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我用的假名很多很多，直到兩三年後，覺得投稿已經有七八成的把握了，才老老實實地用上了我的真名實姓。大約舊報紙的收藏家，圈起二十幾年前的《全浙公報》《之江日報》，以及上海的《神州日報》來，總還可以看到我當時所作的許多狗屁不通的詩句。現在我非但舊稿無存，就是一聯半句的字眼也想不起來了，與當時的廢寢忘食的熱心情形一對比，進步當然可以說是進了步，但是老去的頹唐之感，也著實可以催落我幾滴自傷的眼淚。
就在那一年（一九〇九年）的冬天，留學日本的長兄回到了北京，以小京官的名義被派上了法部去行走。入陸軍小學的第二位哥哥，也在這前後畢了業，入了一處隸屬於標統底下的旁係駐防軍隊，而任了排長。
一文一武的這兩位芝麻綠豆官的哥哥，在我們那小小的縣裏，自然也聳動了視聽；但因家裏的經濟，稍稍寬裕了一點的結果，在我的求學程序上，反而促生了一種意外的脫線。
在外麵的學堂裏住足了一年，又在各報上登載了幾次詩歌之後，我自以為學問早就超出了和我同時代的同年輩者，覺得按部就班地和他們在一道讀死書，是不上算也是不必要的事情。所以到了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年）的春期始業的時候，我的書桌上竟收集起了一大堆大學中學招考新生的簡章！比較著，研究著，我真想一口氣就讀完了當時學部所定的大學及中學的學程。
中文呢，自己以為總可以對付的了；科學呢，在前麵也曾經說過，為大家所不重視的；算來算去，隻有英文是頂重要而也是我所最欠缺的一門。“好！就專門去讀英文吧！英文一通，萬事就好辦了！”這一個幼稚可笑的想頭，就是使我離開了正規的中學，去走教會學堂那一條捷徑的原動力。
清朝末年，杭州的有勢力的教會學校，有英國聖公會和美國長老會浸禮會的幾個係統。而長老會辦的育英書院，剛在山明水秀的江幹新建校舍，改稱“大學”。頭腦簡單，隻知道祟拜“大學”這一個名字的我這毛頭小子，自然是以進大學為最上的光榮，另外更還有什麼奢望哩？但是一進去之後，我的失望卻比在省立的中學裏讀死書更加大了。
每天早晨，一起床就是禱告，吃飯又是禱告；平時九點到十點是最重要的禮拜儀式，末了又是一篇禱告。《聖經》，是每年級都有的必修的重要課目；禮拜天的上午，除生了重病，不能行動者外，誰也要去做半天禮拜。禮拜完後，自然又是禱告，又是查經。這一種信神的強迫，禱告的迭來，以及校內枝節細目的窒塞，想是在清朝末年曾進過教會學校的人，誰都曉得的事實，我在此地落得可以不說。
這種叩頭蟲似的學校生活，過上兩個月，一位解放的福音宣傳者，竟從免費讀書的候補牧師中間，揭起叛旗來了；原因是為了校長偏護廚子，竟被廚子毆打了學膳費全納的不信教的學生。
學校風潮的發生、經過和結局，大抵都是一樣的；起始總是全體學生的罷課退校，中間是背盟者的出來複課，結果便是幾個強硬者的開除。不知是幸呢還是不幸，在這一次的風潮裏，我也算是強硬者的一個。
[1] 英文：厚臉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