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野人懷土”。作為一個在野的普通百姓，我常常懷念舊居“土地廟”。尤其在夜深人靜，當我在書齋裏寫作感到疲倦，茗碗在手，聽著《二泉映月》、《高山流水》之類民族音樂，看爐煙飄渺，思緒便飛向遠方，飛向昨天，仿佛又置身在“土地廟”晨昏月夕……
我是1979年春節剛過，從上海調到北京，來中國社科院曆史所工作的。單位住房緊張，人滿為患。我隻好與同事席康元兄及近日剛不幸去世的翻譯家鄒如山兄，擠在一間辦公室裏，晚上支起床，就算是寢室了。席兄心寬體胖，躺下不到一分鍾，便鼾聲大作，似隆隆巨雷，從天際排山倒海而來，而且如同一直處於交響樂的高潮，震撼人心，卻聽不到樂曲低回，雲淡風輕時。住了一陣，我實在不堪忍受，隻好采取“惹不起，躲得起”，搬到樓下地震時匆忙蓋的值班室裏居住。
這是約十平方米的鬥室，夾在兩棵高大的白楊樹下，外形很像鄉下的“土地廟”，故所內同事皆以“土地廟”稱之。
我清楚地記得，當我頭一晚下榻此“廟”，路人看到“廟”中開著燈，開玩笑說：“咦，‘廟’裏有神了！不知誰是‘土地爺’？”後來他們知道我躲進“小廟”成一統，又開玩笑說：“還不快點將‘土地婆’請來共享人間煙火？”
雖說當時“廟”中並無“土地婆”，但我並不寂寞。所內所外的文友，來“廟”看我，說古道今，衡文角藝者，大有人在。最令人難忘的是宋史學者吳泰，中外關係史學者馬雍，他倆分別住在所內的簡易平房和辦公室內，閑時常來串“廟”，無所不談，馬雍兄更是知識淵博，見多識廣，聲音宏亮，滔滔不絕，不知疲倦。此時，我的老學長、患難之交、玄奘和唐律專家楊廷福教授，正客居中華書局，參加《大唐西域記》的校注，不時來看我，並小酌數杯；有時詩人江辛眉兄也同來聚談。獨學無朋則不樂。這些學侶的來訪，確實使小“廟”生輝，我的心智倍受啟迪。我曾對朋友們笑說：“廟”不在大，有神則靈，群賢畢至，其樂莫名。但是，曾幾何時，在80年代前期，吳泰、馬雍、楊廷福三位先生，先後病逝。吳泰比我小兩歲，馬雍比我稍大，廷福兄也不過剛過六十。“忍看朋輩成新鬼”，回想起與他們在“廟”中度過的歡樂時光，無邊的思念、不盡的惆悵，時時向我襲來。馬雍去世時，我也正在病中，未能去送別，隻是托人捎去我的挽聯，略寄哀思，至今仍深感遺憾。吳泰的遺體告別儀式上，我傷感至極，痛哭失聲，從此以後，我不再願意參加比我年輕的亡友追悼會了。至於廷福兄，在他病危期間，我趕往上海去探視，兩人執手大慟，真是不堪回首……
後來，因基建需要，所裏下令拆掉“土地廟”，已故科研處長鍾允之同誌，還對我開玩笑說：“將來我們重建‘土地廟’來紀念你。”拆“廟”前夕，弟子周勤小姐，剛好來京開會，替我拍了一張照片，如今成為小“廟”的珍貴紀念了。
是的，“土地廟”永遠在地麵上消失了，但永遠不會在我的心中消失。我的第一本雜文集叫《“土地廟”隨筆》，就是明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