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廿三裏的街頭，我還聽說了這樣一個故事：當年有位婦女叫金惠明，她丈夫在廿三裏的街頭聽人說有種鐵皮五角星很走俏，她聽後暗喜，因為金惠明的遠房親戚在辦鐵皮加工廠，自然每天有不少邊角料白白處理掉。金惠明心一動，連夜從親戚那兒拉回一車邊角鐵皮，又和丈夫一把剪刀一把尺子地幹開了。丈夫軍人出身，對五角星有特殊感情，他把鐵皮五角星認認真真地漆上了紅顏色，於是一個個閃閃發光的紅五星就這樣出現在廿三裏市場上。令金惠明沒有想到的是她的貨一上市就被人“一口吃掉”，而且賣了個好價錢。她回家把喜訊告訴丈夫，倆人興頭上決定：咱就做這紅五星！這一幹就收不住了：每天上午金惠明蹬著車到親戚的鐵皮廠把邊角料運回家，下午就動手幹起來，一直到晚上十一二點停工。第二天天蒙蒙亮再到街上賣掉，如此一陣子幹下來，她金惠明竟成了市場上銷售鐵皮五星的專業戶，本地商外地商都找她要貨。於是金惠明由手工加工改為機械化生產，她的紅五星後來竟然走遍了江蘇、湖南等大半個中國。幾年之後，販鐵皮生意的金惠明成了義烏市場上的家電銷售大戶，而且直接能在自己的家庭工廠裏生產出熱銷的產品。
仿佛還是昨天的事：20年前，在城市裏的姑娘們突然對一種折疊傘如醉如癡。誰要是手中有把花色小折疊傘，便是一種可以在別人麵前顯耀的本錢。記得有一次我從雲南邊境花了20多元買了一把帶給了在北京的女朋友，她單位的小姐妹們見後嫉妒死了。但之後沒幾年，中國大陸的市場上便到處有了各式各樣色彩鮮豔的小花布折疊傘。而給中國人創造這美麗世界的竟是我們的義烏農民，這就是在義烏無人不曉的九聯村製傘專業戶們。九聯村龔姓居多，十幾年前，村民龔益民、龔昌金等龔氏兄弟看到南方一帶的城市姑娘愛隨身帶一把花布折疊傘，雨天晴天都能用得上，便回村一商議，辦起了一個製傘廠。不多日，小花布折疊傘就在廿三裏一帶市場上賣開了，客商像瘋了似的搶著要貨。於是小製傘廠變成了大製傘廠，一個廠變成了5個10個廠。不到兩年，全村80多家農戶在農閑時一半以上參與加工折疊傘。由於九聯村的花布折疊傘在市場上銷路好，自1994年起，全村人全部投入了製傘業，即使這樣，他們的生意仍供不應求，因為每年市場需要他們500多萬把傘的生產量。現今的九聯村不僅自己成了製傘基地，周圍的幾個村子也成了他們的聯營戶。有人曾計算過：中國現在每年的折疊傘，市場銷量在1000萬把左右，而從義烏出品的則達95％，從九聯村一帶出品的占了其中的90％以上。你看，常常是義烏人的一個小小的動作，竟給中國這麼大的市場帶來某種革命性的衝擊！以花布折疊傘為例，十幾年前的每一把這樣的小傘市場價在20多元，現今在義烏市場上三四元錢一把就可以成千成萬地批發到，這不是革命性的變化又是什麼呢？
真不要小看了義烏人的“雞毛換糖”精神。
在中國乃至世界的商業史書中，專家們幾乎通病般喜歡記述昨天的徽商和今天的比爾·蓋茨式的傳奇與業績，但我以為應該在今後的世界商學史中加進搖“撥浪鼓”的義烏人的“雞毛換糖”經商精神。在我看來，影響中國封建經濟的徽商和影響今日世界的比爾·蓋茨固然值得我們作為座右銘來推進未來的市場經濟革命，但在中國這樣的一個發展中國家，發揚“雞毛換糖”的經商精神似乎更顯得重要，更顯得有中國特色與符合中國國情。
千千萬萬義烏人前赴後繼地搖動撥浪鼓，不懈地進行著“雞毛換糖”，其市場意義的理論價值非同小可。它可以視為中國的一種固有的民族精神，也是中國人樸素勤勞的美德遺風。“雞毛換糖”在一定程度上既是人類最原始的交易取值方式，同時又是現實時代人們渴望倡導的敬業體現。有一種簡單的理解：先不論我們已經比較富裕的今天，即使是在我們誰的手頭都比較拮據時，有人可以厚著臉皮去討飯，或者幹脆冒著膽子去偷去搶，但很少有人願意學著義烏人的樣，挑著貨郎挑，搖著撥浪鼓，專在別人歡聲笑語的喜慶節日裏出遠門、走長路；每每論說生意，有人總會誇口要賺大把大把的錢，卻從不願像義烏人走百裏、上高坡地去依靠“雞毛換糖”掙回那一分兩分的腳力錢。許多專家在考證義烏小商品市場之後常常感歎：為什麼一無地理優勢、二無產業特色的義烏人能創下震驚世界的奇跡？左說右說的論點很多，但沒有哪一條叫板叫到點子上，原因就在於我們的理論家們無法深刻地理解和感受義烏人在“雞毛換糖”中所磨鑄的本質東西。一句話，沒幹過撥浪鼓手，焉能懂得“雞毛換糖”之奧秘和甘苦所在。不懂得這一點，自然也就無法真正弄得清義烏市場發展的內在動力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