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延儒重新上台後，他的用人政策其實並沒有什麼新意。可以說，與溫體仁相比，他隻能算是一個政治上的老油條，絕對不是治世能臣。崇禎年間，後金勢力越來越大，遼東敗績連連，可是周延儒在這時候關起門來玩黨爭。內廷（權力集團內部）黨爭不斷，遼東戰事吃緊，大明王朝這座大廈搖搖欲墜。
對首輔之臣的表現，崇禎皇帝也漸漸失去了耐心。在這個關頭上，周延儒犯了一個不該犯的錯誤：他自恃已經取得皇帝的信任和各派政治勢力的支持，於是奏請削弱廠衛緝事之權。廠衛是明朝特殊的特務組織，與內閣不同，廠衛直接聽命於皇帝，所以削弱廠衛，無疑是太歲頭上動土。
於是，與廠衛關係惡化後，錦衣衛和東廠太監“盡發所刺軍中事”，開始暗中監視周延儒，並將他巡視遼東時稽延不戰和謊報戰功的實情報告皇帝。此時周延儒毫無察覺，反而又樹強敵。這個敵人是前任首輔薛國觀的門生閣臣魏藻德。
其實這個梁子結得有些牽強，真正得罪魏藻德的人並不是周延儒，而是他的學生吳昌時。因為吳昌時在魏藻德老師薛國觀賜死一事上頗起作用，又對魏藻德多方打壓。魏自然痛恨吳昌時，時時尋找替座師報仇的機會，也因此牽連到周延儒。
黨爭的一個特點就是，門生之間的仇恨會擴大化到老師的層麵。魏藻德清楚，隻要周延儒在現在的位置上多待一天，他就別想站到更高的位子上。因為他們不是一個派係的，所以除了鬥下去，沒有別的選擇。另一位想要扳倒周延儒的是他內閣的同事陳演。周延儒不喜歡陳演的為人，對他十分冷淡。如此一來，陳演與魏藻德就走到了一起，與廠衛合謀攻擊周延儒。崇禎十六年十二月，崇禎下令，吳昌時棄市，遂勒令周延儒自盡，並籍其家。與上一任溫體仁相比，周延儒的下場要淒慘許多。
溫、周鬥法，前前後後持續了十幾年，相繼牽連進東林黨人、閣臣、宦官、廠衛等多方組織，對大明王朝的官僚體製產生了極大的損害，而最可怕的是，導致崇禎的心態發生了變化。這位本來一直充滿理想化的少年，在他很信任的溫體仁和周延儒的身上，發現了以前他所沒有見過的醜惡的一麵。而且在溫周二人相繼執政的十幾年間，崇禎皇帝發現，他接過來的那些巨債並沒有還清。相反，更為嚴峻的現實問題又擺在了他的麵前。流民沒有掃清，邊境並不平安，財政依然是赤字連連，朝臣們卻忙於內鬥，不斷出現的是各種謊言和欺騙，以及各種信任危機。崇禎開始由不信宦官信大臣改成了對大臣的懷疑和對廠衛宦官的信任，也持續產生了對大臣道德水準的懷疑。對於他來說，這是一個重要的轉變。由此，崇禎皇帝對整個文官製度由將信將疑轉為對立，從一個“明君”開始一步步轉化為偏執狂、迫害狂。
就是到了帝國垮台的最後日子裏，崇禎還忘不了最後一次調整內閣班子。當時以陳演為首的內閣班子庸庸碌碌，又趕上最危險、最緊急的局勢，既拿不出任何可行的辦法，又不敢擔當責任。眼看京城就要不保，他居然提出退休養病，令崇禎帝大失所望，所以立即就批準了陳演的辭呈。向皇帝辭行的時候，陳演自己也承認沒有輔佐好皇帝，致使國難當頭。崇禎也很氣惱，說：“你就是死了也抵不了誤國之罪！”
在明朝的最後十來天，崇禎所任用的首輔是魏藻德，此人是崇禎十三年（1640年）的進士，是崇禎親自麵試所取的門生，又是他一手迅速提拔起來的。由這樣一位皇帝親手培養的首輔伴隨著他終結自己的王朝，也是一種耐人尋味的巧合。
4.血光衝天的時代更替
崇禎二年（1629年）後金軍包圍北京城，崇禎帝第一次感受到了王朝覆滅的恐懼。
在明朝與後金十幾年的軍事對抗中，盡管明軍一再失利，君臣將士在心理上也對這個強敵極為恐懼，但在口頭上還是一直強撐著。在各種明朝的公文以及私家著述中，提到後金，一律用“虜”、用“奴”，甚至用“幺麽小醜”之類侮辱性的用語。但實際情況是，後金在崇禎登上寶座的時候已經發展成為極其強盛的一支力量。
就在崇禎登基的前一年，後金的第二代大汗（清太宗）皇太極繼位，定年號為“天聰”。這位正值盛年的大汗統治的疆土沒有崇禎帝那樣遼闊，治下的人口更遠遠比不上明王朝那樣眾多，但他的政權正處於一個上升時期。皇太極的目標非常明確，就是要不斷掠奪大明的國土。
與此同時，那些一度被魏忠賢逆黨排擠罷官的大臣又重新回到了帝國權力場中，其中包括袁崇煥。崇禎皇帝極為認可袁崇煥的存在價值，也將其視為撐起帝國大廈的最後一根擎天柱。袁崇煥被任命為兵部尚書兼右副都禦史，督師薊遼，兼督登、萊、天津軍務。
崇禎元年（1628年）七月十四日，崇禎皇帝在紫禁城第一次召見了袁崇煥。君臣初次見麵，崇禎直接問道：“女真跳梁十載，封疆淪陷。卿萬裏赴召，有何方略？”
袁崇煥慨然道：“如果皇上給臣方便，五年之內，東患可平，全遼可複。”新君剛剛上位，就如此看重自己，這讓袁崇煥感到受寵若驚的同時，也讓他的內心有所膨脹。或許是因為與生俱來的輕狂自傲，又加上寧遠、寧錦兩大戰役的勝利，讓他以為戰無不勝的後金鐵騎也不過如此。
如此大鳴大放的話最容易博得君王的歡心，崇禎也就信了袁崇煥的話，內閣輔臣們也大受鼓舞。情緒昂揚的袁崇煥又滔滔不絕地在皇帝麵前發表自己的施政演說，作為旁聽者的帝國官員已經很久沒有聽到這麼振奮人心的豪言壯語。
袁崇煥並沒有迷失於眼前的幻象，他為此還專門上了一道奏章。事後看，這道奏章就像是袁崇煥對自己下一步人生命運的預言。在奏章中，他提出了自己經營遼東有可能遇到的困難，一是皇帝和朝中大臣對他不信任，二是敵人挑撥離間，散布謠言。為此，他聲明在先，軍隊中稀奇古怪之事多得很，不可能事事都查究明白。他自知有一股蠻勁兒，幹事不依常規，要他一切都做得四平八穩、麵麵俱到，幾乎是不可能的。
崇禎幾乎滿足了他的一切要求，也在不知不覺中將其逼至命運的死角。金庸先生曾經就崇禎皇帝與袁崇煥君臣相見歡的場景評價道：“這使我想起文徵明的一首詞來。他見到宋高宗親筆寫給嶽飛的敕書，書中言辭親切無比，有感而做了一首《滿江紅》，其中有一句：‘慨當初倚飛何重？後來何酷？’崇禎對待袁崇煥，實也令人‘慨當初倚之何重，後來何酷’。”
崇禎二年（1629年），漠南蒙古東部鬧饑荒，後金也遭遇了糧荒。明末處於小冰河期，大旱幾乎連年不斷，赤地千裏，川竭井涸，蝗災和瘟疫乘勢而起，幾乎席卷了整個帝國。
三月初，邊境各地流言四起，說蒙古人正在儲備南下的軍糧。
寧遠外邊有一個前屯衛，前屯衛附近有個南台堡。袁崇煥在那裏跟蒙古人做起了糧食生意。雖然崇禎皇帝對袁崇煥向蒙古開市賣糧持反對意見，但是他最後還是勉強同意。
開市以後，蒙古人不斷來買糧。這些糧食很大一部分都是替後金買的。明與蒙古部落之間，並不是你死我活的關係。但後金對蒙古的威脅就大多了，後金可以完全征服蒙古，將所有的蒙古部落和草原納入後金的統治——事實上最終也是如此。袁崇煥這樣做不排除是為了拉攏蒙古人，但朝廷一旦追究起來，他實在是有口莫辯。
袁崇煥的議和、開市賣糧引起了軒然大波，他頭上高懸的那把利刃也正在緩緩落下。身為局中人的袁崇煥對這一切渾然不覺，依舊按照自己的方式在命運的泥沼中高歌猛進。其中最令崇禎皇帝耿耿於懷的，就是殺死毛文龍。
毛文龍占據皮島，擁兵自重。袁崇煥一直視其為禍害。
崇禎元年（1628年），袁崇煥離京前夕，大學士錢龍錫親自到袁崇煥寓所，谘詢袁崇煥“五年複遼”的方略。
袁崇煥說：“當自東江始。文龍用則用之，不可則處之，易易耳。”袁崇煥十分清楚，擅殺主帥的做法太過冒險。因此，他盡了最大的努力以流血方式以外的手段爭取毛文龍能夠為己所用。毛文龍本人也很清楚袁崇煥到任之後采取的種種舉措意在迫使自己為其所用，無條件地支持他。
在袁崇煥看來，隻有拔掉毛文龍這個釘子戶，他才能成為實至名歸的遼東主帥，並且是唯一的主帥，更主要的是能夠借此解決遼東的“人事問題”。為了逼毛文龍就範，袁崇煥先是斷絕東江糧餉八個月，餓死東江鎮軍民無數，然後又拿出尚方寶劍，來一次先斬後奏。他羅列了毛文龍的“十二大罪”，然後假借皇帝的名義將其殺死。
斬殺毛文龍時，袁崇煥的親信中軍何可綱對他說：“生文龍，國不幸；用文龍，朝廷不幸；殺文龍，公不幸。”事後看來，這樣的話不免令人深省。
沉浸於複興帝國大業迷夢中的崇禎皇帝傾全國之力支持袁崇煥“五年複遼”。身處紫禁城中的他有自己能夠接受的心理底線，那就是後金軍不能跨越長城一步。越怕的事越要來，這就是現實與夢想的差距。崇禎二年（1629年）十月二日，皇太極率領他的軍隊與蒙古兵約十萬之眾，避開了袁崇煥苦心經營的防線，繞道遼西，選擇大明邊防最薄弱的環節，突破喜峰口以西的長城邊隘，大舉入侵。後金部隊幾乎沒遇到任何抵抗就攻下遵化。
按《大明律》，封疆失守，“情罪深重，國法難容”。也就是說，皇太極跨過長城之時，就是袁崇煥死期臨近之日。讓人無法理解的是，袁崇煥在皇太極出兵二十八天之後的十月二十九日，從寧遠往山海關，途經中後所才獲知皇太極的軍隊已經跨過長城的消息。一直以來，他以為隻要在寧遠、錦州一帶把防禦工事築得牢牢的，意圖南犯的後金部隊即使插翅也闖不進來。
山雨欲來風滿樓，袁崇煥從寧遠經山海關、中後所日夜兼程，回京勤王。兩日兩夜急行軍三百餘裏，比清軍早到了兩天，駐軍於北京廣渠門外。一切就像是一場夢，那個口口聲聲要拒敵於長城之外的袁崇煥卻將戰場擺到了皇帝的眼皮子底下。兩軍在德勝門和廣渠門展開殊死相搏。袁崇煥來援北京時，因十萬火急，隻帶了馬軍五千做先頭部隊，其後又到了騎兵四千，是以九千對十餘萬大軍。
這樣一場實力懸殊的較量，讓崇禎皇帝和他的官員、百姓看得心驚肉跳。這場血戰，清軍勁旅阿巴泰、阿濟格、思格爾三部都被擊潰，袁崇煥也中箭受傷。皇太極在諸貝勒麵前說：“十五年來，嚐有此勁敵也！”於是不敢再逼近北京，駐兵在海子、采囿之間。一切都太晚了，袁崇煥的英勇形象並沒有改變自己的命運走向。崇禎見清兵沒有遠退，不斷催促袁崇煥出戰。袁崇煥並沒有執行皇帝的命令，他的理由是，保衛京師的軍隊人數太少，等關寧步兵趕到，再出城和清兵決一死戰。
此時皇太極的軍隊蹂躪京城的行為已引起全城怨怒，百姓風傳袁崇煥通敵、召敵也不是空穴來風。從“毛公死，世所冤；袁公死，人不憐”寥寥數語可以看出這首民謠的背後體現出來的社會輿論是極為不利於袁崇煥的。在這種情況下，袁崇煥不可能有自我辯護的機會，因為沒有人會選擇在這時候再相信他。
有禦史上疏，稱袁崇煥通敵。被愚弄的北京老百姓感到十分憤怒。民間謠言不僅破壞了袁崇煥軍隊的戰鬥力，更撕裂了京城軍民同關寧軍隊的血肉聯係，導致了“聲聲口口隻說遼將、遼人都是奸細”的惡劣後果。其實早在袁崇煥與後金軍隊決勝關外之時，明朝境內就開始流傳大量有關袁崇煥投敵的謠言。
謠言來自兩方麵，一是後金所製造，二是閹黨殘餘分子的攻擊。在崇禎皇帝上台後不久，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遭到了清算，但是官僚集團內部並不平靜。由於種種原因，部分同閹黨人物有聯係的大明官員試圖通過各種手段打擊在朝的親東林黨人士，不斷對以袁崇煥為代表的大明官僚發動進攻。
城外是敵人，城內也視自己為敵人，袁崇煥就這樣成了全民公敵。一年前他在寫給崇禎皇帝的奏疏裏，預言過眼前的一幕。可是他沒想到，現實要比自己想象得要糟糕一百倍。他所有的付出和努力都在證明那些山呼海嘯的指控都是真實存在的，他欲辯無言。
謠言可以讓真相更像謠言，讓謠言更像真相。當真相混雜於謠言之中，人們自以為了解了真相，可他們又不完全相信真相，從而徹底喪失對真相的辨別能力。崇禎就像是一個輸得急紅了眼的賭徒，將自己乃至整個帝國的命運都押在了袁崇煥一個人的身上。對於袁崇煥來說，這無上的榮耀背後蘊含著巨大的風險。
崇禎皇帝見袁崇煥遲遲不肯將所有援兵調來守衛北京，更加疑慮難安。皇太極的十萬鐵騎在德勝門和廣渠門日夜攻城，皇帝早已嚇得魂飛魄散。這時候的他恨不得帝國的一兵一卒都趕來勤王，可袁崇煥總是以兵力懸殊為借口，始終不願與其決勝於城外。崇禎真的憤怒了，他將大兵壓境帶來的恐懼感和江山危急產生的挫敗感全部發泄到袁崇煥身上，崇禎二年（1629年）十二月初一，崇禎皇帝再次於紫禁城召見袁崇煥、祖大壽、滿桂等將領。崇禎逼問袁崇煥：“以前殺毛文龍，今逗留何也？”言下之意，你袁崇煥不是早就與皇太極勾結好了嗎？既然以前殺了毛文龍，那麼事到如今還猶豫什麼？
“五年複遼”的誓言成了愚弄君王的戲言，“必不令越薊西一步”的承諾也成了巨大的諷刺。帝國已岌岌乎大廈將傾，崇禎當然要懲治元凶。這個責任人除了袁崇煥，還有誰能擔得起？
十二月初二，袁崇煥蒙冤下獄，朝中群臣大都知他冤枉。內閣大學士周延儒和成基命、吏部尚書王來光都上疏解救。總兵祖大壽上書，願削職為民，為皇帝死戰盡力，以官階贈蔭請贖袁崇煥之“罪”。袁崇煥的部屬何之壁率同全家四十餘口，到宮外申請，願意全家入獄，代替袁崇煥出來。這時關外的將吏士民不斷到總督孫承宗的衙門去號哭，為袁崇煥呼冤，願以身代。崇禎一概不準。
盡管身陷囹圄，皇帝還是一次次地派出眾大臣前去勸說袁崇煥寫信給他的部下，要他們前來抵禦皇太極。袁崇煥悲憤至極，但心念蒼生，仍然寫了一封封信。
崇禎三年八月，崇禎對群臣說：“袁崇煥付托不效，專恃欺隱，以市米則資盜，以謀款則斬帥，縱敵長驅，頓兵不戰，援兵四集盡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潛攜喇嘛，堅請入城，種種罪惡——”
崇禎見官員們沒有任何表態，便宣布他的決定：“依律磔之！”也就是對這位衛國功臣處以淩遲之刑。對於如此重大事件，早已失魂落魄的帝國官員都不敢造次，隻能聽憑皇帝發落。
淩遲，俗稱“千刀萬剮”，是在處決犯人時，將犯人身上的肉一刀刀割去，使受刑人在極度痛苦中慢慢死去。禍害國家的大太監劉瑾享受到了這一待遇，而為國效忠的大英雄袁崇煥也同樣領到了這一獎賞。大太監劉瑾的淩遲，總共持續了三天，共4700刀。而一個英雄究竟能夠承受多少刀，史料沒有記載，或者說不忍記載，但根據明朝的淩遲風格，應在3000刀以上。
大兵壓境，伴隨著的是近乎瘋狂的燒殺搶掠。那種人間地獄式的戰爭氣氛，失去家園和親人的痛苦回憶，漫天飛舞的飛短流長，終於彙合成了人們的恐慌、憤怒、焦慮、無助等混合的激情。袁崇煥被綁上刑場，劊子手一刀刀地將他身上的肉割下來。眾百姓圍在旁邊，出錢買他的肉，一錢銀子隻能買到一片，買到後咬一口，罵一聲。因為北京城的百姓認定，去年清兵圍城是袁崇煥故意引來的。
當時共用了半天時間，剮了3700多刀，袁崇煥的皮肉已經刮盡，人還沒死。這位劊子手回憶說，他分明聽見袁崇煥的心肺之間，發出了一種聲音，久久不絕……
這位職業劊子手承認，自己一生中殺人無數，但從來沒有聽過這種聲音。他自己也不知道該如何解釋這種現象。這個民族從來就不缺少英雄，可英雄也救不了一個走向速朽的帝國。袁崇煥死後，骸骨棄在地下，無人敢去收葬。他有一個姓佘的仆人，順德馬江人，半夜裏去偷了骸骨，收葬在廣渠門內的廣東義園。隔一道城牆，廣渠門外的一片廣場之上、城壕之中，便是八個半月之前袁崇煥率領將士大呼酣戰的地方。他拚了性命擊退來犯的十倍敵軍，保衛了皇帝和北京城中百姓的性命。皇帝和北京城的百姓則將他割成了碎塊。
那姓佘的義仆終身守墓不去，死後就葬在袁崇煥的墳墓旁邊。佘君的子孫世世代代都在袁崇煥墓旁看守。直到民國五年，看守袁墓的仍是佘君的子孫，他們說是為了遵守祖宗的遺訓。
事實上，從崇禎三年（1630年）開始，就預示了這位亡國之君根本就不配享有更好的命運。袁崇煥是大明帝國唯一一位連續兩次重創清軍的將領。如果崇禎皇帝能夠給予他足夠的信任，袁崇煥完全有可能成為力挽狂瀾的曆史人物。
可惜曆史從來沒有如果，麵對這搖搖欲墜的江山，固執己見的崇禎很容易就走進皇太極為他量身定製的那場並不高明的局。而袁崇煥之死，也不僅僅是他個人的悲劇。這個王朝在將袁崇煥送上祭壇的同時，也將自己送上了死亡之路。袁崇煥死後，舊部祖大壽、何可綱率軍駐守錦州、寧遠、大淩河要塞，清軍始終不能越雷池一步。崇禎四年八月，皇太極以傾國之師，在大淩河將祖大壽緊緊包圍，十月間祖大壽不支投降。
明崇禎十七年（1644年）四月二十二日，己卯時分，山海關總兵吳三桂剃發降清。山海關的大門轟然打開，清軍如潮水般湧進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