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檢本來就不是一個脾氣柔和的人，可這時候他的一腔怒火除了能夠點著自己，還能點著誰呢？
崇禎十二年（1639年）三月，崇禎皇帝先後以失地之罪，一次性就斬殺了三十六名地方高級官員。在後來的日子裏，崇禎皇帝又開帝國三百年未有之先例，帶著年幼的皇子們在殿堂上親自主持審問官員，並且主持行刑。在行刑中不惜動用重刑，以夾棍夾斷朝官的雙腿，當頭棒打那些不聽話的朝臣。
朱由檢在位的十七年裏，先後誅殺兩位首輔大臣，撤換五十位內閣大學士，另外又撤換了十四名兵部尚書、十七名刑部尚書。在被撤換的十四名兵部尚書中，有九人被治了重罪，其中斬首者一人、治死者一人、自殺三人、下獄兩人、革職查辦兩人。處死或被逼自殺的督師、總督，包括袁崇煥在內達到十一人之多，其中有薊遼總督劉策，漕運總督楊一鵬，督師熊文燦，陝西三邊總督鄭崇儉，薊州總督範誌完、趙光抃等。
由於少年皇帝的喜怒無常、淫威濫施，那些閣臣、尚書的下場大多極其悲慘。這種情況不僅在明朝，就是放在中國曆代帝王中都是一件罕見的事。一個頻頻使用酷烈手段踐踏朝臣肉體與尊嚴的皇帝，不可能讓群臣死心塌地為他效勞盡忠。
崇禎皇帝在他的幼年和少年時期親曆了紅丸案和移宮案等駭人聽聞的政治陰謀，那些連環套似的政治陰謀和他長年與世隔絕而又親情寡淡的深宮生活就像是一條條噬心的蛇，撕咬著他的精神，扭曲著他的靈魂。在這種命運的無常與超乎尋常的冷漠中，朱由檢漸漸形成了分裂式的雙重性格。
一方麵，急躁而刻薄，使他對手下人薄情寡義而又自以為是；另一方麵，這種打小就形成的孤僻冷漠和難以主宰自己命運的無奈又使他生性敏感而多疑，從而因內心深處的過分軟弱和自戀造成極度的自尊，一意孤行而完全聽不進別人的任何意見和建議。
崇禎身上的性格特征，為帝國的天空塗抹上了一層怪異的色彩。在一些關鍵時刻，他往往會表現得首鼠兩端，既怨天尤人又懷疑自我，最後則是毫無主見地把一切交給完全不靠譜的命運來安排。這種糾結的性格對普通人來說都是災難性的，何況是一個帝王呢？
崇禎皇帝的軟弱很多時候看起來是無底線的，甚至連一些事關朝廷綱紀和皇帝顏麵的事，在他那裏也能夠做到船過水無痕。譬如崇禎十六年的元旦朝賀，按時到場的就隻有兩位官員；崇禎十七年的新年朝賀，更是連一個大臣都沒有出現。官員們連續兩年都放了皇帝鴿子，壞脾氣的朱由檢居然都能夠做到寬容以待，在事後沒有向任何官員舉起他的鞭子，實在讓人摸不透他心裏究竟是怎麼想的。
崇禎十六年元旦那天到場的兩位官員，一位是皇親國戚，另一位則是崇禎皇帝身邊的大紅人，鼎鼎大名的首輔大臣、內閣大學士周延儒。周延儒在這件事後，隻是婉轉地兜了幾句圓場話，就把崇禎皇帝的怒火平息下去。本來是有傷國體政體的大事件，居然就這樣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毫無半點兒原則性可言。
如果從國家治理的角度審視，崇禎皇帝是一位有著太多小聰明而缺乏全局考慮和管理的皇帝，他身上有著太多少年人的習性，在心智和行為上的表現都像是一個“問題青年”，很多時候表現得過於急功近利、情緒上容易大起大落，待人處事喜怒無常。
很多時候，他會按照自己的套路出牌。他的套路就是在很多時候，他會輕易去否定一個人或者一撥人，當然也會輕易相信一個人或者一撥人。這種做法，根本不利於他對帝國權力的掌控。
3.此消彼長的製衡遊戲
崇禎十七年（1644年）正月初一的清晨，崇禎皇帝朱由檢自寢宮向皇極殿快步行去。按照大明王朝的慣例，他將在這一天接受臣子們的新年朝賀。當朱由檢邁步走進殿門時，他才發現偌大的宮殿裏空蕩蕩的，竟然連一個前來朝賀的臣子都沒有看見。
早已過了朝賀的時間，崇禎皇帝朱由檢猶如一尊泥塑的菩薩般高高地端坐於龍椅上，耐心地等待著他的那些官員們，等待著眼前缺失的那些“國之棟梁”們來給他這個帝國的一把手做新年朝賀。
時間一分一秒地滑過，朱由檢在這一刻算是真正地體驗到了孤家寡人是一種怎樣的滋味。偌大的皇城透著荒涼，身為主人的他就像是被整個世界拋棄在這座孤島之上。
新年朝賀，滿朝文武大臣竟然沒有一個人出現，這在從前是不可想象的。不知道是大小官員們沉溺於新年的氛圍不願前來，還是全然沒把給他這個皇帝拜年當回事；又或者是人人都以為自己隻是皇帝眼裏的小角色，多一個自己或者少一個自己，沒人會注意到，尤其是在皇帝的眼裏。不管有著怎樣的原因，朝賀時一個官員都沒有到場，這實在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一件事。情勢已經危急到無以複加，而慣於無事生非的朝臣們卻還在私底下醞釀新的是非。
崇禎當政以來，先後任用了五十位首輔大臣，平均算下來一年要更換三個人，數字可謂驚人。盡管如此，在他人生的最後階段，他還是道出了那句經典的亡國言論：君非亡國之君，臣是亡國之臣。由此可見，崇禎皇帝對帝國官員的成見和敵意有多麼深刻。
意思相同的話，崇禎皇帝不止一次地在人前表露過。
第一次是在崇禎十七年（1644年）三月初四，朱由檢麵對滿朝文武勸說他“南遷”時，說了一句黯然神傷的話：“國君死社稷，朕想往哪裏去！”然後，他又恨恨地補充了一句：“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盡亡國之臣爾！”拂袖而去。
第二次是三月十七日早朝時分，崇禎皇帝看著下麵哭天抹淚的大臣，陷入無言的境地。他用手指在桌案上狠狠地寫下了“文臣個個可殺”的字句，讓身邊的司禮太監看了看，然後隨手抹去。
第三次是三月十九日淩晨，崇禎皇帝在登上煤山之前寫下的那封血書裏，再次提到“朕誤聽文官言，致失天下”。在這裏，崇禎皇帝兩次提到“文官（文臣）”，一次是在自己痛下殉國決心時對在朝諸臣憤憤而發。崇禎皇帝並沒有提到那些在外征戰、給自己帶來無數戰敗消息的督師武將們。哪怕是對左良玉、吳三桂那幾個端著架子的地方軍閥，他也沒有恨到要殺了他們的地步。到底是什麼樣的原因，讓崇禎皇帝在生命的最後時刻，還對帝國文官們恨意不絕？
崇禎帝多年來居於深宮，陰鬱的宮廷生活讓一個心智尚未完全成熟的少年人在精神上備受壓抑。對朱由檢來說，繼位是一件遙遠得近乎渺茫的事。如果他的哥哥天啟皇帝的命能夠再長一些，如果天啟皇帝膝下有子嗣，皇位怎麼也不會輪到他來坐。
如果隻是如果，並沒有成為現實的可能。當皇位猶如天上的餡兒餅落下來砸在朱由檢的頭上，他沒有任何心理準備。不要說政治上是否成熟，就連最起碼的心理調整都來不及完成。可是時間從來就不會等人，這就像是一場曠日持久的接力賽，當棒子交到手上的時候，接棒人還沒有意識到自己接的是最後一棒。朱由檢是被強行拉入賽道的，這種突然降臨的壓力可想而知。
將近三百年的漫長接力賽，從朱元璋開始，到朱由檢接棒，如果說第一棒或者前幾棒帶有統治者的個人色彩，那麼經過時間的衝刷，統治者的性格缺陷已經不是最重要的，帝國的病變已經滲進製度體係的肌理。遺憾的是，崇禎作為賽道上的最後一個接棒人，他在病變四起的製度體係下將自己的性格缺陷暴露無遺。當兩者結合，帝國的死穴因此被點中，並最終成為曆史的一道無解之題。
對於十七歲就除掉魏忠賢的崇禎來說，他在人事管理與調控上的表現卻糟糕至極。極其自負的崇禎在內心深處大概還有很大的不自信成分，對於身邊所有人都懷著一種深刻的懷疑和猜忌。與此同時，朝中的形勢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東林黨人在朝中的實力正在迅速壯大起來，他們中的不少人得到了平反，回朝上任，正好補上了被罷官落職的閹黨分子。一度蟄伏星散的東林君子們又開始把持朝政，排斥異己，儼然成了朝中的主流派。
由於缺乏對世情人情的認識，由於自身眼界的狹窄和內心的不自信，崇禎皇帝在用人上犯下了致命錯誤，那就是他用了不該用的兩個人。於是在短短的一年時間裏，本應走出困境的帝國被帶入新一輪的黨爭漩渦中。
這兩個人，是繼魏忠賢倒台後，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擔負起內閣首輔職務的溫體仁和周延儒。按照慣例，像溫體仁、周延儒這樣翰林出身的禮部高級官員是應該被推為內閣候選人的，但這兩個人都是魏忠賢統治時期做著高官平平安安過來的。盡管他們與東林黨人沒有什麼積怨，卻也讓那些曾經備受迫害才剛剛翻過身的東林黨人在感情上有一種非我同類的感覺。
在魏忠賢被清洗後，“閹黨”暫時性地受到了壓製。可是這種此消彼長的權力製衡遊戲，就像是小孩子玩的蹺蹺板；一方勢弱，另一方必然勢強，均衡也因此被反複打破。這時候東林黨人已經布列朝堂，一批東林黨的老人進入內閣掌握實權。伴隨著東林黨勢力的崛起，帝國權力集團內部的人事鬥爭也隨之風生水起。由於東林黨人進入權力核心層，非東林黨人士就麵臨著被排擠的危險。閹黨成員自不必說，一批新生代無黨派人士也同時遭到了對手的大力排擠，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溫體仁和周延儒。
非東林黨人士並不甘心落敗，他們也就此卷入了這場你死我活的權力爭鬥，就像是幾方聯手為帝國的盛大謝幕醞釀一場好戲。為了給內閣注入新鮮血液，也為了進一步尋找能臣良吏，崇禎舉行了一次會推閣臣的活動。此時不少東林黨人得到了平反，回朝上任，正好補上了被清查出來罷官落職的閹黨分子。
這次會推顯示了東林黨人在朝中的實力。在報上來的候選人名單中，錢謙益、孫慎行、曹於汴都是東林黨的骨幹分子，而其中名氣最大的是吏部侍郎錢謙益。此人是東林黨的核心人物，而且詩名卓著，是全國聞名的大才子。由於錢謙益的名望和才幹都非常突出，東林黨人對他入閣主政、擴大東林黨的勢力抱有極大的期望。
當年天啟皇帝清理東林黨時，錢謙益被罷官回鄉。等到崇禎皇帝上台，他又被重新啟用，擔任禮部侍郎。東林黨的老一輩人物已經被天啟皇帝打擊殆盡，複出後的錢謙益成為東林黨的領袖級人物。
當時很有希望入閣的溫體仁和周延儒卻沒有被列入候選人名單。周延儒是文官中的翹楚。早在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剛滿二十歲的周延儒參加京城會試、殿試，均中第一，集會元、狀元於一身。這個成績還是相當顯赫的。要知道明朝三百年連中三元者，隻有洪武年間的黃觀和正統年間的商輅二人。周延儒的仕途還是較為平坦的，崇禎初年，官居禮部右侍郎，成為部級高官，而此時的周延儒還是一名三十五歲的少壯派。
溫體仁比周延儒大二十歲，也是學而優則仕的傳統文人。雖然他的名氣比不上周延儒，但是混跡官場的時間很長。崇禎初年他任禮部尚書，是周延儒和錢謙益的頂頭上司。
朱由檢一直都想有所作為。作為非東林黨人士的溫體仁、周延儒二人就這樣成為新皇有意仰仗的勢力。如果就名望、才學、資曆而言，作為東林黨“帶頭大哥”的錢謙益進入內閣應該是沒有任何問題的。可問題是他不僅要確保自己進入名單，還要確保他的競爭者不能進入名單。也就是說他要擠掉別人，才能成全自己。
在權力場上，溫體仁的資曆比錢謙益老，職務比錢謙益高，是閣臣最有力的競爭者。
作為東林黨的領袖級人物，錢謙益的人脈資源無處不在。在其同鄉、門生和東林黨人士的運作下，錢謙益順利進入候選名單。在這份名單中，禮部有三位侍郎入選，而作為禮部尚書的溫體仁被排除在外。同樣是禮部侍郎，被皇帝眷顧的周延儒也沒有進入這份候選人名單。
東林人士大概以為，稍稍壓抑一下在魏忠賢體製下得誌的人是合情合理的，也是很公平的，因此在會推中排擠掉溫體仁和周延儒後根本就沒有想到會遭遇抵抗。這種做法不僅引起了溫體仁和周延儒的強烈不滿，更為關鍵的是也引起了崇禎皇帝對官員結黨的懷疑。在這次會推中，崇禎心目中要入選內閣的就是周延儒。可是會推結果出來，沒有周延儒的名字。一向多疑的崇禎皇帝懷疑有人在搗鬼。
結黨，在任何一個朝代裏，都是皇帝最為痛恨和恐懼的字眼。溫體仁和周延儒當然不願意就這樣在現實麵前低頭，在共同的利益麵前，兩人決定聯手。他們抓住崇禎皇帝疑心重的性格軟肋，向錢謙益及其同黨展開瘋狂反撲。
周延儒到處散布流言蜚語，指責錢謙益及其同黨在這次會推中暗箱操作。溫體仁還專門呈上一本《直發蓋世神奸疏》，直接攻擊錢謙益在天啟元年以翰林院編修之職主試浙江時，接受考生錢千秋賄賂。為朝廷選拔人才都敢徇私舞弊，這樣的人根本就沒有資格當閣臣。
這場會推之戰，最終以錢謙益被革職聽勘，錢千秋被重新提審而畫上一個牽強的句點。事後，錢謙益及其同黨分別受到處分。在此戰中，溫體仁、周延儒雖然取得勝利，但他們從此與東林黨人結下了梁子。崇禎皇帝對於“黨爭”一向是持否定甚至深惡痛絕的態度，而溫體仁和周延儒等非東林黨人士以“不組黨羽”“憂國思民”的姿態出現，因此占得先機。
不久，東林黨官員卷土重來，向溫體仁和周延儒展開攻擊。東林黨的攻擊波也是一浪高過一浪，他們甚至將溫、周二人直接定性為“閹黨”分子。可是在痛恨結黨的崇禎皇帝看來，這時候彈劾溫體仁和周延儒的人越多，就越說明二人沒有結黨營私，否則他們不會陷入孤立無援的狀態。受到的攻擊越猛烈，崇禎皇帝對他們的信任度就越高。
不過溫、周二人比那些所謂的“黨人”更加可怕。東林黨人失勢後，先前結盟的二人挑起了新一輪的“溫周”黨爭。周延儒與溫體仁組成內閣後，各自組黨。溫體仁與東林黨人本來就沒有交情，又加上先前與錢謙益交惡，於是開始有意將東林黨敵對的閹黨殘餘勢力轉變為自己的政治勢力，以對抗東林黨人。
在對待東林黨和閹黨殘餘勢力的態度上，周延儒與溫體仁之間產生了重大的分歧。周延儒深知東林黨人在帝國權力集團中的影響力，整走了錢謙益，已報了自己的一箭之仇。如果從長遠角度考慮，得罪東林黨人不是明智之舉，隻有拉攏東林黨人，為自己培植更多的政治支持者才真正可靠。而溫體仁的想法卻是團結權力集團中的其他黨派，繼續打壓東林黨。
溫體仁幾次起用閹黨官員，周延儒都投了反對票。當然，周延儒這麼做的真正想法也是怕溫體仁結黨後勢力太大，不好挾製。這時候，兩人的關係已經呈現出微妙的狀態，表麵上還是合作關係，但內裏關係已經勢同水火。
溫體仁整倒周延儒的手段算不上多麼高明，無非是利用宦官，大打“遼東牌”。這也為崇禎一朝重蹈前朝覆轍開了個頭。在他剛剛即位時，因為不信任武將，也是為了遵循帝國文官帶兵的舊製，盡撤鎮守中官。他就像是一個春播秋收的農夫，將那些文官像豆子一樣撒在遼東這塊肥沃且危險的黑土地上。這時候遼東戰事屢遭失敗，糧餉無著，而廷臣根本沒有能力解決。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崇禎皇帝還能不管不顧地做他的甩手掌櫃，派遣內廷的太監監察各鎮。結果可想而知，不但沒有起到任何作用，反而使太監專權的風氣重新形成。
溫體仁看到了這個問題背後暗藏的殺機，他私下重金賄賂太監，以“遼東視察不力”為題，將周延儒一腳踢出內閣。太監之禍本來就是帝國的第一禍端，而遼東戰事更是帝國的一個死穴。如果誰能夠將兩者結合起來做一篇文章，那無疑是一把插進帝國心髒的利器。
溫體仁接任周延儒成為內閣首輔，“同官非病免物故，即以他事去”。這種不按規則出牌的做法，無異於在千瘡百孔的帝國軀體上又捅了刀子。
溫體仁與周延儒之間的鬥爭完全是出於個人權力私欲的爭奪，對於帝國人事製度的破壞性極大。之後，權力集團內部的黨爭進入不可控製的階段。
崇禎皇帝不是聾子和啞巴，更不是一個傻子，他對官員弄權之事也有耳聞。崇禎深知黨爭之害，也備受宦官弄權之苦，所以他從接手政權的那一刻起，這根弦就一直緊緊地繃著。他不是一個彈琴高手，卻一直要繃著這根弦，他始終沒有找到更合理或是更鐵腕的方法解決這個問題。當問題得不到解決的時候，他隻有被問題牽著鼻子走，被那些忙著瓜分權力的人牽著鼻子走。
周延儒失勢後，視溫體仁為自己的頭號死敵。正因為如此，他才會想到聯合東林黨人。三方勢力鬥法，很難做到強者恒強，弱者恒弱。當一方勢力過大，其他兩方必然會聯手以抗。周延儒並不甘心就此退出權力角逐，雖然久居鄉裏，但是一顆心從沒離開過他眷戀的朝堂。
他動員各方麵的力量，策劃重新起用之事，同時還暗中指使人上奏指出溫體仁的十二大罪，湊集了六萬兩黃金打點那些宮廷朝貴，終於成功地收買了司禮太監曹化淳。由曹化淳出麵告密，指稱溫體仁自有黨羽。對溫體仁專權已有警惕之心的崇禎皇帝如夢方醒，革去了溫體仁的閣輔之職。周延儒靠東林黨人扶持，再次成為繼任首輔。
這場溫周黨爭之亂，至此持續了整整十年之久。對於一個江河日下的帝國而言，這可以說是最為要命的十年。
溫體仁出任內閣大學士之後，攻擊他的事件發生過幾十次，攻擊他的人上自大臣，下至庶民，攻擊的內容也是五花八門。溫體仁一直被東林人視為仇敵，但他不斷受到惡毒攻擊甚至在朝野間遭到普遍惡評，卻與他受到崇禎帝的寵眷有關。
在崇禎十七年的統治中，沒有一個內閣福臣能像溫體仁那樣任職長久。在其他四十九位閣臣中，除周延儒先後兩次入閣總共五年多時間，其他人多則兩三年，少則幾個月，很少能多年安居於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