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新石器時代出土文物看我國酒的起源》，見《十國酒》雜誌1996年第6期。)“原始先民在同一個小口尖底甕中利用穀物發酵成酒，然後澄清、飲用。”小口尖底甕(我們找不到該圖片,如能找到請用該圖片)不僅在我國有，古巴比倫和古埃及釀造麥酒(啤酒)或葡萄酒時也使用過與我國出土的同型小口尖底甕。“酒’字是釀酒容器的象征，甲骨文和鍾鼎文中的‘酒’字幾乎都是小口尖底甕，乃最早釀酒器的有力證明。古巴比倫舒麥爾酒的象形文字，也是小口尖底甕形象，真是無獨有偶。”(同上)“實際上，這種小口尖底甕的分布很廣，晉西南地區和陝西、河北的仰韶文化遺址中均有出土，有的有雙耳，有的無雙耳。”(同上)杏花村遺址釀酒容器的出土，終於揭開了中國酒史神秘的麵紗，向世人宣告：中國早在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中期就已經發明了人工穀物酒。杏花村仰韶酒器是我國乃至世界上目前最古老的酒器之一，是中華酒文化的瑰寶，為探討中華原始酒文化的起源找到了珍貴的標本，也為研究地球酒史找到了一把鑰匙。
杏花村人工穀物灑的出現，是人類釀酒史上繼人工果酒之後的第二個裏程碑，也是人類區別於動物，能夠深刻認識自然、能動改造自然的光輝成果。人工穀物釀酒的釀造從原料、器具到技術，都脫離了自然酒和猿酒的落後狀態，而全部凝聚了人類的智慧和勞動。由於“曆史從哪裏開始，思想進程也應從哪裏開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22頁)，因此，酒作為物質文化產生的同時，與之相伴隨的精神文化也隨之產生；杏花村6000年前人工穀物酒的出現，就標誌著中國乃至世界真正意義上的酒文化的誕生。
玉出昆侖，鳳鳴岐山。中國酒文化的誕生地出現在山西杏花村並非偶然。大家知道，山西，這方孕育了華夏文明的神奇土地，史有“表裏山河”、“人文之地”之稱，“物阜民勤、人傑地靈”之譽。最早的“中國”在這裏誕生、奠基，華夏文明的基因血脈在這裏萌發、傳承、凝聚。因處在太行山以西而得名山西，又因位於黃河以東，亦稱河東，春秋時期為晉國之地，故簡稱晉。是出現在7000—5000年前的仰韶文化的中心地區之一。中華民族人文始祖炎帝曾活動於晉南，堯、舜、禹都曾在山西境內建都立業，巾國曆史上第一個奴隸製國家政權夏朝也建立在山西長冶一帶。汾陽地處晉西，1萬年前，夏氏族先民在此繁衍旺盛。這裏土地肥沃，氣候溫和，水質甘美，物產豐富，環境優越。明《汾州府誌》稱，汾州(即今汾陽)“左帶汾河，右阻金鎖，前控離石，背倚湯泉。美哉!河山之固。”在汾陽2600多年的建縣史上，汾陽作為郡、州、府治所的曆史就長達1500餘年。從本縣另外四處仰韶文化遺址(裕道河遺址、段家莊遺址、任家堡遺址、北垣底遺址，其中裕道河遺址和段家莊遺址也出土了用於原始釀酒的發酵容器——小口尖底甕)出土的遺物來看，遠在6000年前，這裏人口密集，農業發達，原始先民就已經開始了以農業為主的定居生活，並開始了較為普遍的釀酒活動(詳見《汾陽縣誌))812—813頁)，確是中華原始酒文化的中心地區之一。
無獨有偶。1983年陝西眉縣楊家村二組出土了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遺址的陶質酒具，計有5隻小酒杯、4隻高腳杯和1隻酒葫蘆；1998年浙江餘姚縣河姆渡出土了6000年前河姆渡文化遺址的陶質溫酒器；1999年江蘇新沂市小徐莊出土了6000年前大汶口文化早期遺址中的10隻陶酒杯、1隻陶壺和一批盛酒、接酒、溫酒、注酒的陶質酒具。(分別見《寶雞日報))1988年9月1—日、《華夏灑報))1998年8月12日、2000年1月19日。)這些酒具與杏花村遺址的6000年前酒具遙相呼應，共同構成了原始先民釀酒、飲酒、用酒器具的完整體係，展現了中國酒具初創時期的古樸光華。它們的重見天日，進一步佐證了我國在6000年前就發明了人工穀物酒的事實，也進一步證實了中華文化(其中包括中華酒文化)多元一體發展的觀點。
杏花村汾酒，已經在中華酒文化的母體中孕育，杏花村遺址山土的文物真實地記錄了汾酒從孕育到誕生的曆史過程。該遺址第三、四、五、六階段，分別出土了仰韶文化晚期(相當幹儀狄造酒時期)、龍山文化早期和晚期(相當於杜康造酒時期)以及夏代的器具，其中酒器品種和數量越來越多，除發酵容器小口尖底甕外，還有浸泡酒料的泥質大口甕，蒸熟釀酒用糧的甑、鬲等，盛酒器壺、樽、彩陶、罐以及溫灑器等(詳見《文物》雜誌1989年第4期)。
在該遺址第七、八階段的商代器物中，釀酒器、盛酒器品種、數量顯著增多，而且出現了商代早期(約4000年前)的飲酒器玄紋銅爵(916)。這隻爵和3件盛酒器彩陶罐現存汾酒博物館。這些器物製作精美，色彩鮮豔，紋飾秀麗，工藝水平已較前幾個階段有了顯著提高。
商周時期是中國青銅文化的鼎盛時期，也是酒器形成期。商周青銅酒器並不是一般的日用品，而是一種重要的禮器，它反映了商周時代不可逾越的尊卑貴賤的等級，其紋飾、造型、銘文，不僅體現了奴隸社會的禮製觀念，也體現了當時人們對美的追求，給後來的雕刻藝術、書法藝術帶來了很人影響，是古代文化藝術史上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杏花村遺址發現的玄紋銅爵，就是商代青銅酒器中不可多得的藝術珍品。在同址中能夠同時出土如此精美、如此數量多的酒器，它至少說明兩點：一是商代杏花村酒的數量明顯增多，這一帶飲酒風氣很普遍；二是杏花村酒的質量明顯提高，“美酒配美器”、“好馬配好鞍”，灑器工藝水平的顯著提高，必然地反映了釀酒工藝水平和酒品質量已經提高，在全國同時代酒品中已經達到了出類拔萃的水平。
商代是我國古代曆史上第二個奴隸製國家，也是當時世界上屈指可數的文明大國之一。當時，農業生產達到了較高水平，農耕規模和糧食收獲量迅速提高。青銅器特別是青銅酒品工藝精湛，式樣考究，品類繁多，達到了當時世界的最高水平。曲的發明和應用，使我國成為世界上最早將黴菌和酵母菌應用於釀酒生產的國家之一。製酒工藝的進步、酒類品種的增加和飲酒風氣的盛行，都使商業酒類較前代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在這樣的社會環境巾，汾酒從中國酒文化的母體中呱呱墜地於中國古代酒文化中心地區之一的杏花村，當是曆史的必然。
有人也許會問，當時的汾酒與現在的汾酒能一樣嗎?不一樣，絕對不一樣。無論是釀造工藝，還是酒度和香味特征都有著大壤之別。
我們還是先打個比方來說明問題，譬如一個嬰兒與一個成年人相比，無論是其生理、心理的發育狀態，還是體力、智力、丁作能力等方麵，也都有著天壤之別，但我們總不能否認這個成年人正是從這個嬰兒一步步長大成人的。我們甚至還可以說，這個成年人正是始於它在母腹中孕育時的胎兒。沒有這個胎兒、嬰兒，也就沒有這個幼兒、少年、青年、壯年、老年。沒有當時的汾酒，當然也就沒有南北朝時期的以“清”為特色的汾酒，就沒有隋、唐、宋、遼、金、元以“幹和”工藝稱雄酒壇800年的汾酒，就沒有明、清、民國一直到現在的清香型汾酒。所以我們說汾酒始於仰韶文化時期是符合事物發展從小到大、從弱到強的客觀規律的。
我們還可以從酒度和色香味方麵來作進一步分析。到了商周時期的汾酒仍屬於黃灑，同現在的蒸餾酒汾酒相比，度數顯然要低，但它比仰韶文化時期的水酒度數要高得多。況且酒度低了就未必不好，傳統的65度汾酒是國家名酒，爾後研製成功的53度汾酒和38度汾酒同樣被評為國家名酒。我們還可以設想，隨著國內外白酒釀造向低度化的發展，汾酒以後還會進一步降低度數，甚至還會“返璞歸真”，同杏花村酒的度數差不多。至於說色香味，杏花村酒雖然與現在的汾酒相差很大，但是，它在釀酒業已經很發達的殷商時期能夠出類拔萃，這就是說，當時汾酒的色香味已經很不錯，現在汾酒的色香味隻是在仰韶文化時期汾酒基礎上的發展、完善和提高，並無本質的區別，二者當然構成了始末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