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在這裏向嶽飛鄭重許諾，要重新整合帝國的軍事力量，甚至打算將全國大部分軍隊的統帥權授予嶽飛，把劉光世的5萬多部隊，川陝的6萬多吳家軍，以及其他一些小軍團，總計約達17萬之多的軍隊，一並交給嶽飛指揮。再加上10多萬嶽家軍，歸入嶽飛指揮的部隊，總計達到了近30萬。而不受嶽飛指揮的韓家軍和張家軍加起來，也不過10萬左右。
對於君王的恩寵，嶽飛是心懷感激的。這是他能夠在戰場上浴血奮戰的精神動力，也是他恃權傲人的資本。高宗居然想要將全國四分之三的軍隊交給嶽飛一個人指揮，有宋數百年，還從來沒有過這樣的先例。嶽飛顯然被這巨大的幸福感重重地擊中，暢想著嶽家軍跨過黃河直搗黃龍的盛景。他回去整理了一下思路，兩天之後就給宋高宗拿出了一套完整的北伐計劃。
如果高宗的承諾能夠兌現，他幾乎把所謂中興之事全部押寶在嶽飛的身上。一直以來，在高宗內心深處對所謂的中興事業其實是沒有多少底氣的。雖然戰爭的形勢越來越利好於南宋，但是有著亡國和逃亡經曆的趙構，仍然沒有走出心理陰影，他不敢，也不願放開手腳與金人作最後的生死博弈。
就在嶽飛準備大幹一場的時候，高宗、秦檜、張浚等帝國高層基於對武將的防範心理，很快出爾反爾，收回成命，並派張浚前來軍中征求人選意見。滿腹怨氣的嶽飛與有著高深背景的張浚發生了激烈的衝突，嶽飛接連推翻了張浚提出的人選，認為這些人都難以勝任。雖然嶽飛所表現出的激憤事出有因，但仍使張浚大為惱怒。他悻悻然說道：“浚固知非太尉不可也”。
緊接著嶽飛做出了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舉動，他上奏朝廷要求解除自己的軍職，並在不打招呼的情況下，擅自離開軍隊前往廬山為母親守墓。皇帝最看重的是軍事將領的忠誠度，而最忌憚的則是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自由度。這一震驚朝野的舉動，再次反映了嶽飛剛烈外露的個性，也為他四年以後的命運種下了禍患。
事發後，張浚連接上奏高宗，指責嶽飛“專在並兵，奏疏求去，意在要君”。高宗不能容忍自己一向賞識寵信並視為倚柱的臣子用這種方式要挾自己，對嶽飛開始有了成見，並暗暗警告他說：“卿前日奏陳輕率，朕實不怒卿；若怒卿，則必有行遣。太祖所謂‘犯吾法者，唯有劍耳’。”盡管事情起因是由於高宗的出爾反爾，但身處體製之內的嶽飛不識政治忌諱，行事過於輕率，導致二人關係出現裂縫。
同年九月，嶽飛接到密報，獲悉金人欲廢劉豫，另立欽宗之子為宋朝皇帝，企圖分裂南宋政權。嶽飛對此憂心如焚。這一年秋天，嶽飛去建康當麵向高宗行朝奏事。這次他上了一道奏章，建議立建國公趙瑗，也是皇帝的養子，為皇太子。高宗聽後不悅，答以“握重兵在外，此事非卿所當於也”，加以冷漠拒絕。
進言結果應在意料之中，嶽飛卻表現得倍感頹喪。不可否認，嶽飛是一位在戰場上可以力挽狂瀾、改變戰局的難得的將領，但是身處複雜嚴峻的官場，他常常僅憑意氣用事。他單純耿直，不諳於世故而處處冒險。這種性格無形中使他處於極度被動的狀態，為世所難容，甚至招致殺身之禍。這也正是嶽飛人生悲劇的一個潛在因素。
從經濟學理論來看，高宗趙構和嶽飛之間是純粹的雇主與雇員關係，他們可以為了共同的利益，相互扶持走過最為艱難的那一個時期。但是隻要迎來柳暗花明，那種由利益聯結的關係鏈就會有繃斷的危險。兩人的出發點本就不一致，短暫的妥協不代表永久的和諧，君臣關係始終處於一種博弈狀態。嶽飛悲劇的終極原因：不知道雇主對雇員的信任永遠是有限的，雇員的實力越強大，越不能跟雇主擰脾氣；不知道心與心之間至少應該有一米的間隔，即使知心話也不能隨便說的。
高宗趙構非常清楚一個道理：“兵家之事，勢合則雄。”或許正因為如此，高宗趙構曾經允諾將帝國四分之三的兵力撥給嶽飛。就在他要履行承諾時，忽然想起壓製武人的祖宗家法。思慮再三，宋高宗打起了退堂鼓，想要收回成命。
可是對於嶽飛來說，他要實現“盡複失地”“迎二聖還朝”的人生抱負，最大的阻礙就是兵力不足。能不能接手帝國的軍權，關係到自己的政治理想是否能夠實現。高宗的出爾反爾，讓嶽飛的心情從山頂直接跌入穀底。
從紹興七年（1137年）年底一直到嶽飛淪為階下囚，高宗和嶽飛在對待金國問題上始終難以達成統一，在戰與和的問題上因政見不同而矛盾日深。嶽飛在與高宗的相處過程中，根本無意揣摩君王意圖，很多時候他連最起碼的顏麵都不給對方保留。嶽飛念念不忘地要求增兵和舉兵北伐，都是高宗趙構從心底裏所排斥的。
嶽飛的毫不讓步和高宗的一心求和，使他們之間的關係急劇惡化。紹興八年（1138年）二月，嶽飛又一次向朝廷要求增兵，而高宗給出的回答是：“上流地分誠闊遠，寧與減地分，不可添兵。”
紹興九年（1139年），和議成，高宗及滿朝文武大臣都沉浸於一片祥和喜悅的氣氛中。雖然損失了一點兒銀子和麵子，卻買來一個太平。這時候，高宗並沒忘記對嶽飛進行犒賞，並稱和議的簽訂與嶽飛立下的赫赫戰功密不可分。盡管高宗如此表態，嶽飛也毫不領情。在嶽飛看來，宋金和議是對自己鐵血生涯的侮辱。
嶽飛向高宗發出警示：“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以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行賞論功，取笑夷狄。”既然自己的主戰要求得不到高宗的呼應與支持，他隻有以辭去兵權表明自己的態度。基於現實的考量，高宗沒有批準嶽飛的請辭兵權。因為他不能保證金人會遵守和談條約。為了給自己留條後路，還是要保留嶽飛作為保護自己的一張牌，同時他又下令不允許嶽飛輕舉妄動，以免破壞和議的大好局麵。
紹興十年（1140年），金軍毀盟南下，嶽飛立即揮師疆場。嶽飛不顧高宗皇帝的阻撓進行北伐，一路勢如破竹。就在嶽家軍的前鋒部隊抵達距開封不到四十裏的朱仙鎮時，嶽飛在一天之內連續收到高宗發來的十二道金牌，要求大軍立即班師回朝。這突如其來的一幕，完全打亂了嶽飛的計劃。眼看就要收複東京，高宗卻在這時候掉鏈子。
嶽飛此時才算真正看透高宗對金的政治底牌和對他的疑懼之心。在十二道金牌的催促之下，嶽飛不得不撤兵，放棄已收複的失地。紹興十一年正月，兀朮重兵侵犯淮西，高宗再次命令嶽飛支援。淮西之戰最終在宋軍占上風的情況下，由於張俊的貪功而失敗。
嶽飛的悲憤和壓抑由此爆發，憤怒地發出“國家了不得，官家又不修德”的怒吼，這也成為秦檜一派後來抓到的所謂嶽飛罪證的口實之一。後來的一件事逼著高宗不得不做出重新考慮。兀朮給秦檜的一封信中說：“爾朝夕以和請，而嶽飛方為河北圖，且殺吾婿，不可以不報，必殺嶽飛，而後和可成也。”兀朮提出的議和條件以及他身邊一些勢力的參與，使他又重新考慮並做出決定，這些勢力就是秦檜和張俊之流。作為南宋政府最高統治者的高宗皇帝，其權力是至高無上的，隻有他才對當朝大事有最終決定權。
帝製時代，一旦出現皇帝對臣下的猜忌，其結果要麼是魚死要麼就是網破。在鬥爭中占據主導地位的皇帝往往會占優。在這種不對稱的博弈中，“君疑臣則誅”，臣下反或者不反都不是問題。
隻要君主有了疑慮，有了誅殺大臣的願望，其餘事情都可以在此意誌指引下在合法的外衣下去完成。嶽飛是在紹興十二年（1142年）十月十三日因謀反罪入獄的，可直到臘月十八日的兩個多月時間裏，案情一直沒有多大進展，胡亂拚湊的那些謀反證據，任何人一眼就看出漏洞。負責此案的禦史中丞何鑄查出了嶽飛的冤情，秦檜對他說：“此上意也。”短短四個字就交代了事情的真相。而這種“上意”往往是隱藏很深的，當朝人不敢道明，後世人難以洞悉。我們可以斷定，其實所謂的秦檜和嶽飛勢不兩立的背後是高宗和嶽飛的勢不兩立，秦檜是基於高宗意誌走上前台出演的一個主要演員，高宗才是主導整場劇情發展的導演。
與秦檜等士大夫們的關係
紹興十二年（1142年），建國十五年的南宋王朝迎來一件大喜事。根據不久前紹興和議達成的協議，宋金兩國終於化幹戈為玉帛，金國將徽、欽二帝的棺槨歸還南宋，同時釋放宋高宗趙構的生母——韋太後。
上一年，宋金和談終於達成一致的意見：南宋向金稱臣，“世世代代，謹守臣節”；宋每年向金納貢銀、絹各二十五萬兩（匹）；兩國東以淮河中流、西以大散關為界。金國不僅擁有了黃河流域，而且向南拓展到淮河流域。南宋王朝不僅變成了屬國，而且失去了中原之後，它幾乎稱不上是地理意義上的“中國”。
宋高宗忘記了，所謂的和平協議，不過是一張廢紙。隻有擁有一支強大的常備軍，自己的和平才能得到保證。為了這份協議，宋高宗支付了高昂的成本，使宋朝永久失去了原來北宋的山西和關中的馬場，從此嶽家軍的一萬騎兵成為絕唱，這個王朝隻能靠步兵和北方遊牧民族的精騎對陣，他們的和平，從此不再設防。然而，這份屈辱的和約，卻讓宋高宗心滿意足。在他看來，所有的“曆史問題”，都得到了圓滿的解決。
曾幾何時，為抵抗金人侵略，趙構和士大夫官僚暫時放棄了對權力的壟斷，不得不依靠武人來擺脫滅亡的威脅。在對金作戰中，嶽飛等武將地位上升，改變了北宋文武的格局，也逐漸形成地方軍閥的態勢。特別讓士大夫難以容忍的是武人力量在戰爭中的崛起。
隨著南宋政局逐漸穩定，士大夫們展開了對武將的奪權鬥爭。高宗雖然不是中興之主，但是深諳權力駕馭之道，與秦檜因勢利導，利用士大夫的奪權心理，積極與金人媾和。因為“高宗之為計也，以解兵權而急於和；而檜之為計也，則以欲堅和議而必解諸將之兵；交相用而曲相成”。媾和與奪諸將兵權是相輔相成的，後者對皇權的潛在威脅要遠遠大於和議，因為這符合宋代重內輕外的政治原則。和議、解除嶽飛等諸將兵權，也就恢複了士大夫昔日的政治地位。當然並不是所有的官僚都讚成與金人媾和，但紹興八年高宗與一部分士大夫官僚共定“和議”為國是。雖然在媾和問題上士大夫們的意見並不一致，但是在解除諸將兵權上卻出奇的一致。
武將勢力的坐大是建炎、紹興年間有目共睹的事實，這與太祖以來抑製武將的祖宗家法是格格不入的。從建炎末年以來，不同派別的文臣就以祖宗家法捍衛者的身份提出形形色色削兵權的方案。
削兵權代表了士大夫的集體意識，秦檜不過是實現了他們的政治願望。由於敵視武人的傳統深入骨髓，士大夫對於武將的敵視態度並沒因國難當頭而有所減弱。還在金人南侵、南宋政權處於風雨飄搖之中時，他們就開始盤算奪回兵權了。
紹興七年（1137年）淮西兵變後，南宋官僚們更感到解除諸將兵權的迫切性。監察禦史張戒還就此專門向高宗進言“諸將權太重”，暗示分諸將之權。高宗欣然同意，並表示“一二年間事當自了”。如果沒有文臣官僚們的這種集體性的政治意識，高宗與秦檜要想很輕易地奪回諸將兵權就要困難得多。
正如王曾瑜先生所說，趙構是“不乏小聰明”的。在嶽飛之死這件事上，他的聰明之處就在於使後人認為嶽飛的冤獄是“檜主其謀，俊成其決”。當然這並不是說秦檜、張俊等人是無辜的，在嶽飛遇害這件事情上，他們是在高宗的策劃下，為了個人的名利配合高宗皇帝，親自走上前台出演了一出曆史冤劇。秦檜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權奸，不管他是從金營中逃回南宋，還是被金人故意放歸。總之，他是促成宋金和議的一大“功臣”。作為一貫支持宋高宗求和政策的主和派，他和主戰派的矛盾是尖銳的。
在政治鬥爭中，不管是哪一方占上風，對方都不會有好結果。所以秦檜對堅決抗金的嶽飛、韓世忠是敵視的，他們都是求和路上的絆腳石。秦檜在配合高宗向嶽飛下手之前，最初準備向同是抗戰派砥柱的大將韓世忠下手。嶽飛馳書通知了韓世忠，使得秦檜的詭計落空，他們恨嶽飛入骨。再加上一封所謂的兀朮遺檜書，“必殺飛，始可和”。所以秦檜等人力主誅殺嶽飛。
在嶽飛之死這一事件中，張俊是另一個和嶽飛關係密切的人。史稱張俊年輕時“好騎射，負才氣，起於諸盜”。他投奔高宗於即位之前，並多次勸進；他參與平定“苗劉之變”，是高宗信任的親信。張俊之所以被高宗和秦檜利用，主要是由於他的貪心，因為高宗和秦檜許諾事成之後讓他統帥諸軍，另一方麵是出於對嶽飛戰功和成就的妒忌。
嶽飛曾經當過張俊的部下，張俊也曾奏請提拔過嶽飛。後來嶽飛“在諸將中年最少，以列校拔起，累立顯功”時，張俊和韓世忠這些老將心裏都不能平衡。但韓世忠秉性爽朗，嶽飛平定楊麼之後，將繳獲的大樓船、兵械等全部送給他們時，韓世忠冰釋前嫌，都笑納了，而張俊反而心裏更不舒服。高宗向嶽飛承諾讓他統帥大部分軍隊時，張俊更為惱火，因為這也是他所想的。
在張俊想和嶽飛瓜分韓世忠最為精銳的背嵬軍時，嶽飛不肯，張俊非常不悅。在張俊種種爭權奪利破壞抗戰的陰謀下，嶽飛終不為屈服。張俊大為失望，並把嶽飛救助韓世忠的事情報告給秦檜，幫助秦檜鑄成冤獄。
嶽飛作為抗金諸將中的後起之秀，無論是資格還是與高宗的親密程度上，都無法和韓世忠相比。韓世忠對高宗有救駕之功，所以在秦檜和張俊的威脅下，尚能在高宗麵前自救，而嶽飛就另當別論了。
嶽飛之死對抗金戰爭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損失，究其死因則是由高宗和一切阻止抗戰之人所為。宋高宗的求和政策是嶽飛之死的根本原因。而秦檜之流隻是奉承了高宗的旨意，推波助瀾，進而充當了殺害嶽飛的劊子手。如果說高宗完全被秦檜的陰謀所蒙蔽的話，那是為高宗推脫在這一問題上的責任。所謂的嶽飛與高宗諸人的關係，毋寧說是嶽飛與宋高宗為首的官僚體係的關係為確。
對皇帝來說，究竟是把自己和帝國的命運寄托在無法預知的將來，還是讓秦檜出麵幹一次髒活？在皇帝眼中，讓一個好人背負“莫須有”的冤屈，與趙家江山的安全穩定相比，顯然是後者更為重要。嶽飛之死，是嶽飛不能容於當時以賣國求和為主流的官僚體係、不願向那種體係妥協的必然結果。
哪種老虎最安全？死老虎最安全。在這個意義上，嶽飛得到的“莫須有”罪名是一個非常貼切的罪名。宋太祖說，臥榻之畔，豈容他人酣睡，更何況酣睡的是一隻猛虎。至於具體手段，究竟是“杯酒釋兵權”好，還是流血殺人好，也不是可以自由選擇的。麵對弱者，不妨大度一些，贏得仁慈之名。麵對嶽飛這種級別的強者，高宗趙構缺乏表現大度的實力和自信。他們不敢給對方留下還手反擊的機會，不得不采用讓皇帝聲譽蒙羞的手段。當然，高宗趙構還是為自己扯了兩塊遮羞布。第一塊是混淆天下視聽，將嶽飛推向造反者的行列；第二是讓秦檜替他背黑鍋，成就千古第一奸臣惡名。隨著時間流逝，顯然第二塊遮羞布也就真的成了大多數人信以為真的事實。
趙構對嶽家軍的畏懼非同一般。他必須把不仁不義置於嶽飛之子嶽雲和親信將領張憲身上。紹興十一年（1141年）將是南宋史上具有裏程碑意義的一年，大事多，喜事多，敏感事也多，最後以殺人事件結束一個時代。臘月二十九，宋高宗趙構提筆下旨：嶽飛特賜死，張憲、嶽雲並依軍法施行。
趙構以前曾告誡嶽飛要少喝酒，以免誤事；而這次他非常慷慨地賞賜了一壺禦酒，不過是摻了毒藥的。有人說，這是趙家天子對猜忌對象的慣用手段，當年他們的先人就是用這一招處置了歸降的西蜀孟昶和南唐李煜。而所謂的風波亭不過是小說家言，生於一個四處風波的時代，又何須一座四麵漏風的風波亭應景？
趙構的選擇對不對？至少他本人認為是無比正確的，並且事後也毫無悔改之意。嶽飛死後，趙構又在皇位上坐了將近二十一年。在這期間，南宋政壇經曆了很多大事件，為惡者被誅殺，受迫害者平反昭雪，可南宋王朝的官民始終沒有等來嶽飛平反的消息。宋高宗用這種強硬的姿態向曆史宣告，誅殺嶽飛完全出自他的手筆，所謂“秦檜矯旨”的說法不過是世人一廂情願的臆斷。
嶽飛死後，南宋又存在了138年，比金國的壽命還要長，最後在席卷歐亞大陸的蒙古鐵騎之下垮台，也不算太丟人。而且從年頭來看，南宋比滅掉自己的元朝的壽命更長。趙構建立了一個比金國和元朝更長壽的體製，而這個體製的存在與穩定又建立在暴力均衡的基礎之上。無論暴力均衡的邏輯是否殘忍，趙構不過是按理出牌罷了。嶽飛死於南宋媾和的開始。士大夫們雖然取得了對政權的全麵控製，卻再一次重複自己的惡性循環。以文馭武所導致的國弱。堅守以歲幣謀求生存之道，使得帝國政治又一次封閉於曆史的困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