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三裏自古是塊經商寶地，也是義烏人‘雞毛換糖’的撥浪鼓故鄉，可以說，義烏有今天，就是因為先有了我們廿三裏至今仍留在新城區邊的那條老街，作家同誌你不是已經去過那條老街了嗎？它可是我們義烏人從被人看不起的‘雞毛換糖’的貨郎叫花子，到今天成了讓全中國人都羨慕的經商驕子的見證。”朱有富有理由這樣理直氣壯地說，因為他個人的成長經曆也就是義烏整個社會的變化過程。他在我臨別時說的一句話叫人刻骨銘心：“咱廿三裏對義烏市場的貢獻是用血與淚鑄造出的……”
當我深入采訪那些當年從廿三裏小街上每天一分錢一毛錢起步，到今天每年創造一個“百萬富翁”的義烏商賈們時，對朱有富的話便有了更深切的體味。是的，這是一個任何時候都否定不了的事實：如果沒有昨天在廿三裏小街頭的那種為了一根雞毛一根豬骨而不惜搖斷撥浪鼓的精神，那麼今天的義烏人自然不可能有“華夏第一市”的大市場，更不可能富得流油，說不定會有更多的撥浪鼓手依然背井離鄉。
曆史的任何巨變，總是鍛造著一種深刻的民族精神。義烏人也不例外。
第一次來到義烏時，我隨的是中國作家代表團參加在這裏舉辦的“1998中國小商品市場博覽會”。在那隆重、熱烈和想象不到的商業氣氛中，我的那顆難以平靜的心時刻在思考這樣一個問題：義烏既沒有廣州、深圳那樣的“資本前沿”的好風水，更沒有上海、蘇州那樣具有數百年沉積的經商韻律，可為什麼偏偏在這兒創造了本世紀中國農民的經典？
我終於弄明白了，那便是隻有義烏人才有的“撥浪鼓”精神。這種“撥浪鼓”精神便是勤勞、敢闖和不懈地努力向上。
“撥浪鼓”是一種經商附用樂器，它的每一聲旋律都用來為“雞毛換糖”服務的，因而它的全部魅力也在於鼓手的搖力上。幾乎每一個義烏的經商者都懂得這一點。
何海美是我見到的眾多的經商者中很不一般的佼佼者之一，如今年近50的她依然風采不減。何海美年輕時沒奔上好時光，聰明伶俐的她因為“文革”隻好過早地做了“初中畢業生”。由於個頭矮小，與別人一樣幹一天重活，她隻能得四五個工分，到年底分紅連件衣料都扯不起。1976年她嫁給了城裏做工的小金，丈夫一個月33塊工資，那時也算“富裕”人家了。但第二年等兒子生下後，由於戶口隻能隨母親，何海美家的日子依然不好過。更讓何海美難上加難的是她母子倆所掛的戶口所在地竟以何海美嫁給了城裏人為由，連其兒子的口糧一起吊銷了。家在城裏的何海美在城裏又找不到一份可以糊口的活，於是就憑著自己手巧開了個成衣店。這可是個“徹頭徹尾的資本主義尾巴”呀，突然有一天“打擊投機倒把辦公室”的人闖進何海美的成衣店，不由分說地抬走了她的縫紉機，並嚴厲地責令道：“出路隻有一條：關店別幹！”何海美天性倔強，可為了兒子和丈夫，她含淚低下了頭。俗話說：置之死地而後生。就在何海美欲生無路時，她的哥哥在部隊回家探親時帶了幾張劇照，令左鄰右舍的年輕人愛不釋手。對啊，這是個來錢的好買賣哩！何海美心靈手更靈，她知道照片製作並不太難，於是就花了35元本錢，買了一套簡易的洗相設備。當時義烏電影院正在放《紅樓夢》戲劇片，看厭了樣板戲的人們對這種古裝戲異常有興致，幾乎場場爆滿。何海美似乎有種特殊的商業敏感，她拿了一台借來的舊照相機坐在電影院的第一排，看準年輕人喜愛的幾個鏡頭連連“哢嚓”，又回家連夜將照片衝洗出來，第二天當她帶著自製的照片在影院門口的石板上擺起小攤時，圍觀者竟然裏三層外三層的。一場電影下來，她所洗的幾十張照片全都出手，許多小年青連價都不問一聲便買走了。一二……五六……”何海美偷偷一點，淨利十幾塊錢！那一天她樂得嘴都合不攏。生意就這麼做開了，但那時城裏根本不允許有生意人出現，何海美隻好到鄉下的廿三裏鎮，據說那兒每逢農曆一四七集市時可以擺攤設點。頭一回到廿三裏，何海美看到的所謂能做買賣的也就是有那麼百十來個人，分坐在那條老街兩邊，擺上些各式各樣的小百貨小雜品而已。何海美對當年到廿三裏擺攤的情景記憶猶新：頭天晚上夫妻倆先把照片洗好，第二天天不亮就得出發，那時從城裏到廿三裏鎮不通汽車，就是通了汽車也沒人乘--做小本生意時的義烏人從來不會輕易花一分錢。廿三裏的做生意光景，何海美一回憶起來就想笑：“那時既沒有攤位，也沒有桌椅，我就在胸前掛一隻哥哥給的軍用挎包，站在供銷社門口把一大把照片樣張往一張白紙上一粘，就開始吆喝起來。我當時做的生意對一直做‘雞毛換糖’的本地人來說是個新鮮事兒，開始沒有人買我的貨。我便一邊招呼顧客，一邊對他們說，你們隻管放心拿去轉賣，賣得好我們雙方賺錢，賣不掉可以退回，反正我天天在這兒，放心好了！這一吆喝還真靈，三三兩兩地就有人從我手中把照片買走了，因為有人真的把我洗的照片帶到南昌、合肥等地賺了錢，他們把一兩毛錢的照片賣到一塊錢一張，所以後來好多人從我手裏進貨，我便成了廿三裏市場上唯一一個經銷照片的業主了，生意自然超出了想象。不誇張地說，後來我們義烏出現聞名全國的印刷品市場，最早就是由我賣小照片成功後引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