，是由不計其數的別墅莊園、豪車美女、鍾鳴鼎食、綾羅綢緞、出行時威嚴的儀仗以及無孔不入的特權共同打造的高級奶酪。他們覺得享有這種高品質奶酪是天經地義的，老子英雄兒好漢，先輩用功勳換來的特權是取之不盡的寶藏，作為後裔的他們世世代代分享不完。
他們什麼也不需要做，卻什麼都擁有。而這種不正常的利害關係，卻從來沒有人站出來質疑。他們不願意平白無故地失去這一切，去成就商鞅這個外來務工人員的業績。司馬遷沒有記錄商鞅開始出手的日日夜夜裏，他是怎樣度過的。我們可以想象他在那些時間裏，他所背負的精神壓力——畢竟是人，不是神，血肉之軀有著難以承受的生命之重。
這是一場冒險，更是一場豪賭，不成功，便成仁。他隻不過是一名賓客而已，體內流淌著的是衛國的血，和嬴秦並沒有關係。支持他放手一搏的不過是秦孝公一人，而不是那批人數眾多的貴族。商鞅從來就沒有低估他所麵對的凶險，為防不測，他製訂了周密的安保措施：每當出門的時候，他都會為自己準備十幾輛車跟隨其後，車上滿載著披甲的武士，還有持矛和戟的衛士排在車隊的兩旁，把商鞅的車圍得水泄不通。即使如此，他緊繃的神經也難以鬆弛下來。
商鞅從哪裏來的這份衝動和決心？隔著兩千多年的時光，我們已經無從查考，中國的史書隻負責記錄史實，從史書間搜索出曆史人物內心的蛛絲馬跡無異於緣木求魚。我們可以找出許多原因，但是我想，有一個重要的因素——他當年被魏惠王拒絕的那份難堪會一直殘留在他的腦海裏，糾纏著他。
從商鞅後來的舉動分析，他很可能是一個自我感覺良好的人，一個冷酷、強硬、獨自決斷的人。他坦然中裹藏著淩厲，他對自己過於自信。但是他越是自信，在魏國受挫的辛酸記憶就越是揮之不去。那份記憶折磨著他，催促著他趕快通過一項偉大的事業來證明自己的價值，隻有功成名就之時，記憶中的傷痕才能被抹平，成為一段非凡的經曆，成為榮耀的注解、驕傲的資本。魏惠王的傲慢幫助商鞅完成了一次人格的反彈，進而幫助了秦國的事業。
眼下，必須要狠，商鞅對犯法的人從不留情麵，犯死罪者，不是腰斬就是車裂；犯活罪者，不是剁手就是削鼻，還要把罪行刻在犯人的臉上。他崇尚暴力，崇尚極端的暴力。這份殘酷，與秦孝公的野心一拍即合。他的暴力不是草莽劍客的快意恩仇，而是得到國家意誌的全麵貫徹。商鞅新法的每一個文字，最終都將變成淋漓的鮮血。
商鞅還企圖統一國民思想，采取“愚民政策”，把文人、商人、工匠視為“國害”。商鞅不能容忍跟自己想法不同的人，把他們全部流放到偏僻的邊陲、窮山惡水當中去，從此再也沒有人反對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