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我在《明清之際吸煙狀》這篇文章的末尾，曾經指出：“縱觀我國文化交流史，沒有一種舶來品輸入中土後，其傳播之快，範圍之廣，能與煙草匹敵。這真是莫大的不幸！”一般說來，煙草是明朝萬曆年間（1573—1619）年從國外傳入中國的，但到了明末，也不過是短短幾十年間，居然地無分南北，人無分男女、老幼，有太多的人都手持煙袋，吞雲吐霧，並將煙草美其名曰“相思草”。崇禎皇帝繼位後，曾予嚴禁，但毫無成效，煙飄依舊。李自成、張獻忠起義後，農民軍的革命洪流，不但沒有澆滅神州大地上的“煙”火，吸煙的不良嗜好，反而在農民軍內部，進一步蔓延開來，出現了不少煙鬼。據《聖教入川記》記載，張獻忠殺一官吏，罪名就是吸煙太多。自明而清，自清而民國，自民國而新中國，直至今日，吸煙者與日俱增，患此特種“相思”病者，大概少說也有兩億人，不能不是個驚人的數字。
說來慚愧，我雖然了解吸煙的曆史，以及煙草中尼古丁對人體的危害，但仍然當過二十多年的煙民。回想起來，我接觸香煙很早。讀小學時，正值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時期。我常常參加家鄉建湖水鄉的土話說的“玩文娛”活動，也就是文藝宣傳隊。我打過蓮湘、鳳陽花鼓（詞都是新編的），也演過短劇。當時高作鎮的薛家灘，有新四軍後勤部門的香煙廠，我們每次去演出，煙廠都慰勞我們每人一盒香煙，或一把散裝的香煙。我嚐試著抽了一根，吸了幾口，便覺得如食火吞刀，嗆出眼淚，咳嗽不止。當時我頗感納悶：這樣令我難受的東西，何以大人們抽來優哉遊哉，似食珍饈百味？歲月如川，不舍晝夜，轉眼間就已是1961年冬。當時，我在上海，剛剛成家。人禍、天災造成的饑饉，像瘟疫一般在全國蔓延開來。食品店貨架上的物品越來越少，有的貨架上竟空空如也。火柴、肥皂、豆腐、油、肉等，都憑票供應。不久，香煙也憑票供應。一個月中，憑票可買兩盒所謂高級的“鳳凰”牌香煙，其餘隻能搭配“飛馬”牌和其他雜牌煙，饑餓使人誌短。我從居委會領來煙票，不禁心動：這是我的一份待遇啊，倘全部送人，豈不是既對不住國家對我的關愛，也對不起自己嗎？於是，抽起煙來。我妻過校元女士對此極力反對，說有百害而無一利。但我不聽勸阻，說我隻抽好的，不抽差的，每次隻抽半支，絕對不會上癮。但是，不出兩個月，我漸漸上癮。從半支到一支，從一支到數支，不但沒有多餘的煙票送人，有時還不夠。回首往事，現在我倍感沉痛的是當時我們鬥室一間，校元及我們的兒子宇輪晚上入睡後，我讀書、寫作，吸煙不止，毒化了室內空氣，使母子被動吸煙，損害了他們的健康；我的工資先是四十四元五角，後來加到六十五元五角，每月吸煙要花去十元左右，對於家庭來說，不能不是沉重的負擔。倘不抽煙，將這筆錢用來增加母了倆的營養，豈不甚好？但是，直到1970年冬，校元不幸去世，就抽煙而論，深為她所厭惡，但我卻未能“改惡從善”，實在是愧對亡妻了。
“四人幫”被粉碎後，我國知識界眾多十年浩劫中被剝奪了研究、寫作的權利者一樣，趕緊夜以繼日地讀書寫作，力爭將失去的錦繡年華補回來。《論八旗子弟》這篇發表後很有社會影響的學術論文，就是我熬了一個通宵寫出來的，右手執筆，左於拿煙，一根接一根，差不多抽掉了兩包煙。自60年代我吸煙後，支氣管炎越來越重，一到冬天，更常常咳嗽不止。1979年春天，我在參加隆重的紀念五四運動六十周年學術討論會後，隨與會代表登長城，爬上烽火台後，塞外的寒風撲麵而來，支氣管炎頓時發作，幾乎氣都喘不過來。掙紮著下山，服了不少藥，調理了好多天，才漸漸康複。吸煙對我健康的戕害，於此不難想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