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本來計劃是當天返回落腳點的，後來見生意不錯，隻管往山裏走，不想一進去就出不來了，整整兩天兩宿不見人煙，雖說早已肚皮貼著後背，可肩頭的擔子不敢丟呀，那兩天的路就像當年紅軍走了兩萬五千裏……我們現今四五十歲的人，很多人有胃病，十有八九都是搖撥浪鼓弄出來的毛病……”
駱先生的話使我陷入了一個久遠的回憶：我記得那時我才剛上小學，這一年春節我的一個小姑姑結婚，家裏來了很多親戚。中午時分，村邊來了位“雞毛換糖”的“野人”--我們蘇南那一帶這樣統稱養蜂換糖的外鄉人。在當時，我當然不知道那個搖撥浪鼓的“野人”是義烏人，更不知道他們為了生計所承受的苦楚。那“野人”進村後突然倒在了地上，參加婚禮的我家親戚們慌忙將那人扶起，給口水喝後，那搖撥浪鼓的人慢慢醒來，隨後我和在場的人都看到了他的口角流淌著一絲鮮紅的血痕。我嚇壞了，聽到大人們在不安地說：“不好不好，今天觸黴頭了！觸黴頭了！”於是有人搖來一隻擺渡船要送那換糖人到鎮上的醫院，可那“野人”搖搖手，就是不願去。我看著那人擔著擔子，搖搖晃晃地走出村子，手中的那隻撥浪鼓後來也掉在了路邊的水溝裏。我和村上的孩子雖然很喜歡撥浪鼓，可誰也沒敢去撿，因為聽大人說第二天人們發現這個丟撥浪鼓的換糖人就死在半道上……這件事是我小時候幾個有限的記憶中始終沒有忘卻的其中之一，如果不是30多年後有幸與義烏人相識，恐也漸漸淡漠了，然而當我再度在撥浪鼓的故鄉重新回憶起這個孩提時的片斷，更增幾分對換糖人的憐憫之心，同時也想借機糾正一下我們蘇南人不該對外鄉人的那種明顯有歧視成分的稱謂。
“哎--有雞毛豬骨舊衣破帽換糖喲--撥啷，撥啷……”義烏之行，我沒有想到自己的情感竟然始終難以棄舍那童年時耳邊常常回蕩的吆喝聲。這吆喝聲中，使我不禁無數遍地體味著昨天的義烏人是在怎樣地生存與奮爭！也許正是我從小就有過對撥浪鼓旋律的特別情感，因此現在似乎更能容易傾聽和接受義烏人從原始生命中所奏出的那種旋律。
在義烏，我聽人講了很多有關撥浪鼓手們的故事：
--有一位撥浪鼓手到江西“雞毛換糖”，因為當地人認定他是搞“資本主義”，而這位義烏人又半途丟了生產大隊開出允許出外經商的證明，結果人家把他當做流竄犯對待，在一個石場被迫幹了近一年的苦役。而在這期間，家人以為他餓死在外，結果當他從石場放出回到家時，妻子和獨生女都成為別家的人了。
--有一位撥浪鼓手剛出門就遇上倒黴事，夜行山路，不慎雙腿摔斷，留下終身殘疾。80多歲的老母親把兒子伺候了一輩子，最後還是老母親為其兒送了葬……
--有一位現在仍經常流浪在小商品市場的瘋女人，她的丈夫就是在三四十年前的一次“雞毛換糖”途中得病後身亡在異鄉。那個亡夫與這位妻子當時是新婚，新娘子日盼夜盼郎君回家，可她盼枯了眼窩，哭幹了淚水，幾年後一次突然的哈哈大笑，從此便變成了瘋婆子……
在廿三裏鎮的廿三裏村黨支部書記朱有富家，主人告訴我，拿他們廿三裏村為例，過去一到農閑季節，村上就見不到十五六歲至60歲的男人了，哪一家男人不出門“雞毛換糖”是不正常的事。朱有富的名字起得實在稱奇，他家的四層樓房可以眺望廿三裏新鎮的全景，風水之好遠非一般。但與周圍新樓迭起的左鄰右舍相比，朱有富家已經是幾分寒酸了。這也許更證明了他大堂內3塊由市政府頒發的“富民書記”金匾為什麼一直閃閃發光，也由此可見這位當年的撥浪鼓手是位名副其實造福於民的好帶頭人。
談起今天的廿三裏，朱有富激情異常，從他的嘴裏我知道了現今像個現代化城市的廿三裏鎮，十幾年前還是個僅有一條不足兩百米長的小街，以及僅有幾戶城鎮居民不拿工分的“小碼頭”而已。如今的廿三裏，僅鎮區麵積就達4平方公裏，寬闊的馬路，成行的樓宇，處處都是繁榮的景象和通達八方的商品市場。在農民心目中視為“上層社會”和身份象征的城鎮居民戶口已達到3萬多人。朱有富說，他的村現在全都是“城裏人”了，2000多號人個個都變成了“居民戶口”。他說你們城裏人不太明白，可對我們農民來說，這“居民戶口”那真是了不得的事。有人說百萬元千萬元的錢好掙，但誰能把農民的戶口變成“居民戶口”才叫真本事哩！看，現在我們全村人家家戶戶都成城裏人了，這對農民來說可是最大、最實際的變化呀！還有兩個現象也可以說明我們廿三裏人的今非昔比。你看到咱新鎮區了吧，幾平方公裏全是新街新樓，而這些新街新樓不是政府出錢拿經費蓋的、鋪的，而全是我們個人拿錢蓋的樓鋪的路，政府隻是進行了規劃布局。可能你已經聽說了我們廿三裏鎮的一塊40多平方米的商業用地已經賣到21萬元了！過去都說大城市裏的黃金地段寸土如金，現今我們偏遠的農民土地也值錢了，這難道不是最大的變化嗎？還有一件事可以說明同樣道理，僅拿我們村來說，本村人口僅為2400多，而現在常住的外地人口卻已超過了5000多，是本地人口的兩倍以上。他們中間不僅有打工的，而且已有不少人落腳在這兒做生意了。你問為什麼一個小鎮留得住這麼多外地“鳳凰”？當然是因為這兒有經商的市場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