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士大夫們有一種頗值得玩味的心態：久居林下便朝思暮想著一朝入仕過過官癮；可一旦權柄在握，卻又感到不如歸去，活得逍遙自在。如果不能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王安石一天也不想當宰相。從跨入汴京的第一天起，他就開始懷念南京郊外的槐蔭流水。他聽說兩宮皇太後也在神宗皇帝麵前聲淚俱下地表示“安石亂天下”，他聽說自己的老朋友司馬光也正準備用他的春秋筆法好好地參他一本，他還聽說自己最為欣賞、最為看好的年輕人蘇軾在皇帝麵前發出了反對的聲音。
在王安石看來，士大夫們的意見可以不予理睬，即便民眾的利益受到一些損失，那也隻能算是改革付出的成本。他太過於自信，甚至發出了“當世人不知我，後世人當謝我”的慨歎。
1.一腳踩上了一個好時代
熙寧元年（1068年）四月，這是最為平常不過的一個早晨，宋神宗用罷禦膳，就急忙召王安石入朝。這是君臣二人的第一次見麵。
如果時間是由無數的曆史節點連接而成，那麼每個點上都會適時出現一些具體的人和事。而1068年的這一天是應該被記住的，因為這是王安石高光時刻的開始。眼前的宋神宗剛滿二十歲，沉穩而不驕矜，略顯寬大的龍袍裹不住一個年輕軀體裏潛伏著的欲望與衝動。按規定，像王安石這個級別的官員入宮需要辦理煩瑣的手續，奏對內容也有具體限製，但是神宗給他開了綠色通道，讓這一切都免了。因此史書將此場會麵稱之為“越次入對”。
王安石特地留意了麵前這個年輕的皇帝。他豐神俊朗，神情中透著真誠與肅然。簡單地寒暄過後，神宗皇帝就直奔主題。他問王安石：自己想要實現天下大治，第一步應該怎麼辦？
王安石回答：應該以選擇施政方法為先。同樣是在聖人之道的指導下，采取不同的方法，往往會得到不同的結果。
這句話切中了問題的要害，也打動了神宗。一個少年皇帝，正全身心地陷入重新塑造世界的偉大構想中。他曾經寄望於那些有著豐富政治經驗的元老大臣，可是從他們那裏收獲到的卻是“安內為先”“信賞必罰”之類空泛的告誡。王安石則完全不同，一開口就說到施政方法的選擇，讓他心服不已。
宋神宗繼續問道：“我想學習唐太宗的做法，如何？”
王安石擺手道：“要學就學堯舜，學什麼唐太宗！”
年輕的皇帝哪裏經得起這樣的情緒煽動。熱血像蛇一樣在他身體裏扭動。宋神宗說：“我不願辜負卿意，卿可全力輔佐朕，你我君臣同濟此道。”
後來，宋神宗再一次單獨召見王安石。宋神宗不無感慨道：“明主也要有賢臣輔佐，唐太宗有魏徵，劉備有諸葛亮，而朕又能遇到什麼樣的輔佐之臣？”
王安石答：“那兩個人，也沒什麼了不起。”言下之意是：我王安石比他們都強！
神宗雖然有些震驚，但這個答案讓他興奮不已。這個王安石，究竟有多大能耐，竟敢如此狂妄？連諸葛亮和魏徵都不放在眼裏！
皇帝心裏沒底，朝堂上下也是議論紛紛。見過狂狷之徒，沒見過如此狂的人。
王安石的鋒芒畢露讓朝堂上的那些實權派們很是緊張。他們紛紛議論，此人早不回晚不回，偏偏選擇在此時返回汴京，一定是帶著某種企圖和野心。京城開始流傳一個難以證實的傳言：道學先生邵雍幾年前走在洛陽天津橋上，突然聽到枝頭傳來杜鵑的歡唱。邵先生眉頭一皺，長長地歎了一口氣。同行友人問他為什麼唉聲歎氣。他麵有憂患地說，北方沒有杜鵑，不出三年，朝堂之上將有南方人當權，專門變更先王成法，天下將陷入紛亂不寧。
於是乎，“南人亂政”的說法一時間傳得沸沸揚揚，矛頭直指來自江南的王安石。南北之分，並不是一時的意氣之爭。自唐朝之後，中國的經濟重心從北方逐漸南移。財富所到之處，也是文化繁榮、思想活躍之所。因此，南方多的是精敏能幹之士，他們大多是改革創新派的代表。
而北方以山西人司馬光、文彥博，河南人韓琦、富弼、張方平為代表，他們大多是保守僵化的元老重臣，也頗得守成之君的厚愛。司馬光與王安石是一對要好的朋友，他們相識於意氣風發的年輕時代。司馬光這時候正在修撰那部流傳千古的巨著《資治通鑒》。對於王安石的此次返京，他在歡迎的同時，內心也有著隱隱的不安。
神宗與王安石可謂一見傾心，三日之內兩次單獨召見王安石。王安石在陳列國政弊端時，並沒有提出具體的解決辦法。但是他定下了一個基調：以堯舜為法，力糾弊政。他還適時給神宗打了預防針：一旦帝國啟動新政，有可能會招來朝中重臣的反對。庸人淺薄無知，而小人隻知道維護一己私利。
能夠如此順利地得到年輕皇帝的信任，懷揣著政治抱負的王安石自然是心潮起伏。君王深意讓他不能不感動，士人的最大願望無非是在屬於自己的時代，遇上一個賢君明主，以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官場沉浮二十載，王安石終於等來了屬於自己的機遇。一道諭旨下來，王安石被任命為翰林學士。
王安石原為知府，雖然翰林學士並不是越級提拔，不過它是出將入相的一級重要台階。就在王安石接受任命的第二天，司馬光也同樣被任命為翰林學士。人生路上總有一些人會與我們相伴而生，他的出現好像就是為了印證你必須要跨過的山，必須要蹚過的河。在此之前，他們曾共同力辭“起居注官”，而這一次他們又一同力辭“翰林學士”。
兩人力辭的結果自然遭到皇帝的拒絕，也更加堅定了神宗起用他們的決心。朝廷要建立一套新的政治格局。而在這新格局之中，王安石和司馬光這一對奇特的朋友，是一定會走到一起的。
王安石進京後，非常低調地住進自己的兒女親家吳充家裏，並沒有與司馬光這些老朋友主動聯係，更沒有登門拜訪，重敘往日友情。司馬光卻主動給王安石寫信。第一封，王安石沒有回；第二封，王安石仍然沒有回；第三封，王安石才寫了回信，這就是曆史名文“答司馬諫議書”。隻有先讀司馬光的三封信，再細讀“答司馬諫議書”，才能有所體悟。主張“以道勝流俗”的王安石，不可能與司馬光有什麼私底下的協議與妥協。
對於王安石這個老朋友，司馬光曾經有過很高的評價。他說：“介甫不起則已，起則太平可令致，生民鹹被其澤。”這麼高的評價不僅僅因為他們之間的友情，更主要的是在十六年的地方官經曆中，王安石為自己積累了近乎完美的官聲人望。他不僅深受老百姓愛戴，在士大夫中也被視為這個時代的奇才。
王安石與司馬光的友情建立在相互欣賞的基礎上，而這種欣賞是一種發自內心的家國情懷。
關於與司馬光之間的關係，王安石的說法是：“與君實（司馬光）相處得既好，時日又久，隻是對事情的看法每每不同，處理問題的方法也常常各異。”而司馬光的看法則要悲觀得多，他說：“介甫（王安石）待我曆來淡薄，我因為和他幾次同事的緣故，私心裏總有些眷眷的同僚情分。”
時隔多年後，即熙寧元年（1068年）八月，他們又一次因政見不合發生了激烈的碰撞。起因源於河北的大水災，六個縣被洪水包圍。身為翰林學士的王安石和司馬光分別提出了自己的建議。司馬光建議朝臣減俸半年，以濟災救乏。王安石直接反駁了司馬光的建議，他的理由是，國家富有四海，不應該從百官的俸祿上來省錢。省下這點兒錢並不能辦多少具體的事，徒傷國家大體。
司馬光的看法代表了當時絕大多數人的經濟觀。在他們看來，社會是恒常如一的，天地生財是有定數的。而王安石卻認為天地生財之數並不是固定的，如果政府引導有方，將會成倍增加。
雖然宋神宗認同王安石的立場，也認為“開源”比“節流”重要，但是他還是采取了一個比較折中的方式。宋神宗是一個情商很高的人，他不想因為王安石而得罪朝堂上的大部分人。他說了一句和稀泥的話：“我同意司馬光的意見，但王安石所言也不無道理。這樣吧，減俸一事暫時先放放。”
一場觸之即發的軒然大波就這樣得到了化解，可神宗和王安石心裏都應該清楚，他們即將啟動的這場變法將會遇到重重阻力。王安石提出的“理財”思路，在當時社會看來，是一件非常高級的事。中國曆代每一個王朝都吃夠了不理財的苦頭。帝國既沒有收入預算，也缺少開支預算。賦稅無計劃地收上來，再無計劃地胡亂花掉；如果不夠用，就增稅加賦。增稅加賦也不做可行性分析，是無計劃地胡加。胡收上來的錢繼續胡花，胡花完了再胡收。
問題是陳年的老賬，而王安石卻想來一場屬於這個時代的冒險之旅。
熙寧二年（1069年）二月十三日，神宗頒下一道諭旨，翰林學士王安石被任命為參知政事，即副宰相。也就在前一天，三朝元老富弼被任命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也就是正宰相。神宗這麼做有他的考慮，這樣既讓王安石得到了起用，同時又給予元老重臣一定的掣肘權，以便王安石變法所帶來的未知風險能夠得到及時的掌控。神宗真是一個矛盾統一體，他的身體裏藏著兩個自己，一個是有著變法雄心、準備行堯舜之法的明君賢主；另一個則性格沉穩，對待變法持小心謹慎的態度。兩個自己經常會打架，而打架又會讓他內心失去主張。
王安石的兩個好朋友司馬光和蘇軾並不認同他的變法思想。本以為他們能夠理解自己，並義無反顧地支持自己，當王安石將自己的想法向他們和盤托出時，卻招來了激烈的反對。
司馬光已經當著神宗的麵，與王安石進行了理論對撞。蘇軾則認為，治天下關鍵在人心而不是治術，如果教化得宜，人心純正，一切都不是問題。如果人心不正，則天下不正。對於王安石準備出台的那些改革方案，他隻認可以才學取人這一條，其他都不是正道。
有人反對，也就會有人支持。送走了反對自己的朋友，同時也迎來了支持自己的盟友，此人就是呂惠卿，時任集賢殿校勘。當時王安石主持集賢院，他發現這個年輕人有很多觀點與自己不謀而合，對朝政的看法也頗有見地。
除了呂惠卿，王安石又推薦了曾布（唐宋八大家之一曾鞏的弟弟）。
在王安石的建議下，大宋王朝多出了一個新的官僚機構，它的名字叫作“製置三司條例司”。在宋神宗的特許下，即所謂“親命近臣，辟選官屬”。王安石順理成章地掌控了條例司成員的任命權，使其成為中央朝廷的變法總部。條例司自創立起，就染指了中樞層麵的立法權、行政權與監察權，呈現出集諸種權力於一身的趨向。
條例司的成員大都是由王安石親自挑選並推薦的。呂惠卿任起草法律的檢詳文字官。王安石對他極為賞識，“事無大小必謀之，凡所建請章奏皆其筆”。王安石又讓曾布出任編修條例官。其中還有呂惠卿的另一個老鄉，福建人章惇。與此同時，另一位文壇巨子蘇轍也被安排為檢詳文字官。蘇轍那個大名鼎鼎的哥哥蘇軾，這時候在京任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
蘇軾入仕不久，即回鄉丁父憂，此時才剛剛返回汴京。《西清詩話》中記載了王安石對蘇軾的評價：“不知更幾百年方有如此人物。”而蘇軾在讀到王安石的詞作《桂枝香?金陵懷古》後，更是由衷佩服，讚歎到“此老乃野狐精也”。由此可知看，二人在辭章上彼此欣賞。遺憾的是，他們的政治見解有著太大的不同。同朝為官，也就注定了兩人之間亦敵亦友恩怨難明。
蘇軾的父親蘇洵對王安石一直有看法，他寫了一篇“辨奸論”，將王安石說成陰險狡詐的小人。王安石的母親去世時，同朝官員隻有蘇洵沒有到場哀悼，這件事對二人關係多少產生了一些負麵的影響。蘇轍出任條例司檢詳文字不久，就與王安石傳出了不和諧的聲音。他便以自己是個固執己見的人，留在這裏隻會誤事為由，向皇帝主動請辭。宋神宗考慮讓蘇軾取代其弟，遭到王安石的強烈反對。他說蘇家兄弟好生異論，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其實像蘇氏兄弟這樣的官場新生代，他們對於新法並不排斥。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出於憧憬改革的良好願景，對王安石都抱有一種期待。條例司創設之初，雖然攪動得四方不寧，但那些秉持道德操守的忠臣良相還是願意相信這紛紛擾擾的局麵隻是暫時的。不過這種信任太過短暫，王安石很快就讓他們嗅出了異樣的味道。就在朝堂上下輿論難平之時，王安石接連任命了八個采風使，分赴全國各地進行調查。調查的目的很明顯，那就是為下一步的改革鋪路。
當那些元老重臣昏昏然醒來，突然發現朝堂上多了許多新鮮的麵孔，國家的典章中多了許多陌生的條例；自太祖立朝以來，從來沒有出現過如此令人不安的事。猛然驚覺的大臣們捂著自己的心髒在朝堂上激情上書：王安石執政兩月不到，做了那麼多讓人無法理解的事。現在又開局設官，用八人分行天下，這分明是要動搖天下人心。
反對王安石的人越來越多。雖然他們也希望國家能夠通過變法走向強大，但是他們所能接受的變法是在不引起劇烈變動的條件下，緩步以行，並通過社會各階層的自覺努力調整與道德完善來改變社會的衰敗。而王安石的新法讓他們感到了不安。從變更政治、經濟製度入手是他們難以接受的。
宰相富弼說，各個機構相互牽製，相沿已久，並無不善，何必大事更改。
參知政事（副宰相）唐介拖著沉重的病體也來上朝了。盡管在皇帝麵前行個跪拜禮都顯得顫顫巍巍，可他還是有話要說：王安石言必稱堯舜，也沒見堯舜時，有誰大事更張，隨便設置機構。
看著眼前這一幕，王安石欲辯忘言。他所做的一切對得起天地良心，任何解釋都顯得多餘。在長久地沉默過後，他開始反駁：“我說的效法堯舜，是效法他們的精神。你們這些人因循不改，是因為不理解先王的治國之道，你們還是回去好好讀書吧！”
王安石這句話狠狠撥弄了那些文人士大夫們脆弱的神經。這句話打擊一大片，就連那些原本站在他一邊的大臣也看不下去了。麵對天下洶洶之議，王安石非但沒有做出妥協和讓步，反而加快了改革的步伐。就算全世界都不理解他，隻要能夠獲得君王的支持，他那顆建功立業的雄心就不會停止跳動。
2.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
在王安石的一手策劃下，呂惠卿起草了第一道法律——“均輸法”。“均輸法”一經頒布，不出所料地招來一片反對之聲。甚至有大臣說，因為皇帝年輕，才會受了王安石的蒙蔽。他們語重心長地告誡皇帝，要他愛養民力，要他布德行惠，要他選賢任能，要他疏遠奸佞，要他持重安靜，要他恪守祖宗成法。
一個青春勃發的男人，他的人生更應該和“開疆拓土、重振雄風、揚眉吐氣”這些充滿了荷爾蒙氣息的關鍵詞聯係起來。長於深宮的皇帝對百姓疾苦並沒有直接的感受，血氣正盛的他對於外侮的刺激更加敏感。他實在無法理解，何以泱泱大國卻要卑躬屈膝地麵對契丹與黨項。特別是黨項人的西夏小國，既小又窮，似乎根本沒有資格成為一個國家，怎麼居然也能夠讓大宋帝國顏麵掃地，這簡直太不可思議了。可是沒有人告訴神宗，大宋帝國積貧積弱的狀況如何扭轉？華夏文明又該如何進入新一輪的複興？如何讓西夏蕞爾小國俯首稱臣？又如何奪回燕雲十六州？唯獨王安石雄辯滔滔、充滿激情地告訴他：“這一切不是夢，都是可以實現的。不要說漢唐盛世，隻要君臣一心，便是再現堯舜，也不過在一振作間耳。”
與其說，王安石與神宗皇帝一拍即合，不如說，是那些元老重臣將年輕的皇帝推向王安石。有學者說過，王安石因變法而取得的非常相權盡管是神宗所授予的，然而卻絕不能看作後者對前者的特殊賞賜。因為神宗授權王安石是履行皇帝本身的公共職務，而不是一項私人的行為。同樣的，王安石的相權也不是屬於他個人的；他所以取得非常的權力是由於他代表士大夫接受了變法這一非常的任務。
在條例司的實際運作中，王安石有了皇帝的無條件支持，輕而易舉就繞過那些既定的程序。“均輸法”隻是變法計劃中邁出的第一步，這個法雖然沒有產生多少實質性的影響，也沒對增加財政收入有多少幫助，卻傳遞出變法全麵啟動的信號。
王安石要開啟一項涉及全國的重大改革——實行“青苗法”。據蘇轍事後回憶，有一次，王安石在家中宴請呂惠卿與蘇轍等條例司的親近之臣。酒過三巡，他拿出一卷文書交代說：“這是‘青苗法’，你們看看，有問題可以提出來詳議，不要對他人說起。”
王安石在私第處理國事的做法，肯定有違宋代典製。蘇轍當時就提出了反對意見，他說，這個法隻會成為貪官汙吏盤剝百姓的一個手段。這或許也是王安石心中顧忌之處。在其後一個多月的時間裏，他都沒有再提“青苗法”。他沒在嘴上說，但在心裏已經反複思考和論證了不知多少遍。
熙寧二年九月，神宗頒詔，“青苗法”正式公布。
當時，帝國農村盛行高利貸，利滾利是較為常見的利率，事實上已經成為農民破產、土地兼並的原因之一。待到青黃不接的時候，由政府貸款給農民，收取半年百分之二十的利息，收獲之後連本帶利即行歸還。由於此貸款以田中青苗為信用保證，所以稱為“青苗法”。
用我們今天的眼光看，半年百分之二十的利率完全稱得上是高利貸。可是放在當時的背景下，隻相當於高利貸的三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因此，用此方式扶助農桑，應該是功德無量的事情。誠如黃仁宇先生所說：令人驚異的是，早在九百年之前，王安石就已經懂得：可以用信用貸款的方式刺激經濟的成長；當生產增加貨物流通時，即便用同一稅率也能在加速周轉的流通狀態裏收到增加財政收入的成果。
言官們真的無言了，即使有話也不想再說，因為說了也等於白說。即使全世界都不說話，有一個人也要站出來表達自己的觀點，此人便是身為言官之首的富弼。富弼也沒有說話，而是直接遞上了自己的辭呈。皇帝拒絕七次，富弼連續八次上表。可見在這件事情上，富弼已經沒有商量的餘地。
神宗隻好批準他的要求，給他一個漂亮的頭銜：檢校大師、武寧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出判亳州，讓他閑居於外。接富弼宰相班的是曾公亮，此人曾經是王安石出山的推薦人，但是在變法這件事上，他並沒有站在王安石的立場上。他是一個精明的官僚，有著自己的利益取舍。神宗皇帝的態度讓他陷入觀望狀態。總體而言，這是一個麵目模糊、立場不夠堅定的人。
“青苗法”的實施，就好像在平靜的湖麵上扔進一塊巨石，百年來一成不變的北宋社會各個階層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震蕩。在這種情勢下，士大夫階層迅速分裂為旗幟鮮明的兩大陣線。幾乎所有德高望重的元老重臣，和除王安石一人之外的幾乎所有最重要的文化名人，其中包括王安石最親密的朋友，全部變成變法的堅定反對派。他們當中的很多人，曾經在王安石執掌大權之前，給予過他相當無私的幫助。
在得不到元老重臣支持的情況下，王安石啟用了一大批新人。這些人進入官場的時日不長，聰明、熱情，渴望建功立業，沒有沾染官場習氣。這是他們有別於那些官場老油條的地方。但他們身上所表現出來的長處和短板同樣明顯：缺少生活閱曆和處事經驗，很少經受生活與人品的考驗。王安石為了推行新法，在神宗的支持下，取得越來越大的相權。但權力對他來說隻是實現治天下的手段，而不是野心和私利的工具。
如果說這時候還有一個人能夠與王安石正麵抗衡，那麼這個人非司馬光莫屬。雖然起用了王安石，但是神宗皇帝對司馬光一直是非常欣賞的。他很慶幸，自己的朝堂上會同時出現這兩個人。他隱約地覺得，將來成就自己的一定是這兩個人。他們身上有著賢良之臣的共同特點：做官沒有私心雜念，一心為公為國。宋神宗起用王安石變法，這不僅是出於他對王安石個人的信任，同時也是對士大夫集體的一種尊重。因為在他的理解中，王安石的變法構想也代表了士大夫的一種共識。
神宗皇帝曾經就呂惠卿的使用問題，征求過司馬光的意見。司馬光說：“呂惠卿這個人算不得一個純儒，他居心行事，有許多不讓人放心的地方。做事不以國家利益為標準，而是以個人名利為重。這樣的人居大位，必然會釀成禍患。此人是閩南山裏走出來的，從小與狼蟲為伴，這樣的人豈能知曉大義。”
神宗登基兩年多來，朝廷的政治格局漸漸發生轉變，而南北對峙的氛圍越來越濃厚。那些元老重臣大多是陝西、河南、河北等地的人，而近年來的一些新進官員大多是福建、湖南等地的南方人。和北方人比較起來，南方人過於精明，善於打自己的小算盤。北方人說話辦事更為直接明快，重禮節、講麵子、講義氣。由王安石主持的三司條例司，其權柄之重已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甚至到了“輔弼近臣異議不能回；台諫從官力爭不可奪；州縣監司奉行微忤其意，則譴黜隨之”的地步。
司馬光雖然不認同這場變法，但是他並沒有像富弼、唐介那樣，向王安石展開疾風暴雨般的反對。他太了解自己的朋友王安石，也了解年輕的皇帝。他們都是被自己的政治熱忱蒙蔽了雙眼的人，一個是重返政壇不久就急於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一個是剛剛繼位不久就要帶領臣民實現帝國的全麵振興。他們缺乏耐心，好像都在趕時間。在這個時候，任何浮言浪語都無法阻止他們的變法。唯有等待，等待這場變法出現問題，他才能有理有據，動皇帝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