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衛夫人
衛夫人（272—349），名鑠，字茂漪，世稱“衛夫人”，東晉女書法家，河東安邑（今夏縣尉郭鄉蘇莊）人。我國書法家衛覬之曾孫女、衛之孫女、衛恒之女。衛夫人繼承先祖家傳之風，成為一代書法大家。
她最善隸書及正書，曾拜鍾繇為師，深得其“古隸”及“漢隸”筆法，將衛氏家傳之風融為一體，創立了一種新的隸書，時稱“今隸”。《書後品》這樣評價她：“衛正體尤絕，世將楷則。”衛夫人正書，被評論者譽為楷書之法則，她確實為魏體的創立，以及向隋唐楷書的過渡拓平了道路。唐張懷罐稱譽其書能“碎玉壺之冰，爛瑤台之月，婉然芳樹，穆若清風。”杜甫詩曰：“學畫先學衛夫人，但恨無過王右軍。”衛夫人的正書，方筆凝重，體態端莊，字體端正，用筆合法。她那種精湛純熟的筆書，姿態嫵媚的形神可稱“源遠流長，曾末深有。”
衛夫人在書法理論上亦有創見。她寫的《筆陣圖》，僅五百餘字，卻以簡練的文辭，對筆、墨、紙、硯的選擇，執筆部位及傳統書法的法則，均作了深入淺出的闡述。其理論之精辟，見解之卓越，堪稱我國古代書法理論之精髓。“書聖”王羲之就是從師於衛夫人的，可謂她的衣缽弟子。他在《題夫人筆陣圖》一文中說：“餘少學衛夫人畫，將為大能。”由此可見衛氏書法造詣之深，在我國書法藝術方麵，有著極高的地位，巨大的貢獻。她象一顆耀眼的巨星，千餘年來放射著不息的光芒。
（6）王獻之
王獻之(344～386)，字子敬，生於山陰，王羲之第七子，東晉著名書法家。由於其書藝超群，曆來與王羲之並稱“二王”，或尊稱為“小聖”。王獻之曾經擔任過州主簿、秘書郎、秘書丞、長史、吳興太守等官職；成為簡文帝駙馬後，又升任中書令(相當於宰相)。但政績一般，遠不如他的書名顯赫。故人稱“大令”。在書法史上被譽為“小聖”，與其父並稱為“二王”。
幼年隨父羲之學書法，兼學張芝。書法眾體皆精，尤以行草著名。王羲之有七個兒子，一個女兒。七個兒子都擅長書法，其中，最小的兒子王獻之最為突出。王獻之最具秉賦，敢於創新，不為其父所囿，從而也為魏晉以來的今楷、今草作出了卓越貢獻。
從幼年起，王羲之便向獻之傳授書藝。有一天，王獻之走進父親的書房，便問王羲之，希望王羲之能告訴他寫字的秘訣。王羲之聽了，就領著王獻之來到後院，指著十八口大缸對兒子說：「寫字的秘訣就在這十八缸水裏，你隻要把這十八缸裏的水寫完了，自然就知道。」王獻之聽了父親的教導後，就再也不敢偷懶貪圖捷徑了，而是夜以繼日，腳踏實地地練習。
據說，羲之曾經從背後掣拔其筆，試測他的筆力，歎雲：“此兒後當複有大名！”可見王羲之很早就對他寄予厚望。傳為王羲之所撰的《筆勢論》雲：“告汝子敬，吾察汝書性過人，仍未閑規矩”，“今述《筆勢論》一篇，開汝之悟”，並“今書《樂毅論》一本”，“貽爾藏之”。相傳有一次獻之外出，見北館新塗的白色牆壁很幹淨，便取帚沾泥汁寫了方丈大的字，觀者如堵。羲之見而歎美，問是誰作的，眾人答雲：“七郎。”
虞和《論書表》載，謝安嚐問王獻之：“君書何如右軍（指王羲之）？”答雲：“故當勝。”安雲：“物論殊不爾。”子敬答曰：“世人那得知。”王獻之並非是不知天高地厚之輩，他的自我評價亦非無稽之談。孫過庭《書譜》載，羲之往京都，臨行題壁。獻之偷偷地把它抹掉，另外寫過，自以為寫得不錯。羲之回家看見了，歎曰：“我去時真大醉也。”獻之內心感到慚愧，這傳聞足見獻之雖有誌與父爭勝，卻亦有自知之明。
可惜他四十三歲便謝世，否則他在書藝上的成就當更為可觀。雖然如此，他已將自己的天賦資質、獨特的精神風貌、思想情感，一一融進他的書法作品中，在書藝中留下不朽的名聲。
王獻之像其父，亦擅丹青。桓溫嚐清他畫扇而，獻之一時失手，誤落了一點墨，索性順勢畫成“烏駁牸牛”圖，尤為妙絕，又在扇麵上寫《駁牛賦》，可謂機敏過人。王獻之書曹植《洛神賦》，用筆挺秀直書，顯然他改革了其父圓轉善曲的書風，吸取西漢古隸的筆意。讓隸方整多用直筆，獻之正是以直筆人真書，才使得真書而貌又有新意。
他的著名書法作品《洛神賦》，傳至宋代隻存13行，有玉版刻本，世稱《玉版十三行》。另外，《鴨頭丸帖》、《中秋帖》、《東山帖》等作品，也都是書法藝術的瑰寶。他的字在筆勢與氣韻上要超過其父，米芾稱他“運筆如火箸畫灰，連屬無端末，如不經意，所謂一筆書”，即是指在草書上的“一筆書”狂草。他還勸其父“改其體”，足見其書藝創造上的膽略，不愧被後世褒稱“小聖”。
（7）智永
僧智永，本姓王，名法極，陳、隋間會稽人是隋朝時候的人，也是晉代書法大家王羲之的第七世孫。
他早年出家當和尚，後來雲遊到浙江省吳興縣善璉鎮，就曾在永欣寺裏住了整整三十年。在這裏，智永深居簡出，每天雄雞報曉即起床，磨上一大盤墨，然後臨摹王羲之的字帖，從未間斷。
智永還在屋內備了數支容量為一石多的大簏子，練字時，筆頭寫禿了，就取下丟進簏子裏。日子久了，破筆頭竟積了十大簏。後來，智永便在永欣寺窗前的空地挖了一個深坑，把所有破筆頭都埋在土裏，砌成墳家，稱之為──退筆塚。後人講“退筆成塚”的典故就是從這兒來的。
經過長期堅持不懈的刻苦練習，智永的書法終於寫得抵勢飛揚，形成了自己的風格，成了我國著名的書法家。當時求他寫字和題匾的人門庭若市，以致寺內的木門檻也被踏穿，不得不用鐵皮把它裹起來。後來，這故事變成了一個典故，叫──鐵門限。
他晚年就曾以當時的識字課《千文字》為內容，用真，草兩體寫了一千多本，從中挑選最滿意的八百本，分送給浙東的各個寺院。直到如今，智永的《千文字》墨跡和刻本還被視為學習書法的範本。
明董其昌《畫禪室隨筆》說他學鍾繇《宣示表》，“每用筆必曲折其筆，宛轉回向，沉著收束，所謂當其下筆欲透紙背者”。他所寫的《千字文》清何紹基說：“筆筆從空中來，從空中住，雖屋漏痕，猶不足以喻之”。我們細讀他的墨跡《千字文》，看得出他用筆上藏頭護尾，一波三折，含蓄而有韻律的意趣。董、何之說可謂精確、具體、恰當。
楷書千字文
智永的《楷書千字文》用筆遒勁，結構端莊，筆畫的起止提按痕跡十分清晰，富有虛實變化，與晉唐寫經非常接近，便於初學。
真草千字文
今天所傳的真草千字文、歸田賦，還有閣帖所收的草書都是佳作。其中又以真草千字文最佳，且墨跡尚存，彌足珍貴。
當時永禪師見古法漸沒，為了複興書風，遂以右軍為範本，花費數十年的時間摹成八百本的真草千字文，贈與浙東諸寺，故名享當代，萬古長存。其所摹之本有「天下法書第一」之譽。
流傳下來的真草千字文墨跡隻斷爛了開首兩行，其他都尚稱完好；至於缺的部分，也已根據關中本補全。所謂關中本，是宋朝大觀三年時薛嗣昌根據真跡入石而成，又稱為「陜西本」，原石今日尚存西安碑林，據說「頗極精工，無複遺恨」，可說是善本，但感覺和墨跡相比就差一些了。其書鋒藏意古，且法度嚴謹，一筆不茍，又略參行草，蘊含逸氣，溫潤秀勁兼而有之。
其草書則各字分立，運筆精熟，飄逸之中猶存古意，真是得右軍之精傳，怪不得能受人稱頌“智永得右軍之肉”，於此可得印證。
（8）鄭道昭
鄭道昭（？——516），字僖伯，自號中嶽先生，北魏滎陽開封人，著名書法家，魏碑體鼻祖，曾任光州（漢今萊州市）刺史。少而好學，博覽群書。魏孝文帝時始為官，曆任秘書郎、秘書丞兼中書侍郎、中書郎、通直散騎常侍、國子監祭酒、秘書監、滎陽邑中正，永平年間出任光州刺史兼平東將軍。任職期間，政務寬厚，不濫用酷刑，以教化和培養人才為己任，很受百姓擁戴。生性閑適散逸，喜遊山水，好為詩賦，尤工書法，光州各地題刻甚多，計有城南雲峰山摩崖石刻大小20處，城東大基山15處，天柱山（今屬平度）8處。魏晉南北朝時期，正是漢字由漢隸楷書發展變化階段。鄭道昭熔百家之長於一體，刻意創新，筆力圓勁蒼健，結構嚴謹寬博，運筆嫻熟自然，氣韻雄豪，有漢隸遺意，創一代書風。其代表作為頌揚其父才智功德分別刻於天柱、雲峰二山的“鄭文公上碑”和“鄭文公下碑”，被譽為“隸楷之極”。清包世臣《藝舟雙楫》讚為“文苑奇珍”，康有為則稱“體高氣逸，密致而通理，如仰人嘯樹，海客泛槎，令人想象不盡”。祝嘉把鄭道昭與王羲之並列稱之為“北方書聖”，劉海粟則直讚為“一代文宗”。
鄭道昭喜歡修身養性，練氣化丹，曾於延昌元年（512）在大基山依東、西、南、北、中虛設“青煙寺”、“白雲堂”、“朱陽台”、“玄靈宮”、“中明壇”等煉氣之處，並刻字誌之，還做了一首《置仙壇詩》題刻於壁。後轉任青州刺史兼平東將軍，複為秘書監加平南將軍，煦平元年（516）卒，贈鎮北將軍相州刺史，諡號文恭。
雲峰山與《鄭文公碑》
雲峰山海拔305米，自山麓至山頂，分布曆代刻石37處，聞名於海內外的北魏光州刺史、著名書法家鄭道昭於公元511年，在此山留下了寶貴題刻17處，均刻在山內險峻的摩崖之上。主要刻石有《鄭文公下碑》、《論經書詩》、《觀海童詩》等。1998年被國務院定為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鄭道昭書法被推為楷書之最，是研究中國文字由隸書向楷書演變的寶貴資料。坐落於山林的雲峰大殿，建於1984年，內設雲峰山管理所、鄭道昭紀念館、休息室、購物處等。
該景點主要接待文化旅遊團，每年接待日本書法愛好者600多人。近年來，國內書法愛好者和當地群眾也常登山遊覽。從城區沿三藍路向南直行4公裏，向東行3公裏，即到達，進山路是水泥路，寬5．5米，直達雲峰大型停車場。當地土特產有萊州毛筆、玉雕、草編，以及螃蟹、對蝦、文蛤等海鮮。
大基山北朝摩崖刻石
大基山海拔478米，自山穀至山頂分布曆代摩崖刻石24處。北魏光州刺史、著名書法家鄭道昭於公元512年在此山留下寶貴題刻12處，均刻在山內險峻的摩崖之上，主要刻石有《登大基山詩》、《中明之壇》等，同雲峰山鄭道昭刻石成一體，同為國際書法旅遊專線，每年接待日本書法團體約600人次，1998年被國務院定為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大基山又名道士穀，上千年來，是道士、道姑修身養性的好去處，至今仍留有道觀廟宇古跡，宋末元初著名道士、全真教七真人之一邱處機曾在此修煉，並在西山摩崖留有題刻。近幾年來，日本書法界為保護大基山的鄭道昭刻石先後捐資630萬元，建造了四個保護碑亭，成為佳話。該景點因為古時為修煉之所，所以山深林茂，目前尚不具備其它旅遊要素，但是交通很方便，從城區沿萊海路向東直行10公裏可達山穀，進山路是5．5米寬的水泥路麵。
鄭道昭書《鄭文公碑》這是北魏宣武帝永平四年，鄭道昭為了紀念其父所刻。當時鄭道昭是光州刺史，剛開始刻在天柱山巔，後來發現掖縣南方雲峰山的石質較佳，又再重刻。第一次刻的就稱為上碑，字比較小，因為石質較差，字多模糊；第二次刻的便稱為下碑，字稍大，且也精晰，共有五十一行，每行二十九字，但並沒有署名，直至阮元親臨摹拓，且考訂為鄭道昭的作品後才受至重視。
鄭文公碑的筆畫有方也有圓，或以側得妍，或以正取勢，混合篆勢、分韻、草情在一體，剛勁姿媚於一身，堪稱不朽。
另外南方瘞鶴銘和此碑的風格相似，而且同是摩崖書，刻於江蘇丹徒之焦山上，但可惜後來因為石崩碎裂，已無法再見全貌。
（9）瘞鶴銘
素稱“書法之山”的鎮江焦山，曆代書法家的碑刻甚多，其中不少是珍品，最著者為寶墨軒碑林中被譽為“碑中之王”的《瘞鶴銘》，署名為“華陽真逸撰，上皇山樵正書。”這裏一篇哀悼家鶴的紀念文章，內容雖不足道，而其書法藝術誠然可貴。
此銘究竟是何人所書？曆來就有爭議。宋人黃長睿考證它為梁代陶宏景所書。陶宏景隸書、行書均佳，當時他已解官歸隱道教聖地鎮江茅山華陽洞，故認為屬於他的墨跡。另一說，相傳是東晉大書法家王羲之所書。他生平極愛養鶴，在家門口有“鵝池”。他常以池水洗筆，以鶴的優美舞姿來豐富他的書法。傳說此銘是王羲之悼念他死去的兩隻仙鶴而作。還有以為唐代王瓚、顧況所作，但均無確據、由於書法絕妙，後被人鐫刻在焦山後山的岩石上，因被雷轟崩而墜江中。至宋代淳熙年間（1174一1189）石碑露出水麵，有人將它從江中撈起，仍在原處豎立起來，許多人前來觀摩摹拓，有的甚至鑿幾字帶走，學者們也來研究它，因而遠近聞名。不意數十年後，其碑又墜入江中。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由鎮江知府陳鵬年募工再度從江中撈出，粘合為一，僅存殘字九十餘個，移置焦山觀音庵。現在，在寶墨軒仍有《重立瘞鶴銘碑記》，碑記文中說到：“蓋茲銘在焦山著稱，殆千有餘年，沒於江者又七百年。”敘述了這段經過。碑文存字雖少而氣勢宏逸，神態飛動，讀之令人回味無窮。北宋黃庭堅認為“大字無過《瘞鶴銘》”、“其勝乃不可貌”，譽之為“大字之祖”。宋曹士冕則推崇其“筆法之妙，書家冠冕”。此碑之所以被推崇，因其為南朝時代書法氣韻，特別是篆書的中鋒用筆的滲入；加之風雨剝蝕的效果，還增強了線條的雄健凝重及深沉的韻味。此碑的拓本及字貼久傳國際，名震海內外，是研究書法藝術之代表。它既是成熟的楷書，而又可從中領會楷書發展過程中之篆、隸筆勢遺蹤發展史的重要實物資料。
（10）爨寶子碑
爨寶子碑，全稱為“晉故振威將軍建寧太守爨府君墓”碑，碑質為沙石。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出土於曲靖揚旗田村，1852年移置曲靖城內，現存於曲靖一中爨軒內爨碑亭。碑首為半圓形，整碑呈長方形，高1.83米，宙0.68米，厚0.21米。碑文計13行，每行30字。碑尾有題名13行，每行4字，額15字，均正書。此碑的書法在隸楷之間，體現了隸書向楷書過渡的一種風格，為漢字的演變和書法研究提供了寶貴資料，其極高的書法的地位。在書法史上與《爨龍顏碑》與《爨寶子碑》並稱為“爨”，前者因字多碑大稱“大爨”，此碑則被稱為“小爨”。1961年3月，國務院正式批準為全國首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撥款重新修理工建碑亭，加固碑座。
碑文記述爨寶子生平，係爨部族首領，世襲建寧郡太守。滇人袁嘉穀曾為碑亭撰書一聯“奉東晉大亨，寶子增輝三百字。稱南滇小爨，石碑永壽二千年。”這裏的“三百”、“二千”，是為了語言對仗，取其約數。實際上立碑至現在，已有將近1600年曆史，碑文共有388字。大亨是晉安帝壬寅年（公元402年）改的年號，次年又改稱元興，至乙已（公元405年）又改號義熙。雲南遠在邊陲，不知內地年號的更迭，故仍沿用。
爨氏作為南中大姓、豪族，有著悠久的曆史。早在三國時代，諸葛亮親征雲南，平定南中大姓叛亂後，“收其俊傑”為地方官吏，其中就有“建寧爨習”，官至領軍；諸葛亮又“移南中勁卒”，充實蜀漢軍隊，“分其羸弱，配大姓焦、雍、婁、爨、孟、量、毛、李為部”。至南北朝，爨氏已稱雄南中。1971年陸良縣曾出土石刻一方，上書“泰（太）和五年歲在親（辛）未正月八日戊寅立爨龍驤之墓”。“龍驤”是晉將軍名，地位略低於三公，晉南北朝在南中的統治者，多加封“龍驤”。這碑石雖僅寥寥數語，但證明在“爨寶子碑”之前80餘年，爨氏就有人做龍驤將軍。其家族早已赫一時，稱霸一方了。
三國時期，今雲南、貴州和四川南部稱為“南中”，是蜀國的一部分。南中地區的豪族大姓主要集中在朱提(今昭通)、建寧(今曲靖)兩郡。南中最有勢力的大姓為霍、爨(cuan四聲)、孟三姓，公元399年，霍、孟二姓火拚同歸於盡後，爨姓成為最強大的勢力。漢族移民帶進南中的漢文化在豪強大姓統治者中部分地被長期保存下來，並與當地土著文化相融和，今天我們所見到的“爨寶子碑”則是這種融和的結晶。爨寶子是爨姓統治集團的成員，“爨寶子碑”是在他死後立的。
（11）爨龍顏碑
在陸良彩色沙林西麵約二三公裏的薛官堡鬥閣寺大殿內，聳立著一塊古碑，這就是全國著名的“二爨”之一的爨龍顏碑。它的全稱為“宋故龍驤將軍護鎮蠻校尉寧州刺史鄧都縣侯爨使君之碑”。南朝劉宋孝武帝大明二年（公元458年）立。此碑是寧州刺史爨龍顏的墓碑，又稱大爨碑，與爨寶子碑相比，此碑較大，字數亦多，碑高3.38米，寬1.46米。正麵碑文24行，904字，背麵題名三段，共313字。碑額呈半圓形，上部浮雕青龍、白虎、朱雀、玄武，下部正中穿孔，左右刻日、月，日中刻俊鳥（三足鳥）；月中有蟾蜍。中題“宋故龍驤將軍護鎮蠻校尉寧州刺史邛都縣侯爨使君之碑”。
此碑在清道光六年，為金石家阮元出任雲貴總督時，訪求名碑於陸良貞元堡發現，命知州張浩建亭保護，並題跋。
爨龍顏為當時雄踞雲南東北部爨氏首領，世襲本地官職。碑文追傷痛爨氏淵源及本人的生平事跡，可補正史之不足。碑文為爨道慶所作。
《爨龍顏碑》、《爨寶子碑》“二爨”是兩塊雲南“南碑瑰寶”。《爨龍顏碑》立於南朝宋大明二年，比《爨寶子碑》晚五十三年，可以說這兩塊碑是同時代的作品。《爨龍顏碑》，碑文書法字體介於隸楷之間，書法風格獨特，被稱為“爨體”。碑文古雅，結體茂密，雖為楷書，卻饒有隸意，筆力遒勁，意態奇逸，結體多變，是隸書至楷書過渡的典型。
書家對它多有推崇。範壽銘：《爨龍顏碑跋》說：“魏晉以還，此兩碑為書家之鼻祖。”康有為對此碑推崇備至，說此碑“與靈廟碑同體，渾金璞玉，皆師元常（鍾繇）實承中朗之正統。”他在《碑品》中將爨龍顏列為“神品第一”，讚其“下畫如昆刀刻玉，但見渾美；布勢如精工畫人，各有意棄，當為隸楷極。”由於書法精美，常有千裏之外覓拓本學書者，道光年間曾有人為詩紀其事：“吾家小阮好作字，虎臥跳有深嗜。遠來萬裏求此碑，桂阮頗詳王未備。千錢買寄汝一觀，樸散風神同北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