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徵在《道觀內柏樹賦》序中就抒發了內心壓抑的情感：“元壇內有柏樹焉，封植營護，幾乎二紀（古時以十二年為一紀），枝幹扶疏，不過數尺，籠於草木之中，覆於叢棘之下，雖磊落節目不改本性，然而翳薈蒙籠，莫能自申達也。惜其不生高峰，臨絕壑，籠日月，帶雲霞，而與夫臃腫之徒雜糅此地，此豈所謂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者哉。有感於懷，喟然而賦其詞曰。”在這樣一段文字中，魏徵那顆不甘沉淪於亂世的雄心壯誌噴薄而出，希望自己能夠超脫於世間的平凡草木，屹立於高峰絕壑之上。
機會總是留給那些有準備的人，魏徵為此足足準備了三十多年。有的人一輩子輪不上一次機會，有的人浪費了一次機會就再難以鹹魚翻身。可是對於魏徵來說，機會好像總是在和他開著不大不小的玩笑，倏忽而來，又倏忽而去，可他還是緊緊抓住了最大的一次機會，成就了自己，也成就了一個盛世明君。
魏徵最初是在武陽郡丞元寶藏的帳下，做了一名典書記，也就是類似於辦公室主任之類的角色，專門負責起草收發各種文件。元寶藏起兵反隋之後，歸降於李密。這樣一來，魏徵就從元寶藏那個小山頭跳到了李密這個大山頭。如果李密能夠奪得天下，那麼魏徵就有可能成為李密王朝的開國重臣。
遺憾的是，李密沒有給魏徵這個機會。他的敗局提前到來，原因是他沒有聽從魏徵的用兵建議。當時的李密已經占據了隋朝最大的糧倉（洛口倉），兵糧充足，而占據東都洛陽的王世充，則陷入有兵無糧的境況。魏徵建議深溝高壘不必與其正麵搏殺，過上十天半個月，軍中無糧的王世充自然會撤退，到時尾追出擊便可以大獲全勝。
從兵法上來說，魏徵的建議不存在任何問題，可是這一建議並沒有得到采納。李密手下的長史還嘲諷魏徵道：“此老生之常談耳！”
魏徵有些惱火，回應道：“此乃奇謀深策，何謂常談？”
李密最終難逃失敗的命運。李密投奔了曾經與自己有過書信往來的李淵。這時候的李淵已經在長安登基稱帝。作為李密的隨從，魏徵跟著李密投奔了李淵。在投奔李淵之後，魏徵經曆了長時間的等待。由於李密不受待見，魏徵也跟著受到牽連，在長安待了很久，依然沒有起用的跡象。魏徵主動上書李淵：願為唐朝招降納叛。李淵授魏徵為秘書丞，前往黎陽招降徐世勣。
魏徵多年研讀的“縱橫”學說在這時候派上了用場，他給徐世勣寫了一封信將其招降，同時又將另一反王竇建德隊伍裏的山東豪傑也一並納降。由此可見魏徵在山東豪傑中的影響力。就在魏徵準備繼續施展他的“縱橫”之術時，稱雄河北的竇建德領兵殺到，魏徵與徐世勣父子一起陷落於竇建德的手中。竇建德是個愛才之人，把魏徵留在了自己的身邊，讓他專門負責起居注。起居注是專門用來記錄皇帝言行的，皇帝一天說什麼重要的話、做什麼重要的事都要記錄在冊。此時的竇建德已經自稱夏王，他的目標是做天下之主。
在一戰定天下的虎牢關，正值當打之年的李世民擊潰了竇建德的十萬援軍，又將四處投機、尋找明主的魏徵帶回長安。對於魏徵來說，此時的他並不能確定自己會擁有一個怎樣的未來。畢竟自己連續跳槽，已經給“用人單位”留下了不夠忠誠的印象。
魏徵深知，這有可能將是自己人生之路上的最後一次選擇，也是自己的最後一次機會。他將李氏兄弟三人的權力值進行一番綜合考量，無論從政績、聲望和智慧等方麵看，李世民都應該排在第一位；齊王李元吉，無論從身份、功勞和能力上講，都不及他的兩位兄長，在覬覦最高權力時都無法與他們進行一對一的較量。兄弟三人為了營私而各自結黨，在結黨的過程中，各種手段無不用其極。延攬人才是他們爭奪的焦點所在。所有的帝國高層官員，都或多或少地卷入到這場殘酷的權力鬥爭中。
經過一番極為慎重的利益考量，魏徵這一次將寶押在了太子李建成身上。精明如魏徵，為什麼會在最重要的一次機會麵前做出如此選擇？作為竇建德的部下，魏徵固執地認為李世民肯定難以容納自己，即使勉為其難地收容了自己，也不會為他提供一個良好的發展平台。在李氏父子之間，隻有李建成與他不存在芥蒂與隔膜。何況太子與秦王之間在厲害關係上已勢同水火，按照否定之否定原理，敵人的敵人就是自己的朋友，所以魏徵選擇了太子集團。
當然魏徵選擇李建成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太子所具備的優勢地位。
李建成的太子身份，使得太子黨在高祖麵前更有話語權。魏徵出身於封建士大夫家庭，自幼受儒家學術的培育和熏陶，他所認定的天地倫常秩序無非是君臣、父子、夫婦、兄弟、師徒而已。李建成是嫡長子，此時已經被立為儲君，又無大過，高祖亦無廢黜之意，那就應該尊重這個事實而去維護。更何況，這時候的李建成已經留守長安多年，襄助李淵，嫻熟政務，禮敬賢人。太子李建成留下了魏徵，讓他做了東宮的太子洗馬（大約是從五品級別），在朝中屬於低級官員，而且隻負責管理東宮的經籍圖書和文秘工作，權力的“含金量”很低。
在做太子洗馬期間，魏徵多次勸說李建成先下手為強，這使得魏徵成了太子和秦王鬥爭中的一個活躍分子，必然會受到李世民的注意。魏徵之所以主動卷入這場兄弟之間的權力鬥爭，是因為李建成對他的態度是“甚禮之”。
魏徵半生的黴運不會就這麼輕易就走到終點，他就像是一顆命運的災星，在誰的天空出現，誰就要黴運罩頂。魏徵生逢隋末唐初天下動蕩豪傑紛起的大時代，前前後後追隨了四位出身、學識、秉性各異的主君，他的經曆在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當中是比較具有代表性的。而這樣一個人物能夠在那之後的幾百年中被樹立成士大夫階層的楷模，起碼說明了一個事實，那就是在那個時代，士子階層普遍認為對天下的責任要遠遠高於對某個主君的忠誠。
武德九年（626年），李世民伏兵玄武門，太子李建成血濺當場，然後是大家最為津津樂道的曆史片段。魏徵似乎又要掉進那個命運的怪圈：最繁華時最淒涼。他被帶到李世民的麵前，等待著命運的又一次裁決。
按照曆史上的慣例，等待魏徵的不會有好的結局。透過曆史的煙塵，我們依然能夠感受得到發生在那個年代的動蕩究竟給這位出身河北巨鹿的傳統士人帶來多麼大的思想震撼。
李世民將魏徵喊來質問：“你為什麼離間我們兄弟？”
魏徵不卑不亢地說：“皇太子如果早聽我的話，就不會有今日的禍事！”
麵對李世民的責問，魏徵並沒有畏懼而是直言以對，大有為太子李建成死節的意思。魏徵是孔孟之徒，當“君使臣以禮”時，必然“臣事君以忠”，哪怕是赴湯蹈火也在所不辭。這是傳統儒生的典型特點，也是春秋的遺風，是儒家思想教導下的士大夫應該做到的。從魏徵的經曆可以看出，他不僅僅為李建成出謀劃策，他還為所有禮遇他的人建言獻策。這說明，他所要的不是某個強大權力的脅迫，而是知人善任的明主。魏徵骨子裏就是一個儒生，他在貞觀年間所表現出來的近乎執拗的進諫精神來源於儒家文化。
魏徵得到了李世民的賞識，做了正七品的太子詹事主簿。這個職務隸屬東宮係統，無論是官職品級還是它所具備的實際權力都是微不足道的。對於武德九年（626年）六月至八月的魏徵而言，卻是一個在事實上權重一時的重要職務。
唐代東宮在太子三師三少以下直接為皇儲服務的機構是太子詹事府，其最高領導是正三品的太子詹事。而太子詹事主簿，實際上就是太子詹事在文案方麵的專職助理，也可以理解為太子詹事府的辦公室主任，所有與太子相關的文件都由其保管甚至直接處理。這是一個類似儲君機要秘書的職務。而在魏徵任職之時，恰逢李世民剛剛發動玄武門之變殺掉原太子李建成，匆匆就任儲君之位；武德皇帝李淵還沒有正式退位。從李世民當上太子到李淵正式退位，在兩個多月的時間裏李世民是以太子的身份總攬國家的軍政大權，行使的實際上是皇帝的職權。因此魏徵這個太子詹事主簿所接觸的所有工作，幾乎都與軍國大事息息相關。
等到李淵禪位，李世民登基，史稱唐太宗，改元貞觀。一個恢宏、磅礴的時代，拉開了序幕。魏徵與李世民之間明君賢臣的權力二人轉時代也宣告到來。
貞觀六年（632年）金秋時節，唐太宗李世民在丹霄殿設宴，與近臣飲宴。席間，李世民突然轉身向身旁的國舅長孫無忌附耳低語：“在這夥大臣裏，有個叫魏徵的老頭，如果我不聽他的進諫，他就會給我臉子看，不理睬我。你能告訴我這是為什麼嗎？”
雖然座位離皇帝挺遠，但李世民的話還是讓魏徵聽了個清楚。他立刻湊過來，為自己辯解道：“我進諫就是有意見，您若是不肯聽取，我就隻好沉默地抗議。”
李世民終於忍不住了：“你難道不會先當麵應付我，轉過身再來進諫嗎？”唐太宗的言下之意是，做臣子的不能當著臣僚們的麵讓我這個皇帝下不了台，應該給我留足麵子。
魏徵卻不以為然道：“我如果當麵順從您，背地裏再非議指責，這樣做不符合聖人的教誨。”
李世民覺得魏徵說話的語氣和神態充滿了幽默感，便指著這個被他笑話長了“山羊鼻”的老頭子說：“人言魏徵舉動疏慢，我但覺嫵媚。”
唐太宗的朝堂之上可謂群星閃爍，人才濟濟：長孫無忌、杜如晦、房玄齡、尉遲敬德……他們要麼是李世民的創業班底，要麼是李世民的長期合作夥伴，要麼和李世民有姻親關係。和這些人相比，魏徵毫無優勢可言。
雖然門第出身到了本朝已經不是一個人前途的決定因素，但是那些出身名門望族的權貴階層依然具備傲視其他階層的原始資本。一個人的出身是沒有辦法選擇的事，退而求其次，那就要看一個人的“出處”，也就是個人的政治標簽。所謂英雄不問出處，那是掌握話語權的人做賊心虛之時的自我安慰。所以一個人要想在風雲變化的權力場上站穩腳跟，或者同時具備良好的出身和出處，或者二者居其一。對於魏徵而言，他既沒有優越出身，也沒有優於他人的政治身份。更為重要的一點，那就是在他和李世民相遇之前，其個人信用幾乎喪失殆盡。
辛辛苦苦打拚了幾十年，連個穩定的政治靠山都沒有尋覓到，每一次押寶都選錯了方向，這就是魏徵在遇見李世民之前所有的職業履曆。出身就更不用說了，這樣的履曆，讓魏徵本人對自己的出處也無法梳理清楚。在貞觀年間的文臣武將之中，像魏徵這樣幾易其主、數度跳槽的人並不多見。我們無法想象魏徵在新的權力格局中是如何安身立命的，如何麵對新皇舊臣以及世人的眼光。
李世民登基之後，擢升魏徵為門下省的諫議大夫。這是一個真正的諫官職務，擔任這個職務的官員最重要的職責就是對皇帝的施政和個人言行發表意見。事無大小，皆可言是非，有點兒類似於明朝時期的禦史言官。李世民登基後不久，為了讓更多的朝廷重臣參與到國家大事的討論中來，賦予一些親信大臣諸如“參議得失”“參知政事”“平章國計”之類的特殊權力，允許他們進入政事堂列席宰相會議，並對軍國大事發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見。魏徵這時候所擔任的秘書監一職雖然不是真正的宰相，卻能夠以“參與朝政”的名義進入政事堂參加宰相班子成員會議。這也是他被後世之人視為“諫臣”的主要原因。事實上，魏徵的“諫議大夫”是以尚書右丞的本官兼任的，尚書右丞是個四品官，負責在帝國權力核心的尚書省當值，上麵隻有左右仆射兩名領導。
這是一個需要按照製度在政府中樞值班處理日常事務的職務，這個職務所負責的工作也件件關乎國家的大政方針。作為“諫議大夫”向皇帝諫言並不是魏徵的主要工作，僅僅是一份兼職而已，而且魏徵擔任這個職務的時間是很短的。
李世民雖然已君臨天下，但是他始終覺得自己的帝位並不是通過合法手段獲取，自己殺兄逼父的行為生生扯斷了封建倫理道德的鏈條。他一方麵令人著手修纂國史，試圖抹去自己的罪惡；另一方麵為減輕自己殺兄逼父的心理壓力，迅速緩和帝國的嚴峻形勢，李世民做了大量的表麵文章來刻意修飾自己的言行，並且對原東宮集團中的人物不計前嫌，大多予以起用。尤其是在魏徵的使用問題上。李世民這麼做更多是出於利益的考量，與貞觀初期政治矛盾、經濟形勢、民族關係有著密切的關係。
在玄武門之變發生之前，李世民兄弟三人為了爭權奪利，各樹朋黨，私下養死士，置長林兵，更將河北、山東納入權力博弈的重要地區。李世民開文學館以待四方之士，招納賢才，壯大己方勢力，同時又派心腹之人前往山東結納豪傑，以取得地方勢力的支持。鬥爭的結果雖然是以李建成、李元吉之死告終，但是李建成餘黨仍然散亡於民間。李世民一再頒布赦令，可是並不能在短時期安撫李建成舊部終日難安的內心，尤其是河北各州縣向來是李建成的勢力範圍。
經過隋末亂世的一輪又一輪洗禮，帝國的權力秩序發生了根本性的逆轉。山東世族特權雖然大為削弱，但是這一地區仍然擁有大量人口和武裝力量，與中央政府形成對峙局麵。如此一來，中央的權力觸角在山東地區無法自由伸展。以關隴士族集團為權力核心建立起來的新帝國，無論其聲望還是曆史背景都無法與山東士族相提並論。出於政治本能，作為皇族的關隴集團必然會對山東集團進行遏製，這就會激起山東集團的反抗。讓李唐皇室最為憂心的是，山東集團與原有的反隋勢力形成勾連之勢，這樣就會加劇山東政局的動蕩並波及全國，影響到李唐政權的鞏固和對西北地區的經略。
李世民在執掌權力之後，他首先要考慮的問題就是，如何牽製山東士族勢力。
能夠牽製山東士族勢力的是山東豪傑。所謂的山東豪傑在進入帝國的權力係統之後，大都已經轉化為庶族地主，他們和舊士族在政治、經濟利益上有著根本性的衝突。李世民要充分利用他們，使之和山東士族互相牽製，取得山東的暫時穩定。對於李世民來說，魏徵具有山東勢力和東宮集團代言人的雙重身份。他不但參加過瓦崗軍，而且又是原太子東宮的主要謀臣之一。山東豪傑在帝國權力核心的勢力之中，魏徵是最能協調他們矛盾的一個關鍵人物。如果李世民在玄武門之變後清除魏徵及東宮殘餘勢力，就有可能會導致這兩大勢力的反對和不安。
不久之後發生的兩件事使得李世民改變了初衷，也由此改變了一個時代的命運走向。幽州大都督廬江王李瑗反叛李世民，原因是李瑗曾經私下聯合李建成，意圖謀害李世民。與此同時，與李建成關係十分密切的天節將軍燕郡王李藝起兵反抗李世民。事件雖然很快得到了平息，可是在李世民的內心卻造成了極大的震動，使他認識到：在處置原東宮、齊王府的餘黨這個問題上，並不是隻有殺戮一條路徑可以選擇。有時候懷柔與信任，比屠刀更有效率。
發誓成為好皇帝的李世民就此留下了魏徵等人，也就留下了一個千古良臣。魏徵曾任太子洗馬，與李建成的部下比較熟悉。李世民交給他的第一件差事，就是派他去河北一帶安撫李建成和李元吉的舊部。為表示對魏徵的充分信任，李世民授予他遇事可以酌情處理的權力。
魏徵在履職途中遇到兩輛押解去長安的囚車，分別押著李建成的護衛將軍李誌安和李元吉的護軍李思行，他倆都是在玄武門之變後從長安逃到河北被抓獲的。魏徵利用唐太宗授予他的“便宜行事”的權力，當即將二人釋放。魏徵的理由是：朝廷已經赦免了李建成與李元吉的屬下，不再追究，現在又把這兩個人押送到長安治罪，今後還有誰敢再相信皇帝頒布的詔令？我們奉旨安撫，誰還會相信呢？現在將他們釋放，其他人就會聞風而降。
魏徵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影響力，極大地舒緩了李世民與太子舊部之間的緊張關係。
3.是“逆龍鱗”，還是君臣二人轉
魏徵進入帝國宰相班子的準確時間，應該從他擔任秘書監算起。貞觀年的宰相是有定額的，按照帝國的權力秩序，隻有尚書、門下、中書三省的長官才算是真正的宰相。而在這三省之中，唐太宗以前擔任過尚書省的長官尚書令，在他即位以後取消了，尚書省就以兩名副長官左右仆射為長；而門下省的長官定製是兩名，稱作侍中；中書省的長官定製也是兩名，稱作中書令。
這個時期，隻有擔任尚書左右仆射、侍中、中書令這幾個職務當中的一個，才能算是真正的宰相。當時為了方便三省長官在一起討論國家大政，皇帝專門在皇城內的門下省開辟了一間專用會議室，稱作“政事堂”。由於有資格進入政事堂討論軍國大事的隻有三省的六名長官，而這六名官員都是實際上的宰相，所以這裏也就成了實質意義上的宰相議政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