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士大夫，問錢穀不知，問甲兵不知。”這些文官們一生所經營的是程朱理學，是苦苦修煉的八股文章。而帝國晚期任用官員的傳統，要職非進士出身者不用，內閣非翰林進身者不用。這些進士翰林們雖然享有帝國官場特權，但是在非常時期並沒有起到與君分憂、與國分憂的作用。崇禎皇帝在位期間，朝中閣臣、尚書要員走馬燈似的來了又去。直到他魂飛煤山前一刻，他還是固執地認為自己絕對不是傳說中的亡國之君，而那些在紛亂時局中和稀泥的官員個個是誤國之臣、亡國之臣。
這種糾結得近乎變態的心理魔障無時無刻不在提醒著他：不是自己太無能，而是官員太狡猾。這種懷疑精神在他與官員之間築起了一道無法逾越的鴻溝，將整個帝國一步步逼向絕境，而每一步都是他登上煤山的台階，直接通向死亡殿堂。如果說煤山歪脖子樹上吊死崇禎帝的地方有一個打不開的死結，那麼在他本人看來，那個死結就是帝國文官們留給他這個皇帝的奪命結。
1.崇禎年的“蝴蝶效應”
崇禎元年（1628年）新年伊始，這是一個龍年的開啟，是崇禎即位後的第一個新年。
在崇禎初年出版的一部著作中有這樣一段文字：“當今皇帝登基，立即就削除了邪惡勢力，正人君子得以複興，乾坤宇宙為之一清，日月星辰為之重朗。否極泰來，萬象更新。每一道聖旨下發，人人都在額手稱慶；每一道上諭頒行，處處都在謳歌頌揚。”在這種氣氛中，朱由檢感到從未有過的舒暢，從未有過的信心百倍。或許在某一個清晨醒來，他端詳著鏡子裏的自己，甚至心生崇拜之意。這是十七年帝王生涯中最讓他身心愉悅的一段時光，他甚至相信，靠著自己的英明果決，他會將大明帶向又一個巔峰。
半夜子時，新舊年相交的時候，崇禎在皇極殿接受了朝臣們的隆重朝拜。透過古樸的禮樂聲和朝臣們的致賀聲，他甚至能聽到遠遠的宮牆外麵傳來的鞭炮聲，百姓人家正用自己的喜樂方式迎接新年的到來。
崇禎的新政是從調整內閣班子開始的。
明代內閣由內閣大學士數人組成，設立於永樂年間，最初隻是皇帝個人的秘書班子，職位並不高，隻有五品，與翰林院學士的品級相同。但自宣德時期起，情況發生了變化。內閣不再是皇帝的私人秘書，而成為國家的一個特殊官僚機構。內閣在同皇帝分離的過程中帶走了一部分原先屬於皇帝的職能，主要體現在票擬聖旨這個方麵。這幫人雖無宰相之名，卻有宰相之實。在一個文官官僚的政治生涯中，如果他能夠充任輔臣，那麼也就實現了自己的最高人生理想。
為了避免走哥哥朱由校的老路，他不願意按照老一套的程序陷入朝臣們設定的圈套。他既沒有能力一眼就相中賢明之臣，又不願讓朝臣們代為選擇。他居然想出了一個聽天由命的辦法，舉行一場“枚卜”大典，就是通過抽簽的方式來確定自己所需要的那個人才。
後來的事實證明，崇禎用了一套不靠譜的辦法，選擇了一幫不靠譜的人。在抽簽的過程中還發生了一個小小的事故，有一個紙簽已經被崇禎從瓶子裏夾出來了，結果來了一陣風，把那個紙簽吹到了不知什麼地方。宮中的侍從太監們忙活半天也沒有找到。直到大典結束，那紙簽才從大學士施鳳來背後的衣褶中翻出來。打開一看，上麵寫著“王祚遠”三個字。這位王祚遠好端端一個輔臣的命運，就這樣被一陣風給吹得無影無蹤。
在崇禎組建的新一屆內閣中，大多是些庸碌之才。雖然有個別比較好的，也因為性格氣質的原因很難融入新內閣，很快就被皇帝趕走了，也由此形成了內閣成員走馬燈似的換來換去的不穩定格局。
在剛剛登基的那些時日裏，崇禎也確實擺出了一副策禦天下的明君姿態。他年輕氣盛、剛毅果決，在調換朝臣、限製宦官等幾項大政方麵，都表現得果斷、利落，絲毫沒有拖泥帶水的跡象。他在位十七年，循規蹈矩地參加了17年的日講，寒暑不輟。日講之外還有春、秋兩季每月三次的“經筵”，那是儀式性更強、規模更大的理論學習活動。他要通過這些常年的學習，增進自己的修養，砥礪自己的情操。他有著足夠強烈的進取意識。
崇禎很快就發現，自己就像是一個有心無力的拳師，雖然揮出的每一拳都實實在在，但都像是打在一堆棉花上，瞬間就被卸去了力道。不論是靠天命選出來的新內閣班子，還是按資曆德才循例提拔上來的部院大臣，都像是患了懶散症的病人。或許是長期的政治混亂早已動搖了官員的政治信仰，一個個活得醉生夢死，能撈則撈，貪腐之風更是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崇禎滿懷愁怨地埋首於枯燥繁複的政務，他將自己的全副身心都用在閱讀和批改各類公文上。或許是責任心使然，他發現自己對於調查處理那些頭緒不清、疑點較多的案件有一種特殊的愛好。皇帝事必躬親，自然會壓縮官員的生存空間，這讓他們產生了極大的反抗情緒。崇禎是一個事業狂人，又加上自負、多疑等其他一些性格特點，使得他成為自洪武、永樂以來對政務操勞最多、關心最切，也是讓朝臣們受不了的一位皇帝。
為了層層傳導壓力，崇禎向內閣等部門發布了一道上諭，其中講述了自己登基以來夙夜焦勞、為國家民眾嘔心瀝血的情狀，進而責備朝臣“政事奉行不實，徒誇紙上虛言”。他希望能夠喚醒那些已經睡著，或還在裝睡的官員們，希望他們能夠振作起來，共同創造一個嶄新的未來。但每次平台召對，因為時間短促而不能把問題討論清楚。所以他決定：今後除酷暑嚴寒之外，朕將每日禦於文華殿中，所有奏章均同各位輔臣麵商定議，務求處理精當。他要求群臣“一洗欺玩頹靡之習，共收奮庸熙績之功”。
每天都同皇帝接觸，實際上對閣臣本身也是一個極大的考驗。有人說崇禎皇帝天生就是文官的克星，其實這是毫無道理可言的。因為這個世上從來就沒有無緣無故的愛恨，所有的愛恨皆有果有因。
年輕的皇帝對待文官，就像是在翻版有情男女的交往史。雙方在剛交往的時候，對未知的生活都抱有美好的幻想。可是等到庸常的日子消磨了激情，湧動的暗流就會浮出水麵。魏忠賢倒台後，崇禎皇帝所麵臨的第一項工作就是撥亂反正，推行新政。在人事上要做重大的變革，抑製魏忠賢的黨羽，重新起用清流，這是穩定全國、平複人心最重要的一項舉措。
崇禎皇帝的起點其實並不低，也做得有板有眼，定閹黨的“逆案”確實懲治了很多魏閹遺黨。可是這種雷厲風行、有板有眼的治國狀態並沒有維持太長時間，崇禎很快就發現帝國文官是最不容易搞定的一群人。他從最初的雄心萬丈到後來的焦頭爛額隻用了不到三年的時間，而最直接的原因就在於他在用人製度上自亂陣腳。
崇禎皇帝和他的那些前任執政者們並無本質性的區別，尤其是在和那些文官打交道的過程中，這種既倚仗又厭惡的情緒始終困擾著他。剛接手政權的他在很多方麵急於求成，對有才能的人也願意委以重任。可是還沒等到屁股下麵的皇位捂熱，他又唯恐官員們抱團結黨，反過來分肥自己的皇權。尤其是對那些和自己意見相左或比自己更高明的人，心存褊狹之念與防備之心。這種矛盾的情緒貫穿了他的整個執政時期。
對於一個和時間賽跑的帝王來說，朱由檢需要做的就是在最短的時間裏將朝中大權牢牢地掌控在手中，成為名副其實的帝國一把手。為了盡快緩解日趨緊張的社會矛盾，崇禎從前朝帝王那裏活學活用“休養生息，發展社會經濟”這一套政治流程。此一時彼一時，巨額的戰爭費用和臃腫的官僚體製所造成的耗費無度，使得任何具有“慈悲情懷”的政策在轉眼之間就被具體執行者轉化為帝國的“苛政”。本來所有的治國方略都是用來滅火的，結果卻引得火上澆油。
崇禎二年（1629年），開源節流的大明王朝開始裁減驛站經費，並由此引發了一場來勢洶洶的“蝴蝶效應”，起因源於一個叫毛羽健的禦史。此人向崇禎上書說“驛遞一事，最為民害”，由此得出結論，驛遞製度已經沒有存在的必要。
接著，一個叫劉懋的給事中也站出來給崇禎上書，建議裁撤驛站。其理由是既可以製止官員揩皇家油的腐敗問題，每年還可以為國家財政節省近百萬銀兩的開支。
在風雨飄搖之際力圖有所作為的崇禎看了這些報告後，覺得甚合朕意。於是一道聖旨從紫禁城飛出，命令在全國裁撤驛站。然而，伴隨驛站的裁撤，出乎人們意料的事情發生了。
撤銷驛站的命令改變了一個叫李自成的普通驛卒的人生道路。出身農民的李自成早年當過兵，退伍後找門路在家鄉附近的驛站謀了個當驛卒的差使。驛卒雖然地位卑微，但是有固定薪水，迎來送往還有些小油水可撈，因此，李自成這樣的貧苦農民要謀到當驛卒的飯碗，肯定不是易事。但是，崇禎一道聖旨便砸了李自成的飯碗，生計無著的李自成被逼走上了造反的道路。
古今中外的改革，最大的阻力莫過一個“利”字。因為改革必然要改變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形成與一部分人爭利的局麵。在社會財富總量不變的情況下，李自成們要養家糊口，官吏們要吃拿挪用，崇禎則要用這些錢來緩解財政危機。無論采取什麼樣的配套措施，每年百萬兩白銀的去向，都會在朝廷、官員與驛卒之間引發對立。有學者估算，在明朝的最後幾年，國家俸祿冊裏列出的皇親有10萬人之多，而同時期的中央官員（京官）是1.5萬人。1562年，全國各地上交國家的田賦共有400萬石，可朝廷支付各地親王及皇親的俸祿則為800萬石。用現在的話說，皇親們一年的消耗竟然等於兩年的全國農業稅。粗略估算，國家財富的30%～40%都被皇親所耗費。
財政出現困難，崇禎和他的大臣們想到的是裁員以擺脫危機，但有趣的是，裁員的對象不是消耗了國家巨大財富的皇親，而是最基層的工作人員——驛站小吏。在漢、唐之時，驛站之間的距離多為30裏。明朝裁撤之後，驛站數量減少，驛站之間的距離改為60裏。後來，驛站越撤越少，驛站之間的距離也就越來越大，有的甚至到了200裏以上。裁撤驛站確實節約了朝廷的財政開支，據測算，崇禎朝裁撤了三分之一的驛站之後，節省國庫開支10萬兩白銀。
裁撤驛站之後，驛站的服務質量嚴重縮水，很多官員也因忍受不了長距離的跋涉而放棄了必要的巡視檢查工作，導致了惰政的進一步滋長。同時，被裁員的大批驛站小吏成為失業人員，他們中的很多人成了官路上的劫匪，嚴重地危害著社會穩定。
就在崇禎不得要領地努力勵精圖治的時候，各地的農民暴動已呈星火燎原之勢。張獻忠所部縱橫於晉、陝、豫、皖、川、楚各地。八大王張獻忠的名頭已經響徹帝國上空。而李自成，更是一個纏繞於明朝君臣們心頭的噩夢。
2.“罪己詔”成了一道魔咒
崇禎八年（1635年）正月十五上元節這一天，農民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占領了鳳陽，放火燒了皇陵享殿和朱元璋出家當和尚所居的龍興寺，也把朱家祖墳掘出了一個大洞。祖墳被掘開的凶信傳到紫禁城的這一天，正是新春重開經筵的日子，一切準備都已就緒，但突然而至的噩耗打亂了原來的安排。崇禎命暫停經筵，自己換上了黑色的袍服，從乾清宮搬到偏殿，以示哀痛和對自己的懲罰。根據我們的傳統觀念，國家有大災變、大動亂，天子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
在那個時代，即使是一介草民讓人挖了祖墳，也是既壞了風水又丟盡顏麵的事情，更何況是天子。崇禎怎麼也不會想到，皇室的尊嚴會在自己手中以如此不堪的方式折斷，他陷入難以自拔的憂慮。朝臣們則認為這件事是“君受辱，臣當死”，為“古今未有之奇變”。
自從當了這個皇帝，崇禎沒有睡過幾天安穩覺。除了那些負責警衛和打更的太監，他應該是紫禁城裏睡得最晚的那個人。大部分夜晚，他會睜著眼到天明，他想看著自己的宮殿一點點從黑暗中顯現出來。
麵對帝國上下如火如荼的沸騰局麵，崇禎雖然不止一次下“罪己詔”，但是這種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理想主義道德境界對於國計民生來說是沒有任何意義的。麵對在位八年以來國事日非的形勢，崇禎一直認為是朝臣誤國造成的，而他自己則是兢兢業業、朝乾夕惕，是本朝和曆史上少有的英明之君。在他的內心深處，他從來沒有承認過自己做錯了什麼事情，從來沒有進行過自我批評。
所謂的“罪己詔”不過是一場缺乏誠意的個人秀，麵對這“古今未有之奇變”，他必須給臣民們一個交代。兩日後，崇禎皇帝身著素服親自到太廟向祖先祭告，流著眼淚向列祖列宗彙報了祖陵罹難的不幸。如此不像樣子的“罪己詔”，已經讓崇禎皇帝相當脆弱的心理失去平衡了。在天下紛紛、政局大亂，幾乎無法挽回頹局的形勢下，崇禎帝不得不下詔罪己，勉強做一番自我批評。
數年的苦心經營，竟然會換來如此不堪的局麵。崇禎感覺到，那個遲遲未行的罪己之舉還是要進行的，不然不足以挽回上天的眷顧，也不足以振作臣民的精神。崇禎八年（1635年）十月十八日，崇禎突然向兵部發出了一條上諭。從格式到內容，其實都是一份罪己詔書。讓帝國官員們疑惑不解的是，這份“罪己詔”不是以詔書的名義頒發，而是以上諭發出。
時過境遷，那些老於世故的官員才恍然醒悟，他們的皇帝將顏麵看得比自己的江山還要重要，以上諭的形式頒發一份“罪己詔”，不過是為了掩人耳目。通過邸報，這個上諭同樣能傳遍天下，又可以收到感動臣民的效果。這份特殊的上諭是由崇禎皇帝親自撰寫的，又長又空洞，其要點說：“朕自繼承大統以來，希望與天下更新，不想倚任非人，遂致內外教哄。國庫空虛而征調不已，城鄉凋殘而加派難停。及至今年正月，皇陵被難，責任實在朕躬。”
崇禎十七年（1644年）二月十三日，崇禎皇帝第四次下“罪己詔”。此時距離亡國之日隻有一個月的時間，他的“罪己詔”風格仍然未變，空話連篇，文過飾非，名曰罪己，不知罪的是誰人。其中寫道：“罪在朕躬，誰受其咎！”同時，他拐彎抹角地指責“大臣不法”“小臣不廉”“言官首鼠而議不清，武將驕懦而功不舉”。總之，一切過錯都應該歸咎於文武百官。
這樣一個又空洞又虛偽的“罪己詔”自然對於國事毫無補益。在崇禎的“罪己詔”頒發之後沒幾天，二月十六日，李自成率部從太原出發，而且在出發後也發布了一道詔書。詔書列舉了明朝種種暴政：“獄中囚犯累累，士人不思忠義報國；賦役征斂重重，百姓期盼推翻暴政。蒼天不仁，致萬民輾轉於災難。”詔書要求明朝君臣“體念天地祖宗，審地度勢”，及早投降，這樣還可以保留一個爵位封號。
一個勝利者在向一個失敗者發出最後的通牒。殘局處處需要應付，卻處處應付不過來。
朱由檢在位期間先後六次向天下臣民頒布“罪己詔”。一個皇帝頒布“罪己詔”等於是在向天下臣民做自我檢討。普通人犯錯誤都不願意低下頭做檢查，何況讓君臨天下的天子低下他那顆高傲的頭顱。這無疑是一件極其尷尬的事情，尤其是對於崇禎這樣一個剛愎自用、殫精竭慮、乾綱獨斷、勵精圖治的“中興之君”（崇禎皇帝自詡）。然而，朱由檢卻是中國曆史上頒布罪己詔最多的皇帝之一。
崇禎十年（1637年）閏四月大旱，久祈不雨。崇禎頒布“罪己詔”自曝官場腐惡內幕：“出仕專為身謀，居官有同貿易。催錢糧先比火耗，完正額又欲羨餘……又如勳戚不知厭足，縱貪橫於京畿；鄉宦滅棄防維，肆侵淩於閭裏。納無賴為爪牙，受奸民之投獻。不肖官吏，畏勢而曲承；積惡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誰能安枕！”
帝王的“罪己詔”折射著中國古代政治文化傳統的某些特點。國家危難，帝王“罪己”，借此消除民怨。“罪己詔”誠然有欺騙性的一麵，但確也包含著帝王對自身過錯的反省，其中不乏真誠的懺悔。崇禎這麼做，折射出了帝國的社會矛盾和治理危機已經走到了分崩離析的邊緣地帶，不然一國之君何至於此？
崇禎皇帝下定決心頒布“罪己詔”，以圖消弭天怒人怨，挽回世道人心，匡扶江山社稷於風雨飄搖。
當然，對於一個剛剛登上政治舞台的男主角，崇禎皇帝的表演並沒有讓他的臣民們失望，他通過一係列的雷霆手段展現了一個演技派皇帝的實力。他先是以令人欽佩的魄力，奪回了把持朝政的閹黨魏忠賢一夥竊取的權力，同時又罷免了一大批閹黨分子的官職，起用了一批官員到中央權力機構任職。
對於一個政治新人來說，這份答卷可以算是接近於完美，當然這也是崇禎皇帝在位十七年最為耀眼的時刻。事與願違，帝國的人事調整並沒有給大明王朝帶來任何複蘇的跡象。隨著時間的推移，國內基本情況不僅沒有得到好轉，相反各地平民的反抗運動反而愈演愈烈，對後金的戰爭也是節節敗退，權力集團內部的相互傾軋也沒有隨著魏忠賢集團的敗亡而煙消雲散。
這也是為什麼崇禎會在生命的最後一刻發出那句“文臣人人可殺”的惡毒詛咒。在他看來，帝國政權之所以走向窮途末路，責任不在自己這個皇帝身上，全在那些誤國誤民誤己的官員身上。當然這種認識並不是後來才有的，從崇禎皇帝接過皇權的那一刻起，他就對那些帝國軍政機構要員產生了種種疑慮。
在崇禎皇帝當國的十七年時間裏，權力集團內部黨爭始終就沒有好轉過，反而一路狂飆。尤其是到了崇禎末年，帝國權力運轉走進了一條死胡同。就連新年朝賀、祭拜祖廟這樣重要的國家典禮，官員們都敢不參加。崇禎皇帝一個人坐在偌大的宮殿之上，除了極度的憤怒，還有對眼前如火烹油的時局的無力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