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販半信半疑地說：“那好，每斤多少錢你給我？”
陳川武想了半天也不知賣多少錢一斤，他覺得應該比香蕉什麼的貴一些吧！於是就說：“六元！六元一斤！”
小販一把握住陳川武的手，頗為激動地說：“你的貨我全要了！”
“第一筆生意就這麼好賣，而且價格超出了我的想象。”陳川武樂嗬嗬地對我說，“你不知道，等我賣給那家夥後就後悔了。我發現那小販等我一轉身，就賣給人家16元一斤！等於我賣給他的近三倍！”
陳川武又哈哈大笑起來，“不過，我沒感到虧，反而高興得連蹦帶跳地跑回了海棠灣。我知道我要發財了！”
陳川武後來真的發財了。他種哈密瓜越種技術越高，越種麵積越大，第二次他就擴大到3畝無土栽培大棚。從此，三亞市場上正式有了三亞人自己種的“金鳳凰”，從此美麗的三亞更多了份瓜果飄香，這香味讓無數中外遊客陶醉……
“南繁”和三亞的傳奇與相互間的命運，就像吳明珠教授與農民陳川武之間那麼傳奇、那麼密切，幾十年來一直吟唱著令人感動和稱道的豐收與甜美之歌。
不知讀者是否聽說過有位叫趙國忠的中年農學家，我知道他也是三亞的“南繁”傑出人士，他育出的種子已經達到44.5億元效益。這位叫趙國忠的農學家，依靠一粒種子，改變了自己個人的世界，也改變了我們生活著的這個世界。
1950年出生的趙國忠，1971年被推薦到當時的石家莊地區農業學校深造。畢業後，趙國忠被分配到石家莊地區農科所。從此，他與棉花結下了不解之緣。
1977年，他在40畝試驗田裏栽種下16萬株棉花，成功選出了代號為“1724”的棉花品種。然而，選出了優係並不等於就有了優種，還需要對它進行測試、定型等大量繁瑣細致的工作。而河北每年隻能種一季棉花，加快育種的唯一選擇就是進行加代繁育。他把目光瞄向了遠在2370公裏外的海南島三亞市。
三亞這片熱土，從此使這位農學家的才幹得以在祖國的天涯海角升華和綻放出奇異光芒。
1977年10月，趙國忠和同事一起千裏迢迢來到三亞南濱農場，對中選優係進行加代繁育。之後，他們每年9月收了棉花就馬不停蹄到三亞再種一季，次年4月再把種子帶回來播種，一年收兩季棉花，兩年幹四年的活，環環緊扣，分秒必爭！
育種的生活是艱苦的。他們像袁隆平、吳明珠等老一代“南繁人”一樣，一切都靠自力更生。他們租住在當地的一間農民的茅草屋裏，由於居住地離試驗田較遠，中午就在田裏啃涼饅頭就鹹菜。
有人說過：科學家中，農業科學家或許是最“土”的一行、最苦的一行。在三亞，一根扁擔陪伴了趙國忠整整10年。他說，擔肥，擔棉，挑種，甚至自己的個人生活，全靠這扁擔。在交通甚不發達的那會兒，想要把棉種從三亞運回石家莊，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路上要翻越五指山，橫渡瓊州海峽；要經公路、水路和鐵路，要坐汽車、火車和渡輪。到石家莊最快也得一周時間。遇到種子數量少的時候，趙國忠就自己擔，數量多時就雇車運。他永遠也忘不了1983年4月那次生死攸關的經曆。那年，他運送108包棉籽回石家莊，帶著棉種坐在車廂裏，當時，翻越五指山的路崎嶇不平，坡陡路窄，還要經過八個陡坡加急轉彎。一邊是陡峭的山崖，一邊是深不見底的山穀，他與棉種一起在車廂裏晃來晃去，拿著一個棍子用力頂著棉包，不讓其壓住自己，有好幾次急轉彎時險些被甩到車外。棉種每包有30公斤，到湛江火車站，趙國忠先把棉種卸下來一包一包地過磅，再一包一包地搬到火車站的站台上。等搬完最後一包，他一下子癱倒在站台上，眼前的整個世界都在轉動，直到這時，他已經20多個小時沒吃飯了。還有一次，他在廣州中轉等車時在廣場睡著了，一個警察看到他衣服又髒又破，人又黑又瘦，以為是一個“盲流”，要把他帶到派出所詢問，他拿出工作證和人大代表證，那警察張著嘴驚訝了好一會兒，然後莊重地向他敬了個禮，並連聲向他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