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滬上閑居了半年，因為失業的結果，我的寓所遷移了三處。最初我住在靜安寺路南的一間同鳥籠似的永也沒有太陽曬著的自由的監房裏。這些自由的監房的住民，除了幾個同強盜、小竊一樣的凶惡裁縫之外，都是些可憐的無名文士，我當時所以送了那地方一個Yellow Grub Street[1]的稱號。在這Grub Street裏住了一個月，房租忽漲了價，我就不得不拖了幾本破書，搬上跑馬廳附近一家相識的棧房裏去。後來在這棧房裏又受了種種逼迫，不得不搬了，我便在外白渡橋北岸的鄧脫路中間，日新裏對麵的貧民窟裏，尋了一間小小的房間，遷移了過去。
鄧脫路的這幾排房子，從地上量到屋頂，隻有一丈幾尺高。我住的樓上的那間房間，更是矮小得不堪。若站在樓板上伸一伸懶腰，兩隻手就要把灰黑的屋頂穿通的。從前麵的弄裏踱進了那房子的門，便是房主的住房。在破布、洋鐵罐、玻璃瓶、舊鐵器堆滿的中間，側著身子走進兩步，就有一張中間有幾根橫檔跌落的梯子靠牆擺在那裏。用了這張梯子往上麵的黑黝黝的一個二尺寬的洞裏一接，即能走上樓去。黑沉沉的這層樓上，本來隻有貓額那樣大，房主人卻把它隔成了兩間小房，外麵一間是一個N煙公司的女工住在那裏。我所租的是梯子口頭的那間小房，因為外間的住者要從我的房裏出入，所以我的每月的房租要比外間的便宜幾角小洋。
我的房主，是一個五十來歲的彎腰老人。他的臉上的青黃色裏，映射著一層暗黑的油光。兩隻眼睛是一隻大一隻小，顴骨很高，額上頰上的幾條皺紋裏滿砌著煤灰，好像每天早晨洗也洗不掉的樣子。他每日於八九點鍾的時候起來，咳嗽一陣，便挑了一雙竹籃出去，到午後的三四點鍾總仍舊是挑了一雙空籃回來的，也有挑了滿擔回來的時候，他的竹籃裏便是那些破布、破鐵器、玻璃瓶之類。像這樣的晚上，他必要去買些酒來喝喝，一個人坐在床沿上瞎罵出許多不可捉摸的話來。
我與隔壁的同寓者的第一次相遇，是在搬來的那天午後。春天的急景已經快晚了的五點鍾的時候，我點了一支蠟燭，在那裏安放幾本剛從棧房裏搬過來的破書。先把它們疊成了兩方堆，一堆小些，一堆大些，然後把兩個二尺長的裝畫的畫架覆在大一點的那堆書上。因為我的器具都賣完了，這一堆書和畫架白天要當寫字台，晚上可當床睡覺的。擺好了畫架的板，我就朝著這張由書疊成的桌子，坐在小一點的那堆書上吸煙，我的背自然朝著梯子的接口的。我一邊吸煙，一邊在那裏呆看放在桌上的蠟燭火，忽而聽見梯子口上起了響動。回頭一看，我隻見了一個自家的擴大的投射影子，此外什麼也辨不出來，但我的聽覺分明告訴我說：“有人上來了。”我向暗中凝視了幾秒鍾，一個圓形灰白的麵貌，半截纖細的女人的身體，方才映在我的眼簾上來。一見了她的容貌，我就知道她是我的隔壁的同居者了。因為我來找房子的時候，那房主的老人便告訴我說，這屋裏除了他一個人外，樓上隻住著一個女工。我一則喜歡房價的便宜，二則喜歡這屋裏沒有別的女人、小孩，所以立刻就租定了的。等她走上了梯子，我才站起來對她點了點頭說：
“對不起，我是今朝才搬來的，以後要請你照應。”
她聽了我這話，也並不回答，放了一雙漆黑的大眼，對我深深地看了一眼，就走上她的門口去開了鎖，進房去了。我與她不過這樣地見了一麵，不曉得是什麼原因，我隻覺得她是一個可憐的女子。她的高高的鼻梁，灰白長圓的麵貌，清瘦不高的身體，好像都是表明她是可憐的特征。但是當時正為了生活問題在那裏操心的我，也無暇去憐惜這還未曾失業的工女；過了幾分鍾，我又動也不動地坐在那一小堆書上看蠟燭光了。
在這貧民窟裏過了一個多禮拜，她每天早晨七點鍾去上工和午後六點多鍾下工回來，總隻見我呆呆地對著蠟燭或油燈坐在那堆書上。大約她的好奇心被我那癡不癡、呆不呆的態度挑動了吧，有一天她下了工走上樓去的時候，我依舊和第一天一樣地站起來讓她過去。她走到了我的身邊忽而停住了腳，看了我一眼，吞吞吐吐好像怕什麼似的問我說：
“你天天在這裏看的是什麼書？”
她操的是柔和的蘇州音，聽了這一種聲音以後的感覺，是怎麼也寫不出來的，所以我隻能把她的言語譯成普通的白話。）
我聽了她的話，反而臉上漲紅了。因為我天天呆坐在那裏，麵前雖則有幾本外國書攤著，其實我的腦筋昏亂得很，就是一行一句也看不進去。有時候我隻用了想象在書的上一行與下一行中間的空白裏，填些奇異的模型進去。有時候我隻把書裏邊的插畫翻開來看看，就了那些插畫演繹些不近人情的幻想出來。我那時候的身體因為失眠與營養不良的結果，實際上已經成了病的狀態了。況且又因為我的唯一的財產的一件棉袍子已經破得不堪，白天不能走出外麵去散步和房裏全沒有光線進來，不論白天晚上，都要點著油燈或蠟燭的緣故，非但我的全部健康不如常人，就是我的眼睛和腳力，也局部地非常萎縮了。在這樣狀態下的我，聽了她這一問，如何能夠不紅起臉來呢？所以我隻是含含糊糊地回答說：
“我並不在看書，不過什麼也不做呆坐在這裏，樣子一定不好看，所以把這幾本書攤放著的。”
她聽了這話，又深深地看了我一眼，作了一種不了解的形容，依舊走到她的房裏去了。
那幾天裏，若說我完全什麼事情也不去找，什麼事情也不曾幹，卻是假的。有時候，我的腦筋稍微清新一點下來，也曾譯過幾首英法的小詩，和幾篇不滿四千字的德國的短篇小說，於晚上大家睡熟的時候，不聲不響地出去投郵，寄投給各新開的書局。因為當時我的各方麵就職的希望，早已經完全斷絕了，隻有這一方麵，還能靠了我的枯燥的腦筋，想想法子看。萬一中了他們編輯先生的意，把我譯的東西登了出來，也不難得著幾塊錢的酬報。所以我自遷移到鄧脫路以後，當她第一次同我講話的時候，這樣的譯稿已經發出了三四次了。
二
在亂昏昏的上海租界裏住著，四季的變遷和日子的過去是不容易覺得的。我搬到了鄧脫路的貧民窟之後，隻覺得身上穿的那件破棉袍子一天一天地重了起來，熱了起來，所以我心裏想：“大約春光也已經老透了吧！”
但是囊中很羞澀的我，也不能上什麼地方去旅行一次，日夜隻是在那暗室的燈光下呆坐。有一天大約是午後了，我也是這樣地坐在那裏，隔壁的同住者忽而手裏拿了兩包用紙包好的物件走了上來，我站起來讓她走的時候，她把手裏的紙包放了一包在我的書桌上說：
“這一包是葡萄漿的麵包，請你收藏著，明天好吃的。另外我還有一包香蕉，請你到我房裏來一道吃吧。”
我替她拿住了紙包，她就開了門邀我進她的房裏去。共住了這十幾天，她好像已經信用我是一個忠厚的人的樣子。我見她初見我的時候臉上流露出來的那一種疑懼的形容完全沒有了。我進了她的房裏，才知道天還未暗，因為她的房裏有一扇朝南的窗，太陽返射的光線從這窗裏投射進來，照見了小小的一間房，由二條板鋪成的一張床，一張黑漆的半桌，一隻板箱和一條圓凳。床上雖則沒有帳子，但堆著有二條潔淨的青布被褥。半桌上有一隻小洋鐵箱擺在那裏，大約是她的梳頭器具，洋鐵箱上已經有許多油汙的點子了。她一邊把堆在圓凳上的幾件半舊的洋布棉襖、粗布褲等收在床上，一邊就讓我坐下。我看了她那殷勤待我的樣子，心裏倒不好意思起來，所以就對她說：
“我們本來住在一處，何必這樣客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