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帝國文武之爭的熱鬧的表象背後，其實就是一個關係到政權核心價值的頂層設計。頂層設計者們必須確保皇帝對將領和軍隊的絕對領導，就算軍隊的戰鬥力薄弱，也沒多大關係，關鍵是必須絕對服從。皇家軍隊是保證皇家生存安全的武裝，而家軍的生存路徑則是以服從軍隊創建者的指令為第一要務，其次才是皇帝的指令。
紹興十年（1140年），“紹興和議”前一年，金軍又開始了周期性的入侵。這一次，他們祭出了一種恐怖的戰陣，名叫“拐子馬”。這個戰陣裏，三匹馬為一組，並排橫連，如一團黑雲，似乎要把嶽家軍徹底蕩平。他們沒有想到，嶽家軍個個不要命，他們手持砍刀，趴在地上，當“拐子馬”衝過來時，他們就用手裏的砍刀剁掉馬蹄。
完顏宗弼（金兀朮）驚奇地看見馬蹄一隻接一隻地翻滾到天上，眼前血跡交錯飛舞，戰馬連帶著撲倒，橫七豎八地在大地上抽搐和嘶鳴。塵埃落定時，視線的盡頭浮現出的，是嶽家軍鋥亮的鎧甲。
他仰天悲鳴：“（我軍）自海上起兵，皆以此（拐子馬）勝，今已矣！”
嶽家軍之所以如此勇猛，是因為他們心裏有未雪的恥辱。那種深切的恥辱，把他們攪得坐臥不寧，最終化成不可匹敵的凶狠，在戰場上迸發出來。家軍體製的形成，與嶽飛沒有直接關係。嶽家軍不是第一支，也不是最後一支。所以要以此論罪，嶽飛連最基本的罪過都算不上——雖然朝廷在使用嶽家軍時，始終抱有一份忌憚，收放皆不自如。
趙構剛剛即位的幾年時間裏，南宋小朝廷風雨飄搖。金人揮舞著馬刀對南宋政權和宋高宗趙構窮追猛打，趙構君臣一直逃亡於路上，不斷向金人乞和。金人並不買賬，必欲滅亡南宋、生擒趙構不可，他們根本不把高宗當作談判對手。一個即將亡國的君主，根本就沒有談判的資格。各路家軍崛起之時，正是帝國生死存亡之際。在這種情形下，以高宗趙構為首的頂層設計者們不得不給武將一定的權力和地位，讓他們為朝廷效命。與此相應的是，北宋以來一直受壓抑、受歧視的武將，在南宋初年出現了一個權力擴大、地位上升的時期，武將有了對軍隊的固定指揮權。
北宋時期是“兵不識將、將不知兵”，兵將兩分離。而這一時期，將領可以固定地控製所統領的軍隊，甚至稱作“某家軍”。在朝廷無力供養、更無力製約軍隊的時候，若想讓一支軍隊具備凝聚力和戰鬥力，家軍體製自然是不錯的選擇。自己籌餉，自己練兵，這也是為什麼南宋初年所有重量級的軍隊，以淮東楚州為大本營的韓世忠軍、以池州和廬州為大本營的劉光世軍、以建康府為大本營的張俊軍、以鄂州為大本營的嶽飛軍，以及遠在四川的吳玠軍，最後都不約而同地選擇成為“韓家軍”“劉家軍”“張家軍”“嶽家軍”和“吳家軍”。這背後，有著那個特殊時代的特殊烙印。
從遍地狼煙，到權力場上一連串的洗牌，南宋的軍事版圖上隻剩下“五大家軍”。與南宋初年相比，南宋這時候的軍事力量已經邁上一個大大的台階。五大家軍正式成型之後，對金國的防禦體係已趨於完整，最起碼這時候的南宋君臣再不必逃亡海上。但軍隊私人化的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家軍之間嚴格劃分界限，彼此猜忌，聯合作戰時往往互拖後腿，正所謂“相視如仇讎，相防如盜賊”。
嶽飛蒙冤而死，滿朝文武多不敢言，隻有韓世忠當麵質問秦檜。當秦檜以“莫須有”三字回答時，他氣憤道：“‘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秦檜根本就不需要顧及天下人的想法，因為他有著強大的後盾。
嶽飛的罪名是秦檜一手策劃出來的，這就是事件的真相。然而這一切都由宋高宗的一雙隱形巨手在幕後操縱。按照嶽飛這時候的身份與影響力，絕不是一般的誣陷可以動搖得了的，更不可能將其陷害至此。如果是一場查無實據的“莫須有”，更不可能成為鐵案一件。
以當時的政治形勢，嶽飛在抗金的路上已經取得了一定的優勢。如果按照這種態勢發展下去，擊敗金軍並成功接回被擄的徽、欽二帝，有可能成為現實。當夢想照進現實的時候，高宗卻無法接受這一切。暖風熏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偏安一隅的高宗重用嶽飛隻是為了保護自己，他壓根兒就沒有想到，嶽飛會走得那麼遠。迎回二帝，就意味著自己的皇位將受到挑戰。權衡之下，高宗可以做出的選擇並不多，而其中最為有效和穩妥的辦法就是讓嶽飛停下前進的腳步。
世人隻看見秦檜在整件事上的推波助瀾，卻看不見高宗那隻無形的權力之手。別人看不見，但秦檜心裏清楚。所以當韓世忠質問的時候，他的回答很簡單：“莫須有。”這三個字如果單純地從字麵理解，就是“不須有”的意思，也就是說在除掉嶽飛這件事上，根本不需要任何理由。
為什麼不需要理由？因為這是皇帝的意思，秦檜隻是遵照聖意在走一走過場而已。秦檜這樣回答韓世忠，其實是挾天子之威，同時又非常含蓄，不露馬腳，等於是告誡韓世忠不要多管閑事。要知道皇帝的意圖是最高機密，任何泄露的人都可能會遭受滅頂之災，因此秦檜在這裏也隻能暗示對方。
作為朝中兩名位高權重的大臣，他們的對話中隱隱約約透漏一些背景也是完全符合當時的情形的。當然，這樣的暗示也隻能在非常隱秘的場合，是絕對不能見光的，所以韓世忠餘怒未消卻也無可奈何。
紹興七年（1137年）秋，金人曾經幾次放風要把欽宗及其子扶上皇位，以此逼高宗按金人的條件議和。金人此舉顯然是切中了高宗的要害。欽宗是皇室正統，萬一複位，要比趙構更有號召力。為了防止出現這種局麵，宋高宗趙構隻能順從金人。
在經曆了北宋末、南宋初的生死流轉，趙構始終無法克服內心深處畏金如虎的情緒。他的人生理想就是能夠統治東南半壁江山。對於收複北國失地，他並沒有這樣的願望。如果能夠苟安一隅，他寧願做大金國的藩屬。但是戰爭始終是政治的一顆籌碼，沒有強大的武力和足夠的戰果，你連求和的資格都不具備。一方麵，他積極籌劃對金妥協議和；另一方麵，他並不放棄倚仗武將提高軍事實力，以戰求和。基於求和心切，他對武將的態度其實是為金國對南宋的態度所左右的。
紹興十年（1140年），金國毀盟，大舉進攻南宋，結果被嶽家軍一路追打到開封附近，幾乎全軍覆沒。反過來，金國連連受挫，也有了自知之明。宋軍的勝利，標誌著金強宋弱的形勢已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這一點連向來畏敵如虎的宋高宗趙構也看得清清楚楚。
紹興十一年（1141年）初，金國南侵打了兩次大仗，一勝一負，兩國的戰略均勢這時候已經形成。就連金國的主戰派兀朮也有了講和的意思。一旦敵國的主和派占了上風，一旦敵國真不想打了，準備裁軍了，那麼本國裁軍或曰自毀長城的條件也就成熟了。這時，趙構終於有了選擇的餘地：他可以恢複傳統，改革“家軍”體製了。換句話說，來自金國的致命威脅下降之後，內部的異己之患也就相應地升格為帝國的頭號大患。正因宋、金對立的形勢發生了如此轉變，趙宋政權偏安江南已經有十足的把握，解除諸大將兵權的時機也已成熟。所以，宋高宗趙構就把他這一心思告訴了秦檜，於是二人對嶽飛等實力派將領的下一步去向進行謀劃。秦檜極力要求議和，害怕嶽飛等將領難以控製，更想把他們手裏的兵權全部收回。
嶽飛會反叛嗎？不一定。嶽飛不會反叛嗎？也不一定。即使嶽飛不想造反，誰也無法保證他的那些如狼似虎的屬下不會造反。當年趙匡胤未必想要造反，但擋不住他的屬下追求富貴，非要擁戴他當這個皇帝不可。走到無路可走，不想反也得反。更何況，嶽飛對皇帝的議和政策是有意見的，對高宗有意無意地束縛自己的兵權也很是不滿。
民間說：“撼山易，撼嶽家軍難。”南宋初期的軍事體製缺乏節製手段，主要依賴部下的忠心。嶽飛的心中有了不滿的影子，這讓趙構如何能夠安心做他的太平皇帝？最要緊的是，嶽飛擁有反叛的實力。嶽家軍有十萬兵馬，占全國總兵力的四分之一。而且，這支軍隊的戰鬥力極強，民間聲望極高。
嶽飛死後多年，他的眾多部下還聚在一起，聯合起來為他申冤，並且哭聲震天，場麵感人，可見嶽家軍多麼團結。趙構曾經對嶽飛的對手兀朮有過一番評價，他說：“兀朮的金國軍隊固然強大，專以殺戮殘忍為能事，不顧人心向背，我知道他不會有什麼大作為。”對於嶽飛，宋高宗的認識應該更為清醒。如此人心盡收的嶽飛實在讓他坐臥不安，這樣的暴力集團不反則已，一反就會天塌地陷。
此時此地，對高宗趙構來說，選擇就會變得更加簡明：廢掉嶽飛，或者不廢嶽飛。令他不安的是，嶽飛將采取什麼策略是不可測的——“叵測”。但是曆史經驗和親身經曆告訴他，曆代武將在難以估測的選項填空中，隻要勝算較大，他們往往會選擇“反”。即使不反，也要後悔。對於嶽飛來說，可以做出的選擇也很簡單，服從或者反抗。
皇帝和宰相這時候已經達成共識：整頓出一支完全聽命於皇帝的強大中央軍，仍然是目前最急需完成的政治作業。有鑒於直接摘掉家軍領袖的教訓，趙鼎采取了更為隱蔽的手段：獎掖家軍當中的偏將們，以方便他們從家軍中獨立出來，進而使整個家軍解體。這有點兒類似於漢武帝當年所推行的“推恩令”：讓每個大諸侯國裏產生無數個小諸侯國，從而瓦解掉大諸侯國。
大將們中間，老練的張俊早就已經看透了高宗的心思。但是一門心思擴軍拓疆的嶽飛沒能看清局勢，也從來不去揣摩帝國高層的意圖。就在紹興八年，他還在向高宗請求增兵。結果自然是被拒絕。高宗的意思是，現有的部隊，已經到了尾大不掉的程度，自己整合不了他們，也拆分不了他們。所以，與其讓各路家軍繼續增加兵力，還不如另外建立新部隊。而這些新部隊，自然都要直接服從朝廷的指揮。
高宗的目標很明確，一定要建立一支完全聽命於自己的中央軍，來取代這些家軍。與整頓家軍的工作同時向前推進的，是南宋高層這時候突然加快了與金人的和談步伐。
紹興八年（1138年），具體負責整頓家軍的樞密副使王庶，已經把這個問題說得再明白不過了：“敵之強弱，吾無與也，顧在我者何如耳。”也就是說，和談不是整頓軍隊的目的，相反，整頓軍隊，才是和談的目的。高宗也說過，他對家軍諸將早已完全喪失了信心，若要恢複疆宇，“他日須朕親往”。也就是說，收兵權是目的，和議隻是手段。
或許是擔心家軍將領們接受不了這一現實，高宗和他的最高決策核心層並沒有將這一真實意圖對外宣布。如果和談成為現實，來自金國的軍事壓力就會大大減小，兩國戰爭也有可能會就此平息，那麼家軍也就沒有擴軍和存在的必要。
紹興八年和紹興十一年的兩次和議，高宗始終都在打感情牌，他不斷強調自己是一個守“孝道”的君主。他甚至痛哭流涕，希望自己的臣民能夠理解他的良苦用心。他需要和議，需要從冰天雪地的五國城將自己的生母和其他皇室迎回來。
從紹興八年到紹興十一年，南宋的中央決策層發生了許多人事變動，宰相趙鼎也被秦檜所取代。盡管如此，通過與金國和議來實現整頓家軍的目的，卻始終沒有動搖過。宋高宗趙構這時候已經下定了決定，一定要徹底解散家軍，一定要建立起一支完全由自己掌控的龐大中央軍。而這一點，也是趙構和他的南宋政權不斷邁向成熟最為重要的一步。
所以，在此期間，嶽飛在軍事上所取得的一切勝利，其實都是在給自己挖坑。對金人造成的軍事壓力越大，金人就越容易同意和議。和議的到來，也預示著他們最終命運的到來。明顯的跡象，可以從兩次和議的對比中看到。紹興八年的和議，朝廷中的士大夫們分裂為讚同和反對兩大派，彼此對抗；而到了紹興十一年，卻幾乎沒有士大夫出來反對和議。
3.刻在墓碑上的罪與罰
曆史不應該過分強調個人的作用，無論是英雄，還是狗熊，都不應該將其從人群中抽離出來。如果我們把某個曆史事件視為一場遊戲，那麼來自人群的遊戲者就不應該是孤立的。既然他來自人群，身上就會背負著錯綜複雜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嶽飛作為當時政治環境中的一員，處於錯綜複雜的政治關係中，不僅不能把他同他的部將和幕僚分開，也同樣不能把他同身邊的形形色色的權臣、落井下石的小人分開。尤其身處於官僚體係，如果一個人不懂得用虛偽掩飾的手段去應對複雜局麵，就難以取得成功。
嶽飛與高宗的關係
“漁陽鼙鼓動地來”，驚醒了趙家王朝歌舞升平的春夢。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十四日，作為康王的趙構和少宰張邦昌前往金國大營充當人質。兩國交戰，充當人質是凶多吉少的差事。事前，宋欽宗趙桓召見皇弟們討論人選時，趙構“越次而今，請行”。他在三十二個兄弟中排名老九，本來輪不到他，可他自告奮勇要求前往。
在金營的二十五天當中，十九歲的趙構經曆了怎樣的心路曆程，在他後來的執政生涯中會一一顯露。遊牧民族那種血腥而野性的征服力震懾了他，在他的心裏留下了金人不可戰勝的陰影。他失去了一個親王本應有的自信與曠達，挺直的脊梁也由此而坍塌。
對於這場南宋與金的戰爭，宋高宗憂心忡忡。形勢危急之時，他擔心會重蹈敗而亡國的覆轍；等到嶽家軍長驅直入，他又擔心嶽飛和各路家軍將領功高蓋主，迎回徽、欽二帝，將自己這個皇帝取而代之。經曆了金營中的二十五天後，趙構已經把手足之情看淡。在皇權的巨大誘惑麵前，他對“迎回二聖”一直是喊在嘴上，做做樣子而已。
這種患得患失的心理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戰局，他的想法始終難以擺脫曾經的亡國之痛給自己造成的傷害和陰影。建炎年間，他初登帝位，被金人追得滿世界亂跑，恨不得自己的手下將領個個天下無敵。到了紹興年間，南宋與金國的戰事進入拉鋸階段。拉鋸也隻是在江淮之間，從來過不了江的。趙構能在臨安安頓下來。雖說是臨安，卻也是固若金湯的。到了這個時候，他打量武將的目光便有些複雜了，特別是在金鑾殿裏看那些滾燙熱烈的捷報時，高興之餘，內心也有著隱隱不安。
打了敗仗，他不安；打了勝仗，他也會不安。這樣沒完沒了地打下去，也沒辦法直搗黃龍把金國給滅了，卻讓那些武將的勢力不斷坐大。紹興元年以來宋軍的多次勝利，無法驅散宋高宗內心的憂患。以嶽飛為首的各路家軍節節推進，身為君王的趙構卻在深宮坐臥不寧。他在手詔中不斷使用“全軍為上”“占穩自固”“必保萬全”等詞，就是在警告嶽飛，不要與兀朮（完顏宗弼）大軍決戰，不過高宗的憂慮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身為偏安一隅的君王，他在心理上自然會有危機。外患不說，內憂更是讓他脆弱的內心有了難以承受之重。那些擁兵自重的武將讓他憂心不已，他感覺自己的皇位始終處於一種搖晃的狀態。南宋之初，擁兵武將大都“平時飛揚跋扈，不循朝廷法度，所至驅虜，甚於外患”。一些將領擁兵自重，尾大不掉，為了保存實力而拒絕對金作戰。在這方麵，張俊、劉光世是典型。
建炎四年金兵圍攻楚州，高宗下令張俊率兵解圍。張俊認為金兵的力量過於強大，拒不出戰。高宗隻得改派劉光世出兵，但連下五次手令，劉光世也同樣是按兵不動，結果坐視楚州失陷。後來，高宗命劉光世移屯揚州，劉光世不願離開家小到前線去，仍然拒不奉詔。
南宋初到紹興和議短短十四年時間，各地零星不斷的小規模兵變不說，大規模兵變就發生了三次：苗劉之變、杜充投敵、淮西兵變，這使得趙構對那些領兵的將領心生疑懼。
紹興元年，高宗擢升嶽飛為神武副軍都統製；紹興三年秋，高宗手書“精忠嶽飛”字，製旗以賜之；紹興四年八月，又擢升嶽飛為清遠軍節度使，後又升為兩鎮節度使；紹興七年，高宗又密令嶽飛“中興之事，朕一以委卿，除張俊、韓世忠不受節製外，其餘並受卿節製”。
宋高宗趙構完全是按照自己的用人標準，將戰功顯赫的嶽飛調整到重要的軍事崗位上。可以說，這一時期是君臣關係最為密切的一個階段。平心而論，趙構對嶽飛曾經是相當器重的。每次嶽飛入朝覲見，趙構都要單獨召見，有時甚至在“寢閣”引對，以示親密。引對時，除軍國大事多有倚重，還問嶽飛有沒有好馬，勸他少喝酒，以免誤事。
紹興七年（1137年）發生的事宣告了君臣之間關係的破裂：紹興七年二月，宋高宗移駕建康府。韓世忠此時正率自己的貼身親兵在建康護駕，但高宗撇開他，在自己的臥室秘密召見了嶽飛，而且是單獨召見。在這次臥室交心談話中，高宗給了嶽飛一個天大的許諾：“中興之事，朕一以委卿，除張俊、韓世忠不受節製外，其餘並受卿節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