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生意場中，銀子都是互相往來的，或那一間字號今天借了周棟臣一萬，或明天周棟臣一時手緊，盡會向那一間字號借回八千，無論大商富戶，轉動銀兩，實所不免。因當時官府出下這張告示，那些欠周棟臣款項的，自然不敢隱匿。便是周家合股做生理的，周家盡會向那字號挪移些銀子，若把欠周家的款項，及周家所占的股本，繳交官府，至於周家欠人的，究從那裏討取？其中自然有五七家把這個情由稟知官吏。你道官吏見了這等稟詞，究怎麼樣批發呢？那官吏竟然批道：“你們自然知周庸祐這些家當從哪裏來，他隻當一個庫房，能受薪水若幹？若不靠侵吞庫款，哪裏得幾百萬的家財來？這樣，你們就不該與他交易，把銀來借與他了，這都是你們自取，還怨誰人？且這會查抄周家產業，是上台奏準辦理的，所抄的數目，都報數人官，那姓周的縱有欠你們款項，也不能扣出。況周庸祐尚有產業在香港的，你們隻往香港告他也罷了。”各人看了這等批詞，見自己欠周家的，已不能少欠分文，周家欠自己的，竟無從追問，心上實在不甘，惜當時督帥一團烈性，隻是敢怒不敢言而已，所以商家哪有不震動起來。偏是當時衙門人役，又故意推敲，凡是與周家有些戚誼，與有來往的，不是指他私藏周家銀物，便是指他替周庸祐出名，遮瞞家產，就借端魚肉，也不能盡說。所以那些人等，又吃了一驚，紛紛逃竄，把一座省城裏的商家富戶，弄成風聲鶴唳。過了數十天，人心方才靜些。
一府兩縣，次第把查抄周、傅、潘國家的產業號數，呈報大吏。那時又對過姓周家屬的供詞，見周庸祐是落籍南海大坑村，那周庸祐自富貴之後，替村中居民盡數起過屋子。初時周庸祐因見村中兄弟的屋子湫陋，故此村中各人，他都贈些銀子，使他們各自建過宅舍，好壯村裏觀瞻，故闔村皆拆去舊屋，另行新建。這會官府見他村中屋子都是周庸祐建的，自然算是周庸祐的產業，便一發下令，都一並查抄回來。這時大坑村中居民眼見屋子要入官去了，豈不是全無立足之地，連屋子也沒得居住？這樣看來，反不若當初不得周庸祐恩惠較好。這個情景，真是闔村同哭，沒可如何，便有些到官裏求情的。官吏想封了闔村屋宇，這一村居民都流離失所，實在不忍，便詳請大吏，把此事從寬辦理，故此查封大坑村屋宇的事，眼前暫且不提。
隻是周庸祐在香港置下的產業，做下的生理，端的不少，斷不能令他作海外的富家兒，便逍遙沒事，盡籌過善法，一並籍沒他才是，便傳洋務局委員尹家瑤到衙商議。囗大吏道：“現看那四家抄查的號數，係姓傅的居多，那周庸祐的隻不過數十萬金。試想那四家之中，自然是算周庸祐最富，不過因傅家產業全在省城，故被抄較多。若周庸祐的產業在省城的這般少，可知在香港的就多得很了。若他在港的家當，便不能奈得他何，試想官衙員吏何止萬千，若人人吞了公款，便逃到洋人地麵做生理，置屋業，互相效尤，這還了得！你道怎麼樣辦法呢？”
那尹家瑤聽了，低頭一想，覺無計可施。原來尹家瑤曾在香港讀過英文，且當過英文教習，亦曾到上海，在程少保那裏充過翻譯員，當金督帥過滬時，程少保見自己幕裏人多，就薦他到金督帥那裏。還虧他有一種做官手段，故回粵之後，不一二年間，就做到天字一號的人員，充當洋務局總辦。他本讀英文多年，隻法律上並未曾學過，當下聽得金督帥的言語，便答道：“香港中周庸祐生理屋業端的很多，最大的便是囗囗銀行，占了幾十萬的股份，但股票上卻不是用他的名字。其次，便算那一間囗記字號，比周乃慈的那囗囗昌字號生意還大呢！隻是他用哪一個名字注冊，都無從查悉。其餘屋業，就是周、潘三家也不少，究竟他們能夠侵吞款項，預先在香港置產業，好比狡兔三窟，預為之謀，想契紙上也未必用自己名字了，這樣如何是好？”金督帥道：“不如先往香港一查，回來再行打算。”尹家瑤答道：“是。”金督便令草了一張告示，知照港督，說明委員到港，要查姓周的產業來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