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百多年前在幾間東倒西歪屋裏，一個南腔北調的人憑借他深厚的文學和書法修養，懷著對繪畫的濃厚興趣，以一種任情揮灑的態度開始了繪畫創作。他以驚人的天賦，取得了超越時代成就，開創了一種在畫史稱之為“水墨大寫意”的畫風，使中國筆墨紙張的特殊效果得到空前的發揮，把水墨寫意畫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時也開創的近代寫意畫風。當今的人們站在徐渭的畫作前不得不驚歎他那縱情揮灑、狂放潑辣的風格，以及從筆墨、章法以至意境都噴薄出的自由不羈、狂傲不馴的豪情；不得不被那純熟水墨技巧營構的形象所表達的畫家獨特的人格深深折服。藝術大師齊白石對徐渭的畫推崇備至，雲：“青藤雪個遠凡胎，缶老衰年別有才。我欲九原為走狗，三家門下轉輪來。”
第一節、習畫的時間和師從
有關徐渭是否從師學畫，師從何人，以及何時師從，一直是個謎。他自撰的《畸譜》對此一無記載。由於這些問題涉及到徐渭的繪畫思想、繪畫經曆和流傳下來的徐渭繪畫的真偽，所以曆來研究者隻能從他的詩、文中去尋找線索，企圖對這些不可回避的問題尋求答案。
一、有關徐渭習畫時間問題
從現在研究的成果來看，對徐渭學畫時間有兩說：以何樂之的著作《徐渭》為代表，認為徐渭31歲時已經善畫；以鄭為《含淚的譏訶動人的墨謔——論徐渭的藝術創作》、駱玉明、賀聖遂《徐文長評傳》為代表認為徐渭48歲開始學畫。
何樂之認為徐渭31歲時已經善畫的理由是：
他文集中有一篇《四書繪序》，是在他三十一歲時，讀書杭州裏西湖的瑪瑙寺時作的。文中，特把自己畫四書繪的動機詳加說明。從這一點上看，便可以知道他那時不但已能畫，而且已畫得很好了，不然何必寫出這篇文章來給人看呢？同時，我們又不妨把這篇序文當作徐渭賣畫得廣告來看，因為從序文的一般性和上麵有“學士君子，觀其繪畫，幸有以相教”等話的語氣上看，很有點兒像以前某某相士善相天下士的招牌文字一樣。
除了何樂之之外，單國強亦有同樣的看法。他在《徐渭年表》中也認為徐渭31歲“開始作畫，著有《四書繪序》，談到用五色筆為《四書》畫了一冊圖譜，並附以文字說明。”
蘇東天則認為：
因受到寺旁嶽鄂王祠壁畫和從街上買得的《明堂圖》的啟發，給《四書》繪製了一類類似今天連環畫的圖書資料集《四書繪》。將《四書繪序》看作相士招牌文章之類的廣告，未免失當，它係一本書的序文，如何能同賣畫廣告扯在一起呢？從他作《四書繪》繪書的動機說明中，也找不到有“賣畫”的意思，“學士君子，觀其繪書，幸有以相教”數語，乃是一般序文中常用的謙辭。憑這篇序文，我們可以知道徐渭能畫，至於他的繪畫水平已多高，這是很難判斷的。
他也認為徐渭那時已經會繪畫了。但鄭為卻認為徐渭的《四書繪》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畫，他說：
有人把他的《四書繪序》裏的一段話，作為他賣畫的廣告，這恐怕是誤會。……這段話裏所指的“繪”，是指用五彩筆來作形、點、圈、角鉤的符號。就同序文中提到《明堂圖》中的“長縈為脈，圓孔為穴”作為標記一樣，目的方便讀者領會經旨，起“筌蹄”作用，所以稱為“繪書”，和我們理解的圖畫是有距離的。
由此看來，對《四書繪》是否是繪畫作品爭議頗大，焦點其實在於《四書繪序》。該文首先說在嶽飛祠看到廊坊的兩麵牆上有嶽飛出征打仗，勝利歸來，營帳歡呼場麵的壁畫。其雖然筆跡不清，但色彩還是很清楚，壁畫下有些講解文字，畫與文相得益彰，比單純看史書上的記載更曉暢易懂，且更感人。其次，徐渭後來讀《內經》中的“氣穴”等篇文章，其中講到人體有365個學位，雖有很多注解，但還是不能使人明白。於是他從市集中買了一幅表明經絡穴位的示意圖《明堂圖》，就一目了然。最後，徐渭覺得《四書》所表達的前賢們的思想精華就如同人身上的脈絡孔穴，隱藏其中。後來的人反複注釋隻能使之越來越繁複，難以使人理解。有感於前麵所看到的嶽鄂王祠壁畫和《明堂圖》的啟發，於是為了闡明《四書》的精意而製作了《四書繪》。
《四書繪》真貌為何？像嶽鄂王祠壁畫？還是像《明堂圖》？或者介於壁畫與《明堂圖》式的經絡穴位圖之間？目前沒有文本可以參考，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即使徐渭以前即使沒有畫過畫，但他的確有很高的繪畫天賦。文中有一段似乎是描述《四書繪》狀貌：
始用五色筆繪之，即其本文統極章段字句，凡輕重緩急，或相印之處，各有點抹圈鉤。既以色為號，複造形相別，色以應色，形以應形。形色所不能加，乃始隱括數語。脈穴之理，自謂庶幾燦然。
可見，繪《四書》的工具是“五色筆”。關於“五色筆”南朝鍾嶸《詩品》雲：“（江）淹罷宣城郡，遂宿冶亭，夢一美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矣，可以見還。’淹探懷中，得五色筆以授之。爾後為詩，不複成語，故世傳江淹才盡。”徐渭在這裏稱他用的是“五色筆”當然是希望自己像江淹那樣文思如湧，寫出璀璨如花的文章和畫出絢麗奪目的圖畫。而對“即其本文統極章段字句”的理解，應該是就章、段中的關鍵句，關鍵詞，用點、抹、圈、鉤和不同的顏色來區別不同，反過來說，又是相同的點與點、抹與抹、圈與圈、鉤與鉤以及色與色相呼應。當有些地方與前麵的標注形狀與色彩都不同時，徐渭就自己加幾個詞概括。下了一番工夫之後，《四書》的篇章結構就如同《明堂圖》脈絡清楚，重點突出，易於前後的理解了。但如果說這隻是一種讀書方法，像人們讀書時，用不同顏色的筆在書上作記號，偶爾寫一點感想，下一二句斷語，總結出某段大意或主旨，與繪畫風馬牛不相及，正如不能把脈絡腧穴圖當作人物畫看待，地圖不能視為山水畫一樣。這似乎也太輕率了。徐渭一生讀書無數，在書上點點畫畫對一般文人來說乃是常事，又何必興師動眾，大張旗鼓地特地寫一篇《四書繪序》。想必這部《四書繪》一定有他自豪獨特的地方！
這可以從徐渭當時在杭州還與畫家謝時臣、沈仕等往來來看。沈仕是杭州畫界名士，工花鳥山水畫，他比徐渭大34歲，謝時臣當年已有65歲。徐渭雲：
謝老嚐至越，最後至杭，遺予素可四、五，並爽甚，去而絕筆矣。
徐渭與這兩人的交往，兩人都有畫贈予，引起了他作畫的極大興趣，共同切磋水墨丹青的畫旨技法，這也應該是徐渭作《四書繪》的一個潛在的動機。所以不能簡單地將《四書繪》作為一般的讀書筆記加以排斥，而是徐渭開始注意繪畫，探尋以繪畫的方式表達自己的見解、思想、心靈的開端，對研究徐渭的繪畫有著重要的意義，應當與他的其他作品一樣看待。
徐沁《明畫錄·徐渭傳》中記載：
（徐渭）中歲始學花卉，初不經意，涉筆瀟灑，天趣爛發，於六法中皆可稱散僧入聖。
中歲是個非常模糊的概念，徐渭一生享年73歲，“中歲”應當與“中年”同意，時間的跨度也應是30至50歲的20年，但徐渭究竟是何時學畫仍不清楚。認為徐渭48歲才開始作畫的研究者認為，徐渭雖然沒說過他何時學畫，但卻幾次說過他未習畫。如《書劉子梅譜二首》題下加注曰：“有序此予未習畫之作。”序言裏有：“劉典寶一日持所譜梅花凡二十有二，以過餘請評，予不能畫，而畫之意則稍解。至於詩則不特稍解，且稍能矣。”駱玉明，賀聖遂《徐文長評傳》都認為徐渭撰寫《贈送馬先生序》時還未習畫。序雲：
鄭虔善著書，攻圖畫及書法、詩，嚐自寫以獻玄宗，玄宗署其尾曰“鄭虔三絕”。當其時，宰相珍之，為特置廣文館，又自廣文選著作郎。及為安史所汙，與王維等就係宣陽，然卒用畫得免。至其所尤見重於人者，貧約而無營，淡如也。今我先生馬翁之教吾山陰也，蕭然坐數楹間，植竹百個，花數品，彈琴著書以為常。傳經之暇，日與文史墨卿，晏笑以觴，若不知有家累然者。其無營大與虔等，而其圖畫詩篇書法間出超奇，人或往往以虔目之。始先生至，某抱策而侍者數朝，每苦為塵事所羈滯。及公去而又為今…詣闕下，其後拂衣南走，一再及先生於門。而病就榻且踰兩春，忽忽有鄒陽之變，一纓南冠，援琴而鼓之，歎曰：“嗟乎哉！使曩者三數年之日月，不滯廢於他端，以得一意握筆，從事於先生，即使不進於道，苟得聞其繪采，其在今日，倘得從宣陽之免乎？”然而，事不可以預期也。今先生遷諭安福，將赴之。予係不得別，感而愴焉。方欲展一言以獻，會齋友某等繪越八景將以送先生，而令某題且序之，某遂得書以獻。
有關這篇序的寫作時間，駱玉明、賀聖遂認為是在隆慶二年（1568），即徐渭48歲時。這時候徐渭尚在獄中，並身帶枷栲，“桎梏之所，涉筆為艱，遽不盡展。”書寫都困難，怎能畫畫？難道還要徐渭畫不擅長的山水畫。朋友請他題詩、寫序是看重徐渭的詩文和對繪畫的內行。所以不能簡單地說他沒畫是因為他仍未習畫。隆慶三年（1569）在朋友的斡旋下，徐渭身上的枷栲才得以解除，以布袋裝枷栲掛壁上。為記念此事徐渭作了《前破械賦》、《後破械賦》，賦中雲：“多其高義，隨我四年，我分殉之，何心棄捐！”一解下枷栲，徐渭就有畫作問世，《墨牡丹》題雲：“四十九年貧賤身，何嚐妄憶洛陽春，不然豈少胭脂在，富貴花將墨寫神。”在這幅畫中他以牡丹自喻，以純墨的素色寫牡丹的色彩，將富貴驕矜之氣，黯然隱藏於質樸之中。如果他48歲雖還沒習過畫，49歲就能繪出“墨寫神”的牡丹來象征雖被縲絏，但無改高傲的稟性與人格，這完全是不可能的。從徐渭當時的處境來說，他已經感覺到繪畫的寄意作用，理應會充分利用這個載體。
早在31歲，徐渭就對繪畫感興趣繪了《四書繪》。雖然這還不能稱之為完全的繪畫作品，但與文人墨客來往，偶爾隨心所至，操翰弄墨是常事。特別是1543年徐渭23歲時第2次鄉試落第之後，家也隨嶽父搬回了紹興塔子橋。這段時間是徐渭最舒心、悠閑的日子。他主要與當地的一些文化名人為伍。這些人中有提學副使蕭鳴鳳的長子蕭勉。因為蕭鳴鳳娶的是徐渭姑姑的女兒，所以蕭勉應是徐渭的外甥，但由於他比徐渭年齡大，因此往往又指導徐渭；有與徐渭感情頗深的堂姐夫，當時丁憂在家的沈煉；有詩文書畫戲曲全才陳鶴；陽明弟子、書法家、詩人楊珂；陳鶴的兒女親家、泰州知州朱公節；徐渭學禪時以為師，又有拜王陽明的弟子季本為師，成了徐渭師弟的“學師弟”的錢楩；有號“越中三俊”的詩人柳文；有與徐渭同學交誼篤深，後來任禮部侍郎幾次為徐渭排難解憂，獄中營救最得力者之一的諸大綬；還有詩人兼高士，徐渭同學呂光午的哥哥呂對明。他們誌趣相投，學識相佐，惺惺相惜，所以經常在一起吟詩作畫，舞文弄墨，談論世事。一時在紹興相當出名，於是當時人稱之為“越中十子”。在“越中十子”中，徐渭的年齡較小，他經常與陳鶴在一起研習繪畫，對陳鶴繪畫中出現的幻化莫測而又淋漓盡致的色墨機理效果心領神會。陳鶴於嘉靖三十五年（1556）客居南京，嘉靖三十九（1560）卒於客邸。陳鶴離開紹興時，徐渭也隻有36歲，在《書陳山人九皋氏三卉後》他解釋陳鶴的繪畫道：
陶者間有變，則為奇品。更欲效之，則盡薪竭鈞而不可複。予見山人卉多矣，曩在日遺予者，不下十數紙，皆不及此三品之佳。滃然而雲，瑩然而雨，泫泫然而露也，殆所謂陶之變耶？
在這裏徐渭就認識到了水墨變化貴在不似之似，而在寫其心中之意緒意境的道理。在這之後，徐渭正是依靠這條路子，創造出了他的獨特的畫法，也創造出了他獨特的畫論和畫風。
由此駱玉明、賀聖遂徐渭的習畫時間不會早於他48歲，即隆慶二年戊辰（1568），似乎過於簡單了。
由以上可以看出徐渭習畫時間應當是這樣的：20多歲就耳濡目染，31歲時開始偶有詩餘之後隨興所至操翰揮灑筆墨，用繪畫來抒發意氣、見解。到了40多歲，特別是45歲時創作的《風竹》、《雪竹》、《題雪壓梅竹圖》時，已經將繪畫表現他生命情感、胸中積鬱的一種方式。而49歲在獄中解除了枷栲之後，開始大量地作畫，繪畫也達到了新的境界，通過他的不斷地嚐試不斷地創新最終創出了“大寫意”的畫風。總之徐渭學習書法是刻意的，而學習繪畫卻是放鬆而漫不經心的。雖然他對於繪畫很早就極其感興趣，但為了現實的生活，為了追求功名，早年並沒有把繪畫放在心上。當他無所求之後，他才把繪畫作為自娛的一種工具。他根本就沒有想到過他身後會以繪畫聞名於世。他對繪畫的蕭散態度，正如同《墨葡萄》上的題詩那樣，閑拋閑擲的筆底明珠，日後卻發出奪人的光芒。
二、有關徐渭習畫的師從問題
舒士俊說：“考察徐渭一生的經曆，他大約是在53歲出獄之後才大量地創作書畫的，不過實際上他從事書畫的年份似乎更早。早年他曾向陳鶴學畫，向楊珂學書，後來他們三人與另外七位名士一起被人稱為‘越中十子’。”邵燕也說：“徐渭學畫較早，師承同鄉文人陳鶴。”舒士俊和邵燕都認為徐渭曾師從陳鶴學畫，卻沒有說明這一論斷的理由。
徐渭一生除了給自己和自己家人寫過墓誌銘之外就隻給蕭女臣、高君、吳孝子寫過墓誌銘，而所寫的墓表隻有兩篇，其中就有《陳山人墓表》，文中雲：
海樵陳山人鶴卒之六年，為嘉靖乙醜。其子廣西都指揮僉事某，將以是年春二月之十日，葬山人於某所，與山人配胡安人合。且擬乞銘於湖之茅副使坤，而先以狀屬柳君文。至是，顧以葬事阻湖之行，又以餘與柳君先後得友山人，雅相抱筆伸紙以朝夕，庶幾稱知己於山人也，顧且令予表山之墓。……而其所作古詩文，若騷賦詞曲草書圖畫，能盡效諸名家，既已間出已意，工贍絕倫。其所自娛戲，雖瑣至吳歈越曲，綠章釋梵，巫史祝呪，棹歌菱唱，伐木輓石，薤辭儺逐，侏儒伶倡，萬舞偶劇，投壺博戲，酒政閹籌，稗官小說，與一切四方之語言，樂師矇瞍，口誦而手奏者，一遇興至，身親為之，靡不窮態極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