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想到在常熟能見到聞名江蘇常熟的“中國服裝城”和浙江義烏的“中國小商品市場”的“批發大王”黃允嶽先生。
黃允嶽告訴我，目前在常熟服裝市場上做生意的老板中，浙江人占絕對多數，約占總人數的50％以上，而本地的常熟老板隻占30％左右，其他外鄉人約及20％。浙江人會做生意聞名全國，哪裏有市場哪裏就有浙江人，這幾乎是一條不變的真理。
他黃允嶽，是一位地道的農民，但又同時是一位精明的經營大師。對我的采訪，他極為坦誠地端出了他在江浙兩大市場發跡的過程。
“我在部隊當了6年兵，1975年回鄉進鄉辦企業。後來廠裏生產不好便出來學溫州人賣補鞋機。一台補鞋機成本50元，背到長春每台賣到150元。我們一次背五六台，除去路途花費還能賺100多元，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這錢可就不算少了。我們義烏比不上常熟那麼自古富有，義烏是山區，過去窮得很。可地窮咱義烏的人誌不窮，在咱老家傳統的‘敲糖換雞毛’買賣，就像常熟這兒的‘雞蛋換皮蛋’一樣自古時興。‘文革’結束後，我們那兒就有了做起小買賣的小自由市場。我家就在那小市場的旁邊，便開始學著人家的樣子提著籃子販賣一些小百貨。可義烏地盤小又窮得掘地三尺也未必見著點油水，於是我帶著鄉親跑到上海。起初大夥連家門都不敢離開，我當過兵，大小見過些世麵。在上海我們到百貨店批發，可人家不批我們，那時我們是私有，人家國營商店當然不敢同我們做直接批發賣買。後來有師傅問你們義烏有沒有什麼土特產？上海人愛土特產就像我們義烏人愛吃‘敲敲糖’一樣。我趕緊說有，我們那兒雞蛋特多。上海師傅說好啊，你弄點雞蛋來我就批你些小百貨。我說行。他眼睛一眯，又笑笑說你那雞蛋多少錢一斤呀？我一猜他啥意思，便趕忙說一分一個。那師傅一聽眼珠都快瞪出來了，說便宜呀！我心想當然便宜嘍，三分錢一個我說成一分錢一個還能不便宜嗎？其實在上海當時你三分錢一個雞蛋賣給他也已經是很實惠了。為了打開生意門，我知道必須有所虧方能有所賺。跟上海人的批發生意就是這樣做開的。我們把低於上海市麵價的上海貨拿回家再批發出去，專吃這中間的差價。後來我發現上海的貨大多數又不是上海出的，無論是服裝還是小百貨，很多是蘇南的一些廠家產的。這就引發了我一個思路：何不到出產的廠家去批發？那兒肯定更便宜。於是我瞅準在咱義烏生意看好的紐扣，並尋找到了它的產地常州市。到常州後我才發現自己簡直像掉進了錢坑裏。一進常州紐扣廠，當我說明來意時廠長像見了救星似的摟著我，說你要多少貨我就給你多少。原來他的廠裏正積壓了幾百噸紐扣發大愁呢！看廠長這麼高興，我心裏也有了底。於是便同他講起價了，他原來的出廠價是四塊錢一斤，我說你得三塊錢一斤賣我。三塊一斤太低了吧，看他有些心疼，我說那就三塊二一斤。廠長咬咬牙，一揮手，說就三塊二一斤，但你得全拿走。我心裏高興得就差沒叫出來，說行，我保證半月之內把貨全部拿走。當下我向他們付了2000元，背回了50斤紐扣。太重，隻能背那麼多。一路上我想：常州有那麼多紐扣，我一個人幹不知來回這樣要背到何年何月？不行，得讓隊裏人一起出來像我一樣背。回義烏後，我跟隊上的鄉親們一說，瞧他們竟個個搖頭。我問為啥有錢不想掙？他們衝我說，沒本錢，所以沒法跟你到常州去。我說要不了多少本錢，每人有300元就可以了。這樣他們才跟我一起上了常州。就這樣，我帶著一個開始是十幾人後來是幾十人的‘紐扣運輸隊伍’，每3天一次地往返於常州與義烏之間……義烏後來形成的‘紐扣市場’就是靠我們這些人‘背’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