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寧初年，剛剛登上帝位的神宗急於擺脫眼前的困境，又加上近身之臣的大力推薦，年輕的皇帝對一個官場中年大叔采取了四十五度角仰望的姿態。這種關係雖然不能說是畸形的，但最起碼是不正常的。也正因為這種精神上的仰望，遮蔽了君臣之間似有若無的矛盾，所以才會給人造成一種“上與安石如一人”的錯覺。
君臣相處時日越久，彼此之間的性格弱點就會一一展現，最初留下的美好印象也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慢慢淡化。民間稱呼王安石“拗相公”自有道理。“拗”字，在漢語裏有倔強、偏執的意思，也就是說這個人性格古怪、品行異於常人。這樣的人不容易聽別人勸，做起事來一意孤行。如果王安石是一個純粹的文人，那麼他的這種性格反而成了中國傳統文人的性格優點，有他可愛的一麵。可身為一朝宰相，處處彰顯這種率真而為的個性，對皇帝、對國家前途命運都是有負麵影響的。
隨著變法的深入，王安石與神宗之間的關係也出現了裂痕。君臣關係的穩定性，往往決定著變法派與守舊派、變法派與變法派之間關係的走向，是帝國官僚體係變化的風向標。
熙寧五年（1072年），王安石開始推行“市易法”。“市易法”的推行，不僅極大衝擊了大商人的利益，中小商人的利益也同樣受到了剝奪。對在此之前的變法政策，神宗即使心裏不滿意，表麵上也是支持的。可是他對“市易法”從開始就持反對意見。也正是因為皇帝不認可，變法派內部也發生了分裂。熙寧初年，曾布是王安石的堅定追隨者，曾遭到不少人的攻擊。王安石曾動情地說：“法初行，議論紛紛，獨惠卿與布終始不易，餘人則一出焉一入焉爾。”有人說，曾布之所以反對，是揣測了上意。當皇帝與王安石看上去像一個人的時候，支持王安石，就是支持皇帝；當皇帝與王安石看上去像對立雙方的時候，支持王安石，也就是反對皇帝。
拜祖製所賜，大宋朝的禦史諫官們擁有相當寬鬆的議事環境，他們不僅可以風聞奏事，彈劾認責製也很輕。大宋王朝從立國之初，君權與相權之間就逐漸形成了相對完善的製衡格局。在熙寧新法的曆史大變局中，在“得君行道”的理想追求下，由宋神宗親自授予並由王安石實際運作的相權，是導致這一製衡格局發生傾斜的第一推力。
熙寧五年（1072年），王安石有意將一個叫程防的宦官提升為押班。丞相用人本無可厚非，結果遭到了神宗的反對。無論王安石怎麼求情，神宗就是不肯鬆口。
如果說，程防之事讓王安石深感不快，那麼隨後而來的這件事加劇了君臣二人的不信任。這一年的六月初九，是高太後四十大壽，群臣依例赴紫辰殿祝壽。按舊例，親王、駙馬在拜壽後，可以入座，可負責此事的李評卻擬了新的禮儀，認為親王、駙馬等都不應就座。結果弄得祝壽場麵很亂，高太後麵有慍色。禦史台、諫院甚至兩府官員都紛紛上疏彈劾李評，要求治李評之罪。神宗查實之後，卻遲遲不肯治李評之罪。
李評的祖父是宋真宗的駙馬，是名副其實的皇親國戚。李評雖是恩蔭得官，卻不是一個不學無術之徒。他熟悉典故和朝廷禮儀，又懂得智謀術數之學。每次他與同事一起奏事畢，皇帝總是會將其留下來說一些掏心窩的話，“上色未嚐不歡也”。這一幕是王安石最不願意看到的，這主要源於李評曾經對王安石出台的新法提出過嚴厲批評。留這樣一個人整天圍繞在皇帝身邊說自己壞話的，是最危險的。
王安石希望能夠借此機會將李評罷黜出京，可宋神宗並不這麼想。在用人問題上，君臣二人又一次走向了對立。王安石雖然執拗如常，但是在這件事上，他並不是無理取鬧。神宗既想保護李評，又想留下王安石。君臣之間的這場拉鋸戰，再一次以神宗的妥協、王安石的勝利而告一段落。一而再再而三地碰撞，讓神宗與王安石之間的關係滑向一種習慣性的對立。從此後，他們的交流往往會起於爭執，也結束於爭執。
王安石長久以來的“帝王師”形象漸漸不複存在，而他在神宗心目中的地位也正在發生劇烈的搖晃。有人說，神宗賦予王安石的是一種“非常相權”，而這種“非常相權”成於非常時期。成於非常時期的非常相權不可纏繞皇權，不然也會走向死路一條。當相權不斷放大，也就意味著皇權的不斷縮小。無論是神宗，還是王安石，他們都不願聽忠言逆耳。這是人性的弱點，帝王將相也概莫能外。
自從王安石登上相位的那一天起，他就將自己裝扮成了一個悲劇性的角色，無畏而決絕。在這場大變法中，他其實隻有一個盟友，那就是宋神宗。皇帝是帥，他隻是具體執行的將。如果這場變法大獲成功，首先要歸功於皇帝；而如果出現什麼問題，王安石就是那個背負千古罵名的替罪羊。
有人說，不畏天的王安石還是遭到了上天的懲罰。就在變法向前深入推進之時，一場大自然的報複行為正以雷霆之勢橫掃大宋的天下。從熙寧六年（1073年）開始，這場北宋曆史上最大的旱災撕裂了中原大地的經絡，讓長於這塊土地上的子民發出了痛苦的呻吟。
這場幹旱雖然已由氣象史家和曆史地理學家通過科學的方法得以重構和證實，但是在王安石看來，它都像是一場蓄謀已久的陰謀。無論從時間還是空間上來看，熙寧七年都是一個天意弄人的年份。身為天子的神宗又怎能不對這樣一份“天意”懷有深刻的畏懼。他憂心忡忡地對王安石說：“我雖然一向不以天象為患，不過此次旱災不同往日，你我君臣都將反身自省，看看有什麼不妥之處。”這樣一句蘊含自責之語，在王安石聽來，更像是對他的敲打。王安石的感覺並沒有錯，變法的反對者們早就在等待這樣一場大旱。饑民的一聲哀號勝過他們在朝堂上的千百聲反對。天下紛亂之象正是他們需要的新法罪證，朝堂上下再一次陷入千嘴百舌的喧囂聲中。
而在這喧囂聲裏，司馬光的聲音最能搖動神宗之心。遠在洛陽的司馬光在著述他那部傳世之作的同時，心思和眼睛並沒有移開汴京半步。他又一次拋出了自己的奏折，目標隻有一個——王安石的新法。
他列出了王安石的幾大罪狀：一是王安石執政六年以來，“百度紛擾，四民失業，怨憤之聲，所至皆聞，古今罕比，其何故哉？”他解釋了其中的原因，那就是王安石一人的倒行逆施，惹得天怒人怨。願意追隨他參與變法的人，則飛黃騰達；不願順從他意願的人，則大加排斥。
司馬光毫無客氣地指出新法存有的六大弊端：“青苗法”使百姓負擔加重；“免役法”使貧者更貧；“市易法”與小民爭利；“保甲法”騷擾農民；天下未實現大治，就急於發動戰爭；妄修水利，勞民傷財。如今天下大旱，也正是因為皇帝任用了王安石這樣的奸邪之輩。要解除旱情，唯有罷黜王安石，廢去新法。
神宗雖然不同意司馬光將天下大旱歸咎於王安石和新法，但是司馬光提出的這些問題，他不得不考慮。年輕皇帝的眉頭又一次緊鎖。各地反映上來的現實問題讓他無論如何也輕鬆不起來，讓他不得不進行自我反省。
隨著旱情的加劇，流民從四麵八方湧入汴京。為了驅趕難民，京都的禁軍不惜動用強力手段。馬鞭所到之處可聞流民的苦叫聲，刀鋒所指之處可見流民倉皇躲避的身影。而這一切都被一個人盡收眼底，此人是京城裏一個叫鄭俠的司法參軍。官職雖小，但才華並不小，畫得一手好畫，吟得一手好詩。
當看到那些四處流竄的饑民在死亡線上掙紮，士子的仁愛之心驅使著他拿起了畫筆。他要為這些被命運拋棄的可憐人做一些事。他在家中做了一幅《流民圖》，把京城流民的種種慘狀描摹得栩栩如生。他又起草了一份《論新法進流民圖疏》，寫了自己獻圖的目的。
小吏鄭俠冒著欺君之罪，假稱軍情緊急，拍馬直遞銀台司，越級上報。這封奇特的奏折和這幅寫實的《流民圖》就這樣落到了神宗的手裏。長於深宮裏的皇帝哪裏真正見識過民間的疾苦。宋神宗凝望著這份奏疏，反複觀圖，長籲數次，放入袖中，夜不能寐。
在那個照相機還沒有出現的漫長時代裏，繪畫成為不得自由的皇帝了解這個世界的唯一途徑。隻是這一次，在群臣皇帝英明、天下太平的頌揚聲中，鄭俠卻為他獻上了一幅已如焦土地獄般的畫卷。他寧願相信這一切都是藝術家的幻想，可是司馬光等人的奏章也同樣描繪了這一切。平民百姓的饑饉與哀號，在垂拱殿中久久地回響。
鄭俠的這幅《流民圖》讓神宗的內心產生了劇烈的搖晃。那個銳意進取的趙頊，那個一國之君的趙頊，在與自己的臣子共生相克多年之後，猛然發現自己治下的百姓，並沒有在他的帶領下走進那個理想中的盛世。這種挫敗感讓他痛苦萬分。
那一天，宋神宗什麼也沒有做。他將鄭俠的《流民圖》鋪展在眼前。暮色在窗外一點點地披掛下來，籠罩著整個宮殿。那一刻，高牆深院的宮殿就好像一隻倒懸的船，在蒼茫的夜空裏航行。宋神宗感覺到前所未有的疲乏，他就這麼坐而複站，站而複坐。一夜漫長得就像是一個世紀。當第一縷晨光照亮大地時，他頒布了一道諭旨，一道沒有征求王安石意見的諭旨。一是在東京城廣設粥廠，傾盡官府糧倉，賑濟百姓；二是各地迅速彙報災情。
最讓帝國臣民感到震驚的是這道諭旨的第三條：暫停新法，令天下人對新法發表意見。這一刻，宋神宗感覺到從未有過的輕鬆，他像是變成了另外一個人。他不想聽王安石等變法大臣的意見，也不想聽反對派的意見。他隻想聽從自己的內心。暫停新法，這無異於一道驚雷滾過王安石的心頭。這個決定讓他心生頹然的同時，也坐實了一個早就存於內心的判斷：宋神宗並不如外界想象的那般，與王安石是同聲共氣的一個人。趙頊是趙頊，王安石是王安石，皇帝對臣子的信任從來就是建立在家國利益基礎之上的，皇帝的理想無法與官員的理想實現無縫對接。暫停變法，意味著王安石所追求的政治理想有可能戛然而止。
失望之餘，王安石滿懷悲憤地遞上了自己的辭職信“乞解機務劄子”：“伏念臣孤遠貧賤，眾之所棄，陛下收召拔擢，排天下異議而付之以事，八年於此矣……”
如果說，王安石在此之前所做出的辭職表態，都飽含著一種難以紓解的負氣成分，那麼這一次他真的有些心灰意懶了。他也承認新法存在著弊端，但任何形式的變革都會有利有弊。他執政以來，一度揭不開鍋的財政，實現了收支平衡，甚至有了結餘；對西夏的戰爭，也取得了百年來從未有過的勝利。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去，可是一場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天災將他所有的努力毀於一旦，也再一次驗證了君王的信任有多麼脆弱。在推行新法的日與夜，他就像是一個孤軍奮戰的將士，既要與人鬥，還要與天鬥。有時候他真的不知道，到底是他撥弄了命運，還是命運撥弄了他。
宋神宗沒有批準王安石的辭職。暫停新法並不是廢除新法。他想重新梳理新政，想聽到更多來自民間的聲音，想看到更多真實的畫卷。這麼多年來，無論局勢是平靜，還是激蕩，他都會選擇待在王安石掌舵的這艘航船上，甚至一度忘了自己才應該是那個掌舵的人。
5.未被反省的生活是無意義的
熙寧七年（1074年）五月三日，原禮部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的王安石被罷為吏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雖然神宗極力想要將他留在汴京，王安石仍執意要回到江寧。
離開汴京之時，王安石寫了一首絕句：“六年湖海老侵尋，千裏歸來一寸心。西望國門搔短發，九天宮闕五雲深。”雖然他仍有一顆忠君報國的拳拳之心，但是一場天災使他失去了相位。這個矛盾重重、弊政叢生的國家，還有那難以收拾的人心都讓他萌生去意。王安石曾經把這一切想得太過容易，以為隻要有了君王的支持，他這個宰相就可以畫出最美、最讓人滿意的改革畫卷。然而，這個朝堂不是他所想象的那樣，就算他耗盡心力，也培養不出他理想中的堯舜之君，更培養不出改革的信徒。
士為知己者死。他一度相信，這個年輕的皇帝是可以托付政治理想的知己，而神宗也的確做到了一個有為君主對賢臣的眷顧與愛護。可是王安石怎麼也無法忘記，當新法惹得群臣聯手攻擊的時候，當對自己不利的一切從四麵八方湧上來的時候，他看見神宗眼睛裏閃爍著遊移的光，他聽見神宗發出的一聲聲的疑惑。神宗動搖了。正因為那些反對派大臣捕捉到皇帝意誌不堅定的信息，才會讓新法的執行變得困難重重……這一切刺痛了王安石的心。
難道新法真的不得人心？如果是那樣，等待著他的將會是更為嚴苛的審判，他還沒有做好準備。沒有人能夠聽到王安石在無數個不眠夜晚發出的悠長歎息。這，或許就是一個改革家的命，更是一個王朝的宿命。
王安石的離去，雖然提振了反對派卷土重來的信心，但是他們很快就發現一切不是他們想象的那樣。呂惠卿和韓絳同時拜相。韓絳為正宰相，呂惠卿為參知政事（副宰相）。尤其是呂惠卿的上位，又一次讓他們大失所望。呂惠卿是一個極有政治才幹的人。當年王安石看重他的才幹，薦舉他任職於三司條例司。均輸、青苗、免役、農田水利等法令的擬定，呂惠卿都是其中的關鍵人物。
呂惠卿是一個有著強烈政治野心的人，他在變法之前不過是個集賢院校理之類的小官。可以說是變法成全了他，讓他進入帝國的權力核心地帶。
王安石的離開不僅沒有讓他產生蕭索寥落之感，反而讓他妄生取而代之的野心。機會是給有準備的人的，而他一直在準備著。司馬光離開京都，蘇軾離開京都，王安石也要離開京都。沒有比現在更好的機會，而他也把握住了機會。王安石的離去，讓神宗將變法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呂惠卿的身上。
在王安石離開京都半年不到的時間，朝臣已成“唯吉甫馬首是瞻”之勢。禦使爭相攀附，諫官異口稱頌，地方官員也以結交呂惠卿為榮，拜入門下者不計其數。朝中的權力格局並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不過是呂惠卿取代了王安石。不同的是，王安石的“剛愎自用”“狂狷少容”是性情使然，而呂惠卿則是權勢使然。他執政後，對王安石的原定政策進行了改變。對他推行的給田募人充役的辦法，王安石就持反對態度，還專門寫了一封信勸他不要這麼做，可他根本不買賬。
呂惠卿在推行新法的基礎上，又創造性地出台了所謂“手實法”，將“變法”推向深入。王安石原有新法中的弊端被放大。一時間，朝廷紛爭又起，各地州府官吏紛紛上書告苦。
在這樣一種時局下，宰相韓絳以為，隻有王安石能夠將呂惠卿這頭傷人的猛虎關進籠子裏。他向神宗密奏，複用王安石以穩定朝局。他的這一想法與神宗不謀而合。當初放王安石離京也是權宜之計。每每遇到議而不決的朝務，他都不由得想起王安石的見識高遠。一場天災讓王安石背起的黑鍋，也讓他一直耿耿於懷。當韓絳提出複用王安石的建議，他欣然接受，並派出快馬飛騎傳諭江寧，召王安石馬上進京。
呂惠卿聞之大駭，神宗這麼做是對自己的不認可、不滿意。他陷入憤怒和憎恨之中，他要阻止王安石進京。就在王安石抵達京城的前夕，他將自己多年來收集到的王安石的“不法證據”交給了神宗。王安石做夢也不會想到，自己的親密戰友會將自己視為敵人。熙寧初年，他在神宗麵前極力推薦呂惠卿。“惠卿之賢，豈特今人，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其實王安石並沒有看錯人，如果沒有呂惠卿的堅定支持，王安石的變法不會取得現在的成績。而呂惠卿也從支持變法中，獲得了自己想要的利益，並由此成為帝國權力核心層的一員。
如果說王安石的變法成於這幫支持者，那麼變法也同樣敗於這幫支持者。這也是為什麼時人將變法派視為一幫勢利小人，認為他們失去了儒者最應該堅守的道德底線。
熙寧八年（1075年）二月九日，當身居江寧府的王安石接過“複王安石平章事”的詔令時，不禁潸然淚下。
王安石雖然複職，但變法派的堅固陣營已經不複存在。他在神宗麵前表態，此次奉詔返回京都，並沒有多大的決心，隻是報答神宗的知遇之恩。
神宗自然領會到其中話意，他也知道王安石心中仍有怨念。他讓王安石打消顧慮，“君臣之間切勿存形跡，形跡最害事。”時間有時候既是一味良藥，又是毒藥。過去的種種傷害，或許會在時間裏風輕雲淡；而過去的種種美好，也有可能會風流雲散，不複存在。
王安石的複位，不僅讓反對派們大失所望，更刺痛了呂惠卿的神經。神宗也多次提醒王安石，不要再將呂惠卿看作忠實可靠的盟友，呂惠卿已經不是能夠幫助你的那個人了。執拗如常的王安石仍舊相信自己的第一感覺。他還自欺欺人地替呂惠卿說話：“惠卿屢為陛下言之，非不忠，陛下宜察此。”
呂惠卿試圖挑撥神宗與王安石之間的關係，被神宗識破。神宗將話原原本本告訴王安石：“呂惠卿怪你不為他辦事，說你為人所誣，他極力為你辯護，而他今日為人所誣，你卻一句話不說。”
神宗說：“呂惠卿這個人自許太過。他說，我將你複位是為了讓你推行新法，而你卻一再稱病，將政事全部推給了他，這是在推卸責任。”
宋神宗看透了呂惠卿的人品，認為此人“忌能、好勝、不公”。也正因為如此，他才會屢次提醒王安石。而隨後發生的一件事，讓王安石與呂惠卿徹底走向決裂。神宗因王安石、王雱（王安石之子）、呂惠卿、呂升卿（呂惠卿的弟弟）等人注解《詩》《書》《周禮》等經籍而推恩升職。這本是一件皆大歡喜的事。可呂惠卿將矛頭直接指向王氏父子，說王雱得到提拔“極為無名”，因為王雱在此期間生病，並沒有參與這項工作。
呂惠卿從熙寧八年六月至十月被罷免，期間多次提出辭呈。神宗問他為何“無事而數求去”。呂惠卿也不隱晦，而是直言道：“頃安石之軀，一時乏人，所以受命不辭。安石複來，理當決去。朝廷可以無臣，而不可以無安石，此臣所以求去也。”
有你無我，有我無你，變法路上相攜相助的盟友就這樣成為水火不容的對手。呂惠卿居然利用一樁“謀反案”，將王安石逼向絕路。餘姚主簿李逢，借宗教活動進行謀反活動，牽連道士李士寧。呂惠卿想起這個李士寧與王安石有過交往；身陷牢獄的李士寧屈打成招，交代了自己與王安石的交往。
王安石抱著清者自清的姿態，冷眼旁觀著這場遲早要來的風暴。他怎麼也不會想到，最後給他致命一擊的人，會是他最親密的戰友呂惠卿。汴京的春天總是來得不急不緩，陽光透過延和殿的廊柱簷角均勻地灑在上午朝的官員們身上。這本是風波不驚的午朝時間，卻因為禦使蔡承禧突然發難，而變得突然緊張起來。蔡承禧向呂惠卿發起彈劾。
由於呂惠卿不得人心，一場以攻擊王安石為目的的彈劾，結果矛頭卻指向了呂惠卿，甚至揭發了一起貪腐案——華亭弄權奸利案：變法過程中，呂惠卿與其弟呂升卿強借華亭富農朱華等人五百萬錢，用以私置田產五百頃。
有著強烈進取意識但心胸狹窄的呂惠卿就這樣結束了政治生命中的黃金年代。王安石與呂惠卿的決裂，及呂惠卿的被貶，表明曾經非常堅固的變法派同盟也已分崩離析。
這場彈劾呂惠卿的大戲並不是王安石主導的，而是由他的兒子王雱私下運作的。被貶謫陳州的呂惠卿抓住這一破綻，揭發王安石“弄權矯令，罔上欺君”的罪行。此事使王雱無地自容，激憤之下，竟然一病不起。
蘇格拉底說：“未被反省的生活是無意義的生活。”這場疲於奔命的角力讓王安石根本停不下來。呂惠卿被貶，兒子王雱卷入其中。王安石已經意識到，這一切該結束了。
熙寧九年（1076年）六月，兒子王雱病逝於京都。王安石禁不住這個沉重的打擊，堅決遞上了辭表。放下心中執念，臨風而立，王安石感覺到從未有過的輕鬆。麵對熟悉的京城風物，麵對那些轉眼成空的功名利祿，王安石對自己從政的價值產生了深刻的懷疑。他自幼飽讀詩書，一心報效朝廷。充溢他胸襟的，是對功業的欲望與渴求，而那個被他報效的朝廷，卻始終拒絕任何改變。到頭來，改變的隻有自己，他的遭遇既非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
王安石晚年極少在朝廷大事上再發言論，唯有蘇軾因“烏台詩案”受到牽連而入獄，他才提筆展紙，為營救蘇軾，寫下了貶居江寧兩年來第一份奏表。幾年後，蘇軾改知汝州，在赴任途中，路過金陵，特意去看望了王安石。他在江寧逗留了一個多月時間，兩人留下了許多唱和佳作。放下政治不談，隻管吟風頌月，他們的心才能得到深深的契合。
一年後，王安石的心髒停止了跳動，終年六十八歲。三個月後，他的老朋友、老對手司馬光也永遠地閉上了眼睛。即便是在有宋一代，王安石的遭遇也絕無僅有。無論如何，屬於王安石的時代就這樣匆匆忙忙地畫上了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