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國“連坐”的概念是商鞅最先提出的，連坐製不但推行在百姓身上，就連軍隊也實行這製度，後來演變成為秦法的主體。商鞅在渭河邊論法，一次性就屠殺了七百多反對他執政路線的文人。直到刀斧手的手砍酸了，連刀都舉不起來了，才肯罷休。屍體沉入水中，比水裏的魚還要多。那些柔若無骨的屍體，在河水裏慢慢遊動著，隨著河水的流勢不斷變換著姿勢，隻有在河水轉彎的地方才會停下來。越來越多的屍體聚集在那裏，全部是無頭的，他們的頭顱被衝到了更遠的地方。
商鞅在表明法的威嚴，也是在為自己壯膽。或許在他看來，隻有殺戮才能掩飾他內心的忐忑。但貴族們不會坐以待斃。
果然，有人往刀口上撞了。為了這個冒失鬼，商鞅等了很久，守株待兔，等著他自投羅網。但那個人來者不善，讓商鞅倒吸了一口涼氣——此人不是別人，是秦孝公的親兒子、當今秦國的太子。太子是下一任的國君，即秦惠文王。或許為尊者諱，他犯了什麼法，《史記》中沒有記載，這反而讓人生疑，他一定是犯了什麼上不了台麵的錯誤。
太子犯法，是對商鞅的一次考驗。麵對太子的挑戰，商鞅不能折腰，也不能回頭，回頭就是死路一條。既然變法的主要矛頭指向貴族當權者，那麼，在太子麵前，衛鞅舉起的利刃就不能有絲毫的猶豫。於是，他板著臉，回敬了一句話：“法之不行，自上犯之。”意思是說，新法不能推行，原因就在於上麵的人在觸犯它。但是，如果在太子臉上刻字，太子將如何繼承王位呢？這給商鞅出了一個天大的難題，反複思量之後，他決定采取一種變通的方式懲罰太子，就是對他的太傅公子虔處以刑罰，同時對他的太師公孫賈處以黥刑。太子本人的身體完好無損，但他的尊嚴被侵犯、被懲罰了。
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他們沒有想到商鞅貫徹新法的意誌如此堅決。太子擋不住商鞅，就沒人擋得住他了。新法推行了4年，公子虔又犯了法，他的鼻子被削下來，成為新法的紀念品。
儒家相信“人之初，性本善”，而商鞅代表的法家則把人的本性假設為惡；儒家主張通過禮儀教化馴服潛意識裏的邪念，法家認為隻有通過嚴厲的懲治來約束惡的本能；儒家樹立“仁愛”的楷模，而法家則尋找“反麵典型”來殺一儆百；誌在樹立道德榜樣的儒家為人的存在提供了一個上限，法家則為人的存在設置了一道底線。
商鞅變法處處得罪人，朝野上下的反對意見不絕如縷，特別是宗室貴戚們在私下恨得牙癢癢。後來有人對新即位的秦惠王說：秦國百姓隻知商君法，不知國君令。這樣的話，恐怕秦孝公生前也應該聽過很多次。但是秦孝公的態度是不聞不問，對商鞅除了信任，還是信任。終秦孝公之世，變法派官員一直實權在握，所有反對變法的勢力都被壓得動彈不得。
3.商鞅死，秦法未敗也
公元前359年和公元前350年，商鞅的變法分兩步走，核心內容集中於“農、戰”二字。商鞅所處的那個時代，國家的頭等大事莫過於農業和戰爭。農業是一個國家富強的根本途徑，而戰爭則是戰勝敵國最有效的手段。
公元前354年，秦國軍隊奪取了魏國的少梁（今陝西韓城）。
公元前352年，商鞅又率領軍隊包圍魏國舊都安邑（今山西夏縣），迫使魏國守軍投降。此為鋒芒初試，表明秦、魏力量對比開始逆轉。
公元前340年，商鞅率軍隊大舉討伐魏國，這一次是真正的爭雄。一年前，魏國與齊國大戰。齊國以孫臏為軍師，田忌為大將，殺了魏國大將龐涓，取得勝利。商鞅向秦孝公建議說，魏國慘敗，人心不穩，力量疲弱，應該趁機進攻魏國。這一軍事主張得到了秦孝公支持。
魏國派出公子昂迎擊秦軍。公子昂是商鞅在魏國時的老熟人，商鞅給公子昂寫了一封信，信上說：“我們是老朋友，陣前相遇，實在令人為難。不如我邀請你到我這裏來相會，飲酒結盟，讓兩國永遠和好算了。”
單純的公子昂信以為真，前往秦營拜會商鞅。結果他剛踏入秦軍大營，就被商鞅拿下。秦軍立即出擊，大破魏軍。魏國被迫將河西大部分土地割讓給秦國，為了躲避秦國鋒芒，把國都也遷到了遠離秦國的大梁（開封）。魏國從此不敢再與秦軍爭雄，直到被秦國消滅。人是一個半是天使半是魔鬼的複合體，明麵與暗麵會交錯出現在一個人身上，就看外部環境的刺激和生存的需要了。同樣一個商鞅，可以用南門立木昭示“誠信”二字，也可以言而無信出賣朋友來獲取局部利益。
在商鞅的幫助下，秦孝公一雪先人的恥辱，他親自出城迎接凱旋的商鞅，並把商、於（今陝西商縣到河南內鄉縣之間）地區十五個邑封給商鞅，並賜給他一個稱號——商君。
秦孝公賦予商鞅無上的權力，將其提拔為大良造（總理兼軍隊最高指揮官），官職級別也晉升為二十級中最高的徹侯。
對外實行軍事征討，對內用強權壓服人心，推行新政。商鞅提出的愚民思想是與其最重要的變法內容——重農戰緊緊聯係在一起的，其目的是要人民擯棄雜念、歸心於農戰。為了使人民能夠集中精力專心農戰，商鞅認為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讓他們變得愚昧無知。正因為如此，在商鞅變法的各項內容中，“愚民”是關鍵詞。
商鞅認為“昔能製天下者，必先製其民也；能勝強敵，必先製其民也”。如果老百姓都是愚昧敦厚之輩，就不會崇尚學問，更不會被其智巧所迷惑，就會專心致誌地按照君王的意誌投身於農戰。商鞅的強國之術堪稱中國曆史乃至世界史上最殘酷的一種，是一次激進的國家主義試驗，在經濟模式上則體現為“命令型的計劃經濟”。在他的治下，秦國成了一個讓人望而生畏的“虎狼之國”，舉國上下蔓延著極端功利主義的進取氛圍。
這一施政目標雖然符合王道，但在製度及道義層麵將君主直接推到了人民的對立麵。商鞅對普通民眾的輕賤，何嚐不是暗含著他個人未來的命運，暗含著在他的理念下成長壯大的秦國的命運——轟然而起後，再跌入萬劫不複。
在商鞅看來，民強則國弱，民弱則國強。商鞅的弱民之法很簡單，就是用強權迫使民眾裝聾作啞，做一個愚蠢麻木的人，剝奪他們的智商、情商指數，剝奪他們獨立思考的能力。具體手段是把詩、書、禮、樂直接列為有亡國危害的禁書，禁止求學、講學及文化娛樂活動，禁止其他流派思想，全國上下隻能聽到法家思想的一種聲音。學識淵博表達能力強的知識分子“不可以富貴，不可以評刑，不可以獨立私議以陳其上”。
在法家看來，愚民政策是無所不能的一劑春藥，隻要愚民，就會掀起大生產運動；隻要愚民，軍隊就會全麵提升戰鬥力，國家就會湧現無數戰鬥英雄。殊不知，民智是任何社會製度都無法遏止的，愚民政策到最後隻能導致愚人自愚。
商鞅在他的《商君書》中如此言道：“入使民壹於農，出使民壹於戰……民壹則農，農則樸，樸則安居而惡出。”也就是說，作為執政者要讓老百姓對內做好一件事——種田，對外也要做好一件事——戰爭。隻會種田的人，就會變得很樸實。他已經沒有思想了，也沒有眼界了，他沒有見識過別的，隻會幹這一件事，自然就會變得樸實，這個樸實實際上是愚昧的意思。那麼一個愚昧的人，一個無知的人，就會“安居而惡出”，就會很安分地待在家裏麵，而不願意出去。
他還說：“民之所欲萬，而利之所出一。”老百姓有很多很多的欲望，但是國家應該讓他所有的欲望都從一個渠道來實現，那就是你種田，你為國家去打仗。你做到這一點，那我們就可以賞賜你；你不這樣做，就要懲罰你。所以“利出壹空者，其國無敵”。利出一門，國家所有的資源都控製起來，把所有的社會資源都控製起來，然後隻讓它從一種渠道出去，這樣國家就具有了控製社會資源的絕對能力，國家就會變得很強大，就會無敵。
商鞅的迷失是邏輯遞進的，一個國家，一旦價值觀發生迷失，作為個人就會失去自己的堅守，作為國家就會產生社會責任的失落。
價值觀的迷失，自然而然會走向自我的迷失。作為個人隻能以外在的功績來衡量，作為秦國隻能以利潤的高低來判斷，評價尺度完全功利化而失去倫理約束。一旦自我迷失，經營者的判斷力就會下降，國家的政治事業就會變成一場豪賭，甚至有人會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放棄堅守底線，飲鴆止渴。
這種迷失一旦形成社會風氣，就會產生劣幣驅逐良幣的外在效應，對他人的評價準則會轉移到狹隘功利尺度。公元前338年，秦國上層很多人已經預感到形勢即將發生重大變化。商鞅在秦國任宰相已達十年，權焰熏天，誌得意滿。這時候，賢士趙良卻對他說了這樣一些話：
“——你通過巴結秦孝公的寵臣景監才得以親近秦孝公，飛黃騰達。這不是成名的正道。
“——你治理國家卻對百姓漠不關心，光顧著大建豪華的宮殿城闕。這些工程算不上政績。
“——你利用法律手段來排斥異己，對政敵你可以割掉太子老師公子虔的鼻子，對平民百姓你隨意用嚴刑酷法予以殘害，隻會積累怨恨釀成大禍。這不能算是執法。
“——傳統道德對百姓的感化比官府的恐嚇命令更能深入人心，下民效仿上官的清廉正直比遵循上官的三令五申更為迅速。現在你排斥傳統道德，用權力來強行灌輸所謂的先進文化，這談不上教化百姓。
“——你又稱孤道寡，炫耀權勢，天天把秦國的貴公子投入監獄，無禮地欺淩他們。《詩經》說：‘老鼠都舉止得體，這人卻蠻橫無理，既然蠻橫無理，何不趕快斷氣。’根據《詩經》來看，這不是平安長壽的做法。
“——公子虔被割掉鼻子後閉門不出已經八年了，你不但不知收斂，反而變本加厲，殺掉杜歡，在公孫賈臉上刺字。《詩經》說：‘得人心者上台，失人心者垮台。’幹的這幾件事，都不是得人心的舉措。
“——你為何不放棄權力，歸還十五座封邑，到鄉下去澆灌菜園，勸說秦王多做好事：提拔被埋沒的賢能、贍養老人、撫恤孤兒、尊敬長輩、禮遇功臣、尊崇有德之士？這樣可以使你稍微安全一點兒。
“——難道你還要貪圖既得利益，要壟斷所謂教化，要積蓄百姓怨恨嗎？一旦秦孝公死後，秦國難道真的不會逮捕你嗎？可以坐等滅亡的到來了！”
趙良見到商鞅處境危險，也是出於一片真誠，希望能夠幫助商鞅解圍。商鞅推行改革近二十年，最大的錯失是政令無法徹底在宗室貴族裏執行，使這批既得利益者與老百姓一樣，服膺國家法令。
倔強的商鞅還是在內心回避了那些血淋淋的場麵，挑選了最能擺到桌麵上的亮麗事實，回答道：“謝謝你的好意，不過我不後悔。當初秦國多麼落後，父子男女同室而居，是誰改變了這些陋習？是我。再說前些年，我指揮遷都鹹陽，擴大了舊城，建成了比魯國宮殿還要宏偉的宮殿，這些你都沒看到嗎？”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因病去世。太子駟繼位當了國君，是為秦惠文王，也就是二十年前犯法受商鞅懲罰的那位太子。新君既立，而且還是自己的宿敵，商鞅隻好避其鋒芒，第一時間遞上了辭呈。
那些受到懲罰的貴族們又豈能放他入山林。沒了鼻子的公子虔，一刻也沒有忘記複仇。他可以忍耐八年閉門不出。宗室貴族們支持他，時刻準備著反撲。而秦孝公咽氣的那一刻，就是他出門的時候。
當那些飽受商鞅新法折磨的貴族們推舉他為代表，向新國王進言時，他並無推脫。他戴著遮羞的麵罩出現在秦惠文王麵前，尚未開口，年輕的王就知道他要說什麼。
公子虔隔著麵罩，甕聲甕氣地對秦惠文王說：“大臣過於權重，國家就要危險；左右人等過於親近，大王自身就要危險。如今秦國上下，連女人和孩子都知曉商鞅變法，沒有人知道大王之法，這不等於商鞅成了君王，而大王反而成了大臣嗎？”
沒有鼻子的公子虔將他的嘴上功夫發揮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他在這裏用了詭辯術，將商鞅與秦惠文王巧妙地分開。實際上，商鞅變法是國家行為，而不是個人行為，所有法令的出台都代表秦國。商鞅之法，就是秦王之法。公子虔關於“商鞅成了君王，而大王反而成了大臣”的假設萬分狠毒，它將商鞅置於欺君罔上、大逆不道的處境中，讓人百口莫辯。
根據《史記》的記載，公子虔的門徒甚至告發說商鞅意欲謀反，就更離譜了。不過這類造謠中傷正中秦惠文王的下懷，因為叛逆和謀反，是君王誅殺臣子的最好的借口，這可以讓秦惠文王堂而皇之地擺脫徇私報複的嫌疑，用商鞅推行的法律，將商鞅繩之以法。
商鞅就這樣死於他一手打造的鐵血製度——秦製。可是他在秦國兩度變法的效應，仍在持續發酵。秦惠文王殺商鞅報了私仇之後，從國家利益考慮，也還是沿著慣性在往前走。“商鞅死，秦法未敗也。”政治上廢除“世卿世祿”，以功定爵，建立郡縣，實行什伍製度，實行土地私有，廢井田、開阡陌，鼓勵生產，統一度量衡。又擊敗當時如日中天的魏國，奪得西河之地。
從曆史效應來看，商鞅變法二十年，不僅帶領秦國由弱變強，而且逐步動用改革的法器，將大秦帝國打造成為一台瘋狂的“戰爭機器”，秦國也由此成為戰國七雄中的頭等軍事強國。法家思想的先天不足和後天缺陷經過百年積澱，終於培養出一個把法家思想的致命缺陷發揮到極致，把社會矛盾和階級矛盾積累到極致的秦始皇時期，也終於培養出一個如巨大的火藥桶般的大一統秦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