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蘇州”位於現今的蘇州古城西翼，“蘇州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簡稱“高新區”就在這個地方。
1271年11月，年僅17歲的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踏上尋求東方世界的神秘之路，從地中海的阿迦城登陸以後，沿著公元前一世紀初的“絲綢之路”東行。這位巨商的獨生子，駕著旅行之舟，駛進了東方世界的“人間天堂”蘇州時，從小在威尼斯水城長大的小夥子吃驚地寫下這樣一句話：“蘇州城漂亮得驚人。”
他還寫下了這樣的話--
“這裏人口眾多，稠密得驚人。”
“民性善良怯懦，他們隻從事工商業。在這方麵，的確顯得相當能幹……這裏的商業和工藝十分繁榮興盛。”
“如果他們的勇敢和他們的機智一樣優越，那麼……”
那麼什麼？馬可·波羅沒有說出來，即使說了，也缺乏想象力，因為他對“東方威尼斯”的認識是粗淺的。其實這位意大利旅行家還是點出了蘇州的巨大潛力，而這個潛力一旦被釋放，將令全世界震驚。
然而蘇州在之後的漫長歲月裏沒有顯現它的魅力和潛力，它似乎一直在尋找這樣的“當驚世界殊”的機會。
7個世紀過後，蘇州終於有了這樣的機遇！這個機遇自然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具體地說，是上海浦東開發區引擎所帶來的機遇。
在一些老蘇州人的記憶裏，似乎還是昨天的事--
1990年的蘇州市委常委會議上，書記王敏生和副書記、市長章新勝等不謀而合地說出了自己的想法：蘇州所屬的幾縣市已“飛”起來了，老城蘇州的經濟怎麼辦？
“看看《東周列國誌》，我有一個很深的印象：你今天的中央權力很大，但如果你的實力沒有了，下麵的小國和地方諸侯比你強大的時候，你這個政權也就差不多了！”
“你這什麼意思？是不是說現在常熟、張家港、吳江和昆山，包括正在日益強大起來的太倉他們發展了，以後他們會越來越不聽我們蘇州市委的話了？諒他們不敢吧！我們是共產黨領導的天下，誰想鬧獨立，誰就會有可恥的下場！”
“我說的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說：我們這些坐在蘇州城裏的人，如果不能把蘇州市區經濟搞上去，你再在這裏發號施令，將來會越來越沒人聽你的！再嚴重一點，人家完全可以不聽你的發號施令嘛！”
“憑什麼？他們還想不想共產黨的領導了？”
“話雖不能這麼說，但你自己身邊的事都做不好，人家諸兄弟做得強大了，你當老子的說話不硬氣！這是絕對的。”
常委會上，幾位同誌爭執起來。這爭執看起來常有，但一旦放到常委會上，一旦當做一個嚴肅的問題擺出來時，它真的讓市委一班人感到一種巨大壓力--你蘇州市委隻在要求下麵如何如何地發展，你眼皮底下的那塊地方還是一片死水；你隻讓下麵掀浪洶湧，大幹快上，其結果必然是淹死了自己。
“大家的擔憂是有道理的。我們一直在要求下麵如何如何地幹，可是在我們眼皮底下的古城區建設不起來，我看不用別人說，就是我們自己都得有種危機感。”王敏生一針見血地指出。
“明擺著的事：現在各縣市都如火如荼地在大發展，思想比我們市委還要解放，那麼我們對城區的發展是不是也該到了思想大解放的時候了？我想結論是明擺著的。”章新勝市長的態度同樣十分明確而堅定。
於是蘇州城區經濟發展成為了蘇州市委、市政府在上世紀90年代邁開的第一個戰略步伐。
然而，蘇州如何發展經濟，如何像張家港、昆山那樣大刀闊斧地大發展？這個題目實在難為了王敏生、章新勝他們--
姑蘇千年風韻，人見人愛，誰動一塊磚牆和草皮，都可能有人寫信到中央、上國務院會議--此話事出有因：改革開放初期，上海同濟大學園林古建專家陳從周等幾位知名人士，曾發出了“救救蘇州”的呼籲。1981年，南京大學名譽校長匡亞明等來到蘇州，進行了實地調查與考察，他們深為蘇州古城遭破壞的現象而憂慮，後與蘇州本地的幾位專家、學者一起寫了一份《關於蘇州園林名勝遭受嚴重破壞情況和建議采取的若幹緊急措施的報告》，向中央作了報告。當時的中央領導極為重視，鄧小平批示要求“江蘇省研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保護”。朝耀邦總書記批示道：“不論是近期的建設方針，還是遠期的建設方針，都要實事求是，講究實效，都要靠蘇州市的各級黨組織和全市人民以奮發圖強、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加以實現。”隨後，中央有關部門和江蘇省及蘇州市作了大量調研。1982年5月12日，國務院批複了江蘇省委《關於保護蘇州古城風貌和今後建設方針的報告》，這份文件上明確規定蘇州古城是國家的曆史文化遺產，在那些具有保護性的局部和任何上規模的城市建設都必須上報中央及省以上的相關部門批準。此後不久，鄧小平在蘇州調研，其間他對蘇州市領導說：蘇州園林是老祖宗留給我們的寶貴財富，一定要好好加以保護；要保護好這座古城，不要破壞古城風貌，否則，它的優勢也就消失了；要處理好保護和改造的關係，做到既保護古城，又搞好市政建設。這就意味著：蘇州不再是蘇州人自己的蘇州，而是中國的蘇州、全體十三億中國人的蘇州，你蘇州人想怎麼動就怎麼動的曆史已宣告結束。這一方麵是好事，它可以讓蘇州的古城保護納入“國家任務”，同時，它對需要大動筋骨的蘇州城市經濟發展下了一道“止步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