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古城有限，再做道場，即使請得寒山寺等天下所有的高僧來，也隻能念些舊經，無大雅之堂可供世人瞻目。深圳可以在荒地上建起世界級新都市，大上海有浦東無邊廣闊的空間，就是常熟、吳江、張家港、小昆山這些“子民”也比你蘇州古城大幾倍幾十倍的空間上發展和開發呀！
蘇州人的壓力和恐慌緣於古城郭的束縛與限製。
必須尋找出路！必須重建一個新蘇州！
這個時候，人稱搞外向型經濟出了名的“牛鼻子書記”的蘇州市委高德正書記被江蘇省委一紙任命到了蘇北任職，蘇州來了位風度儒雅的王敏生同誌當新的市委書記。
王敏生在任蘇州市委書記之前是鎮江地區專員，同時他還掛著團中央書記處書記一職。王敏生是一位老資格的“蘇州老鄉”。1975年之前，無錫縣還隸屬蘇州地區管轄，他是無錫縣委書記。鄉鎮企業大發展時期，無錫曾經被譽為“華夏第一縣”，其經濟總量和綜合實力在全國縣級單位中名列第一。王敏生因此在仕途上曾經扶搖直上過。“文革”後第一屆團中央組建時，他是排在韓英、胡啟立之後的書記處書記，42歲時出任江蘇省省委書記。1989年中回蘇州任市委書記。那時故鄉的蘇州和全國的政治、經濟形勢一樣，正處在一個特殊時期，幹部人心惶惶，不敢幹，怕幹事。“穩定壓倒一切”的政治需要的形勢下，王敏生提出了蘇州發展的“穩中求進”的思路，後來證明是非常英明和重要的。
2008年8月的一天，我在蘇州古城的一個古色古香的小院裏采訪了王敏生老書記。一口吳語的他回憶當時的蘇州社會情景時說：“我到招待所，卻看不見人，大家很緊張，不敢接待外國人，也不敢接待來談生意的自己人。幹部們都有一個‘怕’字。怕談生意，搞發展被認為是搞腐敗、走歪道和不正之風。我要求市委號召幹部們正確認識‘兩院’文件（高院、高檢）。又讓紀委和檢察院的同誌出麵講話，讓幹部們正確認識和區分改革開放中的正常交往與走歪門邪道、搞腐敗和不正之風之間的本質區別，尤其講明什麼是違法亂紀，什麼是腐敗之風，使廣大幹部重新樹立起了對黨和改革開放的信心。同時我們又樹立了幾個典型，如吳江的盛澤和張家港的楊舍鎮等，堅持了發展鄉鎮企業的十大好處……這些都對當時鞏固和推動蘇州經濟起了關鍵性作用。
“1991年，特大洪水襲擊了我們蘇州，江澤民總書記也親臨蘇州抗洪救災現場。但就是在這樣的自然災害麵前，我們蘇州的經濟仍然很好。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的正式文件還沒下來時，我就讓人到南京去省委拿複印件回來，及時向幹部們傳達。大家越學小平的講話，心裏越亮堂，幹勁也來了，紛紛表示蘇州不能落後這一波大發展浪潮。於是我們就尋找發展的載體。這個載體就是現在我們蘇州人常說的一個‘新蘇州’、一個‘洋蘇州’。即古城西側的高新園區和古城東邊的工業園區，蘇州這十幾年的騰飛，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風景如畫的古城老蘇州的曆史文化魅力加兩側的‘新蘇州’和‘洋蘇州’兩翼翅膀……”在蘇州這塊熱土上工作了34年的王敏生，回憶當年的激情歲月，最後這樣說：“我那一屆市委，完成了經濟模式從內轉外的曆史過程。現在看來，當時我們是做對了。”
一生平和謙遜的王敏生同誌沒有說錯。他的那一屆蘇州市委不僅是做對了，而且用現在的事實來看，可以說是做得非常傑出和精致！因為今天的蘇州，如果沒有兩個工業園區支撐和烘托，在全球經濟突飛猛進的今天，狹小而沉靜的姑蘇城的發展將是無法想象的。
要認識蘇州城區經濟的全貌，必須先認識那個被蘇州人引以為驕傲的“新蘇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