瞎子阿炳的故事是我的兩位鄉黨之一錢院長，講給我聽的。這也是我聽到的關於701故事的第一個。講這個故事時，院長還是院長。就是說，他是在離任前給我講的這個故事，當然還是“密中之人”。再說，那時候也還沒有“解密日”之說；即使現在，他依然沒有列入解密的名單中。根據以往慣例，701頭號人物的解密時間一般是在離職後的十年左右，如果以此計，那麼也要到明年才是他的解密時間。所以，有關他的故事，我所知甚少，有所知也不敢妄言。這不是膽大膽小的問題，而是常識問題。人在常識麵前犯錯誤，不叫膽大，而是愚蠢。
那麼，他何以敢在解密日頒布前私自將阿炳故事訴之我？我思忖，大概他在當時已經知道即將有解密日之事，而且阿炳的事情必在頭批解密的名單中。事實也是。這就是所謂藝高膽大，他是位高膽大—站得高，看得遠。他淩駕701眾生之上，比他人先知早覺一些內情秘事，實屬正常。但以我之見，這不會是他急匆匆給我講阿炳故事的決定理由，決定的理由也許是沒有的，倒是有兩個可以想見的理由：一個，他是阿炳故事最直接的知情人，自然是最權威的講述者；二個，我懷疑他對自己的命數充滿不祥之疑慮，擔心某一天會說走就走，所以便有“早說為妙”之心計。他後來果然是“說走就走”，夜裏還好好的，還在跟人打電話，說往事，一覺睡下去，卻永遠瞑目不醒。現在，我重述著他留下的故事，有種通靈的感覺。
下麵是老人的口述實錄—
01
我去世已久的父母不知道，我以前和現在的妻子，還有我三個女兒包括女婿，他們也都不知道，我是特別單位701的人。這是我的秘密。但首先是國家的秘密。任何國家都有自己的秘密，秘密的機構，秘密的武器，秘密的人物，秘密的……我是說，有說不完的秘密。很難想象，一個國家要沒有秘密，它會以什麼樣的方式存在。也許就不會存在了，就像那些冰山，如果沒有了隱匿在水麵下的那部分，它們還能獨立存在嗎？有時候我想，一個秘密對自己親人隱瞞長達幾十年甚至一輩子，是不公平的。但如果不這樣我的國家就有可能不存在，起碼有不存在的危險，不公平似乎也隻有讓它不公平了。
秘密不等於見不得人。在我秘密的一生中，我從沒有幹過見不得人的事，我的單位你知道，它不是什麼恐怖組織，而是一個重要的情報機構，主要擔負無線電竊聽和破譯任務。要說這類機構任何國家和軍隊都有，所以它的秘密存在可以說是公開的秘密，真正秘密的是其所處的地理位置、人員編製、工作手段及困難和成果等等，這些東西打死我也不會說—它們比我生命更重要。
在我們701，大家把像阿炳這樣的人，搞偵聽的人，叫“聽風者”，他們是靠耳朵吃飯的，耳朵是他們的武器，也是他們的飯碗，也是他們的故事。不用說，作為一個從事竊聽工作的專業機構，701聚集了眾多在聽覺方麵有特別才能的人，他們可以聽到常人聽不到的天外之音，並且能夠識別聲音中常人無法識別的細微差別。所以，他們的耳朵常常被人譽為“順風耳”。順風耳是跟著風走的，風到哪裏，他們的聽覺就跟到哪裏，無音不聞，無所不知。然而，那一年，那一陣子，我們一雙雙順風耳都被對方捂住了，一個個聽風者都成了有耳無聞的聾子。
事情是這樣的，這年春季，由我們負責竊聽的×國軍方師旅級以上單位的無線電突然靜默了五十二個小時。這麼大範圍，這麼長時間，這麼多電台，無一例外地處於靜默，這在世界無線電通訊史上是創下紀錄的。如果說這是出於戰略需要，那麼這種軍事謀略也是破天荒的，與其說是軍事謀略，倒不如說是瘋狂行為。想想看，這五十二個小時不定會發生多少的天下大事？什麼天下大事都可能發生！所以說，對方的這一招絕對瘋狂透頂。
然而，他們這次耍瘋狂的結果是當了個大贏家，五十二個小時靜靜地過去了，什麼事也沒發生。這是第一贏，可以說贏的是運氣。還有第二贏，贏的卻都是我們的血本。就在這五十二個小時期間，他們把師旅級以上單位的通訊設備、上下聯絡的頻率、時間、呼號等等，統統變了個翻天。這說明什麼？說明我們偷偷摸摸十多年來苦苦積攢起來的全部偵聽資料、經驗和手段、技術等等，一夜間全給洗白了，等於了零。他們就這樣把我們甩得遠遠的，一時間，我們所有人員、技術、設備等都形同虛設，用我們行話說那叫：701瞎眼了。
想想看，在那個隨時都可能爆發戰爭的年代裏，這有多麼可怕！
02
事情層層上報，最後上麵傳達下來一句話：我們不喜歡打仗，但更不喜歡被動挨打。
這意思很明確，就是必須改變這種局麵。
然而，要指望701在短時間內改變局麵顯然不可能，迫不得已，總部隻好緊急起用地麵特工，即行動局的人。但這樣獲取情報的風險太大，而且截取的情報相當有限，隻能是權宜之計。要徹底改變局麵，除了讓偵聽員把失蹤的敵台找回來，沒有第二個辦法。為盡快找到失蹤的敵台，701臨時成立了一個辦公室，專門負責四方奔走，招賢納才。辦公室由701頭號人物鐵院長親自掛帥，偵聽局吳局長直接領導，下麵有七個成員。我就是成員之一，當時在偵聽局二處當處長。
在總部的協助下，我們很快從兄弟單位抽調了二十八名專家能人，組成了一支“特別行動小組”，每天在茫茫的無線電海洋裏，苦苦搜索，尋覓失蹤的敵台。我們的努力是雙倍的，但收獲並不喜人，甚至令人十分擔憂。特別行動小組，加上我們原有的偵聽員，浩浩
×××人，每天二十四小時忙碌，一個星期下來，卻僅僅在四十五個頻率上聽到了敵台的聲音，而且都轉瞬即逝的。
要知道，軍用電台不像民用廣播，後者使用的頻率一般不變的，而前者使用的頻率少說是一天三變：上午一套頻率，下午一套，夜間一套；三天為一個周期。這就是說，一個最低密度的軍用電台，至少有九套頻率（3套×3天）。一般的電台通常有十五或二十一套頻率，個別特殊電台，它變頻的周期有可能長達一個月，甚至一年，甚至沒有周期，永遠都不會重複使用頻率。
據我們了解，對方師旅級以上單位至少有一百部電台在工作。換句話說，我們至少要偵聽到他們一百部電台的聲音，才能比較全麵地掌握敵情，好讓高層做出正確的戰略部署。如果一部電台以平均十八套頻率計算，那麼100×18=1800套頻率。而現在一個星期過去了，我們僅僅找到了四十五套頻率，隻有最起碼要求的
2.5\t%。以此類推，我們少說需要二十五個星期，即將近半年時間，才能重新建立正常的偵聽秩序。而總部給我們的極限時間隻有三個月。
很顯然，我們麵臨的現實十分嚴峻！
03
說來奇怪，雖然同在一個院子，他是大領導，我是小領導，要說應該是有接觸交往的。但就是沒有，怪得很。我是說，以前我還沒有正麵地接觸過我們院長，鐵院長，隻是不經意地碰到過幾次，點頭之交，認識而已，給我的印象是個子很高，塊頭很大，長相很英俊，但對人很冷漠，老是板著臉，不苟言笑，像個已淡出綠林的武士。單位裏的人都害怕他，怕他沉默中的爆發，有人甚至因此給他取了個綽號，叫“地雷”，意思是碰不得的。這一天，我正在打電話，他突然氣衝衝地來到我們辦公室，進門二話不說橫到我麵前，搶過了我手上的話筒，狠狠罵道：
“我從半小時前就開始給你們打電話，一直占線，說，你在打什麼電話，如果不是工作電話，我就撤掉你的職務。”
好在有吳局長作證，我打的是工作電話，而且就是聯係偵聽員的事，無可指責，否則我這個處長就隻有去天上飄了。由此可見，“地雷頭頭”真正是名不虛傳啊。
平靜下來後，首長（鐵院長）對我們招賢納才的工作提出質疑，認為我們老是在“圈子內”挑來選去，收羅到的或正在收羅的隻是優秀的偵聽員而已，而701現在更需要在聽覺方麵有過人之處的怪才，偏才，甚至天才。他建議我們打開思路，走出圈子，到社會上或者民間去尋找我們需要的奇人怪才。
問題是去哪裏找這樣的人？
從某種意義說，要找到這樣的人要比找到失蹤的電台還要困難。首長對我們提這種無理要求，讓人感到他似乎已經有些失去理智。其實不然。事實上他已打探到這樣一個人，此人姓羅，曾經是國民黨中央樂團的專職調音師，據說還給宋美齡調過鋼琴，後者十分賞識他，曾親筆贈他三個字：羅三耳。解放前，在南京，羅三耳的名字總是和蔣夫人連在一起，甚至還有些緋聞傳出。解放後，他改名叫羅山，移居上海，當時是上海音樂學院的老師。走前，首長把這個人的聯絡方式，並同一本由總部首長（一位著名的領導人）親筆簽發的特別通行證丟給我們局長，要求我們即刻派人去把“他”請回701。
我曾經在上海工作過幾年，對那裏情況比較熟。可能是這個原因吧，我們局長把這個任務交給了我。
04
懷揣著首長恩賜的特別通行證，我的秘密之行受到了從未有過的善待和禮遇，幾乎在任何環節上我都可以做到心想事成，並被人刮目相看。隻有一樣東西無視了我，那就是不通人性的運氣。是的，我有神秘的通行證，但沒有神秘的運氣。就在我來上海前不到半個月，我要帶的人，羅山，或者羅三耳，這個混蛋因為亂搞男女關係事發，被當時上海市文藝界一位響當當的大人物送進了班房—羅把他閨女的肚子搞大了！
我想過，如果僅僅如此倒也罷，或許特別通行證還能幫我峰回路轉。可問題是這混蛋的屁股上還夾著根又長又大的“羅三耳”的尾巴，這時候自然要被重新揪出來。新賬老債一起結，他似乎料定自己難能有翻身之日，於是騙了個機會，從班房的一幢三層樓上咚地跳了下來。
算他命大，沒摔死。但跟死也差不多了。我去醫院看他，見到的是一個除了嘴巴還能說話，其他可能都已經報銷的廢人，腿腳摔斷了不說，從大小便失禁的情形看，估計脊椎神經也斷了。
我在他床前留了有半個小時，跟他說了兩層意思：第一層意思，我告訴他，本來我可以改變他命運的，但現在不行了，因為他傷得太重，無法為我們效力—起碼是在我們有限的極限時間內；第二層意思，我詢問他，在他認識或知道的人中間，有沒有像他一樣耳朵特別好使的人。
他一直默默聽著我說，一動不動，一聲不吭，像個死人。直到我跟他道過別，準備離去時，他突然喊了一聲“首長”，然後這樣對我說：“過黃浦江，到煉油廠，那裏有條黃浦江的支流，順著支流一直往下走五裏路，有一個叫陸家堰的村莊，那裏有你要找的人。”
我問這個人叫什麼名字，是男是女。
他說是個男的，名字他也不知道，接著又向我解釋說：“這無所謂，等你去了，問村子裏的任何一個人都行，他們都認識他。”
05
沿河而紮的陸家堰村莊，似乎比上海城還要古老又殷實，房子都是磚砌石壘的二層樓，地上鋪著清一色發亮的青石板和鵝卵石。下午兩點多鍾，我順著陸家堰碼頭伸出去的石板路往裏走，不久，便看見一個像舞台一樣搭起的井台，一對婦女正在井台上打水洗衣。當我並不十分明了地向她們說起我想找一個什麼樣的人時，兩人卻似乎很明白我要找誰。其中年紀稍長一點的婦女這樣告訴我：
“你要找的人叫阿炳，他的耳朵是風長的，尖得很，說不定我們這會兒說的話他都聽見了。他現在肯定在祠堂裏，你去那兒找他就是。”
她說著伸手給我指了一下。我以為她指的是附近那幢灰房子，結果她說不是。她又伸手指了一下，對我說：
“喏，是那一幢，有兩個大圓柱，門口停了一輛三輪車的。”
她說的是胡同盡頭的那幢八角樓，從這兒過去少說有百米之遠。
這麼遠，他能聽得到我們說話，那怎麼可能是人？老美最新型的CR-60步聽器還差不多。我忽然覺得很神秘。
祠堂是陸家堰村古老和富足的象征，飛簷走角，簷柱上還雕刻著逢雙成對的龍鳳和獅虎。古人為美刻下它們，如今它們為歲月刻下了滄桑。從隨處可見的斑駁中，不難想象它已年久失修。但氣度依然，絕無破落之感，隻是閑人太多，顯得有些雜亂。閑人主要是老人和一些帶娃娃的婦女，還有個別殘疾人。看得出，現在這裏成了村裏閑散人員聚集的公共場所。
我先在祠堂門前轉了一會兒，然後才步入裏麵。有兩桌人在打“車馬炮”—一種在南方盛行的民間紙牌，還有一桌人在下象棋。雖然我穿著樸素，並且還能說一口基本能亂真的上海話，但我的出現還是受到四周人的另眼注目。我轉悠著，窺視著，指望能從中猜認出阿炳。但感覺都似是而非。有一個手上吊著繃帶的孩子，大概有十一二歲的樣子吧，他發現我手上戴著手表，好奇地一直尾隨著我，想看個究竟。我取下手表給他看，末了，我問他阿炳在不在這裏。他說在，就在外麵過廳裏，說著領我出來，一邊好奇地問我：
“你找阿炳幹什麼？”
“聽說他耳朵很靈光是不是？”
“你連這個都不知道？看來你不是我們村裏人？”看我點頭後，他馬上變得神秘地告誡我，“你別跟他說你不是我們村裏人，看他能不能聽出來。”笑了笑，又說，“不過我想他一定能的。”
出來到外廳後，孩子左顧右盼一下，便領我到一個瞎子前，大聲喊起來：
“阿炳，來，考考你，他是誰家的人？”
這個瞎子剛才我一來這裏就注意到了，坐在小板凳上，抱著一根粗陋的竹拐杖，露出一臉憨笑，看樣子不但是瞎子，還像個傻子。我怎麼也想不到，羅山舉薦我的居然是這麼個人，又傻又瞎！這會兒，他聽孩子說要考他，似乎正是他等待已久的，立即收住憨笑，一臉認真地等著我“開口說話”，把我弄得糊裏糊塗，一時有些不知所措。
“說話啊，你，快說話。”孩子催促著我。“說什麼？”
“隨便說什麼都可以。”我稍一猶豫，孩子又驚驚乍乍地催促我，“快說！你快說話啊！”
我覺得這樣不太好，好像我們合夥在欺負一個瞎子似的，所以我想都沒想，就以一種很客氣又支吾的口吻對他說：“你好……阿炳
……聽說你的耳朵……很靈光，我是來……”
我話還沒說什麼，隻見阿炳雙手突然朝空中奮力一揮，叫道：“不是。他不是我們村裏人。”聲音悶悶的，像從木箱裏滾出來的。
說真的，我沒有因此覺得他聽力有多麼了不起，畢竟我的上海話不地道，說的話和這裏人雖是大同，卻有小異。我甚至想，換成我，哪怕讓我閉上眼睛，他阿炳，包括這裏任何人，隻要開口說話，我照樣聽得出他們不是上海城裏人，而是鄉下的。這是一回事。難道這就是他的本事？正在我疑惑之際，孩子已節外生枝，給我鬧出事情來了。這孩子我越來越發現很調皮的，他存心想捉弄阿炳，硬是騙他猜錯了。
“哈哈，阿炳，你錯了，他就是我們村裏人！”“不可能……”
“怎麼不可能？他是我在北京工作的叔叔。”“不可能！”
這一回阿炳否定得很堅決，而且還很生氣地—越來越生氣，咬牙切齒地，最後幾乎變得像瘋癲子一樣地發作起來：“不可能！絕對不可能！你……你是騙子！你騙人！你騙我！你……你……你們萬家的人都是騙子！都不是好東西！騙人的東西！騙子！騙子！……”
罵著罵著，臉變得鐵青鐵青，渾身跟抽風似的痙攣不已。
旁邊的人見此都圍上來，一個城裏人模樣的老者像哄小孩一樣哄著安慰他，還有位婦女一邊假裝掄起巴掌威脅要刮孩子耳光，一邊又暗暗示意他快跟阿炳道歉，孩子也假假地上前來跟他認錯道歉。就這樣，好不容易才讓阿炳安靜下來。
這一切在我看來簡直怪得出奇。如果說剛才是我把他看作傻子，那麼現在該說是他讓我變作傻子了，前後就幾分鍾的時間，我看到的他，既像個孩子，又像個瘋子，既可笑，又可憐，既蠻橫，又脆弱。
我感到神秘又怪誕。
06
世界有時候很小，那個城裏人模樣的老者原來是羅山一個單位的，幾年前才退休回村裏養老。不用說，羅山是通過他知道阿炳的。
老人告訴我，阿炳是個怪物，生下來就是個傻子，三歲還不會走路，五歲還不會喊媽。五歲那年，阿炳發高燒，在床上昏迷了三天三夜，醒來居然會張口說話了，可眼睛卻又給燒瞎了，怎麼治也治不好。奇怪的是，雖然什麼也看不見，但他知曉的東西似乎比村裏任何一個明眼人還要多，莊稼地裏蝗蟲成災了他知道，半夜三更村子裏進了小偷他知道，誰家的媳婦養了野男人他知道，甚至誰家住宅的地基在隱秘地下沉他也知道。這一切都得益於他有一雙又尖又靈的神奇的耳朵，村子裏有什麼事，別人還沒看見，他已經用耳朵聽見了。有人說他耳朵是風長的，隻要有風，最小最小的聲音都會隨風鑽進他的耳朵。也有人說，他身上的每一個汗毛孔都是耳朵，因為人們發現，即使把他的耳朵堵住，堵得死死的，他的聽力照樣勝人一籌。可以這樣斷言，阿炳的耳朵是了不起的，靠著這雙耳朵，他雖然雙目失明，但照樣能夠憑聲音識別一切。
老人認為，憑阿炳出奇的聽力，最合適去當個樂器調音師，所以一度想讓羅山認阿炳做個徒弟，好讓他謀碗飯吃。但羅山來村裏看阿炳這個樣子（又瞎又傻），斷然不肯，阿炳母親，還有村裏很多人求他都不肯。老人認為羅山是個自私的人，對他現在的結局（我告訴他的），老人沒有幸災樂禍，但也沒有表示一點悲傷或者惋惜。就在我跟老人聊談之間，有人抱著一個小男孩又來“考”阿炳了。孩子才一歲多一點，還不會說什麼話，隻會跟人鸚鵡學舌地喊個叔叔阿姨什麼的。從穿戴上看，孩子不像村裏人，說的是普通話。來人把孩子丟在阿炳麵前，一邊引導孩子喊“阿炳叔叔”，一邊要阿炳“耳測”他是誰家的孩子。孩子鸚鵡學舌地喊過一聲“阿炳叔叔”後，就抓住阿炳手上的拐杖，嘰嘰呀呀的要搶過來玩。就這時，阿炳沒有絲毫猶豫地一口氣這樣說道：
“這是陸水根家老三關林的孩子，是個男孩。我不會記錯的，關林出去已經九年零兩個月又十二天，在福州部隊上當兵，出去後回來過四次，最近一次是前年端午節，他帶著他老婆回來。他老婆跟我說過話，我記得的，是個北方人。這孩子的聲音像他媽，很幹淨，有點硬。”
雖然說話的聲音還是有點發嗡，但已全然不見剛才那種緊張、結巴，感覺像在背誦什麼，又像是一台機器在說。像這一切，早在他心中滾瓜爛熟，隻要他張開嘴，它們就自動淌出來了。
老人向我解釋道，他們陸家堰是方圓幾十裏出名的大村莊，有三百多戶人家，大大小小近兩千人，村裏沒有誰能夠把全村人都有名有姓、有家有戶地指認出來。唯獨阿炳，不管大人小孩，不管你在村裏還是在外地生活，隻要你是這村子裏的人，父輩在這裏生活或者生活過，然後你隻要跟他說上幾句話，他聽聲音就可以知道你是哪家的，父母是誰，兄弟姐妹幾個，排行老幾，你家裏出過什麼事情，等等，反正你一家子的大小情況，好事壞事，他都能如數家珍地報出來，無一例外，少有差錯。剛才這孩子其實是生在部隊長在部隊的，這還是第一次回村裏來，但依然被阿炳的耳朵挖得根底朝天。
我驚詫不已！
我想，這個又傻又瞎的阿炳無疑是個怪人，是個有驚人聽力和記憶力的奇才，當然就是我要找的人。村裏沒電話。當天晚上，我趕回城裏，給我們局長要通電話，把阿炳包括姓羅的情況作了如實彙報。該要的人不行了，想要的人又是個瞎子傻子，我們局長猶豫再三，把電話轉給了院長大人。院長聽了彙報後，對我說：
“俗話說，十個天才九個傻子，十個傻子一個天才。聽你這麼說，這人可能就是個傻子中的天才，把他帶回來吧。”
07
第二天清早，我又去陸家堰。想到昨天來回一路的折騰，再說今天還要帶個瞎子走，這次我專門租了一艘遊艇來。
遊艇在碼頭等我。
我第二次走進了屋密弄深的陸家堰村莊。
離祠堂不遠，門前有七級台階，走進去是一個帶天井和回廊的院落，裏麵少說有七八家門戶。村裏人告訴我，三十年前的一個夜晚，這個院子曾接待過一支部隊，他們深夜來淩晨走，這裏人甚至不知道他們是哪方部隊。但是誰都知道，他們中肯定有一人讓這兒裁縫家的女兒受盡了委屈或者欺騙。十個月後，裁縫家沒有婚嫁的女兒無法改變地做了痛苦的母親。三十年後的今天，這裏一家敞開的門裏依然傳出縫紉機的聲音，就在這間屋子裏，阿炳母親接待了我。她是村上公認的最好的裁縫，同時也是全村公認的最可憐的女人，一輩子跟自己又瞎又傻的兒子相依為命，從沒有真正笑過。在她重疊著悲傷和無奈的臉上，我看到了命運對一個人夜以繼日的打擊和磨難。還沒有五十歲，但我看她更像一個年過七十的老嫗。靠著一門祖傳的手藝，母子倆基本做到了衣食無憂，不過也僅此而已。
開始，阿炳母親以為我是來找她做衣服的，當我說明是來找阿炳時，母親似乎也就一下明白我不是本村人。因為，村裏人都知道，每天上午阿炳總是不會在家的。因為耳朵太靈敏的緣故，每當夜深人靜，別的人都安然入睡了，而阿炳卻常常被村子裏“寂靜的聲音”折磨得夜不能寐。為了睡好覺，他一般晚上都去村子外的桑園裏過夜，直到中午才回村裏。看管桑園的老頭，是阿炳母親的一個堂兄弟，每天他總是給阿炳準備一小捆桑樹杆，讓他帶回家。這是他們母子倆每天燒飯必需的柴火，也是兒子能為母親唯一效的勞。那天，阿炳被我臨時喊回來，匆忙中忘記給母親帶桑樹杆回來。一個小時後，阿炳已隨我上了遊艇，就在遊艇剛脫開碼頭後，他像突然想起什麼似的，焦急萬分地朝碼頭上高呼大喊：“媽，我今天、忘……忘記給你帶柴火了，怎、怎麼辦……”遊艇才脫開碼頭不遠，我還來得及掏出二十塊錢，塞在煙盒子
裏，奮力拋上岸。
阿炳聽到我做了什麼後，感動得滴出淚，對我說：“你是個好人。”這件事讓我相信阿炳並不傻，隻是有些與眾不同而已。
說真的，那天村子裏起碼出動了幾十個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他們一直把我和阿炳送到碼頭上。當他們看見遊艇一點點遠去，確信我不是騙他們，而是真的把阿炳帶走了（去培養當調音師），我想他們一定以為我也跟他們阿炳一樣是個傻子，要不就是個大壞人。在鄉下，老人們都說拿什麼樣人的骨頭烤幹，磨成粉，做出來的藥可以治什麼樣人的病。換句話說，拿阿炳的骨頭做成藥，可以叫成群的像阿炳一樣的傻子都變成聰明人。而我有可能就是這樣一個人，想用阿炳骨頭做藥的大壞蛋。否則，他們有充足的理由懷疑我和阿炳一樣，是個大傻瓜。
不過，不管怎樣，有一點我想陸家堰的村民們是萬萬懷疑不到的，就是：他們認定的傻子阿炳即將成為一個撼天動地的大英雄。
08
盡管首長（鐵院長），還有我們吳局長，對我帶回來的人存在著生理缺陷這一點早已有一定的心理準備，但當阿炳親身立在他們麵前時，他們還是感到難以接受的失落。
由於旅途的疲勞—一路上阿炳連眼皮都沒碰一下，他在嘈雜的人聲裏怎麼睡得著？和旅途中造成的髒亂，以及由於心情過度緊張導致的麵部肌肉癱瘓，再加上他病眼本身有的醜陋，阿炳當時的樣子確實有些慘不忍睹，可以說要有多邋遢就有多邋遢，要有多落魄就有多落魄，要有多怪異就有多怪異。
簡直不堪入目！
對我來說，我最擔心的是他在老家神奇有餘的耳朵，到701後變得不靈敏了。所以，事先我再三交代他，到時間—等首長們來看他時—一定要給他們“露一手”。事後看，我這交代是弄巧成拙了，因為他認定我是個好人，對我的話言聽計從，我這麼一交代之後，他時時處處都不忘“露一手”。結果來的人，不管誰開腔說話，也不管你是不是在跟他說，他都當作在“考”他。於是正常的談話根本無法繼續下去，隻聽他左右開弓地在“應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