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不能動古城，所以蘇州人被逼不得不思考“城外戰略”--
“東邊湖澤之地，又屬荒貧水田，惟有西翼……”
西翼有水有山，尚能一展宏圖。
討論的結果意見完全一致，其實也是天地所迫。“新蘇州”建設受到古人建城的引向限製，別無他路。
劃一塊地出來，重建一個蘇州新城！這事發生在20世紀90年代初，一群吳地精英在謀略欲將解脫具有2500多年曆史的舊蘇州“胥城”的束縛，爭取新蘇州天地。現在似乎聽起來並不是什麼驚天動地的事，可在那個時候，在素有小橋流水之稱的蘇州，不能不說如同一聲春雷般的巨響。
市委、市政府的意見傳出後，姑蘇城內一片嘩然。讚成的和反對的人一樣多。讚成者的理由自不用說：蘇州要發展，舊城裏無法做出像深圳、浦東這樣的大文章；反對的人理由更充足：建新城，就意味著拋棄曆史名城和著名的“東方威尼斯”的古蘇州風貌。在這些人眼裏：蘇州就應當是不能變的，這是中國古人留下的寶貴的國家遺產，誰變動誰就是曆史和子孫的“罪人”。
在這個世界著名的曆史名城，誰想動其分寸之土，確實極有可能成為“千秋罪臣”。
“蘇州古城風貌自然不能動，但這並不意味著蘇州的城區經濟不能發展。我們對老城的保護，負有曆史的責任。可是全球化經濟形勢下，我們應當讓古蘇州一樣騰飛起來。我們應當給古城裝上翅膀，有了這個翅膀，蘇州騰飛了，古城風貌的保護才能真正成為可能。這個道理要讓市民們都知道。”市委書記王敏生在常委會上這樣說，
蘇州人聰明，同時又不保守，市委、市政府的決策很快得到市民的響應。於是給古城裝“翅膀”的宏偉藍圖便開始謀劃起來……
“翅膀”插在何處？這是難題。姑蘇舊城是當年伍子胥請的風水老手繪製成的，據說“相土嚐水，象天法地”，是不易改變風水的，一旦風水破壞，全城皆潰。姑蘇城過去陸上有八個門，象征可納天空中八個方向的來風，那樣會風調雨順；水路上的城門也有八個，是阻擋地獄和來犯者的入侵所用，同時又能使城內的民生安樂幸福。事實上，古蘇州城建成之後的2500餘年裏，雖經千年間無數戰事紛擾，也數曆時代變遷，但初始的城郭風貌從未改變過，這在世界城池史上也是空前絕後的。足見姑蘇舊城確有“仙氣”。
“翅膀”必定安在兩翼，縱觀南北的吳地，一麵是傲視天下的常熟，一麵是風雲正急的吳江。蘇州想發展，欲斷兩縣的鳳頭虎尾，必影響大局。南北方向添翼被否定後，決策者的目光便自然落到了古城的東西兩翼。
這個地方好處理些，皆是吳縣之地。再說吳縣本來過去一直與蘇州城相擁相依在一起的，將吳縣納入蘇州城區，融為一體，宜蘇州城區更大發展，吳中之地的吳縣百姓也不會吃虧的。當政者的這一思路從蘇州城區地理考慮，應當說是最佳方案，後來也證明了將古城與附之蘇州城邊的吳縣納入蘇州城區是明智之舉。
然而吳縣畢竟也曾有幾千年的行政曆史，再加上過去一直與常熟、吳江並稱“蘇州三傑”。失去行政區劃名稱，意味著吳縣從此在版圖上消失，這種痛苦對一個享有很高名聲的地區官員和百姓來說，也是非常徹骨的。好在吳縣人與蘇州城區有著不可分割的天然血緣關係，2001年吳縣撤市成為了蘇州的相城和吳中兩個區，分附於古城的東西兩翼。新的吳中區，姑蘇的一半曆史遺跡在這塊土地上，因此稱其為“吳中”名副其實。吳中之地，自然包納吳地遺寶。加上這裏又懷抱煙波蕩漾的太湖，這是塊絕妙的風水寶地。相比之下，東邊的相城，自然條件就差多了。不說這裏少了諸多曆史遺跡，就是這兒的湖塘水域，也都是些零亂的瘦池薄地，不耐細看。
“新蘇州”就建在太湖之濱的吳中區吧！決策者雖不是什麼風水先生，但見了好水好山誰都心曠神怡。
這一曆史性的選擇使姑蘇城貌第一次有了重大突破，它可以歸結是蘇州人自身求變的結果，也可以理解為在上海浦東大開發後帶給蘇州人的一個“世紀覺醒”。
這片蘇州人心目中的理想“新蘇州”的建設與開發，基本上是跟著上海浦東的腳步走的。始於1990年，正式獲得國家批準是1992年。“新蘇州”初始的名字叫“河西新區”，有點兒效仿上海的“浦東新區”叫法的意思。所謂河西，指的是地理位置，即運河的西邊。“河西新區”後來改名為“蘇州國家高新園區”。這個名字來之不易，因為當時國家對開發區的政策處在緊縮整頓階段，並明確不再批準新設的開發區了。
國家批不準，等於孩子沒出生證，後患無窮。市委書記王敏生急了，說：“發展是硬道理，拿到批文是更硬的道理！”在他的努力下，趕“末班車”的蘇州幹部們，迅速組織一切可能的關係，到京城進行活動，總算說服了各方“首長”。“蘇州國家高新園區”的正式批準，使得蘇州從此進入一個嶄新的“園區革命”時代。這其中，王敏生同誌帶領的市委一班人的正確決策，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