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晚期自盤庚遷殷至紂王共約二百七十三年，經曆八世十二王，這一時期的甲骨文亦應有早晚先後之分。對商代甲骨的分期斷代研究，有多種分法，目前主要行用的是董作賓依據世係、稱謂、貞人等十項標準劃分的五期說，即第一期；盤庚、小辛、小乙、武丁；第二期：祖庚、祖甲；第三期：廩辛、康丁；第四期：武乙、文丁；第五期：帝乙、帝辛。其中有些問題的討論目前仍在進行中。
1904年孫詒讓作《契文舉例》，為第一部考釋甲骨文的著作。之後，學者們運用“由許書以上溯古金文，由古金文以上窺卜辭”的方法，比較分析甲骨文字形的偏旁點畫，並通過音韻學、訓詁學的手段來考釋文字。其中作出貢獻的學者及主要著作有：羅振玉《殷虛書契考釋》，唐蘭《殷虛文字記》、《古文字學導論》，楊樹達《積微居甲文說》，郭沫若《卜辭通纂考釋》、《殷契粹編考釋》及《甲骨文字研究》，於省吾《甲骨文字釋林》等。自1917年王國維《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續考》利用甲骨文進行商史研究後，郭沫若、董作賓、胡厚宣分別著有《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殷曆譜》和《甲骨學商史論叢》等。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一書中也有很多關於商史研究的內容。近年來，很多較年輕的學者也在利用甲骨文研究商史方麵作出了可貴的貢獻。
甲骨文的研究已取得很大進展，但仍有不少問題有待深入探求，如文字的考釋、分期與斷代，商代的社會、奴隸的身分以及商史上的許多問題。此外，對西周甲骨的研究尚屬開始階段，仍有許多爭議。
殷商甲骨文的由來
公元前十四世紀，商王盤庚遷都於殷，就是今天的安陽小屯一帶，史稱殷墟。商滅亡後，殷都成為廢墟。甲骨文也被埋入地下三千多年，約從十九世紀八十年代開始被河南小屯村民發現，搜挖甲骨為“龍骨”賣給藥店。一八九九年，王懿榮偶然發現甲骨上的文字，遂進行收集。王懿榮是光緒六年進士、翰林，他對我國古代文物有精深的研究。當一八八九年他在北京發現甲骨後，確定為“殷商故物”購得數千片，是為我國研究殷墟甲骨文字開創之始。自此以後，殷墟甲骨文才從
“龍骨”變成了珍貴的古代文化研究資料，避免了我國這一古代文物繼續大量人為地毀滅。
建國後殷墟中心區甲骨繼續出土，最多的一次是一九七三年小屯南地，為甲骨學和殷商史的研究增添了大量的新資料。在甲骨文的收集整理方麵，我國早期的有王懿榮，山東福山人（1845-1900）。
劉鐵雲（1857-1909）名鶚，字鐵雲，江蘇鎮江人，他一九零三年編<>一書，是甲骨學史上的第一部著錄.從此甲骨文由隻供少數學者觀賞，摩挲的\"古董\"，變為廣大學者研究的資料。
王襄（1876-1965）字綸閣，天津人，
祖籍浙江紹興，世居天津，王襄和王懿榮基本同時，是我國殷墟甲骨文的最早鑒定和購買者之一。王懿榮雖然最早鑒定並購買甲骨，但他在1900自殺殉國，沒來得及對所藏甲骨進行全麵研究，因而沒有留下此學的論述，王襄不僅有鑒定，購買甲骨之功，還有著述傳世，對甲骨學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他寫的<>是甲骨學史上的第一部字彙，此書於1920年出版，1925年他出版了<>公布了他收藏的五千多篇甲骨中的精品。王襄早年家境清貧，但他千方百計購求殷墟甲骨文，並為保護我國這一古代文化珍品做出了不小的努力。一九三四年王襄由湖北回天津時，將甲骨和其他什物叫鐵路局裝箱運回天津，但在天津提取托運物品時，發現其他箱物都在，隻有裝甲骨文的箱子不見了。這些凝聚了多年心血的”寶貝”不翼而飛，真使他焦急萬分。後來輾轉查找了五十多天，終於在張家口站找到了這箱甲骨，原來，鐵路上負責托運行李的人以為此箱中裝有無價的珍寶，但打開一看，卻是枯骨斷龜。幸好他們不知甲骨文的珍貴，故又棄置，甲骨才幸免於劫。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王襄失業在家，生活拮據，天津的古董商常去他家，，遊說他將甲骨賣給日本人，但王襄推說甲骨已存放內地，為了不使祖國的珍貴文物流往國外，他寧肯賣衣物和家中什物維持生活，也不要日本人的高價。抗戰勝利後，北京藻玉堂書店的老板和幾個高校的負責人到天津和他糾纏了一個多月，要購買他收藏的甲骨，雖然此時物價飛漲，但他仍不為重金所動，一口回絕了他們，王襄後來說：“甲骨是祖國的瑰寶，現在沒有新的發現，將來也不會發現的很多，賣給那些大學，都是外國建立的，將來也會流失異幫，等到中國人想研究就困難了。”
解放初期，直到1952年，王襄家中仍很困難，董作賓曾從美國來信，詢問他是否有意將甲骨售與美國某大學，王襄也一口回絕了。1953年王襄出任天津文史館館長，他將畢生搜購珍藏的甲骨文全部獻給了國家。
孫讓(1848-1908）字仲容，一九零四年，撰《契文舉例》，是第一部考釋甲骨文的專著。
甲骨文的研究學者很多。在研究方麵做出較大貢獻的首推被學術界推崇的“甲骨四堂”。
（2）金文
除甲骨文外，在殷代的一種重要文字是金文。它的名稱也是由書刻的原料而來。
關於金文的起源，傳統的說法是：起於商代，盛行於周代，是由甲骨文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文字。1987年公布的新說法則是：一向被認為出現於甲骨文之後的金文，實際上早在甲骨文之前就已存在。
金文是鑄刻在青銅器的鍾或鼎上的一種文字。鍾多是樂器，鼎多為禮器。例如九鼎則為傳國重器，王都所億即鼎之所在，故稱定都為“定鼎”。鑄刻上麵的文字，多為記事或表彰功德的內容。這種銘文，有的是凹下的陰文，有的是凸出的陽文。前者稱為“款”，是“刻”的意思；後者稱為“識”，是“記”的意思。所以金文也可統稱為“鍾鼎款識”。以後書法“款識”或“款式”的名稱即由此演化而來。
周繼殷，統治天下達800年之久，所以金文的形體是隨著時代而有所發展的。
殷代的金文和甲骨文相似，因是金屬鑄成的字，所以筆畫較甲骨文祖圓，形體也略較方正，行款一般是自上而下，自右而左。
周初主文，從筆畫到結字，都與殷商甲骨文，金文接近。
例如，從有代表性的西周時的《大盂鼎》銘文（西周初期青鐧器，高約1米，重153．5公斤，銘文19行，291字，記載周康王策命其臣盂，以及對盂的賞賜）可看出這時期金文的特點，即筆畫往往首尾尖細，中腹肥重；字形大小、斜正不一，多具變化，風格尚似甲骨文。
西周自昭王以後，金文逐漸進入成熟階段，出現了各個王政時期的代表作品。現以西周恭王（也有寫成共王的）時期（公元前946一前935年）《牆盤》銘文為例，可看出西周中期金文特點。盤，是盛行於商周時期的一種青銅器盥洗用具，上麵多鑄有銘丈。《牆盤》銘文，1977年春出土於陝西省扶風縣境內。銘分兩段，前段稱頌西周六世先王及時王的業績，後段列史牆家史，銘為史牆手筆。
這種銘文已具有下列特點：
1．筆畫圓勻，起筆、收筆、轉筆多為圓筆。這為以後篆書用筆打下了基礎。
2．字的結構比周初金文更加緊密、平穩。字形也比較有規律性，也為以後的文字統一奠定了基礎。
3．章法上也比較講究字距行列。有的嚴整規矩，有的顯得疏朗開闊。
金文，在筆法、結字、章法上都為書法的進一步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最早的甲骨文隨著殷亡而消逝，金文起而代之，成為周代書體的主流，因鑄刻於鍾鼎之上，有時也稱為鍾鼎文。據考察，商代銅器上便刻有近似圖畫之金文；其後繼續演進，至商末之金文亦與甲骨文一致。此種金文至周代而鼎盛，緒延至秦漢。但商代器物和銘文皆少，秦漢以已至末流，所以應算周代為主流。
據統計，金文約有三千零五字，其中可知有一千八百零四字，較甲骨文略多。金文上承甲骨文，下啟秦代小篆，流傳書跡多刻於鍾鼎之上，所以大體較甲骨文更能保存書寫原跡，具有古樸之風格。
金文之全盛時期為周，周以平王東遷分為西周及東周──西周趨於端整雄渾，造成金文之黃金時代；東周因列國割據而形成地域特色──所以分別介紹之。
西周
西周承殷末書風，直到成王時方產生獨特的風格，書體雄渾典麗而壯觀；在昭穆之後，則變為嚴謹端正。
學術文化之發展多少會受到社會及政治等因素的影響。西周前期，自武王克殷，至康王之世，由於天下統一，社會安定，加上周公製禮作樂，堪稱太平盛世，故書法家得以表現雄渾典麗之風格，內容亦有逐漸加長之勢，如大盂鼎即為此期最典型之傑作也。
而至昭穆之後，書風漸變，筆畫由粗細相參而趨於均勻劃一；收筆與起筆亦由方圓不一，而變成圓筆；行款甚至演成方格之形式，書風極為嚴謹端正。端整典雅之頌鼎、典雅整贍之大克鼎及稍具早期之風之毛公鼎等，皆為此期之代表。
東周自平王東遷，周王室衰微，演變成列國紛爭之局麵，由於諸侯自製銅器，書法因受其影響，呈現濃厚的地域色彩。列國銅器可概略分為東土、西土、南土、北土及中土五大係統；因北土、中土出土器物及銘文俱少，所以以東土、西土及南土為代表。
東土係──勁直峭拔
包括齊、魯、邾、莒、劄、薛、滕諸國，以齊國為盛。其共同點為書體高長，筆劃變為直線，與西周之曲線筆劃異趣。齊陳曼簠之嚴整勁峭堪稱東土係之傑作。
西土係──古樸雄渾
西土係包括秦、晉、虞、虢諸國，以秦最盛，其書體近似小篆，有古樸雄渾之風。
秦並六國，書法亦融合各地之風，遂產生較完美之書法，為秦代小篆奠定良基。
南土係──柔美渾圓
南土係包括楚、吳、越、徐等國，而以楚最盛，書法柔美渾圓。值得注意的是徐國之器『王孫遺者鍾』書風與齊器較近，章法縱橫整齊，端整之中又有流麗之風；可知列國之書仍相互影響，東土、西土之分，也非絕對界限，交流亦不可能循後人所定之界進行。
秦代金文漸至末流，所存石刻書跡亦不多存。秦始皇一統天下後，一法度、衡石、丈石之業，皆刻或鑄於銅鐵之上，以頒行天下。其以曲線為主，間架平穩，整齊中寓變化，氣勢奔放，堪稱小篆之傑作，也為後代習小篆者提供了最可信之完整資料。
大盂鼎銘文
大盂鼎，高101.9厘米，口徑77.8厘米。圓形，立耳，深腹，三柱足，頸及足上部飾獸麵紋。為康王時貴族盂所作的祭器。傳為清代道光初年於陝西岐山禮村出土。
大盂鼎造型雄渾，工藝精湛。其內壁鑄有銘文19行291字，記述康王命盂管理兵戎，並賜給香酒、命服、車馬及1700餘名奴隸之事，為研究西周奴隸製度的重要史料。原器出土之初，為岐山豪紳宋金鑒所有。後因家道中落，此鼎被其後人以七百兩銀子轉讓到西安。後來，又曾一度為左宗棠所有，數年後為答謝潘祖蔭的厚恩，左宗棠以此鼎相贈。此後，大盂鼎便成為潘家的傳世之寶，供於蘇州潘家大堂。一九五二年由潘氏後人獻給國家，現藏於中國曆史博物館。
銘文載康王向盂敘述周文王、周武王的立國經驗。認為文王、武王得以卓越的業績立國，主要是由於其臣屬從不酗酒，每逢祭祀，認真、恭敬，而商王的亡國教訓就在於沉迷於酒。由此告誡盂要效法祖先，忠心輔佐王室，並賜盂命服、車馬、酒與邦司、人鬲等。盂在銘文中說明作此鼎也是為了祭祀其祖父南公。大盂鼎銘文是史家研究周代分封製和周王與臣屬關係的重要史料，一向為史學家所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