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錯，就其精神實質，馮誌來當年的“半社會主義”概念完全可以說與今天我們常掛在嘴邊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如出一轍。馮誌來了不起也就在於此。要不然，他這麼個小人物也不至於成為毛澤東所言的“兩個半包產到戶理論家”之一而載入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特殊史冊。
30多年前中國社會正處在一段災難的曆史階段，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怎麼進行社會主義有著很多迷茫和混亂的理論與實踐，致使社會民生危機四伏。義烏人馮誌來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始了對真理的重新探求，他生活於社會底層，對農民和百姓生活有切膚之感，當然對社會上刮起的極“左”風所帶來的災難性後果有更深刻、更直接的了解。他從祖先駱賓王那兒繼承了剛正不阿的血脈，又從同族叔伯馮雪峰身上學到了獻身真理的勇敢精神，故而他孜孜不倦地在常人難以想象的艱苦條件下，向畢生所摯愛的黨投出了一部驚世的諍文--
“我黨近來犯了主觀主義、急躁冒進的毛病，非但在生產力不能為農業提供成套農機的時候，實行了全盤合作化，而且還利用加重糧食征購，平調農民財產的手段來發展工業，從而使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統一遭到破壞。”
那麼出路何在？
“我認為包產到戶確是一條相對的唯一出路。有人認為這是資產階級路線，是資本主義複辟，是恢複小農經濟，是單幹。我說這是十足的裝腔作勢，借以嚇人。誠然，包產到戶實質上是單幹，是搞小商品生產。但它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單幹和小商品生產，它是在土地國有的前提下的單幹和小商品生產。這難道和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的小商品生產一模一樣嗎？難道有人看到自己的父親有鼻子，就認為有鼻子的人都是自己的父親嗎？
“應該得出結論：目前唯一的辦法，就是實行屬於社會主義範疇的包產到戶和小商品生產，允許農民獨立經營，允許為他們服務的商販和手工業的獨立經營……這樣做，是完全從中國現階段生產力出發，完全是為了調動農民的勞動自覺性，完全是為了解決六億人民的吃飯穿衣問題，完全是為了抑製農村高利貸苗頭、防止階級分化。這是六億人民的呼聲！中華民族的呼聲！是鞏固工農聯盟和人民民主專政國家所絕對必要的！”
聽，中國人民聽到了嗎？
啊，義烏人，我好為你們感到自豪！想象你們在30多年前，就有人站出來為你們後來所進行的包產到戶、發展小商品市場而大聲疾呼！智慧的哲人總是先知於別人。在激動地讀著馮誌來當年寫下的《半社會主義論》原稿時，我一遍又一遍地思考著，假如曆史允許有一種這樣的假設--當年義烏人就按照馮誌來所疾呼的“包產到戶”、搞小商品市場，那今天的義烏是不是就可以同新加坡比個高低了？假設毛澤東同誌也聽進了馮誌來的一聲疾呼，後來的“文革”是不是就可能避免？整個中國的發展是不是比現在要強上10倍20倍呢？然而，我們假設的一切都沒有在現實生活中發生。倒是馮誌來這位不屈的硬漢子做了一件書生氣十足的舉動，最後落得自己的幾十年苦役，而且還激怒了毛澤東，牽連了馮雪峰……
1962年4月底的一天，就在《半社會主義論》完稿一周之時，馮誌來滿懷壯誌，帶著口袋中僅有的農業局補發的160元工資，踏上了北去的列車。當然，他的身上還有最重要的東西，那便是他幾個月嘔心瀝血、幾經易稿寫出的《半社會主義論》文稿。為了能讓最高層的決策者和輿論界重視，他特意抄了三份，每一份前麵都附了一個便箋，上麵引用了文天祥就義前的名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以表骨鯁在喉、一吐為快、不計生死的壯誌。兩天之後，他來到北京前門的一家小旅館住下，隨即分別將文稿送至中共中央、《紅旗》雜誌和人民日報社。
“你？一個獸醫竟大談政治？”在中共中央辦公廳的信訪處，一位年輕幹部不屑一顧地掃了一眼馮誌來遞上的文稿，然後不無輕蔑地說，“下麵刮‘五風’的情況，中央已經知道了，你就去幹好自己的工作，啊？”
馮誌來望著那張十分幼稚、又一副裝腔作勢的臉，心頭頓湧無名之火，可他又能再說什麼呢？馮誌來當時並不知道，眼前的這位中央辦公廳信訪科的“跑腿”，就是後來在“文革”中出盡風頭的戚本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