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這麼一說，頓時叫我想起他當時正在從事的科研項目——人腦結構研究。我突然有些警覺和不安，想這數學棋會不會是他科研項目裏的一部分？如果是的話，那麼珍弟顯然是在被他利用，他以遊戲的名義掩蓋了他的不良居心。於是，我特意向珍弟了解他們發明這棋的起因，包括具體過程。
珍弟說，起因是他們都想下棋，但已有的棋藝因為希伊斯太強大，他根本沒有取勝的希望，輸得喪了氣，所以不願與他下了。然後兩人就開始琢磨發明一種新棋，這樣雙方都從頭開始，沒有可借鑒的套路，輸贏全體現在智力的較量上。在具體研發過程中，珍弟說他主要負責棋盤的設計工作，棋譜主要是由希伊斯完成的。珍弟認為，如果一定要說他在其中起了多大作用，大概在10%左右。如果說這確實是希伊斯科研項目的一部分，那麼這個貢獻已經並不小，再怎麼都不可能被四舍五入舍掉的啦。至於我說希伊斯在搞人腦結構研究工作的事，珍弟說他並不知道，而且感覺是沒有。
我問他，你為什麼說他沒有？
珍弟說，他從來沒跟我說起過。
這就又奇怪了。
我想，當初希伊斯一見我就興致勃勃地對我談他的科研計劃，現在珍弟幾乎天天跟他在一起，怎麼就隻字不提？我覺得其中好像真有蹊蹺。後來有一天我親自問希伊斯，得到的答複是：沒有條件，做不下去，隻有放棄了。
放棄了？
是真放棄還是假放棄？
說真的，我當時心裏很是困惑。不用說，如果是假放棄那問題就嚴重了，因為隻有心裏有鬼才需要放煙霧彈迷惑人。我又想，如果他希伊斯心裏確實有鬼，那鬼還會是誰呢？肯定就是可憐的珍弟了。總之，由於係裏閃閃爍爍的流言，當時我對希伊斯與珍弟間不正常的親密勁兒顧慮很深，總擔心珍弟被利用了，欺騙了。這孩子在複雜的人事麵前是很不成熟的，有很笨拙的一麵，人要欺負誰，找的就是這樣的人，木訥、孤單、畏事，吃了虧不會叫，隻會往肚子裏咽。
好在不久，希伊斯做了一件誰都想不到的事，替我打消了顧慮——（未完待續）
08
希伊斯和金珍發明數學棋是一九四九年春節前的事，春節後不久，就是在省城C市迎來解放的前不久，希伊斯接到美國《數學理論》雜誌的邀請，前往美國洛杉磯加州大學參加一個數學學術活動。考慮到與會者路途上的便利，會議組織者在香港設有聯絡站，所有亞洲方向的與會者都先在香港集中，然後搭乘飛機往返。所以，希伊斯這次西行時間很短，前後隻有半個多月，以致返校時人們都不大相信他去了大洋彼岸。不過，證明他去了的東西是很多的，比如家鄉波蘭、奧地利以及美國一些院校和研究機構邀請他去供職的書函，再如與馮·諾伊曼、夏普利、庫恩等著名數學家的合影照片，還有，他還帶回來了當年美國普特南數學競賽試題。
【容先生訪談實錄】
普特南是個數學家的名字，全名叫威廉·洛威爾·普特南，出生在美國，一八八二年畢業於哈佛大學，是一名成功的律師和銀行家。一九二一年，他曾給《哈佛校友》雜誌撰文，表達了自己想成立一個校際智力競賽的願望。普特南去世後，他的遺孀繼承了他的遺誌，於一九二七年成立了“威廉·洛威爾·普特南校際紀念信托基金”。在這筆基金的支持下，從一九三八年起，美國數學協會會同各大學發起了一年一度的全美普特南數學競賽活動，在各大院校和數學界具有相當高的權威性，也是各大院校和科研機構發現數學人才的重要途徑。競賽是專為本科生設的，但試題的難度似乎是為數學家設的。據說，盡管每年大多數參賽者都是各院校數學係的優異生，但由於試題無法想象的難，多年來參賽者得分的平均分數仍然接近於零。每年競賽前三十名優勝者，一般均可被美國乃至世界一流的研究生院錄取，像哈佛大學，每年都許諾前三名優勝者隻要選擇哈佛，就可以獲得全校最高獎學金。那一年競賽共有十五道試題，總分為150分，考試時間為45分鍾，揭榜最高分是76.5分，前十名的平均分為37.44分。
希伊斯所以帶普特南數學競賽試題回來，想的就是要考測一下珍弟。也隻有珍弟，其他的人，包括有些老師，他覺得考他們無非是給他們難堪而已，所以還是不要考的好。在考珍弟之前，他先把自己在房間裏關了四十五分鍾，考了一遍，然後又自己給自己閱卷、評分。他覺得自己得分不會超出最高分，因為他隻做了八道題，最後一題還沒做完。當然，如果時間許可的話，這些題他基本上都可以對付得了，問題就是時間。普特南數學競賽的宗旨就是十分突出地強調了兩點：
一、數學是科學中的科學；
二、數學是時間中的科學。 有原子彈之父之稱的美國科學家兼實業家羅伯特·奧本海默曾說過：在所有科學中，時間是真正的難題；在一個無限的時間內，所有的人將發現世上所有的秘密。有人說，第一枚原子彈的及時問世，就是最好地解決了當時全世界人都麵臨的如何盡快結束二次世界大戰的巨大難題。設想一下，如果讓希特勒率先擁有原子彈，人類將麵臨——再次麵臨——多大的難題？
珍弟在規定的45分鍾內做完六道題，其中一道證明題，希伊斯認為他犯了偷換概念的錯誤，沒給分。最後一題是推理題，當時隻剩下一分半鍾，根本沒時間去推理，所以他沒有動筆，隻是沉思著，但在臨終的幾秒前，他居然給出了正確的結果。這有點荒唐，也再次說明珍弟一貫有的超常的直覺能力。這題的評分尺度是靈活的，可以給滿分，也可以少給分，多或少全憑老師對學生平時的德智印象決定，但最少不能低於2.5分，希伊斯最後就是苛刻地隻給他2.5分。但就這樣珍弟最後的得分是42.5分，仍然高過當年全美普特南數學競賽前10名優勝者37.44分的平均分。
這就是說，珍弟要是參賽肯定將躋身前十名之列，然後等待他的將是名牌學府，高等獎學金，還有在數學界最初的聲譽。但是你沒有參賽，倘若又把這成績拿給人看，回複他的也許隻有無情的嘲笑。因為沒人會相信，一個還沒念完大一的中國小子能博得如此高分，如此高分意味的無非就是欺騙。沒人相信的欺騙。愚蠢的欺騙。即使希伊斯，在這個成績麵前，也冥冥地生出一種被欺騙的幻覺，當然隻是幻覺而已。換句話說，隻有希伊斯才相信這個成績無可置疑的真實性，所以也隻有希伊斯，把這件本來是遊戲的事情當做了一個真實故事的開始——（未完待續）
希伊斯首先找到小黎黎，把金珍模擬參加普特南數學競賽的事情詳細說了，然後直截了當地表達了他深思熟慮後的意見。
希伊斯說：“我可以負責地說，金珍今天是我們N大學數學係最拔尖的學生，明天也會成為哈佛、麻省理工、普林斯頓、斯坦福這樣世界著名大學數學係的尖子生，所以我建議他去留學，哈佛，麻省理工，都可以。”
小黎黎一時無語。
希伊斯又說：“相信他，給他一個機會吧。”
小黎黎搖頭：“恐怕不行。”
“為什麼？”希伊斯睜圓了眼。
“沒錢。”小黎黎幹脆地說。
“至多一個學期，”希伊斯說，“我相信他第二學期就可以得到獎學金的。”
“別說一學期，”小黎黎苦笑道，“家裏現在恐怕連路資都湊不齊。”
希伊斯沮喪地走了。
希伊斯的沮喪一半是由於心想事不成，另一半是因為心有疑慮。可以說，在關於金珍的教學方案上，兩個人還從沒有達成過一致，他不知小黎黎這麼說是真話，或僅僅是不同意見的托辭。他認為後者的可能性更大，因為他難以相信，家大業大的容家會有經濟上的困難。
然而，這確係實情。希伊斯不知道，就在幾個月前，容家在銅鎮本已敗落的財產，又經曆了時代新生的洗心革麵，所剩的無非是小半個破舊的院落、幾棟空房子而已。在省城僅有的一個商館，就在幾天前，當小黎黎以著名愛國民主人士的身份應邀出席C市人民政府成立典禮時，就在典禮上，他主動捐給了新生的人民政府，以表示他對新生政府的擁戴。選擇在典禮上捐獻似有取寵之嫌，其實不然，一方麵這是有關方麵安排的，另一方麵他也想由此號召全體有識之士加入擁戴人民政府的行列。可以肯定地說，容家人素有的愛國熱忱，在小黎黎身上，既是一脈相承的，又是發揚光大的，而他之所以對人民政府如此忠誠，以至於傾囊相助，當中既有他宏觀的認識在起作用，也與他個人（微觀）在國民政府手頭所受的不公有關。總之，容家祖傳下來的家產，在老小黎黎兩代人手中，捐的捐，爛的爛，毀的毀，分的分，至今已所剩無幾。至於他個人的積蓄，在那場挽留女兒生命的鏖戰中已耗盡，而這幾年的薪水日漸菲薄，幾乎都這樣那樣地開銷掉了。現在金珍要去留學，小黎黎心裏是沒有一點不讚成的，隻是行動上愛莫能助而已。
這一點，希伊斯後來也深信不疑。這個後來指的就是一個多月後，希伊斯收到斯坦福大學數學係主任卡特博士寄來的信，表示同意金珍去他們學校獎學就讀，並郵來一百一十美金作為出發的路資。這件事希伊斯完全是靠個人的熱情和魅力促成的，他親自給卡特博士寫了一封三千字的信，現在這三千字變成了金珍免費入學斯坦福的通行證和車船票。當消息送到小黎黎麵前時，希伊斯高興地注意到，老人露出了激動的笑容。
這時候，金珍入學斯坦福已是指日可待，他準備在N大學度完最後一個暑假，然後就出發。然而，就在暑假的最後幾天裏，一場突如其來的惡病把他永遠留在了祖國的大地上——
【容先生訪談實錄】
是腎炎！
這場病幾乎把珍弟害死！
在他發病之初，醫生就下達了口頭死亡通知書，說他至多還能活半年。在這半年裏，死亡確實日夜陪伴著他，我們眼看著一個奇瘦之人噌噌噌地長成了個大胖子，然而體重卻沒有增加，隻在減少。
是虛胖！腎炎把珍弟的身體當做了塊發糕，不停地發酵，不停地膨脹，有一段時間珍弟的身體比棉花還要蓬鬆又輕軟，似乎手指頭一戳就要破的。醫生說珍弟沒死是個奇跡，但其實跟死過一回沒什麼兩樣，將近兩年時間，醫院成了他家，食鹽成了他的毒藥，死亡成了他的學業，去斯坦福的路資成了他醫藥費的一部分，而斯坦福的獎學金、文憑、學位、前途早成了他遙遠又遙遠的夢。這件由希伊斯努力促成的、本來將改變他命運的大好事，現在看隻有兩個實在的意義：一是為我們家日益羞澀的囊中增加或者減少了一百一十美金的開支；二是替希伊斯平靜了人們包括我對他的不良猜測。
無疑，希伊斯用行動證明了他的清白，也證明了他對珍弟的愛的赤誠。誰都想得到，如果說希伊斯確實在利用珍弟為自己幹活，那他絕不可能會將他折騰去斯坦福的。世界沒有秘密，時間會告訴你所有秘密。希伊斯的秘密就是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晰又肯定地洞見了珍弟罕見的數學天分。也許他從珍弟身上看到的是自己的過去，他愛他，就像在愛自己的過去一樣無私，一樣赤誠，一樣認真。
順便提一下，如果說希伊斯對珍弟確有什麼不公的話，那是後來的事，是關於數學棋的事。這棋後來在歐洲包括美國的數學界影響很大，成了很多數學家風靡的遊戲，但棋名已不叫數學棋，而是以希伊斯名字命名的，叫希伊斯棋。我後來在不少文章中看到人們對希伊斯棋的評價，都是很高的，有人甚至把它和二十世紀最偉大的數學家馮·諾伊曼創建的博弈論相提並論，認為諾伊曼的二人零和博弈理論是在經濟領域的重大發現，希伊斯棋是在軍事領域的重大發現，雖然兩大發現都沒有多少實際應用價值，但理論上的價值是至高的。有人肯定地指出，希伊斯在數學上的天賦，足以成為諾伊曼最偉大的敵人或者兄弟，但自從到N大學後，他對數學界幾乎沒什麼可稱道的貢獻，希伊斯棋是他唯一的建樹，也是他後來大半輩子唯一迷人的光彩。
然而，我說過的，希伊斯棋最早叫數學棋，是希伊斯和珍弟兩個人的發明，珍弟至少有10%的發明權。但希伊斯通過對它改名換姓，把珍弟的這部分權利處理了，剝削了，占為己有了。這可以說是希伊斯對珍弟的不公，也可以說是希伊斯對珍弟曾經赤誠相愛而索取的回報——（未完待續）
09
這是1950年初夏的一天，雨從昨天晚上的早些時候開始傾盆而下，然後就一直下個不停，豆大的雨點落在瓦礫上，發出時而啪啪啪、時而噠噠噠的聲音，感覺是房子在急雨中像條百腳蟲一樣地在奪命狂奔。聲音變化是因為風的原因，風起時就變得啪啪啪的，同時還有窗欞即將散架的聲音。因為這些聲音，小黎黎一夜都沒睡好，失眠的難以忍受的清醒讓他感到頭痛，眼睛也酸澀得發脹，他一邊黑暗地聽著不休的雨聲和風聲，一邊明白地想到，房子和自己都已經老了。天快亮時，他睡著了，不過很快又醒了，好像是被什麼吵醒的。老夫人說是汽車的聲音。
“汽車好像在樓下停了一會，”老夫人說，“但很快又走了。”
明知道是不可能再睡著的，但小黎黎還是又躺了一會，直到天明亮時才像一個老人一樣起了床，摸摸索索地，動作輕得幾乎沒有一點聲音，像一個影子。起床後，他連衛生間都沒去一下，徑自往樓下走去。老夫人問他下樓去做什麼，他也不知道，隻是冥冥地往下走，到了樓下又莫名地去開門。門有兩扇，一扇是往裏開的，另一扇是紗門，朝外開的。但紗門似乎被門外的什麼抵擋，隻能開個一小半，30°角吧。已經入夏，紗門已經開始用，所以紗門上已經掛了一塊布簾子，高度剛好是擋人視線的。老人看不到是什麼抵住了門，隻好側起身子從門縫裏踅出去，看見是兩隻大紙箱幾乎把門廳都占了，裏麵的一隻抵住了門，外麵的一隻已經被風雨淋濕了。老人想把外邊那隻挪個避雨的位置，挪了一下，紋絲不動的，感覺比塊磐石還要穩重，便又踅進屋，找了塊油布來把它蓋了。完了，他才發現裏邊那隻箱子頂上壓著一封信，用平時他們用來頂門的青石條壓著。
老人取了信看，是希伊斯留下的。
希伊斯這樣寫道：
親愛的校長先生：
我走了，不想驚動任何人，所以留言作別，請諒。
主要是關於金珍的有些想法，有點不說不快的，就說了吧。首先是祝願他早日康複，其次我希望您能對他的未來作出正確的安排，以便讓我們（人類）能充分領略並享用他的天才。
坦率說，以金珍的天分，我想，讓他鑽研一個純數學理論領域的艱深難題也許是最合適的。但這樣也有問題。問題是世界變了，人們都變得急功近利，隻想從身邊得到現實的利益，對純理論的東西並不感興趣。這是荒唐的，荒唐的程度不亞於我們隻在乎軀體的快樂而忽視心靈的愉悅。但我們無法改變，就像我們無法驅逐戰爭的魔鬼一樣。既然如此，我又想，讓他挖掘一個應用科學技術領域裏的難題也許更切實而有益。關注現實的好處是你能從現實中得到力量，有人會推著你走，還會給你各種世俗的誘惑和滿足；壞處是等你大功告成後，你無法以個人的意願和方式管教你的孩子，孩子可能造福於世，也可能留禍於世，是禍是福，你無法寄望，隻能冷眼旁觀。據說奧本海默現在很後悔當初發明了原子彈，想封存他的發明，如果發明的技術可以像他的塑像一樣一次性銷毀的話，我想他一定會一次性銷毀掉的。但可能嗎？封存也是不可能的。
如果您決定讓他在應用科學領域裏一試的話，我倒有個課題，就是探尋人腦內部結構的奧秘。洞悉了這個奧秘，我們就可能（可以）研製出類人腦，進而研製出嶄新的人，無血肉的人。現在科學已經把我們人身上的很多器官都製造了，眼睛、鼻子、耳朵，甚至連翅膀都製造了，那麼造個人腦又有什麼不可能的？事實上，電子計算機的發明就是人腦的再造，是人腦的一部分，神機妙算的一部分。既然我們已經可以製造這部分，其他的部分想必也不會離我們太遠了。然後您想一下，如果我們一旦擁有無血肉之人，鐵人、機器人、電子人，其應用性將會有多麼廣泛而深刻！應該說，我們這代人對戰爭的印象已經是夠深的，不到半個世紀便親眼目睹了兩次世界大戰，而且我有種預感（已有一定證據證明），我們還將再目睹一次——多麼不幸！對戰爭，我是這樣想的，人類有能力使它演變得更加激烈，更加可怕，更加慘痛，讓更多的人在同一場戰爭中死去，同一天死去，同一刻死去，同一聲轟隆的爆炸聲中死去，卻永遠沒有能力擺脫它，而想擺脫的願望又是生生不息的。類似的難堪人類還有很多，比如勞役，比如探險，比如……人類都處於糾纏不清的怪圈中無法自拔。
所以，我想，如果科學能造出人造之人——鐵人、機器人、電子人、無血肉之人，讓他們來替代我們去幹這些非人之事（滿足我們變態的欲望），想必人類是沒誰會反對的。就是說，這門科學一旦問世，其應用價值將是無限巨大又深遠的。然而，現在第一步必須把人腦的奧秘解破了，唯有如此，造人造大腦，進而造人造之人的工作才有望展開。我曾決計用我尚有的半輩子來賭一賭解破人腦奧秘科學，殊不知，賭局剛擺開就不得不放棄。為什麼放棄這是我的秘密，總的說我不是由於困難和害怕放棄的，而是出於族人（猶太人）的殷切願望。不用說，這些年我一直在為我的同胞幹著一件非常緊要又秘密的事情，他們的困難和願望感動了我，讓我放棄了理想。如果您對此有嚐試的興趣，這就是我說這麼多的目的了。
然而，我要提醒您，沒有金珍，您成功不了的。我是說，如果金珍無法逃脫死於頑症的下場，您也就死了心別去碰它了，因為這不是您的年齡碰得起的。而有了金珍，也許您在有生之年還能看到人世間最大的奧秘——人腦的奧秘。相信我，金珍著實是人中解此奧秘的最理想人選，簡直是天造地設的，是上帝約定的。我們時常說，夢是人精神中最神秘難測的一部分，而他在幼年就與它朝夕相處，日積月累了一套精湛的解夢之術。換句話說，他從省事之時起，就開始在為解破人腦奧秘的事情作無意識的準備了。他是為此而生而長的！
最後，我想說，如果上帝和您都樂意讓金珍來一搏人腦奧秘科學，那麼這些書想必是用得著的，否則，如果上帝或者您不允許金珍這麼做，那麼就把它們轉贈給學校圖書館吧，也算是我在貴校駐足十二年的見證和紀念。
祝金珍早日康複！
林·希伊斯於訣別前夕
小黎黎是坐在紙箱上一口氣閱完全信的，風拂動著信箋，被風吹歪的雨絲間或地落在信箋上，像是暗示風雨也在偷窺此信。不知是夜裏沒休息好的緣故，還是信中的內容觸動了他內心驚愕的一隅，老人閱罷信許久沒有動靜，隻是端坐著，目光癡迷地散落在虛空中。過了好久，他才醒悟過來，然後對著漫漫的風雨突兀地道了一句：
希伊斯，你好走，一路平安啊——
【容先生訪談實錄】
希伊斯決定走，是跟他老丈人被鎮壓的事情有直接關係的。
都知道，希伊斯走的機會隨時擺在他麵前，尤其是二戰結束後，西方很多大學和科研機構都希望他加盟，聘書隨著節日賀卡一道堆滿了他的書桌案台。但我從很多事情中看到了他不走的信念，比如他帶回來的一棺材書，後來又把三元巷原來租賃的房子連同整個小院都買了，中文在他的努力下也越說越好，甚至有陣子他還申請入中國國籍（未遂）。據說這跟希伊斯老嶽父關係很大，他老嶽父是個舉人的後代，有萬貫家產，在當地是個獨一無二的大鄉紳，對女兒這門洋親，他是一百個的不同意，迫不得已同意了，又提了很多苛刻要求，比如不能把女兒帶走、不能離婚、要學會說中國話、孩子要隨母親姓，等等。這從一定意義上說明鄉紳並非開明人士，大概是屬於那種得理不讓人、得勢要欺人的鼠頭之輩。這樣的人當鄉紳不免要行惡積下冤憤，加上日偽政府期間他還在縣政府擔過要職，跟鬼子有些曖昧的往來，解放後人民政府把他作為重點鎮壓的對象，經過公審，判了死刑，關在牢房裏，準備擇日執行槍決。
行刑前，希伊斯曾找過不少知名的教授和學生，包括父親和我，希望通過聯名給政府寫信，以保老丈人一命，但無人響應。這件事一定傷透了希伊斯的心，但我們也沒辦法。說真的，我們不是不願意幫忙，而是幫不了，當時的情況不是一兩個呼籲或什麼行動可以改變得了的，父親曾為此去找過市長，得到的答複是：
隻有毛主席才能救他。
就是說，任何人都救不了他！
確實如此，像他這樣有民憤和劣跡的地主惡霸，當時一概是人民政府進行重點鎮壓的對象。這是時勢和國情，沒人能改變的。希伊斯不了解這些，他太幼稚了，我們沒辦法，隻有傷害他了。
但是，誰也想不到，希伊斯最後居然通過X國政府的力量，將已經眼看著要行刑的老嶽父從槍口下要走了。這簡直是不可思議的，尤其是在當時X國與我國明顯的敵對關係的情況下，要促成這件事的難度可想而知。據說，X國曾為此專門派出外交官員親臨北京，與我國政府舉行談判，可以說，事情最後果真是驚動了毛主席——有人說是周恩來，反正肯定是當時我們黨和國家的重要領導人，真正是不可思議啊！
談判結果是他們要走了希伊斯老嶽父，我們要回了兩名被X國嚴禁回國的科學家，感覺是該死的老鄉紳成了他們X國的國寶似的。當然，老鄉紳對X國來說什麼也不是，當中起作用的肯定是希伊斯。換句話說，為成全希伊斯之願，X國已經有點不惜重金的意思。那麼，問題是X國為什麼要對希伊斯這麼好？難道僅僅因為他是世界著名數學家？這中間肯定有什麼很特別的因素，至於到底是什麼，我現在也不得而知。
救出老嶽父後，希伊斯就帶著一家子親人和親眷，去了X國——（未完待續）
希伊斯走的時候，金珍還住在醫院裏，但似乎已度過了危險期，醫院考慮到日漸龐大的醫藥費，根據病人申請，同意讓他出院回家休養。出院的時候，是容先生陪老夫人一道去醫院接的，接待她們的醫生想當然地把兩位中的一位當做了病人的母親。但看兩位的年齡，作為病人的母親，一個似乎是老了一些，一個又似乎是年輕了些，所以冒昧地問兩位：
“你們誰是病人母親？”
容先生還想解釋，老夫人已經幹脆而響亮地答上了：
“我——！”
然後醫生向老夫人交代道，病人的病情現在已基本得到控製，但要徹底痊愈，起碼還需要有將近一年時間。“這一年時間裏你要把他當蝦一樣地養，像十月懷胎一樣地伺候，否則隨時都可能功虧一簣。”
從醫生一項項明確的交代中看，老夫人覺得他的說法其實一點不誇張，具體說可以立出如下三條：
1.食物要有嚴格的禁忌；
2.夜裏要定時喚他起來小便；
3.每天要定時定量給他吃藥，包括打針。
老夫人戴上老花鏡，把醫生的交代一條條記了，又一遍遍看了，反複地問清楚了。回了家後，又喊女兒從學校找來黑板和粉筆，把醫生的交代都一一寫上了，掛在樓梯口，這是每天上下樓都必然目睹的地方。為了定時喊金珍夜裏起來小便，她甚至和老伴分床睡了，床頭配備了兩隻鬧鍾，一隻是半夜鬧的，一隻是早上鬧的。早上那次小便喊過後，金珍繼續睡他的覺，老夫人則要為他準備一日五餐的第一餐了。雖然燒飯本是她最擅長的，可現在卻成了她最困難又沒信心的事，相比之下，因為有做針線活的底子在那兒，學會打針對老夫人來說並不是件難事，隻是開始一兩天有些緊張和反複而已。但是在餐飲事宜上，一個奧妙的鹹淡問題簡直是把她折騰苦了。從理論上說，金珍這個時候對鹽複雜而精到的要求，就是他神秘而真實的生命線，多可能功虧一簣，少又不利於他早日康複。來自醫生的叮囑是這樣的：病人療養期間對食鹽的需求量是以微量開始，逐日增加。
當然，如果說一個人每天對鹽的需要量像糧食一樣是稱斤論兩計的，那麼問題也不是太難解決，似乎隻要有一把精確的秤就可以了。現在的問題顯然沒有這麼好解決，老夫人找不到一個現存又明確的標準，似乎隻有靠自己用耐心和愛心來摸索，最後老夫人帶著做好的幾道鹹淡不一的菜走進了醫院，請主治醫生一一嚐試。在此之前，她事實上把每一套菜的用鹽量都以粒為單位記錄在紙上，然後在醫生明確肯定某一道菜的基礎標準上，她一天五次地戴著慈祥的老花鏡，把細小又白亮得晃眼的鹽粒當做藥片一樣，一粒粒地數著往金珍的生命裏投放。
小心翼翼地投放。
像做科學試驗一樣地投放。
就這樣，日複一日，夜複一夜，月複一月，用功和耐心的程度遠在養蝦之上，也不在懷胎之下。有時候，她會在連續辛勞的間隙裏，下意識地掏出金珍寫下的血書看看——這本是金珍的秘密，她在無意間發現它後，不知為什麼就將它沒收了。也就是說，現在這份書寫時間不詳的血書成了老少兩人的秘密，也成了兩顆心緊密相連的某種明證和暗示。每次，老夫人看過它以後，就會更加肯定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因而也更加激勵她繼續不停地往下做。這似乎注定金珍必將迎來康複的一日。
翌年春節過後，金珍出現在久違的課堂上。
10
希伊斯人走了，但心似乎還留了一片下來。
在金珍像蝦一樣被精心寵養的日子裏，希伊斯曾跟小黎黎聯絡過三次。第一次是他到X國不久，是一張印製精美的風光明信片，上麵隻有簡單的問候和通信地址。地址留的是家裏的，所以，也無從知道他在何處就職。第二次是第一次的不久之後，是一封他收到小黎黎去信後的回信，說他知道金珍已在康複中很高興什麼的，至於小黎黎在信中問起的有關他在何處就職的問題，他隻是含糊其辭地說：是在一個科研機構工作，什麼科研機構，他具體在幹什麼，都沒說，好像是不便說似的。第三次是春節前，小黎黎收到一封希伊斯在聖誕夜寫出的信——信封上有充滿喜氣的聖誕樹圖案。在這封信上，希伊斯向這邊提供了一個連他自己都感到吃驚的信息，說他剛從一位朋友的電話裏獲悉，普林斯頓大學已組織幾名科學家，正在研究人腦內部結構，科研小組由著名數學家和經濟學家保羅·薩繆爾森領銜掛帥。他寫道：“這足以說明該課題的價值和魅力所在，非我希伊斯之空想……據我所知，這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問津該課題的一方組織。”
所以，在假設金珍已經病愈的情況下（事實也差不多），他希望這邊盡快把金珍送去那裏學習。他表示，不管這邊搞不搞人腦研究課題，金珍都應該出去深造，並勸小黎黎不要因為某些短暫的利益或困難取消金珍赴美計劃。或許是擔心小黎黎因為要搞人腦研究而刻意把金珍留在身邊，他甚至搬出一句中國俗話——磨刀不誤砍柴工——來闡明他的想法。
“總之，”他寫道，“過去也好，現在也好，我所以那麼熱衷金珍去美國留學，想的就是那裏是人類科學的溫床，他去了，會如虎添翼的。”
最後，他這樣寫道：
我曾經說過，金珍是上帝派來人間從事該課題研究的人選，以前我一直擔心我們無法給他提供應有的環境和無為而為的力量，但現在我相信我們已替他找到了環境，也找到了來自空氣中的力量，這就是普林斯頓大學。正如你們國人常言的關於某人買酒他人喝的幽默一樣，也許有一天人們會發現，保羅·薩繆爾森他們現在殫精竭慮所做的一切，隻不過是為一個中國小子喝了幾聲必要的彩而已……
小黎黎是在學生的課間休息時間裏拆閱此信的，在他閱信期間，窗外高音喇叭裏正在高唱雄赳赳 氣昂昂 跨過鴨綠江的時代金曲，在辦公桌上，放著他剛剛閱完的報紙，頭版頭條通欄橫著一條標語樣的巨幅標題——美帝國主義是隻紙老虎。他一邊聽著激越的歌聲，一邊看著粗黑的標題，心裏有種時空倒錯的感覺。他不知如何給遠方的人回信，似乎還有點怕，好像有神秘的第三隻眼在等著看他的回信似的。這時候，他的身份是N大學名副其實的校長，還是C市掛名的副市長。這是人民政府對容家世代崇尚科學、以知識和財力報國精神的高度讚揚。總的說，容家第八代傳人容小來——小黎黎——現在正在重溫他祖上曾經一再領略過的榮耀的歲月。這也是他一生中最榮耀的歲月，雖說他並非專營榮耀之輩，似乎也沒有忘我地陶醉在其中，但麵對這份失散已久的榮耀，他內心本能保持著足夠珍惜的心理，隻是過度的知識分子的東西常常讓人覺得他似乎有些不珍惜而已。
小黎黎最後沒給希伊斯回信，他把希伊斯的來信，連同兩張彌漫著誌願軍與美國士兵在朝鮮浴血激戰的硝煙的報紙，還有給希伊斯回信的任務，都丟給了金珍。
小黎黎說：“謝謝他吧，也告訴他，戰爭和時勢已經封死了你的去路。”
小黎黎說：“他一定會感到遺憾的，我也是，但最該遺憾的是你。”
小黎黎說：“我覺得，在這件事情上，你的上帝沒有站在你一邊。”
後來，金珍把寫好的信請他過目時，老人似乎忘記自己曾說過的話，把一大段表達他遺憾之情的文字勾掉了一半，剩下的一半又轉換到金珍本人頭上，最後又交代說：
“把報紙上幾篇相關的報道剪了，一同寄去吧。” 這是一九五一年春節前的事。
春節後，金珍重新回到課堂上，當然不是斯坦福大學的課堂，也不是普林斯頓，而是N大學。這就是說，當金珍把謄寫清楚的信連同幾篇硝煙滾滾的報道丟進郵箱時，等於是把他可能有的另一種前程丟進了曆史的深淵裏。用容先生的話說，有些信是記錄曆史的，有些信是改變曆史的，這是一封改變一個人曆史的信。
【容先生訪談實錄】
珍弟複學前，父親對他是回原年級還是降一級學的事情跟我商量過，我想雖然都知道珍弟成績很好，但畢竟已輟學三個學期，加上大病初愈，人還經不起重負，怕一下回去上大三的課對他有壓力，所以我建議還是降一級的好。最後決定不降級，回原班級學，是珍弟自己要求的，我至今還記得當時他說的一句話。他說：
“我生病是上帝在幫我逃避教科書，擔心我變成它們的俘虜，失去了鑽研精神，以後什麼事都幹不了了。”
有意思吧，簡直有點狂是不？
其實，以前珍弟對自己一向是比較低看的，一場大病似乎是改變了他。不過，真正改變他的是書籍，大量的課外書籍。他在家養病期間，幾乎把我和父親的藏書都看了，少說是都摸了。他看書很快，也很怪，有些書他拿在手上翻幾頁就丟掉了，有人因此說他是用鼻子看書的，一度還有人喊他叫聞書先生。這肯定是誇張的說法，但他看書確實很快，大部分書在他手上都不會過夜的。看書快是和看書多聯係在一起的，看得多了，見多識廣了，也就快了。再說他看多了課外書，對教科書上的東西簡直沒興趣，所以經常逃課，連我的課都敢逃。複學後第一學期期末，他曠課率之高跟他的成績一樣令人矚目，全年級第一，是遙遙領先的第一。還有一個遙遙領先的是他在圖書館的借書量，一學期借書達二百多冊，內容涉及哲學、文學、經濟、藝術、軍事，反正五花八門的，什麼書都有。就這樣，暑假時，父親帶他到閣樓上，打開儲物間，指著希伊斯留下的兩箱書，說：
“這不是教科書，是希伊斯留下的，以後沒事你看吧，就怕你看不懂。”
過了一個學期，到第二年三四月間，同學們都開始忙做畢業論文的事。這時，係裏幾位教珍弟專業主課的老師都跟我談起，說珍弟做的畢業論文的選題有些問題，希望我出麵做做他工作，讓他換個選題，否則他們是無法做他論文的指導老師的。我問是什麼問題，他們說是政治問題。
原來珍弟確定的論文選題內容是建立在世界著名數學家格·偉納科的數字雙向理論基礎上的，從選題學術性上講，可以說是對數字雙向理論的模擬證明。而偉納科當時是科學界出名的反共分子，據說他門前貼有一張紙條，上麵寫著：親隨共產主義者不得入內。他還在硝煙彌漫的朝鮮戰場上，慷慨激昂地激勵美軍士兵打過鴨綠江。雖然科學是沒有國界的，也沒有主義之分，但偉納科個人強烈的反共色彩給他的學術理論也籠罩上了一層森嚴的政治陰影，當時以蘇聯為首的大部分社會主義國家，對他的理論一般不予承認，不提，提了也都是站在批判的立場上的。現在珍弟想證明他的理論，顯然是逆潮流而行，太敏感，有政治風險。
然而，父親不知是犯了知識分子的毛病，還是被珍弟列在提綱裏的想法迷惑了，在大家都退而避之並希望他出麵勸說珍弟改換選題的情況下，他非但不勸說，反而主動請纓，親自當起珍弟論文的指導教師，鼓勵他把選題做出來。
珍弟確定的選題是：《常數π之清晰與模糊的界限》，已完全不是本科學業內的選題，也許作為碩士論文的選題還差不多。毫無疑問，他這是從閣樓上的那些書裏找來的選題——（未完待續）
論文第一稿出來後，小黎黎的熱情更加高漲，他完全被金珍敏銳、漂亮而且符合邏輯的思維迷住了，隻是有些證明他覺得過於複雜，需要作修改。修改主要是刪繁就簡，把有些無須證明的證明刪了，對有些初級因而不免顯得繁複的證明，盡量改用比較高級又直接的證明手段，那已經遠遠不是本科學業範圍內的知識了。論文第一稿落成的文字有兩萬多，幾經修改後，定稿時為一萬多字，後來發表在《人民數學》雜誌上，在國內數學界引起了不小的轟動。不過，似乎沒人相信這是金珍一個人獨立完成的，因為經過幾次修改後，論文的檔次再三被拔高，於是就越來越不像一篇本科生的畢業論文，而更像一篇閃爍著創立精神的學術論文。
總的說，金珍論文的優點和缺點都顯得很明顯，優點是它從圓周率出發，巧妙地應用偉納科的數字雙向理論，將人造大腦必將麵臨的困難和症結進行了純數學的論述，感覺是有點把看不見的風抓住似的奇妙；缺點是文章的起點是一個假設，即圓周率為一個常數，所有驚人的猜想和求證都是在這個假設的前提下完成的，所以難免有空中樓閣的感覺。從某種意義上說，你要讓樓閣落地，承認文章的學術價值，首先你必須堅信圓周率是一個常數。關於圓周率的常數問題，雖然早有科學家提出過，但迄今尚未有人證明它。現在數學界至少有一半人堅信圓周率是個常數，但在確鑿的證明或證據尚未擁有的情況下，相信也隻能是自我相信而已，不能要求他人相信，就像牛頓在發現樹上的蘋果自由落地之前，任何人都可以懷疑地球有引力一樣。
當然，如果你懷疑圓周率是個常數，那麼金珍的文章可以說一文不值，因為這是它建築的地基。反過來，如果你相信圓周率是個常數，那你也許會驚歎他竟在如此蠻夷之地拔起一座大廈，感覺是用鐵捏了朵花似的。金珍在文章中指出：人的大腦在數學意義上說就是一個圓周率，是一個具有無窮小數的、深不見底的數字。在此基礎上，他通過偉納科的數字雙向理論，較好地闡述了關於研製人造大腦的症結——人大腦擁有的模糊意識。模糊就是不清晰，就是無法全知，也就是無法再造。所以，他提出，在現有程式下，人腦難有徹底再造的樂觀前程，隻能是盡量接近而已。
應該說，學術界持相似觀點的不乏其人，包括現在。可以說，他的結論並不新奇，他的誘人之處在於，他通過對圓周率的大膽假設和對數字雙向理論的巧妙運用，對這一觀點進行了純數學方式的求證和闡明，他尋求的意義也就是想對人們證實這一說法，隻是他引用的材料（房子的地基）又是未經證實的。
換句話說，如果有一天誰證明圓周率確鑿是個常數，那他的意義才能凸現出來。但這一天至今還沒有到來，所以，嚴格地講，他的工作可以說是毫無意義的，唯一的意義就是向人們展示了他個人的才情和膽識。但是由於小黎黎的關係，外人對這篇文章是不是由他個人獨立完成都難以相信，更不要說相信他什麼才識了。所以，事實上，這篇文章並沒有給金珍帶來任何好處，也沒有改變他什麼，倒是小黎黎因此改變了自己晚年的生活——
【容先生訪談實錄】 論文絕對是珍弟獨立完成的。父親曾跟我說，除了給珍弟提供過一些建議和參考書，再就是在論文前的引言是他擬定的外，別的任何工作他都沒有做，都是珍弟一個人做的。那段引言我至今還記得，是這樣寫的：
對付魔鬼的最好辦法，是讓我們挑戰魔鬼，讓魔鬼看到我們的力量。偉納科是科學聖殿中的魔鬼，長期以來作威作福，貽害甚深，亟待我們來清算他。這是一篇清算偉納科謬論的檄文，聲音雖然模糊了些，但可拋磚引玉。
這在當時可以說是給論文畫了一個化險的符，也等於給它簽發了一本問世的通行證。
論文發表後不久，父親上了一趟北京。沒有人知道他此行京城有何秘密的目的，他突然地走，走前也沒跟任何人說明去幹什麼，隻是到一個多月後，上頭的人帶著三項出人意料的決定走進Ｎ大學後，人們回過頭來想，才覺得這一定是跟父親的前次赴京之行密切相關的。三項決定是：
一、同意父親辭去校長職務；
二、國家將撥專項資金，在N大學數學係設立電子計算機研究課題組；
三、課題組籌建工作由父親負責。
當時有很多人想到課題組來搞研究工作，但那麼多人被父親扒拉一番後，最後都沒珍弟幸運。珍弟是作為課題組第一人選招納的，而且事後證明也是唯一的研究人選——另有一人是搞日常事務工作的。這給人的感覺很不好，好像一個國家級科研項目成了我們容家私產似的，有人也傳出類似的閑話。
說實話，父親做官的口碑一向是眾口一詞的好，尤其是用人，避親避到了幾乎不近人情的地步。我們容家本是Ｎ大學的祖宗，校園裏容家的後代，老的少的集合起來，少說可以坐兩桌，爺爺（老黎黎）在世時這些人多多少少都受了關照，搞行政的有位置，搞教學的可以經常有機會出去走走，見識見識，鍍鍍金什麼的。但到父親手上，先是有職無權，即使有心也無力，等有職有權後似乎又變得無心無意了。父親當校長幾年，沒有應該或不應該地起用過一個容家人，即便是我，係裏幾次報我當副主任，都被他×掉——像閱卷一樣當錯誤×掉。更氣人的是我哥，留洋回來的物理學博士，本是名正言順可以進Ｎ大學的，可父親叫他另攀高枝。你想想，在Ｃ市，哪還有高得過N大學的枝？結果落腳在一所師範大學，教學和生活條件都差得很，第二年就投奔到上海去攀高枝了。為這個，母親非常生父親的氣，說我們一家人是被他活生生拆散的。
然而，在關於珍弟進課題組的事情上，父親把已往的十二分謹慎、避嫌的處事原則都拋諸腦後，根本不顧忌什麼閑話，我行我素，像著魔似的。沒有人知道是什麼改變了父親，隻有我知道，有一天，父親把希伊斯臨走留下的信給我看，然後對我這樣說：
“希伊斯給我留了這麼個誘惑，但老實說真正開始誘惑我的還是看了金珍的畢業論文後，以前我總想這是不可能的，現在我決定要試一試了。年輕時我一直盼望自己做點真正具有科學精神的工作，現在開始也許是遲了，但金珍硬是讓我鼓起了勇氣。啊，希伊斯說得對，沒有金珍我想都不要去想，但有了金珍誰知道呢？這孩子，以前我總是把他的才能低估了，現在我就徹底高估他一下吧。”——（未完待續）
事情就是這樣的，用容先生的話說，她父親本來就是為金珍去折騰來這個項目的，怎麼可能讓外人參與？容先生還說，金珍不但改變了她父親的晚年生活，還改變了他為人做事的一貫原則，甚至包括人生信仰。老人在垂暮之年突然重溫年輕時的夢想，想在學術上有所建樹，也許意味著他把已經過去的大半輩子，沉浮於仕途的大半輩子，予以否認了。從學術開始，以仕途結束，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毛病之一，現在老人突然想治治自己的毛病呢，是悲是喜，看來隻有讓時間回答了。
在隨後幾年中，兩人完全沉浸在課題研究中，跟外界的聯係很少，有的隻是參加一些相關的學術活動，發表幾篇學術論文而已。從他們合作撰寫的六篇發表在有關學術刊物上的論文中，人們多少知道他們的研究是一步一步在往前走，在國內肯定是走到最前沿去了，在國際上似乎也沒有落後。有兩篇論文在國內發表後，國外三家相關刊物都作了隆重轉載，無疑說明他們研究取得的成果不是那麼微不足道的。當時美國《時代》雜誌首席評論員伍頓·凱斯曾因此警告美國政府：下一代電子計算機將誕生在一個中國小子手上！金珍的名字由此一度受到了各大媒體的熱炒。
不過，這也許是危言聳聽和媒體的壞習慣而已。因為，從那些走紅的論文中，人們似乎也不難發現，在通往新一代電子計算機的道路上，他們遇到的困惑和困難也不是那麼微不足道的。當然，這是正常的，畢竟搞人造電腦不像生個人腦，人類似乎隻要讓某個男人和某個女人恰到好處地睡上一覺，某個人腦就會像樹一樣長出來。而有的人腦降生後似乎並不比樹木要聰明曉事多少，這就是我們常說的傻瓜。從某種意義上說，搞人造電腦研發，就好比是要把天生的傻瓜蛋變成聰明人，這也許是世間最最困難的事情。既然這麼困難，有些困惑和挫折自然是難免的，也是不奇怪的，如果因為有困惑和挫折而放棄努力，那才叫奇怪呢。所以，當後來小黎黎決定讓金珍隨人而走時，沒有一個人相信他說的。
他說：“我們的研究工作遇到了很大困難，繼續下去，得失成敗難以把握。我不想讓一個有才有識的年輕人跟著我一個老頭子作賭博性質的努力，斷送掉應有的前程，還是讓他去幹些更切實可行的事情吧。”
這是一九五六年夏天的事。
這個夏天，校園裏談論最多的是那個帶金珍走的人，人們都說他有點神秘，小黎黎關於為什麼放走金珍的不令人置信的說法，似乎隻是他神秘的一部分。
這個人是個瘸子。
這也是他神秘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