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大多是讀著聖賢書長大的，他們入仕做官也是以儒家經典為敲門磚。秉承儒家“治國、平天下”思想的士子們，一方麵具有非常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他們為了代表社會良心，舍身求法，蹈死不顧，成為魯迅稱道的“中國的脊梁”。世界上還沒有哪一個民族的精英像中國的知識分子那樣關懷他的國家和人民，這種家國情懷已成為中華傳統文化精神的一部分。然而，另一方麵，中國的知識分子本身並沒有經濟保障，更談不上政治地位，他們完全依附於帝國的統治階層，可以說，連說話的權利都是皇帝給的。如此一來，他們就要服務於帝王、服務於權力，為帝王的江山社稷甚或吃喝玩樂賣命流血。
1.有權選擇弈者的棋子
從玄武門到貞觀，從一個地方出發，抵達一個時代的巔峰，從曆史的地標抵達時間的深處。就中華幾千年的倫理道德而言，玄武門外，這場因奪謫引發的兄弟相殘事件未免過於血腥與反傳統。可是對於一個帝國而言，這樣的勝利未免又來得及時。
當我們拋去兄弟情、父子恩這些情感因素的關鍵詞，單純從適者生存的法則來看，這又是一場冷冰冰的勝王敗寇的遊戲。李世民以他無與倫比的智慧、膽識和魄力扭轉困頓的時局，清除了權力之路上的絆腳石。曆史也將證明，李世民通過鐵血手段所取得的權力，將在成就他一代聖君明主的名號的同時，給他的精神套上了沉重的枷鎖。
李世民以高明的政治手腕和安撫人心的寬大政策，消除了暴力奪權後的血腥彌漫，更為重要的是他沒有將帝國從血腥帶向更血腥，從和平帶向分裂。他登上了為之九死一生而不悔的權力巔峰。對於一個習慣征戰殺伐的將軍來說，沒有對手是寂寞的，可對手是自己身邊的親人又是殘酷的。
在這場生死博弈之後，帝國的天空將會迎來新一輪紅日。雖然說，日光之下，早已沒有什麼新事，可對於日光之下的人來說，毫無新意的追逐也是他們心中不息的火焰。
新一輪紅日是如此絢爛，以至於玄武門前那些殷紅的血漬很快就被它的萬丈光芒所遮掩。時間雖然可以愈合肉體上的傷口，可時間帶不走一個人內心的不安。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注定將成為李世民生命中一道永遠無法痊愈的傷口，也注定要成為帝國記憶中一處永遠無法消解的隱痛。李世民用後半生的殫精竭慮為自己和曆史豎起了一塊光照千秋的豐碑，可那塊豐碑的基座永遠是洗不去的血紅。
有人說，那不像是一座豐碑，更像是一座埋葬時間的墳墓。
裏麵埋葬的不僅有李建成和李元吉，也不僅僅是他們那十個年少和年幼的兒子，同時也埋葬著另一個李世民的靈魂。武德九年的那場血腥記憶終將成為唐太宗一生無法擺脫的夢魘。誠如史家所言：“玄武門那場唐太宗一生中最艱危的苦鬥，對他本人來說，絕不是可以誇耀後世的愉快記憶……李世民和他父親這一段不愉快的往事……怎能在李世民受傷的心上摘脫幹淨！”
武德九年（626年）秋，通過非常規手段登上皇位的唐太宗李世民，主持召開了一場由大部分帝國重臣參加的禦前政論會議。此次會議的主題是“自古理政得失”。李世民希望通過這樣一場政論，為他的帝國梳理出一條天下大治的路徑。
皇帝怎麼當？如何才能成為好皇帝？對於每一個帝王來說，這都是一道無解之題。他們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以作為參照，隻能摸著石頭過河。在皇權製度之下，帝國權力核心層發出的每一條指令都應該來自皇帝。對於李世民來說，通過鐵血手段獲取的皇位讓他背負了沉重的包袱。當他放下殺戮，披上象征著天授神意的皇袍，坐在龍椅之上，麵對偌大的朝堂，他才真正感覺到握在手裏的權杖有多麼沉重。
站在這樣一個曆史轉折點上，以李世民為首的新一屆李唐政府，應該選擇一種怎樣的方式來治理天下，就成了亟待解決的首要問題。這場圍繞著未來的施政方式展開的討論，為帝國的政治走向奠定了基調。李世民率先拋出話題，也算是拋給那些大臣們的一個問題。
李世民說：“我朝承大亂之後，恐怕老百姓一時之間難以接受教化；欲求天下大治，恐怕也難以見到成效。”
魏徵率先亮明自己的觀點：“其實不然。長期安定之人容易驕逸，驕逸才難以教化；而久經離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於治理。譬如饑餓的人什麼食物都覺得可口、什麼水都覺得好喝。”
李世民說：“賢明的人為政百年，才能祛除殘忍好殺之風。大亂之後，欲求大治，怎麼可能像你說的那麼容易，在短時間內就能實現？”
魏徵一字一頓地答道：“百年而治者是庸常之主，非聖哲之君。若明君施政，上下同心，四方響應，相信大治並不太難，三年成功尤嫌太晚！”
魏徵的觀點剛說出口就遭到大多數帝國重臣的反駁，其中為首之人就是右仆射封徳彝。他用一種近乎嘲笑的口吻說：“自夏、商、周三代以降，人心日漸澆薄詭詐，所以秦朝專以嚴刑峻法治國，漢朝也不得不兼雜王道與霸道，此乃欲教化而不能，又豈是能教化而不欲？魏徵一介書生，不識時務，若信其虛論，恐敗亂國家！”
魏徵並沒有亂了陣腳，而是坦然應道：“考諸史籍，昔日黃帝與蚩尤大小七十餘戰，天下可謂混亂至極，可戰勝蚩尤後，天下遂致太平；其後顓頊誅除九黎，商湯驅逐夏桀，武王討伐商紂，不都是在天下大亂之後進而締造了太平盛世嗎？若說古人淳厚質樸，後世澆薄詭詐，那麼迄於今日，人民應悉數變為鬼魅，人君又如何教化治理？！”
魏徵在這裏所堅持的為政之道顯然是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王道仁政。這是一種以仁義道德治理天下的統治方式，堅信道德與政治密不可分。魏徵和封德彝的觀點分別代表了帝國初期兩種不同的政治路線，分別是儒家的王道與法家的霸道，前者以仁為政，以懷柔理天下；後者以猛為政，以剛霸治天下。這場見諸史冊的辯論，最終是以魏徵的全麵勝利而告終。
武德末年的這場事關國家施政方略的高層辯論，隻有魏徵一個人堅持王道，而以封德彝為首的朝廷重臣則傾向於霸道。大臣們可以站在各自立場上各抒己見。對於君王來說，千萬不能做牆頭草。
這場事關帝國走向的辯論以魏徵的勝出而結束。魏徵的勝出，是因為他的觀點契合了李世民的想法。這次辯論為“貞觀之治”奠定了基調，它的主題是尋求並建立最適合帝國發展的基本國策。
沒過多久，他又在朝會上當著文武官員的麵公開宣布：“朕所好者，唯堯、舜、周、孔之道，以為如鳥有翼，如魚在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
從此，李世民開始不遺餘力地推行王道仁政，而入手處就是寬減刑罰。玄武門投射下來的陰影，就像是李世民精神層麵被撕裂的道德傷口。而這道傷口要不斷地展示給世人，這讓他無法心安理得地享受權力所帶來的那份滿足感。李世民的後半生一直無法走出武德九年的陰影，那一段曆史在他的幹預之下，也被粉飾得麵目全非。有時候越麵目全非的文字記載，越容易讓我們看清楚所謂的曆史真相。
武德九年十一月，李世民與群臣討論當時社會上的犯罪現象。有人依舊未脫“亂世用重典”的舊習，強調“重法以禁之”。李世民當即一臉不悅地說：“百姓之所以犯罪，根本原因有二：一是賦繁役重，二是官吏貪求，所以饑寒交迫，才顧不上禮義廉恥。以朕看來，對治之法有三：一是去奢省費，二是輕徭薄賦，三是選用廉吏。如此一來，百姓衣食無憂，自然不會犯罪，又何須用重法！”
無論是成王，還是敗寇，或者一介草民，每個人行走於塵世，在某個不為人知的精神角落都會背負著一個沉重的十字架，緩慢而艱難地前行。那不為外人所道的潛在力量，是李世民完成的“精神救贖”。
奪嫡繼位的手段越見不得光，李世民為天下黎民締造一個朗朗乾坤的意願就會愈發強烈；那高聳的玄武門投下的陰影越深重，他開創一個盛世的決心就會愈發澎湃；弑兄、殺弟、逼父、屠侄的負罪感是他背負的十字架。隻有將帝國的偉業不斷推向高峰，才是他尋求靈魂重建和道德解脫的唯一路徑。若幹年以後，以開拓一個盛世而博取明君賢主之名的唐太宗，在回顧自己的帝王之路時，不由感慨道：“我之所以能夠取得如此輝煌的成就，全賴魏徵的功勞。”
魏徵生於北周，長於隋朝，正逢中國古代門閥製度的轉型時期。在那個時代裏，傳統的門閥政治體製正在逐漸解體，沿用了八百多年的三公九卿製度亟待變革。在兩晉南北朝鼎盛一時的士族與皇室共治天下的局麵正在麵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
隋朝的開國皇帝楊堅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大獨裁者，他不僅徹底廢除了自秦漢以來皇帝擁有天下、宰相開府治理天下的宮府分離製度，還創造性地奠定了影響中國曆史的三省六部製的基礎。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存在了數百年的門閥製度不可能這麼快就退出曆史舞台，餘風尤烈。
在隋朝，甚至唐朝的相當長的一段時期裏，門閥製度仍然左右著帝國的人才選拔和任用，影響著社會生活尤其是每個人的政治前途和命運。與魏徵同時期的年輕人中，但凡仕途順暢者，莫不是因為先世父輩的門第和地位在其中起著催化作用。
魏徵的父親曾經做過北齊的縣令，可惜去世得太早。魏氏的郡望在巨鹿曲陽（今河北省平鄉縣西南），可是魏徵的家族這時候已經遷徙至魏郡的內黃（今河南內黃西北）。由此可見，魏徵在其父去世之後，孤兒寡母潦倒窮困到連同族也指望不上。
對於像魏家這樣從父輩就遷徙過來的外鄉人來說，他們根本享受不到來自宗族力量的庇護。當他們的生活陷入絕境之時，也很少會有人願意伸出援助之手。這種完全依靠個人力量在世間求生存、求發展的現實，也讓魏徵的性格深處有了更多應變時勢的成分。
魏徵出生後不久，北周就被隋王朝取代。連續的改朝換代，連續的政治洗牌，將原來勉強能夠稱得上望族的魏氏家族給洗成了庶族寒門。所謂的名門望族對於魏徵來說，不過是一個可供自己精神勝利的溫暖回憶而已，他從中沒有得到過一絲一毫的實惠。
當時的河北所轄區域包括今天的北京市、河北省、遼寧省大部以及河南、山東古黃河以北地區。自北魏以來，河北一帶就成為漢族與諸多少數民族雜居的地區，是以農業為主、畜牧業為副的混合形經濟區。這一地區的居民有崇尚騎射的習俗和傳統，具有豪俠性格，重義氣，守承諾。
魏徵的幼年、少年乃至他的青年時期，正是門閥士族依然占據統治地位的曆史階段。父親過早去世，讓年少的魏徵陷入生活困頓之中。無依無靠，無產無業，甚至無親無助。魏徵早早地挑起生活的重擔，投入辛苦謀生的行列。可讓人難以理解的是，這樣一個活著大不易之人卻偏偏對賺錢謀生不感興趣。在別人的不解中，魏徵出家當了一名道士。在當道士期間，魏徵一直在讀書，涉獵極其廣泛。魏徵本人的人生態度受到儒、道治學的熏陶浸染。
天下大亂，隋王朝大廈將傾，魏徵的心也跟著劇烈地搖晃起來。此時的他將學習的重點轉移到了蘇秦、張儀的縱橫之學上。在他看來，亂世之中求生存，縱橫學說要比其他學說來得更加現實。由於曾出家做過道士，道家的思想對魏徵的影響是深刻的，他的思想已經融道、儒、術、縱橫為一體，已經不是單純的某一家了。
魏晉以來的荒誕無道以至王朝覆滅給魏徵留下了無法磨滅的痛苦感受。紛繁亂世中，他對於時勢變遷有著超乎於常人的敏感度。朝代的變更是以血淚和白骨為資本的，戰亂對社會的破壞力衝擊著他的精神世界。新王朝建立之初，所麵臨的是滿目瘡痍的江山、國破家亡的流民。慶幸的是每一個新王朝的開國君主對此都是有深刻體會的，因此也大都采取了休養生息的“無為”政治來恢複經濟。采取這種“無為”政治是現實的需要，是被迫接受的客觀存在。兩漢的“文景之治”、明初的“洪武之治”、清初的“康熙之治”也都大抵如此。
魏徵在三十五歲以前的行跡，雖然所有的史書都是寥寥數語帶過，但是我們不難推測。對於古人來說，因為其壽命、所受教育以及社會環境等諸多因素，到了三十歲就基本上算是定型了。
魏徵在人生的前三十年是在自我修煉和提升。有人說他是曆史上最精通人君南麵術的政治家之一。所謂的人君南麵術，也就是君王馭臣、壓製人民的一套手法和權術。與曆史上那些理論大家相比，魏徵無疑是一位集眾學說之大成的實踐者。他的實踐得益於高深的理論修為，以儒家為本、道家為輔、縱橫之術為手段、法家為參考，魏徵集百家之長鑽研出的這套治國論極為實用。
2.生存是最基本的訴求
魏徵屬於遊民中的知識階層。其實對於遊民群體來說，知識與改變命運並不是一對孿生兄弟。他們處於社會的最底層，一飽難求。對於他們來說，這個世界能夠給予的實在是少得可憐，他們唯有期望在劇烈的社會衝突中改變現有的一切。他們不理會秩序，甚至希望能夠激起更大的社會衝突。
在他們看來，劇烈的社會衝突和社會動亂會給他們帶來更多的發展機會。
家族沒有給魏徵提供什麼顯赫的背景、留下可堪揮霍的家資，留下的隻是一些儒家典籍。綜合各種史料，大致可以勾勒出一條最直接也最接近真實的軌跡，並以此推斷魏徵在進入叛軍隊伍以前的生活狀態。人生的前三十年，他的人生半徑並沒有放之四海，而是一直閑居於內黃家中。他的遊蕩足跡是以內黃為圓心，以河南、河北、山東三省交界之地為半徑畫了一個圈。在這期間他交結了一些江湖上的豪傑之士，這些人基本上是社會遊民。
他們並不是活在帝國的官家體製內，其生存狀態完全脫離了當時社會秩序的約束與庇護，遊蕩於城鎮之間，沒有固定的謀生手段，迫於生計，以出賣體力或腦力為主，也往往以不正當手段取得生活資料。
對於魏徵這樣具有知識的遊民來說，在窮極無聊又暫無指望的混亂社會，讀書往往會成為他們最為現實的一種選擇。二十年的讀書生活，影響了他的一生。大約在大業七年（611年），魏徵剛過而立之年，就出家當了一名道士，從此離開了內黃縣的家鄉，也同時開始了他艱難的生存之旅。
任何一個有作為的政治家身上都會具備一種普世情懷。他們在最初的人生選擇中往往會聽從理想主義的召喚去投身政治實踐。誠如史料所言，這個時期的魏徵“落拓有大誌”。落拓的生活裏綻放“大誌”這朵奇葩，是極其可貴的一種品質。對於魏徵來說，“大誌”意味著什麼呢？根據他的性格分析，魏徵的大誌與那些現實的利益還是有著本質上的區別。遊民在這個世界闖蕩，往往有著兩種人生選擇，一是生存，二是發展。對於那些一飽難求的非知識型人才來說，生存是他們最基本的物質訴求；在生存的基礎上，才能談得上發展，談得上理想抱負之類的精神訴求。
隋煬帝開創科舉取士製度，以儒家經典為教材，儒學得以迅速複興。魏徵生活在儒學回歸政治主流的時代，加上家世儒業的影響，形成其濃厚的儒學思想。魏徵有別於那些草莽人士的最大區別就在於，他已經走出了純粹為了謀生存的物化階段。物質與財富已經不是他的人生終極目標，因為他平生“不事生業”。也就是說他根本就沒有將發家致富、置產業作為人生的一道必答題來做。
古代士子們的夢裏很少會有一夜暴富的場景，他們夢裏出現最多的應該是範進中舉式的癲狂。魏徵的職業理想並不是成為一名大地主、大商人，生於亂世，有多少財富都會化為烏有。他也不想成為一名皓首窮經的學者型人物，而是做一個“多所通涉”“尤屬意縱橫之說”的實用性人才。
魏徵曾經受教於隋代大學者王通。有一次王通問起他的誌趣時，魏徵的回答是：“願事明主，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也就是說他的人生理想是，輔助一位有作為的英明君王，成就一番拯世濟民的大事業。
魏徵從出生到成年這一階段，正趕上隋王朝由開國到崩潰急劇變化的曆史時期。知識分子在亂世之中要實現自己的生存價值，隻有一個路徑，那就是依附於權力階層。魏徵雖然家庭貧困，但是在官家製度下，他所受的儒家教育是讓人如何去捍衛和鞏固這一製度體係。對於魏徵這樣的讀書人來說，他們要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就必須尋找真正了解自己、信任自己的明主。魏徵的尋找過程是一個極其複雜、充滿辛酸的曆程。
明臣隻有遇到明君才能成為名臣，明君采納明臣的建議才能成為名君。這就如同千裏馬和伯樂的關係，沒有伯樂，千裏馬也隻有拉破車的命；同樣，沒有千裏馬，伯樂也就無從談起。這時候的魏徵是胸懷寶玉而無人知曉，苦於無處施展才華、難以實現人生價值。“學而優則仕”的儒家教誨使他在鬱鬱寡歡中急於尋找一個知己之人以施展才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