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苗法”帶來的各種負麵信息很快就從民間社會傳至中央朝廷，而口徑不一的奏章也像雪片一樣飛入汴京的宮牆之內。輕易不說話的司馬光終於開口了，他上了一道《乞罷青苗疏》。這篇醞釀已久的奏章係統闡述了“青苗法”所帶來的種種弊端，以及對王安石均貧富的不同意見。司馬光認為，富者之所以富，是因為他憂深思遠，勞其筋骨得來的；而貧者之所以貧，是因為他苟且偷生，不為遠慮，不事生產造成的。富民放高利貸給貧民，對雙方都有好處。“青苗法”把貧富結合起來，互為擔保。窮人得了錢就花掉，無錢可換，隻得由富戶代還；這樣下去，窮人愈窮，富人也變成了窮人，不利於社會的穩定。
司馬光說話的分量明顯高於其他大臣，雖然沒有動搖神宗支持變法的意誌，但也讓他的內心產生了一絲不安。他第一次向王安石發布指示，新法推行不可一刀切，既要杜絕弊端，又要堵住芸芸眾生之口。
熙寧三年（1070年）二月，被謫大名府的老臣韓琦也上了一道長達數萬言的奏章，極言“青苗法”的種種弊端。這封奏疏，讓神宗大為震驚。第二天，他召集曾公亮、陳升之、王安石等入朝，將這道奏疏給他們看。曾公亮和陳升之都言之鑿鑿，附和韓琦的主張，懇請神宗皇帝能夠下詔停止推行新法，以安天下之心。
麵對撲麵而來的洶洶言論，王安石不得不為變法爭辯：“變法”必然會觸及那些王公大臣、富商大賈的利益，他們的反對是一種正常的反應。他們反對越激烈，說明變法越要推行下去。
王安石說：“議法之初，你們不曾有什麼意見。如今推行變法，你們不為君王出謀劃策，反而在這裏一味地挑毛病，為異論推波助瀾。韓琦說的不過是大名府一地之事，不見得全國各地都是如此。”
王安石本以為，待他說完後，神宗會像以往任何時候一樣用手中的皇權壓製朝堂上那些反對的聲音。沒料到的是，這一次沒等大臣們開口，神宗先說道：“一斑知全豹，不能不謹慎行事。大臣們所言，乃是公議，你也要三思。”
這句話讓王安石大感意外。這是他入朝以來，皇帝對他表現得最為嚴厲的一次。那些反對變法的大臣也從神宗說話的語氣裏讀出了權力風向的變化，他們不禁暗自竊喜。
王安石陷入痛苦的思考：難道真的是自己錯了？從嚴格意義上來說，王安石不是一個合格的帝國官僚，他隻是一個懷揣著理想主義情懷的儒生。身居高位給他帶來的物質享受，並不能讓他感覺到快樂，實現心中的聖賢之誌才是他生命的終極意義。甚至在“青苗法”推行三十多年後，亦即王安石去世多年之後，蘇軾之弟蘇轍在其《詩病五事》中仍咬牙切齒地寫道，“王介甫（王安石字介甫）小丈夫也……誌欲破富民以惠貧民……設青苗法以奪富民之利”。
讓王安石沒有想到的是，變法邁出的每一步都走得如此艱難，連他那兩個在京為官的親弟弟王安國、王安禮都曾經向他發出激烈之語。弟弟王安禮跪在他的麵前，聲淚俱下地勸他：遠離呂惠卿那種小人，不然將會犯下大錯，累及全族。
3.一套非理性的理性決定
朝堂上的政治紛爭並不僅限於支持與反對兩派的單線型較量。就拿所謂的“反對派”來說，他們所反對的內容也各有各的說法：一是反對新法，這一群人堅定地認為王安石的新法給老百姓生活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動搖了天下人心。二是反“條例司”，那些元老大臣們認為王安石掀起的這場變法有越級奪權之嫌，如果說這場改革事關體製，那麼他所設立的“條例司”就相當於今天的“國家體改委”。
在很多人看來，王安石設立條例司，其意不在條例司本身，而在於他個人的權力觸角已經從以皇帝為代表的內廷伸向外廷。任其發展的結果隻能是大權獨攬。這是官員們無法接受的現實。就製度層麵而言，有宋一代，唯有台諫官有權彈劾百官，如今條例司動輒“劾不行之官，駁老成之奏”。
在大多數官員們看來，條例司的存在不過是權力的移花接木，在某種程度上，條例司顯然是侵犯了他們的彈劾權，也有違趙宋王朝的祖宗家法。在表麵的堂皇下麵，總是有潛流與陰謀。
舊相韓琦所呈的那道幾萬言的奏章，王安石交由條例司逐條批駁，並要求頒布天下。這讓韓琦十分不滿，他赫然發出“中書之外，又有一中書”的現實問題，可謂一發而中要害。他請求宋神宗將條例司“事歸政府，庶於國體為便”。宋神宗與王安石君臣雖然是變法征途上的同路人，但是在權力世界裏，他們又分別是君權和相權的代言人。韓琦在這裏有意識地提醒神宗：“你要看護好手裏的君權，以防有人窺其‘間隙’。”禦史中丞呂公著也隨即附和：條例司沒有這個權力，更不應該越權批駁韓琦的奏章。
熙寧二年（1069年）十月，剛升任宰相的陳升之，也提到了條例司攬權的問題。他明確指出，自己不會再簽署條例司的公文，也不會在宰相班子會議上提舉條例司的議題，條例司的權力應該歸於三司。
麵對雙方的激烈辯解，宋神宗也感到陳升之此前任職樞密院，如今與王安石同在中書，於政體而言確有不便。他試探性地問王安石：“將條例司並歸中書如何？”王安石堅決反對，他不願苦心經營的變法總部一朝撤銷，更不希望劃歸中書而受到掣肘，便提議由盟友、樞密副使韓絳與自己共領。
雖然宋神宗同意，將條例司暫時保留下來，但王安石心中的鬱結並沒有得到緩解。從人生閱曆和學識上講，他將神宗視為自己的學生，神宗對他也是尊重有加。他從內心感謝這個年輕人對自己的信賴，但他常常因神宗搖擺不定、搞權力製衡之術的做法而困擾。
在王安石看來，士大夫們的意見可以不予理睬，即便民眾的利益受到一些損失，那也隻能算是改革付出的成本。他太過於自信，甚至發出了“當世人不知我，後世人當謝我”的慨歎。其實朝中那些所謂的舊黨，與我們想象中抱殘守缺、腐朽愚昧的士大夫不同。條例司創設之初，雖然招致天下人的非議，可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出於憧憬改革的良好願景，還是願意支持變法、追隨王安石的。
變法之初，為爭取變法支持者，王安石曾經也做過努力與嚐試，例如吸納蘇轍、程顥等後生進入條例司。他極力與朝中的元老大臣們相處得平和而融洽，有什麼想法也和盤托出與他們商量，他希望能夠得到朝中大多數人的支持。他想不到的是，所有的努力會換來一個勢同水火的局麵。不僅韓琦、司馬光等元老大臣與侍從台諫相繼傳達了反對的聲音，連條例司委以要職顯任的七八人，也都一個個退出了王安石精心設置的權力機構。
蘇軾第一次麵對神宗皇帝時就勇敢地亮明了自己的觀點，他說：“一切政治製度和法律的變革，都應該因應時勢而逐漸推行。生活與風俗變化於先，法律製度革新於後。宛如江河流轉，假如用強力來控製它，隻能適得其反。”
讓王安石深感不安的是，等蘇東坡說完，宋神宗居然沒有生氣，而是語氣平和地說：“卿之言論，朕當熟思之。”兩個月後，蘇東坡寫了長達三千四百餘字的“上神宗皇帝書”，其中不乏反對新法的言語。
像蘇東坡這樣初出茅廬（官居判官告院，兼判尚書祠部）的年輕官員，居然都站在反對王安石的行列裏。這是王安石始料未及的，他曾經以為反對他的是那些思想固化的元老重臣。體製內的新鮮麵孔不是反對變法，而是反對變法中所表現出來的急躁冒進和黨同伐異。可王安石就像是一個和時間賽跑的人，等不了，也管不了那麼多。
難道真的是自己錯了嗎？王安石內心默念著那些反對他的人。有的原本是他的政治靠山，如韓維、呂公著；有的原本是他的推薦人，如文彥博、歐陽修；有的原本是他的頂頭上司，如富弼、韓琦；有的原本是他的朋友，如範鎮、司馬光。
王安石真的不想自找難看。那些反對變法的大臣已對他形成圍攻之勢，如果沒有皇帝的一力幹預和支持，他實在無法做到輕鬆突圍。在關係最為緊張的時刻，王安石的兒子王雱甚至發出了“斬韓琦、富弼之頭於世，則法行矣”的激進之語。他甚至鼓動父親學一學商鞅，非常時期動用非常手段，殺幾個反對者。王安石雖是執拗之人，卻不是殘忍血腥之徒。思慮再三，他也開始稱病不朝。
也就在同一天，神宗召見曾公亮和陳升之，告訴他們暫停“青苗法”的決定。朝堂上下議論紛紛，反對變法的大臣們重新抬起頭來，汴京的陽光又重新灑在他們身上。神宗對王安石稱病不朝頗為不滿，他命令翰林學士司馬光起草聖旨，敦促王安石照常工作。
這本是一次最普通不過的事件，司馬光卻將其賦予了別樣的政治色彩。他將自己的情緒訴諸筆端，借皇帝之口否定了王安石的變法之功，並在聖旨中大加斥責：“今卿推行青苗之法，天下不安，民心騷動，乃托病不出，此非大臣待君之道。”
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這並不是一道勸王安石複出的聖旨，而是反對派對王安石展開的一場口誅筆伐。也就在神宗決定廢止“青苗法”的第三天，他突然又改變了主意。一個在非理性的時機下誕生的理性決定，最終也無可奈何地變成了另一種非理性。神宗之所以會如此反複，是因為呂惠卿借進講之機勸告神宗皇帝：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沒有調查就沒有決定權。
“青苗法”究竟給這個帝國帶來了什麼？為什麼會招致精英階層的狂轟濫炸？王安石極力要將“常平法”改為“青苗法”，也就是將常平倉和廣惠倉賣出陳米的錢用來做青黃不接時的貸款抵押。這個想法是好的，然而在實際操作中卻問題多多。首先是貸款的利息並不低，標準是年息二分，即貸款一萬，借期一年，利息二千。而各地在春季發放一次貸款，半年後就收回，取利二分；秋季再發放一次貸款，再取利二分。結果貸款一萬，借期一年，利息成了四千。王安石變法的初衷是讓利於民，結果變成了官府壟斷的高利貸。其次，朝廷還給各地下達了貸款指標，靈活機動的貸款成了一項硬性攤派。地方府衙借改革之名行腐敗之實，老百姓增加了負擔，官員增加了灰色收入。
無論多麼優美的紙上設計，在這塊古老的土地上都會變得麵目全非。惠及貧苦農民的“青苗法”，也在政策的傳遞和解讀中變成了盤剝農民的一種手段。隨後而至的“募役法”，本意是讓百姓以付稅代兵役，使人民免受兵役之苦，但是在實際操作中，又為各級官吏搜刮民財提供了一個堂皇的借口。每人每戶出錢的多寡，根本沒有客觀的標準，全憑地方官吏一句話。
王安石心目中的良法，像是將一把血淋淋的割肉刀遞到各級貪官汙吏的手中。
王安石是一位高調的理想主義者。日本講壇社《中國的曆史》稱他為“偉大的改革設計師”，並評價“王安石變法”是“滴水不漏的嚴密的製度設計”，認為“其基礎是對於《周禮》等儒教經典的獨到的深刻理解。在以相傳為周代的各種政治製度和財政機構為模範的基礎上，他結合宋代的社會現實構築的各種新法，是唐宋變革期最為華麗的改革”，還說“如果新法政策能夠得到長久繼承，那我們是否可以想象，中國社會也可能同西洋的曆史一樣，就那樣順勢跨入近代社會”。
作為一個君王，無法選擇自己所掌控的那個年代。宋神宗在麵對一個墨守成規、不思進取的朝局，急於改變是他為自己做出的選擇。他對文彥博說：“天下敝事甚多，不可不革。”宋神宗的急切，遇上了王安石的獨斷，讓每一個置身其中的人都陷入深深的憂慮。
司馬光打著皇帝的旗號，發泄著自己內心的不滿，讓王安石大為惶惑。他也上了一道奏章，對司馬光借皇帝之口發出的嚴詞厲語逐一進行了反駁，甚至在奏章的最後提出了辭職。這等於將球又踢到神宗腳底下。就算是真的廢止“青苗法”，神宗也從未想過要將王安石罷黜出京。他趕緊表態：“上次詔中二語，乃廷臣所擬，朕未能詳察，傷卿之心，念閱之，甚愧！至於青苗之法，朕誠為眾論所惑。中夜靜思，此事並無大害。卿之言甚確。”
堂堂的一朝天子，能夠如此誠懇地向大臣道歉，這在中國曆史上也算是少見。在呂惠卿和曾布的建議下，王安石對反對派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清洗。
禦使範鎮被免職，以本官致仕；禦使劉頒被貶為鄂州通判；蘇轍、蘇軾兄弟分別被貶為河南府推官、杭州通判。
原來那些出任地方官的元老重臣也再度受到處罰。富弼、韓琦遭到神宗嚴厲斥責。
宰相曾公亮出知永興軍，去了京兆府。副宰相陳升之母親病故，回鄉居喪。
主管進諫的禦史台的禦使幾乎被全部撤換，王安石的支持者李定、韓絳等人進入禦史台掌管輿論。
就在王安石等人準備投放自己的第三顆衛星——“免役法”的時候，司馬光在熙寧三年（1070年）的進士考試中出了這樣一道考題：“今之人或曰：‘天不可畏，水旱災異，不關人事。’又曰：‘祖宗之法，未必盡善，可改則改，不必固守。’又曰：‘眾人之情，因循苟且，可與樂成，難與慮始。眾人之議，皆不足聽。’願聞所以辯之。”
這道題顯然是衝著王安石去的。神宗將這道考題專門做了標識，並要求將其刪去。第二天見到王安石時，神宗將心中憋了一夜的疑問拋給了王安石，問他有沒有聽說過“三不足”。
王安石一臉茫然，他每日也常常自省，也深知不足，但是具體有哪“三點不足”是神宗所指，他毫無心理準備。
神宗說：“外人雲：‘今朝廷以為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懼，祖宗之法不足守。’昨日翰林院擬試進士題，也以此為言，此是何理？你曾說過這樣的話嗎？”
王安石沉吟良久，才緩緩道來。他說：“我從來沒有說過這樣的話。輔助皇上以來，您勵精圖治，每事唯恐傷民，此即是畏天。你平日特別注意聽取大臣們的不同意見，怎麼能說不聽眾人之議？至於說祖宗之法不足守，則固當如此。仁宗皇帝號稱守成，在位四十年，也屢次修訂成法，何況是您這樣的有為之君呢？”
雖然王安石沒有喊過“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懼，祖宗之法不足守”這句口號，但是這句口號所表現出來的大無畏精神與王安石的變法精神還是非常契合的。熙寧三年（1070年）四月，司馬光拋出了自製的醞釀多時的重磅炸彈“奏彈王安石表”。
司馬光一直沒有和王安石走到撕破臉皮的地步，是因為他希望王安石在變法這條路上能夠知難而退，或者說變法能夠露出大的破綻，讓他有機會一擊即中。可是眼看著反對派的盟友一個個被王安石清洗出權力的核心地帶，他才恍然醒悟：這將是一場魚死網破的政治鬥爭，沒有第二條路可以選擇。
年輕的皇帝好大喜功，堅持變法不動搖的王安石又過於自信，他們都主張進行釜底抽薪的徹底改革，以期國家一勞永逸地走上正軌。在這種思路的主導下，麵對舊黨元老的不合作態度，宋神宗毫不遲疑地對其理想的宰相王安石賦以“非常相權”。
像王安石這樣的激進改革派，此類人思路開闊、眼界極高，容易偏向固執、不妥協，變得具有侵略性。他們自以為得到皇帝的支持就可以暢行無阻，結果卻一再受到反對派的強力阻撓。在這種情況下，王安石所推行的變法體製就會變得自信而武斷。他會將皇帝賦予的“非常相權”運作到極致，進而排斥持有異見的其他士大夫官僚。
司馬光向來以平易誠懇的麵目示人，可是在反對派一係列的抗爭失敗後，他已經對王安石和神宗失去了耐心。飽讀史書的他也就此失去了往日的平常心，對王安石的不滿因為對方的傲慢和固執已經化為一種難以言明的痛恨。
司馬光在這篇奏章中拋去了他所擅長的曲筆隱晦的手法，直接向王安石開炮。他說：“參知政事王安石，妄生奸詐，熒惑聖聰，首倡邪術，欲生亂階，違法易常，輕革朝典，學非言偽，王製所誅，非曰良臣，是為民賊！”
這已經不是一篇有理說理的彈劾書了，而是一篇赤裸裸的人身攻擊。一向以沉穩著稱的司馬光也被熱血衝昏了頭腦，失去了章法。他說：“臣之於王安石，猶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時。所以不計利害得失，攻擊位高權重的他。即使今日被陛下賜死，也強於他日死於權臣之手。”他已經抱定了與王安石死磕到底、與新法抗爭到底的決心。
既然冰炭不可同器，那就各自分開。很快，司馬光出知永興軍的詔命就下達了。王安石和司馬光同時發出一聲歎息。那些相惜相知的時光已經一去不複返。王安石無法理解老朋友說出的那些偏激的言論，將他留下，也隻會為改革留下一個障礙。
司馬光在接到出京的詔命時，如釋重負。如果這時候還留在京城，實在是一種煎熬。蔣勳說，宋朝的文人可以有兩種走向。往上走，入朝當官，過很豪華的生活。往下走，可以過很簡單、很樸素的生活。
這朝堂已是王安石一個人的朝堂，他留下來做什麼呢？繼續抗爭還有用嗎？眼不見心不煩，躲得遠遠的，完成那部或許能夠流芳百世的《資治通鑒》不是更有意義嗎？隨著司馬光的離京，反對派最重要的一麵旗幟也轟然倒下。王安石的權力達到了巔峰，那些懷著不同目的參與變法的中下層官僚也各得其所，真是幾家歡喜幾家愁。
4.一個天意弄人的年份
王安石的新法究竟有沒有用，有多大用？如果真的能夠實現富民強國，為什麼朝堂上下會招來那麼多反對的聲音？難道那些官場巨子和朝廷新貴都是這個國家的破壞分子？難道他們就見不得大宋王朝往好的方向去？
王安石推行新法的本意，是要實現“公私兩利”。青苗、免役和市易三法是新法賴以充實國庫、扭轉國家財政赤字的主要手段。此三法有著鮮明的特點：一是稅率並沒有增加；二是農民、土地主以及商人在社會結構中的固有位置沒有發生變化；三是實現了王安石“理財”的目的，並未大規模改進生產工具，提高生產效率。
這是牽涉地主階級內部各階層之間財產和權力再分配的問題，也是以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派和以司馬光、韓琦、富弼等人為首的保守派進行鬥爭的一個重要焦點。
搜刮民間資本，國家財政收入自然增加，許多人也因為推行新法而加官晉爵，最後吃苦頭的是處於整個社會底層的老百姓。這些問題都被基層官員掩蓋了，而由反對派官員反映上來，又夾雜著情緒上的不客觀，被王安石和神宗視為新法的搗亂分子，沒有將其放在心上。時日已久，小問題拖成了大問題，大問題就有可能拖成了炸藥包。三法的實施使國庫明顯充盈起來，但是在實際操作中卻換來士大夫唉聲歎氣、老百姓怨氣衝天的結局。王安石本人也落個既不見容於士大夫，亦也見罪於市井小民的悲劇。
隨著新法的深入推進，遇到的阻力和困難也越來越大，批評的聲音也越來越多。一些反對變法的大臣因為王安石在朝而辭職，這不是神宗願意看到的。他不想因為變法將大宋王朝的權力結構弄成一黨獨大，那樣的話，隻會削弱他手中的皇權。當初他起用王安石變法，不僅是出於對王安石個人的信任，同時也是對士大夫集體的一種尊重。因為在神宗的理解中，王安石的變法構想也代表了士大夫的一種共識。
可是他怎麼也不會想到，現實裏的變法會如此艱難不堪，幾乎每一步推進，都伴隨著大臣之間的相互傾軋與爭鬥。
反對派得勢，神宗發愁；王安石得勢，他也發愁。就性格而言，他與王安石更為接近，富有魄力，看不慣因循守舊，不為正統儒家思想所局限。可皇帝的身份給他套上了一個枷鎖，時時提醒著他，凡事不可任性而為。他這個坐在權力蹺蹺板上的人，是最難平衡的，想保持一種相對意義上的平衡都是不可能的。反對變法的大臣請求辭職，他提出挽留。王安石請求辭職，他也會提出挽留。
神宗甚至動情地說：“自古君臣像你我這樣相知相惜的極少，你我既是君臣，更是師友，我從你身上學習到很多。我們之間的關係不是其他人能夠離間的。你有什麼要求，盡管說出來。”
曆史上，像宋神宗與王安石這樣君臣默契的例子絕無僅有。蘇軾曾經責備曾公亮不敢彈劾王安石，曾公亮感歎道：“上與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而王安石本就性格耿直，一旦認為真理在握，就是在皇帝麵前說話辦事也不會客氣婉轉。司馬光曾經在寫給王安石的信裏說他“素剛直，每議事於皇帝之前，如與朋友相爭於室，不少降辭氣，視帝王之威如無物也”。
年輕的皇帝看不慣那些在他麵前唯唯諾諾之輩，他渴望真正的友情，渴望人與人之間的感情交流，而耿直坦蕩的王安石無疑是最合適的人選。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親密無間的君臣關係還是受到了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