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確定四個經濟特區，主要是從地理條件考慮的。深圳毗鄰香港，珠海靠近澳門，汕頭是因為東南亞國家潮州人多，廈門是因為閩南人在外國經商的很多，但是沒有考慮到上海在人才方麵的優勢。上海人聰明，素質好，如果當時就確定在上海也搞經濟特區，現在就不是這個樣了。十四個沿海開放城市有上海，但那是一般化的，浦東如果像深圳經濟特區那樣，早幾年開發就好了，開發浦東，這個影響就大了，不隻是浦東，是關係上海發展的問題，是利用上海這個基地發展長江三角洲和長江流域的問題。抓緊浦東開發，不要動搖，一直到建成……”
聽聽，小平都著急了！浦東也要成為第二個深圳了！
我們離上海最近，浦東開發對我們蘇州是個天大的機會，這回一定要抓住！
古城蘇州裏，幹部們熱烈地議論著，心潮激蕩著，仿佛鄧小平的話是對他們講似的：不要動搖，抓緊發展！
浦東要成第二個深圳，我們蘇州要當江蘇的第一個深圳。那時深圳在內地人的心目中就是改革開放的榜樣，現代化社會的樣板，人民走向富裕的目標。在傳統經濟高度發展的蘇州這樣的內地經濟發達區域，尋求新的發展點時，深圳無疑是最好的學習榜樣。而深圳在當時傳統的社會主義思維下，它是帶著大半的“資本主義”色彩的。現在有鄧小平的話，上海浦東也能搞深圳一樣的特區了，這不等於徹底地進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了！
自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國的改革開放浪潮一浪高過一浪。以浦東開發為契機應當算是又風起雲湧的大浪潮。不用說，浦東開發，對蘇州的影響和契機都是最大的。
有必要交代一句：其實在浦東開發之前，蘇州市委、市政府已經在80年代中後期就十分注重外向型經濟的發展了，並且卓有成效。昆山和張家港的崛起便是最好的說明。隻是這一階段的外向型經濟處在引資和合資的初級階段，而深圳特區型的外向經濟的明顯特征是將某一規模的區域整體建成一個全麵的外向型經濟，也就是所謂的“特區”。
國家對“特區”建設是有嚴格的規定，它實際上是一個行政區域的新劃分。這得經過國務院批準。大上海有浦東那片尚未開發的隔岸“處女地”，與黃浦江一江之隔，東邊又臨通往五湖四海的大東海，開發空間廣闊而低代價。
“吾俚蘇州”咋弄法？其實在2500多年前所建的古城蘇州，隻是一個“周圍四十裏二百一十步尺，城外有六十八裏六十步”的城郭，雖然在伍子胥的春秋戰國時代，她是名符其實的“闔閭大城”。但對早已以現代化的大都市為中心的當今世界而言，蘇州古城的麵積隻能算個小城，且蘇州建城時便以水域網絡組成的防城，她的麵積和空間十分有限，這也決定了她以園林、巷子和小橋流水為主的文化特色。進入20世紀80年代之後的中國改革浪潮湧動下的蘇州人，眼看著南邊的荒灘上建起的深圳，眼看著旁邊的大上海一座座橫跨路口和過江的橋梁，更不用說像北京那樣四通八達的地鐵與如網般的城市高速環路，就是她的“子民”--常熟、昆山、張家港等自家的“五虎崽”的蓬勃發展，古城蘇州人越來越感到了壓力。觀前街的弄堂吆賣聲和虎丘嶺的旅遊門票收入大自然很值得驕傲，可小橋流水畢竟沒有大江大海那種洶湧澎湃的激情與氣勢，尤其是全球經濟的浪潮，讓無數過去不起眼的地區與城市，僅僅幾年時間可以超越像蘇州這樣的幾千年古城的整個發展曆史。這種瞬息萬變的曆史潮流，讓一向溫情性格的蘇州人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衝擊--蘇州出路何在？
蘇州是永遠葆住原有的古城文化與古城經濟--那種小橋流水般的自安自得，還是跟上世界的發展潮流，再造蘇州新城？
這是擺在蘇州人民和蘇州領導麵前的一個大課題。誰敢破解這個題目？誰或許是曆史的功臣，同樣也有可能是曆史的罪人。蘇州古城國務院早在80年代專門就保護蘇州古城曆史風貌有過專門的文件，誰在古城裏做文章，不是不可以做，而是你能做得既保護了古城風貌，又可以讓人放開手腳幹現代化經濟？這樣的文章也許不是超天才的人是無論如何也做不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