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記得安德羅曾對我說過，當今世上馮·諾伊曼是最偉大的破譯家，他有兩個腦袋，一個是東方的，一個是西方的……世界上隻有他既可以破東方的密碼，又可以破西方的密碼，他收羅了大批東方學子，為的就是領略東方智慧的玄奧……所以，有人說他的腦袋比愛因斯坦還要複雜，還要深不可測……
她是個天使，但並不完美。嘿，她是一個有問題的天使。
她就是701破譯局歐洲處第五任處長黃依依。
在701，有關黃依依的傳聞並不比瞎子阿炳平淡，人們因著自己的好惡和見聞，以不同的感受向我講述著同一個人的故事和傳聞。他們的講述是那麼引人入勝，使我對這位701曆史上唯一的女破譯處長—黃處長—充滿寫作衝動。但我一直不敢貿然下筆，因為一個對黃依依故事最知情的人，一個像講阿炳故事的錢院長一樣的人物，我遲遲未能謀麵，他就是701曆史上的第四任院長，安院長。
安院長資格甚老，係701初創時著名的九位元老之一，曾有“九君子”之稱。現在九君子相繼辭世，他是唯一在世的，已經八十好幾。但身體似乎還好，跟我握手時，我感覺他手上的氣力很充足，說話的聲音也有氣有力，隻是濃重的浙西土語讓我聽來有些吃力。他離休後一直生活在北方某個偏僻小鎮，那裏既不是他家鄉也不是他的工作地，隻是他剛滿周歲的小孫子胡亂確定的一個地方。據說，安老這人頗為怪異，離休時麵對北京上海等大好城市都不去，隻要求組織上給他任意安排一個陌生的城市去生活。不管哪裏，隻要陌生！這可把組織難住了，因為中國這麼大，他陌生的地方多著呢，怎麼來確定呢？最後，還是他自己做主，讓隻滿周歲的小孫子在一幅中國地圖上隨便丟一枚硬幣，硬幣停落之處，便為他歸宿之地。這有點宿命的意思。就這樣，這些年來，他有如一隻失散的鳥，過著幾乎與701人隔絕的生活，時間長了，要找到他談何容易。
後來當然找到了，但可以想見，要請他開口絕非易事。無疑，當初他選擇“失散”的目的大概本身就是為了免開尊口。所以，我理解。但我不能接受。最後，我以巨大的耐心和誠懇戰勝了他的固執，不是全勝，隻能算半勝。他同意跟我講關於黃依依的故事，但同時要求我，是簽字畫押地要求：在本書中不能寫他離職前後的故事。是有所指的故事。那故事，我在701已經有所耳聞，相信如果寫出來，也許比阿炳和黃依依的故事還要好看。現在，我跟他簽字畫押過，這故事成了我的禁忌，諱莫如深，在此不敢有半點涉及。連暗示也不敢。他還要求我，關於黃依依的故事隻能采用“他的說法”。這也是簽字畫押過的。所以，現在我隻能以他的口吻講述本故事。
不過，說真的，他的講述遠沒有我的鄉黨講得好，也許是年紀大的緣故吧，講得特別拉拉扯扯，我幾乎花了多於對付阿炳十倍的精力，才勉強整理出下麵這個樣子，應該說，依然有諸多不盡人意之處。但我沒辦法，因為我不能添加材料，不能變腔改調，隻能刪繁就簡，作些詞語的調整而已。如此這般，也隻能是這個樣子—
01
我的故事要從莫斯科開始講起。我是個革命的孤兒，從小在莫斯科長大。一九三一年，我才四歲，就去了莫斯科，回國時已經二十歲，是一九四七年。我在莫斯科學的是無線電業務，回國後組織上安排我進了701工作。開始幹的就是最基礎的偵聽業務，後來因為我俄語好，做過一陣子情報收集、整編工作。一九五七年，組織上把我和妻子小雨都派去莫斯科，我妻子小雨在外交部駐蘇聯大使館工作，我則在莫斯科大學數學係編碼研究中心學習破譯技術。這是改變我命運的一件事，我一生的功與過、榮與毀、幸與不幸都跟破譯有關，包括現在，我走出人們的視線，蟄居在這裏，也是它的後遺症。我的導師安德羅經常說，這不是一個職業，而是一個陰謀，一個陰謀中的陰謀。一個人長期從事這種陰暗、秘密、高智力強度的工作，身心都會受到某種傷害。日積月累，潛移默化，最後你無法過一個正常人的生活。
按理我應該是一九六○年七月畢業，但是這年三月初的一天，我突然接到組織上通知，讓我迅速回國。是一個代號叫“飛機”的同誌來通知我的，她是女性，長春人，長得很高大，皮膚像遊泳運動員一樣棕紅棕紅：一種健康的顏色。她是我在莫斯科期間的領導，當時我名義上是個留學生，實際上是有秘密身份，說白了就是間諜，主要收集當時蘇聯破譯美國軍事秘密的情報。我的導師叫列夫列耶·安德羅，是世界著名的數學家，同時也是一位令美國人頭痛的破譯專家，組織上把我安排到他身邊，目的是要利用他的地位搜集西方軍事情報。三年來，我們朝夕相處，友情與日俱增。他不但是我的先生、導師，也是我一生事業的“生身之父”，我後來所以改名為安在天，正是出於對他的敬意和紀念。知道要走後，我真有點舍不得離開他，尤其是我的學業尚未結束，突然走，眼看就要到手的畢業證拿不到，心裏覺得非常遺憾。
接下來發生的事就不僅僅是遺憾了。就在我把一切離校手續辦完，準備落實回國火車票的前一天，我突然—又是突然—接到噩耗，說我妻子小雨出了車禍！她乘坐的小汽車被一輛大卡車撞出山道，跌落懸崖，車子墜毀，車上的人全都遇難。人死不說，連個屍體都見不著。據說車子在墜落懸崖時著了火，車上的人都燒得不成樣子，肉眼根本無法分清誰是誰，最後是醫院根據化驗確認死者。當我看到小雨時，她已經成了一隻黑色的盒子。
骨灰盒呐！
我帶著小雨的骨灰盒離開莫斯科，至今我還記得那天莫斯科突降大雪，火車站結著一層厚厚的白雪，我的心情就像這冰天雪地一樣寒冷。一列滿載著來自中國的蘋果、生豬等貨物的悶罐火車停靠在月台上，蘇方和中方的很多人員正在卸貨、驗貨。這些貨物是中方作為還債用的。正如人們聽說過的一樣，蘇方對貨物有嚴格的檢查手續，月台上擺放著好幾台滑輪機，卸下來的蘋果都要經過滑輪機的檢驗—大小都有“科學而死板”的規定，過大的不要，過小的也不要。對生豬，蘇方人員也一一檢查，凡是豬身上有傷痕或青疤，都不要。
當時中蘇關係已經非常微妙，我的行李在火車站也受到嚴格檢查，我的導師安德羅見此再一次勸我別回國。那幾天，他一直在勸我留下來，就在頭天夜裏，我們曾有過一次長談，他給我分析了中蘇關係的前景和我個人可能有的前途，認為回國對我來說是一個最差的選擇。他似乎已經預感到中蘇關係必將交惡，懷疑我回國後可能會去破譯他們蘇聯密碼，把我倆深厚的友情玷汙。他希望我留下來，讀完本科讀碩士，甚至讀博士，今後專心做學問，不要卷入破譯領域。導師說：這是意識形態的事情，說到底跟學問是沒關的，我自己的經曆應該成為你的教訓。我已經不可能走回頭路，但你完全可能不步我後塵，做一個單純的學人。可我知道，這不可能，可以說，我生來就是個“意識形態的人”。我說過，我是個革命孤兒，是黨把我培養成人，在黨和國家需要我時，我不可能有自己的願望和選擇。
檢查完行李，導師問我知不知道剛才檢查我行李的是什麼人。我說不知道，他說是克格勃。我估計他對我的秘密身份可能已經有所覺察，故作驚訝，“怎麼可能呢？”他笑道：“我的朋友，我認為你應該對我說實話，你除了中國科學院密碼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的身份外，還有沒有別的身份？”
我說：“安德羅先生，你為什麼會突然問這個？”
他說：“因為最近一段時間，你給我了很多秘密和疑慮。”我說：“先生，我對你沒有任何秘密。”
他說：“朋友，你沒有說實話。”
他指著我抱在手上的骨灰盒，問我妻子小雨到底是怎麼死的，他說他不相信隻是一起偶然的車禍。我發誓事實就是這樣。其實到底是怎麼回事，我自己也不知道。但我隻能這樣說，哪怕我對他非常信任。最後，他鄭重地要我記住他一句話：回國後，如果組織上要求我破譯他們國家密碼，無論如何我都不要接受。
他說：“我這麼說一是因為從感情上我接受不了，另一個你現在的技術也無力在這方麵有所建樹。”
我說：“是啊，所以我還要回來繼續學習。”
他搖著頭說：“沒機會了，就像我們兩國的關係已經沒機會回到從前一樣，我們也沒有機會再做師生了，還是做朋友吧。”
他臉上露出一種傷感來，將我擁到他胸前抱了抱，說：“上車吧，祝你一路平安。”
就此分手。
我走進車廂，不久便有人來敲門。進來的是“飛機”同誌，她手上拎著一隻黑色皮箱。我也有一隻同樣的皮箱，此刻放在茶幾下。她把皮箱放在我皮箱的邊上，告訴我她箱子的密碼。走的時候，她帶走了我的皮箱：一模一樣。我不知道她的箱子裏留的是什麼東西，但我知道那東西一定比我的性命重要，如果我在路上遇到不測，我首先要保護的不是我的生命，而是箱子裏的東西。
感謝安德羅先生的祝福，我一路平安。
02
到了北京，第一天，有人來我住的招待所取走了“飛機”同誌交給我的皮箱。
第二天，總部一位主管業務工作的副部長接見了我，他姓鐵，五十多歲的年紀，半頭白發，有點顯老。但說話的聲音宏亮，幹脆果斷，像個將軍。他曾是701的第一任院長，因為脾氣大，部下們在背後都管他叫“地雷”。他是兩年前離開701，提拔到總部當常務副部長，全麵負責業務工作。他的秘書姓李，是個年輕人，會俄語，在我去莫斯科之前，我們曾做過幾個月的同事。因為時間不長，不是很熟，但幾年不見，見了麵反而變得親熱起來。在鐵部長接見我之前，他先來招待所跟我大聊一通，對我問寒問暖，介紹部裏的情況，很熱情。他跟我透露，為了我這次回來鐵部長跟部裏其他幾個領導發生了激烈的爭執。
他說：“你可能不了解，這幾年我們先後破譯美國、英國和台灣等敵對勢力的好幾部高級軍事密碼，其中你搞回來的資料立了大功。
所以，部裏領導對你的工作十分肯定，這次喊你回來幾個領導都不同意，覺得你在那邊工作很出色，回來可惜了。”
我說：“現在的形勢要再開展工作也難，他們現在對我限製很多，不像以前。”
他說：“是啊，今非昔比。”並問我對中蘇關係的前景有什麼看法。我說不妙。
他說：“確實不妙。當然，對我們不妙，對有些人來說就妙了。不知你看到沒有，香港的報紙上說，蔣介石準備要回南京做大壽呢。”
我說：“他說什麼都可以，反正是說說而已，過過嘴癮。”
他說：“前兩年是說說而已，現在是又說又做，不一樣。你在外麵，不太了解國內的情況，現在我們國家是最困難的時候，國內，連年自然災害，國外，中蘇關係微妙，中印邊界局勢緊張，真正是內擾外困啊。你有困難，他就來勁，企圖趁人之危，落井下石，搞翻你。這就是蔣介石的如意算盤，小人的算盤。”
我說：“十年前朝鮮戰爭剛爆發時，他不是也很來勁，天天派飛機在沿海轟炸，還派遣大批特務，企圖裏應外合，反攻大陸，結果怎樣？雞飛蛋打，把僅有的老本都蝕了。”
他說：“曆史又重演了，跟十年前不同的隻是叫嚷的口號變了，那時叫‘反攻大陸’，現在叫‘光複大陸’。為此，他們已經把紫金號密碼換成‘光複一號’密碼。”
我知道，紫金號是台灣本島與國內特務聯絡的通訊密碼，很高級，是一個美國專家給他們設計製造的，保險時限是二十年，現在最多用了就十年吧。我們是兩年前才開始對它有所突破，突破的程度遠沒有達到必須更換的地步，突然更換說明他們可能真的想打仗了。
我問：“破譯任務交給了誰？”他說：“你的娘家，701。”
這麼說701又麵臨著嚴峻的考驗！十年前他們是聽不到，今天是聽得到但看不到。我問他現在701誰在當院長，他說是一個姓羅的。這人我認識，是一個女中豪傑。我在偵聽處時她曾當過處長，據我所知她並不懂破譯。我這麼說後，他對我笑道：“是，她是偵聽出身，不懂破譯。不過她不懂沒關係，隻要你懂就行，你現在是701副院長，光複一號密碼破譯小組組長。”
我一聽簡直愣了！我說：“我才學了點皮毛，怎麼可能擔當這麼重大的任務？”
他說：“已經決定，昨天文件已經下發，我先跟你通個氣，下午鐵部長肯定要見你，他現在有會議。”他真誠地祝賀我連跳三級，說我現在是全係統最年輕的副院長。可我像是丟了魂，一直發著呆，直到他起身要走，才緊急向他申辯，要求組織上重新考慮人選，我難當此任。我說：“這個不是其他東西，可以拚一拚，搏一搏，可以趕鴨子上架。”
他幹脆地說：“有什麼你下午跟鐵部長說吧，跟我說沒用，跟鐵部長說我認為也不大可能改變。”
果然，下午鐵部長一見我便直截了當對我指出：我沒有任何推辭餘地。“不要再有這個念頭！”他大著嗓門教訓我說，“連猶豫都不要有，幹幹脆脆，高高興興地上任，現在就上任，就進入角色。組織上把你從安德羅身邊召回來是下了狠心，所以也不可能有商量的餘地。這是一。二，你的任務很重要，還是這句話，組織上下狠心把你從安德羅身邊召回來，說明現在破譯光複一號比破譯任何密碼都重要，是我們的當務之急，是我們的頭號任務。為什麼這麼急，這麼重要，原因也是明擺著，因為老蔣在做美夢，並且采取一係列切實的行動。你應該知道，去年台灣一次性向美國購買了十七億美元的先進武器裝備，‘光複大陸’的軍事演習搞了一次又一次，向大陸遣送了一批又一批的特務，現在又把通訊密碼換掉。諸如此類，不一而足，說明這一次他們喊‘光複大陸’不是嘴上說說，是準備大幹一場的。話說回來，即使是嘴上說說，那麼多特務派過來，在我們眼皮底下，他們在想什麼、說什麼、做什麼，我們不清楚，不了解，不知道，今天在這裏搞個破壞，明天去那裏造個謠言，怎麼行？不行。所以，這部密碼—光複一號—必須破，作為我們的頭號任務來破！第三，有什麼要求和困難都可以提出來，組織上，包括我個人，都會盡最大努力給你解決。我知道，當然一定會有很大的困難。我聽柳處長說，這是國民黨方麵迄今啟用的最高級的密碼，保險期限高達三十年。把一部這麼高級的密碼交給特務部門用，不是軍方，也不是高層，這本身說明這些特務在本次‘光複’行動中擔任著非同尋常的角色。你現在剛回來，對這部密碼情況不了解，不知道有什麼困難，想提要求可能也不知怎麼提。沒關係，柳處長很了解，完了我把他交給你，好好了解了解，想一想，把你的行動計劃，包括困難和要求，寫個報告交上來，我在第一時間內答複你，怎麼樣？”
還有什麼好說的？當然隻有說行。
如果說這件事—工作上的事—個人前途的事，讓我感到意外的話，那麼關於我妻子小雨的事我感到的就是震驚—萬分震驚！鐵部長告訴我，明天外交部要舉行小雨的追悼會，他將要以小雨老師的身份去參加追悼會。
我問他：“這是什麼意思？”
他反問我：“難道你不覺得小雨是你的得力助手？你在安德羅身邊收集的那些情報沒有小雨協助，你能那麼順利地傳給‘飛機’同誌嗎？”
當然不能，我一個在校學生不可能老是去社會上拋頭露麵，跟一個比我大好多歲的女人去接觸。事實上，我的情報大多是通過小雨傳給“飛機”同誌。她在大使館做文秘工作，“飛機”同誌是她部門領導的家屬，兩人關係不錯，經常見麵，傳遞個東西很方便。可是，我一直以為小雨是不知道我的真實身份，更不知道我和“飛機”同誌的秘密關係。原來—啊，天大的秘密啊！鐵部長告訴我，其實小雨都知道，她早就是我們的同誌，隻是為了減輕我的壓力和工作需要才對我隱瞞。從某種意義上說，小雨秘密的級別比我還高！正因此，他將代表本部領導去秘密出席小雨的追悼會，因為她是我們部的同誌，外交部不過是她的名頭而已，是麵具，是偽裝。
這對我確實是個巨大的震驚，由此我馬上想到小雨的死肯定另有隱情。鐵部長說：“要說隱情，何止隻有一個‘死因’。”確實，“隱情”太多，多得我無從說起。事實上，從我認識小雨之初，一切都似乎已經注定。這是一個真正的秘密世界，夫妻關係不過是工作關係的附屬，是掩護，是安全保護措施的一部分。同樣是為了掩護的需要，第二天，外交部為小雨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外交部內部報紙刊登了相關消息，似乎恨不得盡可能讓人都知道，小雨是在外出辦事途中“不慎車毀人亡”，因公殉職。這還不夠，追悼會後，鐵部長讓李秘書把小雨的骨灰盒帶走，後來等我到701赴任時，發現骨灰盒比我還先來到我的屋裏：一個像模像樣的靈台，香火繚繞，遺像上的小雨透過繚繞的煙霧看著我，仿佛我們之間真的隔著千山萬水。
我知道，這樣做也是為了讓更多的人知道：小雨已走。怎麼走的？當然是“不慎車毀人亡”。隻要靈台設在屋裏，這個消息很快將不脛而走，慢慢地，701的人都會知道。這個係統裏的人，做這種掩護工作總是技高一籌。
03
話說回來，那天鐵部長接見我時，有一個人在場，就是柳處長。如果說李秘書是鐵部長的身體，幫他跑腿，端水泡茶，待人
接物，打理日常事務，那麼柳處長則是他的心腦，他的智囊，替他看雲識雨，出謀劃策，指點江山。柳處長是新中國培養的第一代破譯家，他麾下的處主管著下麵各院、所的破譯工作。我從外交部參加完小雨的追悼會回來後不久，柳處長到招待所來看我，對我很客氣，口口聲聲叫我“安副院長”，讓我很不習慣。開始我們主要是閑聊天，聊一些共同的熟人、同事，後來聊著聊著就聊到密碼上去：他現任的工作，也是我不久後的工作。聊到光複一號密碼時，他突然問我：“安副院長，你在蘇聯這麼長時間，不知有沒有聽說過一個人，一個數學家。”
我問：“誰？”
他說：“列列娃·斯金斯。”
我說：“當然聽說過。”此人在蘇聯可是大名鼎鼎，一個十足的奇女子，數學上的成就極高，但為人也極其傲慢。據說有一次斯大林請她吃飯，她居然因為要看一場球賽謝絕，後來自然被斯大林整慘了，最後被迫流亡到美國。
柳問我：“她到美國後幹什麼你知道嗎？”我說：“知道，幫美國人製造密碼。”
柳說：“看來你確實很了解她，因為她是你老師安德羅的大學同學，兩人關係一直不錯。”
我說：“是的，安德羅經常說起她。你應該知道，她到美國後曾幫美國軍方製造過一部叫‘世紀之難’的密碼，據說是當今世上最深難的密碼之一，但美國軍方最後還是不敢用，因為她畢竟是蘇聯人。”
柳說他知道這件事，並問我：“你知道這部密碼後來的下落嗎？”我說：“不知道。”
他說：“我知道。”說著遞給我一遝資料讓我看，一邊說，“我們現在要破譯的光複一號密碼，其實就是列列娃·斯金斯一手研製的世紀之難密碼。”
我簡直不敢相信！
但事實就是如此，用柳處長的話說，美國人自己不敢用這部密碼，廢掉它又覺得可惜，便轉賣給台灣，國民黨則把它當寶貝接受了。資料從我手裏掉下去……我幾乎有一種生理的反應，雙眼發黑，雙腿發軟，身體裏的血像在倒流……當天晚上，我便給鐵部長寫了一份報告，特別指出這是一部世界頂尖高級的數學密碼，不是一般的數字密碼。在我看來，就我們現在的人力資源看，根本不可能破譯它，要想破譯它，必須從外麵調人，而且還不是一般的人，必須要優秀的數學家才行。同時，我又一次提出，我力不勝任，建議組織上重新考慮負責破譯光複一號密碼的組長人選。
第二天午後，李秘書突然出現在我麵前，身後竟是鐵部長。鐵部長走進屋，笑著對我說：“看來你比誰都了解列列娃·斯金斯。”
我說：“她是我導師安德羅的大學同學。”
他說：“現在知道了吧，為什麼我非要點你的將？”我說：“可我的能力遠不能勝任，我不是數學家……”
鐵部長打斷我說：“你已經勝任，能及時提出切實可行的方案就是勝任的標誌。老實告訴你，早已經有專家告誡過我，憑我們現在的破譯力量不可能破譯這部密碼，所以調人是必須的。說，你想調誰？我們是祖衝之的後代，我們國家不乏優秀的數學家。有就去找，就去請。你們請不來我去，我也請不來，我找人去請。總之，不要怕請不來，就怕找不到，不會找。”
說真的，我怎麼去找呢？我是個土八路，半路改行過來，屬於那種在理論上沒有什麼根底，跟師傅學藝的破譯人員，對國內數學界的情況根本不熟悉，就是一隊數學家排在我麵前，我也不知道要誰。
鐵部長聽了我的話，又批評我說：“你有困難說出來是對的，但不要被困難嚇倒。我知道美國密碼界對這部密碼評價很高，但我們破譯它也有我們得天獨厚的條件，因為斯金斯是蘇聯人，她研製的密碼難免落入蘇式密碼的套路。這些年，我們跟蘇聯不論是密碼界還是數學界，深深淺淺都有一定的接觸，有接觸就有了解，這就是我們的優勢。其次，你在斯金斯的同學安德羅身邊待了這麼長時間，想必也不會一無收獲吧。所以，我想，你的畏難情緒可以少一點，即使少不了也隻能迎難而上，沒有退的餘地！這是我要說的第一點。”
第二點，要求我馬上行動，該招兵招兵，該買馬買馬，不要耽誤，現在就開始行動。先找人，找到了人，馬上回701，把工作開展起來，不能等，不要拖。
第三點，鐵部長對我們這次行動取了一個代號。他說：“我們要破的密碼名叫‘光複一號’，我們的行動就叫‘天字一號’吧，你不願當組長可以，我來當，你就當副組長。這是我對你唯一能讓的步，如果你再跟我叫難，想撂挑子，別怪我不客氣！”
下最後通牒了！
我別無選擇，可又不知如何開展工作。好在還有柳處長，他是清華大學數學係的高才生，又長期在破譯圈子裏轉圈圈，他很快給我提供一個人選。此人叫胡海波，從美國回來，幾年前被海軍情報部門挖去搞破譯工作，建功卓著，短短時間就破譯過境外好幾部中高級密碼，在破譯圈內頗有些令人稱奇。
柳處長對我說：“他肯定是比較合適的人選，但要把他挖過來的可能性我看不大，除非鐵部長親自出麵。”
我向鐵部長彙報後，鐵部長沒有任何猶豫，親自出麵去海軍找到相關領導，要求見他一麵。人就在北京，第二天胡先生便來了，四十多歲，穿一身藍色的海軍裝，上校軍銜，戴著眼鏡，頭發透頂，說話慢條斯理的，看上去很斯文、很智慧。我趕去的時候，鐵部長和柳處長已經跟他聊了一會兒，好像是在動員他過來，已經被胡上校推辭。鐵部長把我和他介紹認識後，有點快刀斬亂麻的意思，幹脆地對他說：“這樣吧，我們先不說調動，估計要調你過來難度不會小，即便你願意也不一定行。就折中一下吧，我們借用你幾個月，我跟你們領導去商量，行不？”
上校想了想，誠懇又無奈地說：“首長，不是我不願意來，而是……怎麼說呢，斯金斯的密碼，我破不了。她研製的密碼屬於蘇式密碼，那邊的密碼我從沒有接觸過，更談不上研究，來也幫不了你們忙。”
鐵部長說：“要說接觸，蘇式密碼誰都沒有接觸過。我們兩國關係這麼好，起碼是以前吧，怎麼可能去破譯他們的密碼？而且，誰也想不到，斯金斯的密碼最後會轉到台灣去。”
胡上校說：“是啊，他們以前一般都用的是美式密碼。”
鐵部長說：“所以，這是第一次，從來沒有過，開天辟地的。因此，我們的行動叫‘天字一號’行動。不過我想世上的密碼總是相通，你破譯了那麼多密碼，經驗、技術都是無人能比，我還是非常希望你能來助我們一臂之力。”
上校搖搖頭，笑道：“首長，您說的不對，世上的密碼恰恰是不相通的，尤其是蘇式密碼和美式密碼完全是兩回事，一個追求的是深難，是複雜和深奧，技術含量特別大；一個追求的是疑難，主要以詭秘、機巧取勝，可以說有天地之別。一個往天上飛，一個往地下鑽，區別就有這麼大。這也是雙方研製密碼的科學家有意為之的結果，要的就是要有區別，區別越大越成功。然後到破譯界就有了一條不成文的規律，就是一個破譯美式密碼的人，一般不去破譯蘇式密碼，去破也是破不了。寸有所長，尺有所短，人就是這樣，你在這方麵強了，往往在那方麵弱了；這方麵越強，那方麵越弱。現在我的情況就是這樣，你們覺得我很強，但針對光複一號密碼我其實毫無長處，隻有短處，你們哪怕隨便找個數學家來，都比我強。”
鐵部長指著我說：“他這不到處在找嘛，但讓一個新人開始就獨當一麵，我心裏總覺得沒底，所以專門來找你。原來想有你心裏就有了底，不知道這裏麵還有這麼多道道。”
上校說：“隻要能找到合適的人，新不是問題。破譯密碼就好比男女之間談戀愛，不是說你談多了就容易談成，關鍵是要有感覺，有緣分，有靈性。”他建議我們不妨去中科院數學研究所去找找，這些年海外回來了不少數學家，多數都在那裏麵。他說：“雖然不是每個數學家都可以幹這個，但要想幹這個離不開數學，那邊人多挑選餘地大。我可以給你們提供一些選拔資料，也許能幫助你們找到想要的人。”
資料在他單位，鐵部長吩咐我隨他去拿資料。我們一行人從辦公室出來，在門口等車時，他突然想起一個人，回頭對鐵部長說：
“如果你們能找得到這個人，應該就是你們現在需要的最合適人選。”他介紹說，這個人曾在美國蘭登公司工作過，據他所知她在那邊曾經破譯過蘇聯密碼。鐵部長一下睜圓了眼，問他怎麼樣才能找得到。上校說幾年前他曾在哈軍大跟她見過一麵，是個女的，很年輕，也很漂亮，但後來聽說她離開那裏，去了哪他也不知道。
“她叫什麼名字？”鐵部長問。
“黃茜。”上校說。
“有名有姓有地方，哪還會找不到？”鐵部長當即指示我們兵
分兩路，一路由柳處長負責，馬上出發去哈爾濱軍工大學尋找這個叫黃茜的人，一路由我負責，去中科院數學所看看。
04
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位於海澱區北郊，一個寂寞得有點荒涼的院子。這天下午，我去胡上校他們單位取了選拔資料後，回來的路上恰好經過這裏，便以一個閑人的身份溜進去閑逛了一下。一進門，就看到祖衝之的塑像，在陽光下熠熠生輝。遠處，一個年輕人正凝望著太陽，好像在試圖計算太陽的高度。在我離開時，又看到一個戴著深度近視鏡的老者，正一路俯首在地上拾撿著剛剛不慎從菜籃子漏出的幾顆土豆。有一顆土豆滾入了下水道，他還是不甘心，把它當寶貝似的撿進籃子。看來，我們國家確實正處在一種我想象不到的貧困中。
當天晚上，我以楊小綱的名字，住進這裏的招待所。這招待所在當時看也許是很高檔，因為要接待外國專家。門口設有一個保安，坐在一張桌子後麵，對進出的人好像都很熟悉。我在總台登記房間時，看到有兩個外國人，一男一女，坐在大堂的椅子上聊天。我聽不懂他們的話，但可以肯定不是蘇聯人。
大約是三個小時前，研究所黨委書記王某就已接到科學院主要領導的一個重要電話，說的就是我即將“蒞臨”的事。領導對他說：人一到你就通知我。掛電話前，領導又交代：他是個有特殊使命的人，你們一定要保證他的安全。於是書記放下電話便直奔招待所，守在招待所剛修繕一新的大廳裏，誠惶誠恐地等我出現，不時還冒著雨到外邊來翹首張望，想象著我的如期而至。可以說，他在心裏早把我盼望了又盼望，也許還用心推敲著“覲見”時應有的辭令。但當我真正出現時，他卻僅僅多看了我幾眼而已，沒有上來招呼，更沒有“熱情接待”。
書記同誌怠慢我的原因，我猜想有二個，一個是當時外麵下著大雨，天又黑，我在雨中像一個逃兵一樣衝進招待所，臉上的神情和身上的衣衫都透露出一種落魄和慌張，太不像一個“要人”；二個是我在服務台登記時用了一個假名字：楊小綱。我注意到，開始書記同誌對我的到來還是有點敏感，我走進大廳後，他始終用警疑的目光忽明忽暗地打量我，在我身邊轉悠，像個探子。我到服務台作登記時，他也跟著我磨蹭到旁邊，裝模作樣地跟服務員說事。低級的探子！但當我掏出的那張介紹信函—它不但紙質普普通通，而且足以證明我隻是南方某高校一名叫楊小綱的教職工時，他頓時對我了無興趣，迅速從我身邊滑開，我的背脊骨甚至可以真切地感覺到，他在拖著沉重的步子背離我。當我辦完登記，往樓上走時，我看到他在門前不安地踱著步，焦慮的目光時不時紮進黑暗的雨絲中，好像我還在來路上，隨時都可能從黑暗中向他走來。
說真的，我沒想到我一個平常為之的老習慣，竟然讓年邁的書記同誌平白增添了一個多小時的焦慮不安。我是說，用假名字登記住宿或辦事，是我素有的習慣，也是需要。我身上備有各種各樣的空白介紹信，我以什麼身份和名姓住進該招待所，完全是隨心所欲和偶然的，就看我當時伸進挎包的手率先摸到“哪一頁”—那裏麵有許多頁差不多大小和硬軟的介紹信函。當時，我率先抽出來的是一張由北方某省政府給一個名叫辛小峰的處長開的介紹信，隻是覺得這個職稱跟我此刻落湯雞的模樣不太符合，於是又重新摸了一張，即楊小綱的那張。不用說，楊小綱和某省政府處長都不是我的真實麵目，我的真實麵目是—真名叫安在天，身份是特別單位
701副院長，代號A705，即701五號人物的意思。但如果要說我使用過的名字之多，絕不亞於一個江湖老騙子，可以說，一本百家姓氏譜裏，我至少用過半本的姓氏。別的不說，就說在這次為期八天的回國途中，我先後用過李先進、陳東明、戴聰明、劉玉堂等六個名字，它們一定程度上說明我此行經事之多，和我固有的謹慎。是謹慎，不是膽怯。謹慎和膽怯，跟冷漠和鬱悶一樣，看起來有點相似，骨子裏卻有雲泥之別。
本來，王書記已經替我開好房間：三○一房間。這是個套間，裏間有一張暗紅的古典雕花大木床，床上疊著綢緞的花被，蚊帳是尼龍的，如蟬翼一樣透明，還有單獨的衛生間；外間寬敞，物什齊
備，有舒適的沙發，派頭的電話，還有吊扇、衣帽架、台燈、茶幾、茶具和煙缸等大小設施和用品。就樓層說，是頂樓，就方位說，在走廊盡頭，不但安靜，還有保密性，安全感。我需要這樣一個房間，因為我是特別單位701的人。但是，這個房間現在隻屬於“安在天”，不是“楊小綱”，楊小綱隻配住一般房間。一般的房間比較多，任意性比較大，根據我的要求，最後安排給我的是二○一房間。這個
房間在三○一的腳板底下，一樣處在走廊盡頭，也是套間，雖然沒
有那麼多配備，但基本符合我的要求。所以，我進屋後，就決定住下來。由於一路雨中奔跑，我似乎有點累，進屋後，簡單擦洗一下，就上了床，而且很快迷迷糊糊地睡著了。不過，一個驚天動地的霹靂很快又把我驚醒，我聽到有個東西在不停地拍打窗欞。我不知道是怎麼回事，走過去看，發現窗外的右手邊，有一棵跟樓房差不多高的棗樹，正是盛夏季節，棗樹枝繁葉茂，有條枝椏出格地伸到我窗口，借助風力的鼓吹，冒昧地拍打著我的窗欞。再看下麵，有一根分枝完全貼著牆頭長過來，要不是有人砍斷它的頭，沒準它早已破牆，鑽進屋來。也因為砍斷了頭，所以它變得格外粗壯，粗壯得像一根獨木橋一樣吊在我窗下，隻要稍有點腳力和不犯恐高症的人，都可以憑它翻進我房間裏來—破窗而入。
這怎麼行？絕對不行！
於是，我下樓去要求換房。
服務台不準我換，我臨時編的幾個理由，都被視為無理取鬧，遭到拒絕。我的態度因為有恃而無恐，於是我的聲音因為情急而變大，而服務台裏的人一點也沒有被我嚇倒，他一邊偷偷地注視著我背後的書記同誌，一邊以蔑視和沉默對待我。無奈之下，我很不像一個有秘密權威的人一樣嚇唬他。
我說：“我是你們王書記的客人，請你配合一下我行嗎？”
你知道，這時候，書記同誌其實就在我身後，他已經被再三的等待焦了心，聽我這麼一說，似乎已經有所敏感，不乏客氣地對我說：
“我就是王書記，請問你是哪位？”
我說：“我是從701來的。”他問：“你姓安嗎？”
我說：“是的，我叫安在天。”
他啊一聲，一個箭步衝上來，緊緊握住我的手。他手上的力量和氣息讓我感覺到他有種急於敘事的衝動，我不知道他將敘述什麼，但我知道在這裏有些話是不可以說的，說了就可能給我帶來不便。所以，我十分職業（機智）地將握手臨時轉換成親密的擁抱，借此將頭架在他肩膀上，悄悄說：
“這裏不便多說，請帶我去房間。”
05
當然是三○一房間。
進房間後，我馬上走到窗前，看窗外那棵棗樹，它在風中搖曳著，一股聲浪像海潮一樣朝我撲來，而搖曳的樹枝好像極力想拍打我，卻怎麼也夠不到，總是在一兩米之外又反彈回去。我想，如果是隻貓，它也許可以憑此跳進我房間，但人大概隻有《水滸傳》中的時遷有此本領了。我相信，我是個謹慎的人，但我更相信，對701人—每一個人—來說，所有的謹慎都是必要的。因為，正如總部首長所說：我們701一個人的價值，抵得過一個野戰師。
的確如此，當時JOC電台每天都在對我們係統的人廣播，希望我們跑過去，人都明碼標價，高的已經超過幾十萬美金，低的也有幾萬。像我這樣的，不值幾十萬嘛，至少有十幾萬吧。這就是說，隻要誰把我弄到×國，就可以得到十幾萬美金。重金之下必有勇夫。說實在的，那時出門我的心態很不好，老是疑神疑鬼。也許是我經事太多，也許是形勢的問題……說到形勢，大家都知道，形勢很嚴峻，而且還在繼續嚴峻，誰也不知最後會嚴峻到何等地步。想想看也是，要是在以前，誰想得到，昔日的老大哥，蘇聯老大哥，如今也會成為我們的對手。反目成仇。劍拔弩張。明爭暗鬥。還有日益緊張的台海局勢，蔣介石妄圖“光複大陸”……這種形勢下我分明感到自己真的是越來越膽小，越來越多疑，越來越謹慎。是的，是謹慎。謹慎不是膽小，但我的謹慎裏已經藏著膽小。這個房間比剛才的房間好多了，聽說隔壁還專門安排有兩名保衛幹事。我喜歡這種感覺。安全的感覺。看來，書記同誌不像我事先聽說的，“是個世事不諳的學者”。
高個子，大塊頭，堂堂的相貌，穿著筆挺的中山裝，說話聲音亮堂，舉止氣度不凡，這就是王書記。這也是為什麼我在大廳裏看見他，而沒有想到他就是王書記的原因，他給我印象更像個秘書，或一般領導。他甚至連副眼鏡都沒戴，和我想象中的一個科研機構的領導人完全不是一回事。
但很快我又發現，他身上有種科研工作者特有的精細和固執，比如我們談話開始和結束時，他都在下意識地看手表，表明他有強烈的時間觀念；對我提出的要求，總是不輕易表態，要深思熟慮後才作答。在談話之前，他甚至要求看一下我證件，以證明我就是特別單位701來的安在天。看了證件，還是不放心，還要這個那個地盤問我。
他說：“恕我直言，我接到的通知上說，你應該乘一輛吉普車來。”我說：“通知上應該還說起，這輛車的車牌號為×××。”
他說：“是的，可你為什麼沒乘車來？”我說：“車子在路上拋錨了。”
其實，我是為隱蔽起見故意隻讓車送我到門口，沒讓車子進來。沒想到，就幾百米的距離居然天公不作美，突然降下一場大雨，搞得我很狼狽。他對車子拋錨的說法顯然不信任，卻又不知怎麼質疑，隻是沉默著。為取得他信任，我索性給下午通知他我要來的上級領導同誌撥通電話。其實，下午領導給他掛電話時，我就在旁邊。我把電話遞給他，讓他來接。他聽著領導的電話，笑逐顏開起來。放下電話，他就緊緊握住我手，說失敬失敬。說著，客氣地拉我到沙發上坐下，還給我敬煙、泡茶。我坐下後，開門見山告訴他：我是來向他要人的。他問我要什麼樣的人。我想了想，一邊打開挎包，一邊對他說：
“還是你自己看吧。”
我從挎包裏，先是抽出一隻八開大的牛皮信封，然後又掏出一隻小瓶子—像一隻墨水瓶，然後又摸出一支小毛筆，一一放在茶幾上。接著，我又從信封裏抽出一遝文件，從一遝文件裏又翻出一頁零散的紙—它夾雜在幾份文件裏，像一頁多出來的廢紙。我過分在乎地端詳它一會兒，然後將它鋪開放在茶幾上，給他看。
我帶點兒幽默口吻地對他說：“看見了沒有，我想要什麼人，都寫在上麵呢。”
他近看，遠看，左看，右看，拿起來看，又放下來看，卻是什麼也沒看到。
“這分明是一張白紙，我什麼也沒看到。”終於，他忍不住疑惑地望著我說。
確實，這是一頁白紙，隻是比一般白紙看起來要異樣一點，好像要厚一些，又好像被漿洗過似的，紙麵顯得有些粗糙。
我說：“你別急，你該知道的都寫在上麵。”說著，我擰開瓶子，拿起毛筆，往裏麵蘸了水，開始在白紙上作業起來。但不是寫，而是塗刷。輕輕地塗刷，很小心，像作畫一般。說是塗刷，紙上卻並不顯現任何色澤，倒似乎有一縷白煙泛起，與此同時，還有一種輕微的哧哧聲，好像那頁紙是火燙的，水落上去，就馬上被蒸發掉了。
他驚奇了，問我：“你在幹什麼？”我說：“你看。仔細看。”
我說著，紙上就慢慢顯出字跡來，一筆一畫，一撇一捺，像有隻無形的手在寫，筆畫先後順序是亂的，但字是完整的，第一個字是“茲”。接著又一個，接著又一個，就這樣，一個個字，像幽靈鬼符一樣冒出來……
這是一份經過隱形處理的文書。
為什麼要作隱形處理，當然是為了保密和安全。這樣，即使我在路上有個長短，比如不慎丟失什麼的，別人得了文件，也不至於馬上暴露我秘密的身份和此行絕密的重要任務。我的任務是來這裏
—我國數學科學的第一陣地—尋求一位為我們701去破譯光複一號密碼的高級人才。
破譯他國密碼，本身就是一個陰謀，一樁陰暗的勾當，是國與國之間，或不同的政治集團之間，你死我活的隱蔽鬥爭。當時台海局勢已經相當緊張，戰爭大有一觸即發之勢，破譯光複一號密碼迫在眉睫，已成了國家的最高機密，不容有絲毫意外，哪怕隻是一點風聲，一旦泄露出去，對我方必然會造成各方麵都極為不利的局麵，甚至影響到我們在“光複”與“反光複”行動中的成敗問題，也就是新中國的安全問題。說到底，這事情絕不能敗露。說得難聽一點，即使要敗露也不能敗露在我手上，否則我這輩子就完蛋了。正是基於這種考慮和擔心，我在出來前專門慎重地做了高級隱形處理，在書麵上刷了一層白色的隱形粉。
隱形粉在雙氧水的化學作用下，化成白煙消失，如同雪在陽光下消融一樣。偽裝褪去，我的秘密任務便成了白紙黑字，醒目而莊嚴地看著書記同誌，看得書記神情陡然變得莊重十分。完了，他問我要多少人。我伸出一個指頭：
“就一個。”“就一個？那麼……”他疑惑地問我，“有什麼具體要求嗎？”“首先，”我說，“必須是一個在數學科研活動中有突出建樹的專家。”
他掏出筆來記錄，一邊喃喃著：“必須是個數學家，這是一。”
“那麼二，”我接著他話說，“必須懂俄文，最好是在那邊留過學。三，政治上要絕對可靠。四，年齡不要太大，最好是中青年，單身漢更好。”
他問：“就這些？”我說：“就這些。”
他說：“總共四條，隻要一個人。”
我說：“對，主要是這四條，最重要的是前麵三條。總之，我們的原則是人不要多，越少越好，有理想的一個就夠。這不是人海戰術，人多力量大。這是一個數學家破解另一個數學家精心布置的迷魂陣，不論是布迷魂陣的數學家，還是破迷魂陣的數學家，都必須是百裏挑一，非他莫屬。我們要找的就是這個百裏挑一、非他莫屬的人。但我希望你能多提供一些候選人。”
他問：“大致要多少？”
我說：“難道你有很多嗎？”他說：“十幾個還是有的。”
我說：“那讓我都見見他們吧。”他問：“什麼時候？”
我說：“盡快。”
他說：“最快也要明天了。”
我說：“你就按最快的去落實吧。”
也許是我過於嚴肅，也許是他過於緊張，總之我們的談話充滿公事公幹的味道，沒有廢話，沒有幽默，沒有輕鬆，沒有客套，以致他走的時候，我們連個再見都沒有說。
06
第二天上午，我吃完早飯，從樓下餐廳上來，看到隔壁保安的房間裏走出來兩個人，一個是王書記，另一個沒見過。書記給我們作了介紹，我知道他就是來應試的，是個數理學博士，去年才從蘇聯回來。他是我接觸的第一個候選人。隨後，陸續有人出入我房間，到晚上我已與十二個人（其中有兩名女同誌）進行了麵晤。這些人中，隻有一半同誌在我房間逗留的時間超過五分鍾。就是說，來人中一半人在我房間停留的時間是短暫的，比如剛才那位留蘇博士，事後書記說他以為這是最可能被我入選的，所以安排他第一個來，還親自帶來。但事實上，他跟我進房間後，我們連一句話都沒說，僅僅是被我明裏暗裏地多看了幾眼，我就請他走了。
為什麼？
書記不解地問我。
是這樣，當時我們進房間後，我有意擺出一言不發的傲慢樣子。這其實是在測試他的心理素質。他也許不知道，看我一言不發、目中無人的樣子，臉上始終堅強地掛著殷勤而空洞的笑容，對我小心翼翼，我想抽煙，他馬上衝上來給我點煙，還主動給我泡茶什麼的。
我想，他這種人也許更合適去從事與人周旋的工作，而不是去幹在沉默中沉默的破譯工作。安德羅說，破譯密碼是跟死人打交道。所以，無需你觀人言察人色，更不要你小心翼翼，而是要你想方設法去聆聽死人的心跳聲。
是的，破譯密碼是聽死人的心跳聲！
死人怎麼會有心跳？這是個悖論，而破譯密碼的事情本身就是個堅硬而巨大的悖論。為什麼說破譯工作是世上最殘酷又荒唐的職業？就因為在正常情況下，所有密碼在它有限的保險期內是不可能被破譯的，破譯不了是正常，破譯了才是不正常。天機不可破，但你的職業卻是要去破，你的命運由此而變得殘酷又荒唐。這就意味著，我們的破譯員必須要具備絕對沉著—在絕對殘酷又荒唐麵前絕對沉著—的良好的心理素質，如果麵對一個刻意裝弄出來的傲慢，你就亂了方寸，忘記了自己身份，低三下四去取悅他，迎合他，這類人的內心可想有多麼懦弱，怎麼可能讓我看到光明的未來？要知道，我們求索的那束光明原本就像遊絲一樣纖細，而且還在風馳電閃中，也許我們隻有像一個死人一樣沉著，處亂不驚，處變不驚，這樣地日複一日，夜複一夜，才可能有幸不期而遇。
當然，密碼技術作為一門數學科學，尖銳而深邃的數學能力，跟良好的心理素質是一樣必要又重要的，兩者猶如一對飛翔的翅膀，缺一不可。從某種意義上說，我不敢肯定自己對他們數學能力高低優劣的判斷標準是絕對科學而合情理的，或許存在著某些偏狹和蠻橫。但我敢肯定對他們心理素質上的直覺，自己是不會錯的。我的原則是寧缺勿濫，不要湊數，多了未必是好事，少了也未必是壞事。所以，我固執地按照我的要求選拔人，首先從十二人中選出六名候選人，然後組織他們筆試。
筆試的內容就是我從胡上校那邊要來的選拔資料，是由兩部已經破譯的中級密碼演變過來的兩道高等數學題。它們當然不是密碼的全部，但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一個人的數學才華和對密碼的某種親近。在目前情況下，這也是我考察人選的唯一有效的方式。我決定先拿出一題作考題，考試時間是兩個半小時，形式是開卷，各人可以帶資料，但必須絕對獨立完成。為了表示我的誠意和謝意，中午，參加考試和監考的工作人員的夥食由我提供，按每人兩元的標準準備，另外參考和監考人員每人發三元錢的補貼。我交給書記一百塊錢，和可以到附近任何糧站或肉店買十斤大米和十斤豬肉的票據。我發現，書記看著厚厚的一遝錢和兩張真假難辨的票據，有些受寵若驚地發愣。這就是那個年代，任何人在吃的問題上都有問題。
考試的紀律非常好，結果也還行，有三個人勝出，遺憾的是書記極力推薦的兩個人都交了白卷。下午，我把答出題的三個人的名字報給王書記，要求約見他們。書記安排我在他的辦公室跟他們一一見麵，我把另一道試題發給他們，要求他們獨立答卷。這次，我有意不集中安排考試，目的就是要試探他們的品德，在沒有約束的情況下能否“遵紀守法”。不用說，正常的話，我要的人必在他們中產生。我明顯地感覺得到，書記同誌對我選拔的結果有點失望，也許是因為他重點推薦的幾個人，我一個都沒看中的緣故吧。但這沒辦法，青菜蘿卜各有喜歡，我不能以他的胃口來確定我的菜單，就像晚上他設宴款待我，三番五次勸我喝酒都被我堅決拒絕一樣。
出門滴酒不沾，這是我養成多年的習慣。
所謂設宴，隻不過是多了幾個陪我吃飯的人而已，都是所裏的領導和名人。人多了，話就多，吃飯的時間被無聊地拉長。用完餐，我們從餐廳出來，經過大廳往外走時，我突然注意到，在臨時會客的沙發那邊，坐著幾個人，其中有個女人一直目不轉睛地看著我，目光大膽又熱烈，有點風騷女子的味道。她的年紀也許有三十來歲，也許還要大一點，嘴唇塗得紅紅的，穿著一件黑白細條紋相間的列寧裝，頭發用一塊白手絹紮起，很洋派的樣子，有點電影上女特務的時髦和妖豔。有那麼一會兒，我覺得她好像衝我曖昧地笑了一下，我不敢相信這是真的，寧願相信這是幻覺。但即使是幻覺，我也感覺到一種像被火燙著的驚嚇，嚇得我不敢再側目去看她。
事情從此變得有些荒唐起來。不一會兒，我送走書記他們，回來時，見女子正立在我房間門口，見了我，還是剛才夢幻似的一個甜甜的笑容。我心裏有些虛實不定的無措，為掩飾這種無措，我帶點兒指責口氣地對她說：
“你在這幹什麼？”
她脫口而出：“找你啊。”聲音和笑容一樣甜美。
“找我幹什麼？”我問。
“你不是在找人嘛，我想來了解了解，不歡迎嗎？”她理直氣壯地說。
“你是幹什麼的？”我冷淡地問。她把頭天真地一歪：“你猜呢？”我很粗暴地頂回去：“我不想猜。”
她略顯尷尬，但很快又露出笑顏，說：“看你這麼凶巴巴的，好像我是國民黨的殘留分子似的。”哈哈一笑，又說，“我不是國民黨的女特務，我是愛國知識分子，從美國回來報效祖國的教授，周總理還接見過我呢！”
我聽著，雲裏霧裏的，一時愣在那。
她敲敲我房門，落落大方地要求我：“開門吧，請我進屋吧。”我手已經伸進口袋，去掏鑰匙，但臨時又放棄。我問自己，對她一無所知，貿然請她進屋是不是合適？答案是否定的。於是，我請她去樓下大廳裏坐。她似乎不樂意我在大廳裏接待她，到了樓下，她要帶我去專家樓，說那裏有爿咖啡屋，是專門招待外賓的。
我說：“我又不是外賓。”
她說：“我們可以裝成外賓。”接著流利地說了一串外語，也不知說的是哪國話。
我還在猶豫去不去，她掏出一張十元鈔票說：“小姐請先生，你好意思拒絕？”
我心裏想，這人怎麼好像不是真的，跟書裏的人似的，說話酸溜溜，做作得簡直叫人心煩。最後我還是跟她走了，路上，我對自己說，她身上有種惹是生非的東西，你最好離她遠一點，見機就撤。
她似乎看見我心中所想，用一種寬慰的口氣說：“不要用老掉牙的眼光來看我，那樣你會覺得我是個怪物，其實我不怪，隻是有些特立獨行而已。在這裏，他們都是一個樣，千篇一律，我是唯一的，與眾不同，所以也值得你認識。”
黑暗中，我覺得她的聲音也是做作的，常常夾雜著一些外語單詞，叫我聽著一陣陣地起雞皮疙瘩。我疑問著，這到底是個什麼人物？
07
她叫黃依依，正如她自己說的，是個愛國知識分子，歸國前曾在世界著名數學家馮·諾伊曼手下工作過，算得上是個小有名氣的數學家。我記得安德羅曾對我說過，當今世上馮·諾伊曼是最偉大的破譯家，他有兩個腦袋，一個是東方的，一個是西方的……世界上隻有他既可以破東方的密碼，又可以破西方的密碼，他收羅了大批東方學子，為的就是領略東方智慧的玄奧……所以，有人說他的腦袋比愛因斯坦還要複雜，還要深不可測。
黃依依與諾伊曼博士的緣分，似乎很多人都知道，是得益於她打得一手舉世無雙的好算盤。她打算盤的絕活是祖傳的，在廣東英德縣大源鎮的黃家祠堂裏，至今還掛著慈禧太後的禦書：兩廣第一算盤。說的是她爺爺。老人家晚年曾追隨孫中山先生，當過一陣子臨時國民政府的收支總管，後人將此演繹說他是孫先生的賬房先生。黃依依從三歲就開始跟爺爺練習珠算，到十三歲赴廣州讀中學時，算盤打得之快已經與年邁的老祖父相差無幾。老祖父臨終前，將他一生視為寶貝的一個價值千金的象牙金珠算盤贈予她，引得黃家幾十個嫡傳後裔們無不眼紅心綠。
老祖父遺傳下來的這算盤實為稀世之寶，其大小隻有半隻煙殼子一般，有如一塊玉佩，可以合掌護愛，而奇特的用料和工藝更是令人驚歎。整個算盤由一枚野生象牙渾然雕刻而成，手藝和功夫大有蓋世絕倫之高超，而且上麵一百零五顆算珠子個個著有純黃金粉，看上去金光閃閃，拿在手上涼手稱心，可謂美不勝收，舉世無雙。
算盤小巧又珍貴到這般地步，與其說是個算盤，還不如說是件珍寶，隻有觀賞性，而無使用性。因為算珠子太小，小得跟一粒綠豆似的，常人已根本無法使用，要想使用，隻能用指甲尖尖來點撥。然而，黃依依卻可以拿它來跟所有珠算高手比試算速，開頭幾年用的是真指甲，十指尖尖的，後來改用假指甲，跟彈琵琶似的，卻依然得心應手，揮灑自如，將細小的算珠子點撥得驟風暴雨的快，飛沙走石的響，那感覺如同你看藝人踩著高蹺，依然健步如飛。這是她的手藝，也是她的驕傲，不論何時何地，她總是隨身帶著這件寶器，高興或不高興時，需要或不需要時，都拿出來熱熱手，有時候是展示，是炫耀，是露一手，更多時候是習慣，是無意，是下意識。靠著這門絕活，她到哪裏都能引人矚目，叫人銘記。
一九四二年，黃依依以優異成績被國民政府教育部保薦到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攻讀數理學博士。有一次，著名數學家馮·諾伊曼來給他們開講座，也許是有意想引起這位大數學家的注意吧，課間休息時，她從身上摸出算盤，戴上纖巧、朱紅的假指甲，劈劈啪啪地擊打起來，一下把這位數學巨人吸引過來，看得如醉如癡。一年後，在博士答辯會上，她再次見到這位大數學家，後者對她說，我有一個助手剛離開我，如果你今天的答辯依然像你的算盤術一樣打動我，我將熱烈歡迎你來做我的助手。後來，她果真做了馮·諾伊曼的助手，於是轉眼成了國際數學界有名的人物。新中國成立後，國家人事部、外交部、教育部、中科院等六部院聯合發表公開書，歡迎海外愛國之士歸國建設新中國。該公開書由周總理簽發，上麵具體點到二十一位人名，其中就有黃依依的名字。她就這樣回到祖國，成了當時全國最年輕的女教授，年僅二十六歲。後來她又去莫斯科做訪問學者八個月，帶回來一個蘇式綽號：伏爾加的魚。至於有何寓意，少有人知曉。
這一切，當然是我後來才逐漸了解到的。那天晚上，我們到咖啡屋後並沒有說什麼就分了手。是我溜走的。咖啡屋不大，是以前的一個教室改成的，老板是個中年婦女，長得像新疆人，其實是個哈薩克，蘇聯人。據說，她丈夫曾經是最早來這裏工作的蘇聯專家，她開這爿咖啡屋本來是為那些蘇聯專家服務，如今專家走掉一大半，包括她丈夫也走了，而她卻留了下來。聽黃依依說，她現在跟這裏的某個人好著，留下來就是舍不得他—不是舍不得咖啡屋。在大批專家撤走後，咖啡屋的生意已經日漸慘淡，我們進去時看見隻有一個客人，國籍不明，但肯定是個外國人，留著滿臉大胡子，跟馬克思似的，正如醉如癡地聽著電唱機裏放的《友誼地久天長》的曲子。音樂一遍放完後，他用蹩腳的中文要求老板娘再放一遍。因為沒什麼客人，屋裏空敞得很，也許就因為空敞吧，等音樂再起時，黃依依心血來潮地邀我起舞。
我當然不從。
我說：“我不會跳。”
她說：“不會我教你。”堅決要求我跳。
我堅決不從。我簡直覺得荒唐，在咖啡館跳舞，還跟個陌生女人。這種事我想一想都不敢，更別說做了。但黃依依像中了邪似的，看我死活不肯，不知是想報複我還是怎麼，掉頭即去找那個大胡子跳。大胡子欣然起身，還對我說聲謝謝，好像是我恩賜給他這個機會。在起舞前，黃依依對老板娘說了一句俄語，老板娘聽了，笑嘻嘻地從櫃台裏出來，陪我坐下。老板娘的中文說得不錯，除了腔調難聽外，意思基本上能正確表達。她問我是不是“卡門”的男朋友。我問卡門是誰，她指著黃依依說，就是她。我說她不是叫黃依依嗎？老板娘笑說，看來你不是卡門的男朋友。然後她對我解釋說，黃依依是她的名字，卡門是她的昵稱，這裏人都這樣叫她。我問為什麼要叫她卡門，老板娘反問我：
“你不覺得她很可愛嗎？像卡門一樣可愛。”
說真的，當時我不知道卡門是個文學形象，但說到可不可愛，我知道：不！一點也不！我想，這也叫可愛？這叫神經病！
十三點！瘋子！
看著兩個人惡心得像蒼蠅一樣在我身邊轉著，我渾身都覺得不舒服，所以，很快就抽身走了。不辭而別。
第二天上午，我去找書記要三名候選人的檔案看，順便問起黃依依這人。書記將她的情況大致作了介紹，總的說，我感到書記對她的才學和科研精神是推崇有加，目前所裏進行的兩個被國際上看好的研究課題，其中就有由她主持的“數字微分和質量劃分”這個課題，隻是對她“放任自由的性情”略有微詞。
“我認為她典型屬於那種大腦發達、小腦不發達的人，智商很高，但自控能力較差，管不住自己的思想和行為，平時說話行事太任性，太無拘無束，放任自由。所以，也容易遭人非議，有人就批評她身上資產階級的東西太多。”看看我，書記又說，“不過，世上哪有十全十美的人？人總有缺點，她本來就在美國生活多年，思想上難免受影響，我們一方麵要改造她，另一方麵也要理解她。我理解她，所以經常勸她要入鄉隨俗。她的問題，說到底一句話，沒有入鄉隨俗，或者說還沒有很好地入鄉隨俗。但我相信慢慢地，她會的。”
我想，既然她業務那麼強，為什麼又不把她推薦給我？我這麼問書記，他哈哈笑道：“你不是已經跟她有一麵之交，你覺得合適嗎？她這樣子，用你的話說，瘋瘋癲癲的。”
我想也是，我們怎麼可能要她？她充其量不過是一隻“有思想的蒼蠅”而已。
走出書記辦公室，我想把黃依依也從腦海裏甩出去，但似乎不那麼容易，她的形象、聲音、話語、舞姿等，老是像蒼蠅一樣在我眼前飛來舞去。說真的，書記對她不錯的口碑引起了我對她的好奇，我以為像這種人在單位裏肯定會叫領導頭痛，沒想到還這麼好，這說明她在業務上可能真有過人之處。看上去瘋瘋癲癲的，實際上才學滿腹；我覺得可惡，有人覺得可愛，比如那個老板娘……看來，她並不是個簡單的瘋女人，不能等閑視之。我甚至想再見識見識她，但想到昨天晚上我無疑給了她難堪（不辭而別），若主動去見她，沒準還要被她奚落一番。再想，她這樣子去我們那裏確實也不大合適，畢竟我們是個特別單位，紀律性強，思想作風要過硬。這樣一想，心裏也就淡了她。
我夾著候選人的檔案回到招待所，開門進房間時，看見地上躺著兩隻信封。我不想也知道，這一定是他們交來的答卷。昨天，我給三位又出一道數學迷宮題，我將根據他們三人解題的情況，對錯、快慢、簡繁等，最後來裁定錄取誰。現在已有兩人交了答卷，我坐下看，發現兩人的答案都是正確的，心裏一下子很高興。剛才我還在想，如果三人都不能及時交來答案，或交來的都是錯的，最後還不知怎麼來作裁定呢。現在看，起碼有兩人可供我選擇。從答題的思路看，雖然兩人各有千秋，但從感覺和簡繁程度看，幾乎都不差上下，難分高低優劣。這就是說，我幾乎可以在兩人中任意選一個，最後選誰將主要取決於檔案材料。於是，我準備好好研究一下他倆的檔案，從中來明確我的抉擇。就這時候，我聽到有人敲門，開門看，是黃依依。她立在門口，見了我，還是昨天那種夢幻似的笑容。
“有事嗎？”我問。
“當然。”她說，“但不是請你跳舞，放心吧。”“什麼事？”
“可以讓我進來說嗎？”不等我作答，她已經進來，一邊說道，“我是來應試的，你不會不準我進來吧？”
“應什麼試？”我有意裝糊塗。
“你不是在招攬人才嘛。”她瞪大了眼。
“是。”我不想跟她囉唆，隻想打發她，“但我已經招到人，所以這工作已經結束。”
“啊，這麼說我來遲了？”我說：“是。”
她說：“你還沒有告訴我尊姓大名，讓我認識一下吧。”我說：“我姓安，安在天。”
她問：“安同誌是哪個單位的？”
我說：“跟你一樣，一個研究所的。”她又問：“你們要人是去做什麼的？”
我又語焉不詳地答她：“做一個數學家能做和作為一個公民必須做的事。”
她說：“別說得那麼酸溜溜的行不行？安先生。”我說：“這裏沒有先生，隻有同誌。”
她說：“告訴你，這又是一句酸話。”說著徑自咯咯大笑起來。適時窗外吹來一股風，把茶幾上的試題吹開一頁，露出了題目。
黃依依對上麵的那些符號顯然很敏感，掃了一眼問我：“這是你在做嗎？”
我說：“不是我做，是我要的人做。”她說：“這就是你選人的試題？”
我說：“是。”
她說：“我能看看嗎？”
未經我同意，已經拿在手上看起來。
我冷笑著說：“這可不是光靠大膽和笑聲可以解答的。”
她答非所問，像進入了無人之地，自言自語地說：“這是一道數學遊戲題……題麵有意複雜化……出題的人肯定是心理變態狂
……”一邊跟夢遊似的，飄飄然地坐直身子，嘴唇無意識地翕動，完全是一副半夢半醒的樣子。我驚詫於她這種突然間的變化，從剛才喜笑顏開的樣子，到現在恍若隔世的樣子，中間似乎沒有任何過渡，沒有起承，沒有接口，像她身體裏有個神秘開關，可以自便地轉換狀態。
迷迷糊糊地一會兒，她突然又似醒非醒地抬起頭對我說：“我可以破這題，但需要一點時間。我可以帶走嗎？要麼我就在這兒做？”我同意她帶走，並把另一道題也找出來一並給她。她拿了題半夢半醒地走了，感覺和她剛才進來的樣子完全判若兩人。
我送她到門口，看她夢遊似的樣子，自己也變得夢遊似的。
08
我確實開始夢遊了。
大約過了半個小時，我聽到走廊上響起她的腳步聲，咚咚地朝我房間走來。但臨到門口腳步聲止了，卻沒有響起敲門聲，而是看見門縫裏塞進來一些東西。我拾起來看，是一份答卷，還有一張紙條。有趣的是，紙條的抬頭處畫的是一個非常可愛的我的漫畫頭像，似乎以此來代替稱呼我，下麵是這樣寫的：
我用二十七分鍾走出了你的第一個迷宮，相信一定是滿分。我也看了你的第二個迷宮，如果有時間我照樣走得出去。但我現在沒時間，我要去上課了。順便告訴你，以我對同仁的了解，能按時把這道題破掉的大概隻有謝興國、張欣和吳穀平三人，而能把第二題又破掉的，可能隻有謝和吳，張欣隻能交白卷了。嘿嘿，認識你很高興……
我相信此刻我的瞳孔一定被震驚放大了，因為她說的一點不錯，到現在為止真正做完兩道題的確實隻有謝和吳！我對著她的紙條不禁浮想聯翩起來，耳邊不由又響起安德羅的聲音：大部分密碼都是在有意無意間破譯的，大部分破譯天才也都是在有意無意中被發現的……
真的，我怎麼也想不到，僅僅是我抽兩支煙的工夫，她就把第一道題破了，簡直不可思議！我興奮地在房間裏踱步，不時走到窗前去張望，期待她盡快上完課回來。有一次我往窗外看，恰好看見她夾個講義夾，像個驕傲的公主一樣，挺著胸脯從路上走來。我癡迷而興奮地望著她。突然，她像有靈感似的也抬頭往我這邊看過來，我們的目光碰在一起，她顯得意外又高興，瀟灑地對我做了一個飛吻。
呃，這個人啊，我不知道該怎麼說她，怎麼說呢？但我當時已經想好，不管她做人有什麼問題，隻要政治上沒問題，我會對她網開一麵。就是說，當黃依依輕易地將那道題破解之後，我也輕易將她列入了候選錄取的名單中。所以，我希望她盡快破掉第二道題。考慮時間快到中午，我決定給她開個房間，要求她下午兩點鍾之前給我交答案。
她說：“用不著了。”
我說：“怎麼用不著？既然你來應試，就必須按我要求，完成所有測試內容。”
她說：“那你告訴我，你要人去是幹什麼的？”
我說：“這你不必問，你要被錄用，自然會知道，否則永遠知道不了。”
她說：“這不公平的嘛，我去幹什麼都不知道，又怎麼能知道我願不願意去呢？”
我說：“這沒辦法的。事實上，這也是考核的內容之一，就是你必須有一種把國家利益看得至高無上、不管去幹什麼都心甘情願的革命精神。”
她說：“看來我暫時還沒有這種崇高的革命精神。”
我說：“那你隻有放棄。”我拿起剛才兩個候選人交來的答卷，對她晃了晃，“正如你所說的，已經有兩名同誌把兩道題都解了，現在你隻完成一道題，如果我就這樣來選拔你，把你作為他們的競爭者，對他們是一種不公平。”
她說：“不過我實話告訴你，這兩個人我都很了解，你招他們去如果是準備讓他們去獨當一麵，幹出石破天驚的事，那麼你是找錯人了，尤其是謝興國更別提了。”
我問：“為什麼？”
她說：“這人我太了解了，鑽研精神十足，做研究特別細心紮實，典型屬於那種耐力極好的人，但就是缺乏創造力。如果你要搞個什麼課題研究，他是最好的合作夥伴，你隻要把大的想法告訴他，他會一步一步給你求證得漂漂亮亮，無可挑剔，比你期望的還要好。但你如果想讓他單獨開創一個東西，他就不靈了，他缺少的就是這種平地拔樓的勇氣和本領。”
我問：“你們合作過？”
她又回到先前輕佻的口吻，賣起關子，“你是問什麼合作？工作上的還是其他的？告訴你吧，我跟他什麼合作都有，工作上他現在跟我是一個課題組，其他的合作則是我的隱私，是什麼你自己去想吧。”說著，露出一臉壞笑。
我有些反感她這種做派，冷冷地對她說：“我對你們的其他合作不感興趣，我感興趣的是你為什麼要在我麵前說他壞話。”她說：“你沒聽到我誇他嗎？我說的都是實話！”
我說：“但是你想過沒有，你這麼說的結果有可能影響我錄用他。不過，我想這恐怕也正是你的目的，因為你的課題研究需要他，所以怕我把他挖走。”
她哈哈大笑道：“你這是以小人之心度我君子之腹矣，太小視我！說實話，我希望他走，免得……嗯，跟你直說了吧，我們曾經好過，但現在不好了，就是這樣的。你應該想得到，一對好過的人不好之後會怎麼樣，即使不反目成仇，總是有些解不開的疙瘩，誰願意跟誰每天攪在一起，低頭不見抬頭見？你要喜歡他，就讓他跟你走吧。如果你請他是去做你或者誰的副手，那就更好，他是最好不過的搭檔，做事兢兢業業，任勞任怨。不過如果你想讓他一個人去開天辟地就難為他了，他真的沒這本領。”
這時外麵傳來腳步聲，朝我這邊走來。黃依依聽到腳步聲，說：“一定是我們書記同誌來請你去吃飯了，我告辭了，反正你也不會請我吃午飯。”
我提醒她：“那你還想不想應試呢？”她笑笑說：“免了吧。”說著，走了。
腳步聲其實不是書記的，而是食堂炊事員，他來叫我下樓去吃飯。吃完午飯，我約見了謝興國和吳穀平。我已經看了他們的檔案，想跟他們聊一聊。然而，我自己都奇怪，我與他們聊的幾乎都是黃依依，好像我心裏裝滿了她，如鯁在喉，不吐不快。可以想見，黃依依已經以她的“放任自由的方式”引起了我強烈的興趣和好奇，我與他們談論她，事實上是在向他們打探她的真實。而兩位對黃的評價，給我一個印象就是：我看到的黃依依是真實的，在真實的基礎上又是不全麵的，不充分的。他們眼中的黃比我看到的要更天才、更乖張、更無恥、更邪乎、更詭秘……用她前相好謝興國的話說：她身上既是天使，又是魔鬼—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
應該說，我也有類似的感覺，他們不過是證實了我的感覺。這感覺不尋常啊。這感覺刺激我啊。我分明感覺到，兩位閃閃爍爍的說法和各種舉證，非但不能平息我對黃的好奇心，反而如火上澆油，更添了黃在我心目中擠擁的感覺。而當我將他們與黃依依放在一起看時，我感到，後者身上明顯要多一些邪氣和野性，感覺他們是家養的，黃依依是野生的。是的，我真有這種感覺，而且很強烈，強烈得我要一吐為快。
事情到這個地步，其實我心裏已經很明白，我要的人不是他們，而是黃依依！因為在密碼界，誰都知道，密碼是反科學，反人性的。反科學也是科學，所以研製和破譯密碼都需要智慧、知識、技術、經驗、天才。但同時更需要一顆“惡毒的心”—不管是研製還是破譯密碼，因為它是反人性的。密碼，說到底，玩的是欺騙，是躲藏，是暗算。兵不厭詐，密碼是兵器，是兵器中的暗器，是人間最大的詐。在這個充滿奸詐、陰險、邪惡、慘無人性的世界裏，一個桀驁不馴、帶點兒邪氣和野性的人，或許要更容易生存下來……想到這裏，我抓起電話，通知書記同誌，下午我要見他。下午，我去找書記。
書記的辦公室在三樓，我上樓的時候，在樓梯上，恰好和一個女同誌劈麵相逢。我為什麼記得她，是因為我們擦肩而過時，我看到她在掩麵而泣，一隻手捂著嘴巴，一隻手捂著胸口，頭低低垂著，是一種很悲傷、很無奈的樣子。後來，從書記那裏又知道，我看到的女人正是剛從他辦公室裏走，所以他的情緒不是太好，見了我不像前幾次那麼客氣。他問我有什麼事，我直截了當說：我想看看黃依依的檔案。
“黃依依？你怎麼想要她？你……”書記沉吟著，臉上堆滿了驚疑和不屑，而不是原先的謹慎和不安，“你不會被我說她的一些好話迷惑了吧？”
我搖搖頭。
書記接著說：“老實講，當時你沒說要她，所以我都是揀了些好話來說。但如果你想要她，我可以說，我的態度很明確，不合適，絕對不合適。”看我不語，他又說，“當然，她有她的優點，人聰明，見識廣，業務能力強，專業上有建樹，工作上可以獨當一麵。但……有些話我不好說，不過你相信我，她這人有問題，不合適。”
我問有什麼問題，書記說這是她本人的隱私，不便說。我說，在我們701麵前，沒有任何隱私。確實，跟我們談什麼隱私是不聰明的，甚至是不尊重我們，因為我們本身就是最大的隱私。再說，對我們誰還有什麼是隱私？個人？還是國家？我們為探尋他人隱私而活，我們自己也成了他人的隱私。我們不喜歡這種感覺，我們要平淡這種感覺，最好的辦法就是，讓隱私這個詞從我們麵前消失掉。摳掉。像摳掉一粒惡心的粉刺一樣摳掉。
書記看我態度有些硬，笑了笑說：“我可以跟你說，但僅限你知道。”又笑了笑，說，“就像你的事，僅限我知道一樣。”
我沒有答話，等著他往下說。
書記說：“其實你要早來幾分鍾，就會看到她的問題，黃依依同誌的問題。就在你進門之前一分鍾，一個女同誌剛從我這裏哭著走了。”
我說：“我在樓梯上碰見了，是不是一個中年婦女，穿一件白色毛線衣？”
他說：“是的，就是她。”
我問：“我看見她在哭，她為什麼哭？”
他說：“你去問黃同誌是最清楚的，她把她男人勾引了。”
我腦海裏一下浮現黃依依撩人的目光和笑容、笑聲，嘴上卻問了一個愚蠢的問題：“你調查過嗎？是誰勾引誰？”
書記說：“那還用調查，肯定是她勾引人家丈夫。”我說：“沒有調查，你怎麼能這麼肯定？”
他說：“你不了解，我是太了解了。”說著，從抽屜裏翻出幾封信件讓我看。我大致翻一下，發現都是告狀信，有匿名的，也有落名的，說的都是一個內容：黃依依思想腐化，亂搞男女關係。有的還指名道姓的，跟某某某，什麼時候，在哪裏。我一邊看著，一邊問書記這些是什麼人。書記說，什麼人都有，有的是所裏的，有的是外邊的。
我說：“怎麼有這麼多人？不可能吧。”
書記說：“應該是不可能，可到她身上就成了可能。不瞞你說，這些人我大多都找她問過，我倒希望聽到她否認甚至是狡辯也好，可就是聽不到啊，聽不到。”歎一口氣，接著說，“說真的，影響很壞啊，反應很大啊，現在所裏開領導會，每一次都有人提出來，要處分她，開除她。幸虧她手上還有把尚方寶劍，是周總理點名要回來的，否則早有人把她轟走了。這個黃依依啊，黃依依，人家說到什麼山唱什麼歌，可她回到中國後還在唱西方那邊的歌，這怎麼行嘛，完全不同的倫理嘛，能這樣亂來嗎？”
我問道：“她有家嗎？”
書記說：“哪個男的能接受她？”我說：“也許結婚就好了。”
書記說：“你以為她沒結過婚？結過兩次呢，都離了。”我問：“這是以前還是現在的事？”
書記說：“有以前的，也有現在的。據說她在美國就有過婚姻，丈夫是個化學家，老家是福建的，回國前兩人離了。回來後不久，她跟長春電影廠的一個攝影師好上了，婚後不久又離了，就因為她在外麵有男人。”
我又問：“那個男人呢，她離婚後，沒跟她結婚？”
書記說：“結婚？她這樣子誰願意跟她結婚？她自己都跟我說過，現在她對婚姻已經不抱希望，因為沒人真正想娶她，那些人都跟她逢場作戲而已。所以，她也索性自暴自棄，更加放任自由。說實在的，我們這兒畢竟是個學術單位，人的思想相對要開放一點，很多人也是有在國外生活的經曆，所以多少還能遷就她，要在其他單位，她還能有今天？早就當毒草鏟除掉了。你說這樣的人你能要？我勸你還是別要她好，關鍵是沒這必要，我可以負責地說，謝興國和吳穀平兩位同誌專業上不比她差，她能幹的事他們都幹得了。這幾個人的思想和生活作風都沒問題，去了會踏踏實實給你幹事，她去了，說不定事還沒幹出來，尾巴就露出來了。尾巴一露出來，你們這種單位能不處理她？到那時，她想幹事都沒機會，這不是害人害己，何必呢？”
書記哪裏知道，他把黃依依說得越邪乎，卻是越發堅定了我要黃依依的決心。因為我明白，在密碼這個充滿奸詐、陰險、邪惡、慘無人道的世界裏，一個桀驁不馴、帶點邪氣和野性的人或許要更容易生存。我還想，雖然701人的思想沒這邊開放，但隻要她能破譯光複一號密碼，有什麼不能容忍？所以，王書記說得苦口婆心，我卻是依然賊心不死，要求把她的檔案調給我看。
書記絕望了：“你真要她？”
我安慰他說：“我要看過檔案才能決定。”
但其實，我心裏已作決定：隻要沒其他問題，我要的就是她！
09
從書記那裏回來，剛進房間，我就聽見有人敲門。開門看，門口又立著黃依依，她脫掉了外套，藏青色的緊身毛衣讓她身體的曲線畢露，胸前鼓鼓囊囊的，像長著兩個小腦袋。我的目光無意地碰了一下她的胸前，便觸電似的躲開了。
我說：“我正找你呢。”
她說：“我都來第二次了。”我問：“你找我有什麼事？”
她遞上來一頁紙，說：“給你交卷啊。”
原來，她嘴上說是“免了”，其實回去後又做了。我當場看她解答的程序和結果，完全正確，心裏一下子生出滿滿的喜悅，嘴上怪怪地喊她一聲“黃博士”。
她說：“你別這麼喊，現在我是你的學生，在被你考試呢。”我說：“那你覺得你考得怎麼樣？”
她說：“錯不了的。”我說：“不愧是博士。”
她又阻止我：“說過的，不準叫我博士，什麼博士，你知道我是怎麼看博士的？”
“怎麼看？”
“白天博士，晚上不是。”“什麼意思？”
“就這意思，博士也是人，到了晚上，照樣要尋歡作樂。”
說著，自顧自哈哈大笑起來，笑得身子都勾起了。在她勾下身子時，我無意中又看見她胸脯，滿滿的，像要從衣服裏膨脹出來，誘人得很。我想，看來書記說的沒錯，我帶她走合適嗎？這念頭剛閃現，又被我掐掉。我想，這不是合不合適的問題，而是去哪裏找像她這樣打著燈籠都找不到的人。
笑完，她一本正經地問我：“你剛才不是說在找我嘛，什麼事？”我也是一本正經地說：“想問你幾個問題，希望你如實回答。”她作出發嗲的樣子，說：“別太難的。”
我說：“不難，但你必須說真話。”
她說：“這沒問題，你說吧，什麼問題。”
“第一個問題，你以前有沒有接觸過破譯密碼的工作？”
“接觸過。”
“願意再去從事這種工作嗎？”
“不願意。”
“為什麼？”
“因為那不是人幹的，是魔鬼的職業！”“那你知道我的身份嗎？”
“知道一點，好像是保密單位的，是嗎？”“是的，你願意去嗎？”
“不願意。保密單位就更不願意了。”“為什麼保密單位就更不願意？”
“那哪是我這種人待的地方？”“你是什麼人？”
“生性自由，生活浪漫，最害怕受紀律約束，最喜歡無拘無束。”“那你幹嗎還來應試？”我有點生氣，責問她。
她哈哈大笑道：“你以為我來應試是真想去你們單位？你們是什麼單位我都不了解，怎麼可能呢？”笑完了，正了正神色又說，“說真的，我來應試是想來見識見識你，這幾天同事們都在說你這個那個的，我很好奇，就來了。”
我又生氣，又暗喜。生氣是覺得她這人太玩世不恭，喜的是，我想既然這樣，說明我看到的是真實的—起碼不會是有人幫她答題。她本是無心，我也本是無意，無心無意中產生出來的東西往往真實，經得起檢驗。
話說回來，上午我跟胡上校通過電話，希望他過來幫我看看謝、吳兩人的答題情況，以便我最後確認錄取誰（那時我還沒考慮黃）。正好，這會兒他來了。進了門，胡上校對黃依依左看右看一番，一個箭步上去，緊緊握住黃依依的手，驚喜地叫起來：“黃茜！你不認識我了，我是胡海波！”轉而興奮地對我說，“噯，她就是我叫你們找的人，黃茜！”
後來我知道，她跟攝影師分手後很痛苦，一度想自殺，為此組織上安排她去蘇聯當了一年訪問學者，有點出去散散心的意思。也許是為了跟過去告別吧，她去蘇聯時改了名。也是為了跟過去告別，訪問結束後她沒有再回哈軍大，而是到了北京，這兒。
總之，她就是黃茜。
那還有什麼好說的？要她！
就這樣，我告訴黃依依：“現在我正式通知你，你已經被我錄取，我們馬上將給你辦理調動手續。”
“你在跟我開玩笑吧？”她笑吟吟地問我。
“不是玩笑，”我說，“是真的，我們需要你這樣的人才。”
“不。”她提高聲音，“你需要我，可我不需要你們！”
胡上校勸她有話好好說，不要衝動。她試圖讓自己平靜下來，走到窗前，背對著我，靜靜地說：“不，我不會跟你們走的，你們不了解我，我是個……壞人……”
我說：“我了解你，我相信你去我們單位可以幹出一番大事業。”她又衝動起來，大聲叫道：“可我不想！我不會跟你走的！”我說：“現在已經不行了。”
她呼地衝到我麵前，威脅我，“那不是聽你的！”說著要走。我攔住她，問她去哪裏，她說：“我去找領導，我不走！”胡上校說：“你們領導也要聽他的。”
她盯著我好一會兒，突然咬牙切齒地責問我：“你到底是什麼人？我討厭你！”
胡上校勸她坐下後，我對她說：“看來你對我們確實還不了解，那麼你想不想了解我們呢？我想，反正我已決定要你，我可以跟你說實話，我是特別單位701研究院的副院長，我現在手上有至高無上的權力，隻要是我看中的人，誰都不能拒絕，隻能跟我走。”
“我要不走呢？”
“沒有這種可能。”
“我懇求你。”
“我不同意。”
沉默一會兒，我開始做她工作，我說：“小黃同誌，你自己說過，我也知道，你是愛國知識分子，如果國家的安全需要你，我想你總不會拒絕吧，而你將要去從事的工作直接關係到我們國家安全，很神聖的。我希望你不要有抵觸情緒，調整一下心情，跟我走。”
她死心塌地，堅決不從，死活也不肯跟我走。最後胡上校想出一計，勸她，也是騙她，“他不過是個小領導，跟他鬧沒用，我建議你先跟他走，等見了大領導後再表明你的態度，那才有用。”
這一招還真靈，她同意跟我走。
同時，上校私下又教我讓鐵部長怎麼跟她說，“到時鐵部長見了她，不要跟她做什麼思想工作，講什麼大道理，對她說這些意思不大。”
說什麼好呢？上校說：“先發製人，來，必須來，這是個先決條件，沒什麼好談。可以談的是，在這個基礎上，在來的前提下，讓她談她的條件，這樣顯得尊重她，又顯現出你們的權威。”
我說：“萬一她要胡攪蠻纏，提些我們根本滿足不了的條件怎麼辦？”
上校說：“她能有什麼事是你們辦不了的？再說，這本身是一種策略，在心理上先壓倒她，讓她明白你們的決心，也知道你們的權力。”
我想也是，就帶她去跟鐵部長見了麵。兩人關在屋裏談的時候，我在外麵走廊上忐忑不安地等著。我了解鐵部長，辦事雷厲風行，說話擲地有聲，很有權威的，但我心中依然沒有把握。鐵部長那一套對我們這些人有用，可對黃依依有用嗎？她像一匹小瘋馬，在草原上放任自由慣了，想撒野就撒野，還從來沒有上過套子呢！我不知道鐵部長能不能像胡上校說的那樣，在心理上壓倒她。我在外麵緊張得心裏咚咚直跳。
半小時後，門打開，鐵部長興衝衝走出來，拍著我肩頭說：“好啦，她已經是你的人啦，明天就帶她走吧。”我愣在那，不知道鐵部長到底跟她說了些什麼，讓她已變成我的人。我感到不可思議，同時也感到一種不可思議的快樂像血液一樣，從心髒流到心髒，流遍全身。
鐵部長見我樂得那般傻樣，側身過來，在我耳邊小聲說：“人家可是提了條件的。”
我說：“什麼條件？”
鐵部長說：“破了光密就要離開，還要帶走一個人。”我問：“誰？”
鐵部長很奇怪地盯我一眼，說：“這是人家的隱私，我怎麼知道。”我咧著嘴笑，“她真要是幫我們破了光密，別說帶走一個人，
就是帶走一座山也行！”
第二天一早，我帶著黃依依出發了。同時帶走的還有鐵部長交給我的一個箱子：一隻很大很沉的鐵箱子，一根紅線露在那箱子外麵。裏麵裝的什麼，鐵部長沒說，可我一看那伸在箱外的燃燒彈導火索（紅線），就明白它的保密等級很高，屬於絕密類，肯定與我們這次破譯光密有關，絲毫不能出差錯。換句話說，我在路上要是遇到意外，我做的第一件事不是保護自己的生命，而是拉燃導火索，讓它裏麵的秘密頃刻之間化為灰燼……
10
小夥子，你覺得我說的行嗎？
可我不行了，我累了，明天再說吧……
11
先別急著叫我說，先還是來看看這幾張照片吧。
這是我年輕時的照片，你看這一張，很清楚的。年輕時我就這個樣，還是比較英俊的吧。有人說我鼻子長得很好，鼻梁堅挺，鼻翼收緊，是個可信賴的男人；有人說我嘴巴長得很好，嘴唇厚實，棱角分明，是個沉得住氣的男人；有人說我額頭長得很好，方正，印堂發亮，是個有出息的男人。再看這一張，我高大著呢，有人說我這身子板是個真正男子漢的身板。人們說，女人都喜歡我這樣的男人，沉默、穩重、堅韌、英俊、有前途、有魄力。但說真的，年輕時沒有哪個女人喜歡過我，我談對象談得很困難，談了三個都不成功，最後還是組織出麵解決的。我給你說這些的意思，就是告訴你，雖然在別人看來我很有男人氣質，可我見到黃依依時，已經是四十好幾的人，而且是有婦之夫，有子之父，女人對我已經沒有秘密。也就是說，盡管黃依依像朵花一樣在我身邊開放，並且古怪靈精地說了一些魅惑人心的話，但我始終沒有激動，也沒有慌亂，隻是一笑置之。
應該說，我們去701的路上還是很順利的，不順利的是在趕火車時遇到了麻煩。
那時候火車車次不像現在這麼多，而且，我們701駐地僅僅是個偏僻的小縣城，彈丸之地，在我們單位入駐之前，這裏甚至還沒設火車站，火車每天從它身邊喧囂而過，卻從來不肯停下來。火車不是汽車，火車傲慢著呢，不是見人就停的。當然，也要看是什麼人，對我們701人來說，火車向來是跟著我們走，跟著我們停，沒有鐵路，鋪過來，沒有月台，造起來。就這樣，這個彈丸之地，由於我們的到來，就有火車乖乖地停下來。但從首都北京過去的火車，每天隻有一趟車次停靠，而且時間很短，隻停三分鍾。這趟火車的發車時間是中午十一點整。由於黃依依不願意跟我走，走得有情緒，老是刁難我，一會兒要辦這個事，一會兒又要見那個人，把時間耽誤了，結果十一點鍾的火車，十一點鍾時我們才衝進站台。我還要說，火車不是汽車，可以叫得停。火車傻得很，任憑我叫著，依然傻乎乎地開著，不停下來。我幾乎眼看著一節一節裝滿黑壓壓人頭的車廂，從我跟前緩緩駛過，然後駛出站台，把我氣得恨不得把鐵軌掀了！
錯失了它，正常情況下，我們隻有改天再走。就是說，要再耽誤一天。關鍵這不僅僅是個時間問題，還有安全問題，我的安全，和我隨身攜帶的秘密的安全。我的安全是有一條線在為我負責，我不知道他們是怎麼負責的，但我知道他們一定在負責，有時在我身邊，有時又離我遠遠的，有時候到處都在。從某種意義上講，他們對我的行蹤比我自己還了解，我還沒來，他們就知道我什麼時候要來，我還沒走，他們也知道我什麼時候將走。然後，我有理由相信，到這天的十一點鍾，看我搭乘的火車哐當著駛離站台，他們可能都大功告成地回家，心裏不再有我這個人。這樣想著，我心裏禁不住起雞皮疙瘩。人心裏一慌，不免會做出一些過激行為。我私自找到火車站治安大隊，亮出我的證件，要求他們替我接通某個電話。我不完全知道這是個什麼電話，隻知道萬一我有事需要緊急處理，可以打這個電話。我在電話上隻說幾句話，還沒把事情完全說清楚，電話那邊的人就對我下達兩條命令：
一、原地不動待著；
二、有人會馬上安排我們走。
十分鍾後，火車站站長出現在我麵前。
半個小時後，站長又親自把我們送上一輛特快列車的一間上等的軟臥包廂。站長告訴我：這趟火車將專門為我們兩個人在那個彈丸之地停靠半分鍾。我受寵若驚，一下想到那個神秘的電話。我確實不知道那是個什麼電話，包括至今也不知。但我直覺，並且有理由相信，那一定是一個很權威的電話，也許在中南海裏麵，也許在更秘密的地方。
不用說，這個電話不但免除了我可能有的擔驚受怕的等待，而且還讓我享盡旅途的舒適和安靜。我以前坐過軟臥包間，但都夾雜在生人中間，像這樣，包間裏無一外人，還是第一次。包間裏隻有我和黃依依，感覺像是從701切出來的一片空間，我們可以無忌諱地談701的事情，如果要談情，也是可以的，無需夾尾巴，躲躲閃閃。正是這種獨特的條件，促使黃依依開始放肆地對我“吐露衷腸”。
黃依依說：“你這樣生拉硬扯地把我調去你們單位，總不會是因為看上我，想弄我去跟你培養感情吧？”
老實說，幾天來，我對她這種我行我素的談話，包括行為方式已深有領教，不會再有唐突和驚亂。所以，我平靜回敬道：“你以為我還是什麼人，我兒女都成對啦。”
她說：“有家有室照樣可以培養感情嘛。”我說：“那不成了搞腐化？”
她說：“不叫腐化，叫浪漫，難道你從來沒有浪漫過嗎？”
我說：“在艱苦卓絕的戰爭歲月裏，我們就是靠革命浪漫主義的樂觀精神，戰勝各種艱難險阻，取得一個又一個的勝利。”
“最終解放全中國，”她接過我話頭說，“讓我們這些流亡海外的愛國知識分子，有了自己的國，自己的家。”
“對。”我說。
“可我至今還沒有家。”
“會有的。”
“是安慰我嗎？”
“不。”
“可我感到很絕望。”“為什麼？”
“因為我喜歡的人並不喜歡我。”“你喜歡誰？”
“你！”
接著她告訴我，她為什麼來招待所找我，是因為那天下午她從操場走過時，不經意抬頭看見我站在窗前，凝視著窗外。雖然隔得有點遠，但她還是被我英俊和凝重的樣子深深吸引。
“我相信你也在看我。”她說。
“不可能，”我撒謊說，“我第一次見你是你來找我。”
“哦，那你見了我是什麼感覺呢？第一印象。”
“有點與眾不同。”“沒有暗生欲念嗎？”
“沒有。”“你不喜歡我嗎？”
“是。”
“你是不敢喜歡我。”
“也許吧。”
“你是個膽小鬼，枉有一副男子漢身材。”
“也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