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更忘不了盧浩說的：“我父親原在國民黨軍隊當過中校教官，1949年在杭州投誠，經過黨和政府教育，被留在人民解放軍南京軍事院校任教。在極‘左’年代，我父親陰差陽錯被打成‘曆史反革命分子’，於1965年病逝。他老人家一死了事，而我卻從此成了‘罪人’。‘反革命狗崽子’成了我兒時的別名。長大了，沒人願意嫁給我這樣的‘壞蛋’，無奈我跟自己的表妹結婚，對此我從沒後悔過，然而有人卻連生活的權利都要從我這兒剝奪。村上的人可以出去搖撥浪鼓，我卻不能，似乎放我一出去就會跑台灣去。‘十年浩劫’結束了，我也由‘狗崽子’變成了與別人一樣的可以行使正當權利的公民了。可在最初的開放年份裏，一切變化都在非常非常的沉重之中。村上的人都開始經商做小買賣，我學著也搗鼓起來，可剛一動手，背後的‘槍手’就來了。那年，隊上分給我1200元的政府征地費。苦了快半輩子的人了，我也想學著大夥的樣做起買賣。於是我到杭州邊的一個地方進了1200雙襪子，下午坐火車回義烏。那時車站上的‘打擊投機倒把’的便衣檢查人員到處隱伏。我剛把200雙一包的襪子從車窗遞給妻子，突然幾個彪形大漢從我妻子的背後衝上前來，扭住我妻子的胳膊。我一看嚇壞了，慌忙將頭縮回車廂內，隨即脫下外衣，又轉換了一個座位。我知道不這樣做的話，馬上就會麵臨厄運。果不其然，幾個便衣檢查人員迅速登上車廂，逐一搜查，好在我若無其事地裝著與一位乘客聊天，才未被認出。可等檢查人員下車時，我摸摸自己的衣襟，早已濕了一片--那是冷汗呀！我好怕好怕，怕得不知如何處置：是下車還是怎麼著？我心頭隻有一個念頭：絕不能讓我全家的1200元貨物泡湯！就在我不知如何是好的時候，車開了，開到了另一個地方，我又急又怕，這時一個好心的乘客幫了我，使我在半途跳車逃下了火車。我終身難忘的是那個再不能黑的夜晚。當我一腳高一腳低地摸著回到家門時，妻子‘哇’的一聲哭得差點背過氣。她告訴我：來搜家的人剛走十幾分鍾……第二天一早，我就被叫到車站候車室一個房子內受審。他們的第一句話就是：把你棄農經商搞資本主義的罪行交代出來！瞧，那時候做點小買賣有多難、多心悸啊！從‘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小屋子出來後，我的後背就像多長了兩隻眼睛，時不時地要往後看看有沒有人在後麵盯著。妻子勸我說有什麼怕的，咱一沒偷二沒搶，讓我再去街上賣襪。我就是不願去，她偏讓我去。最後我隻好去，當我戰戰兢兢提著一包襪子上到街頭剛放下正準備吆喝，我又一下目瞪口呆：幾個‘打擊投機倒把’人員像鐵麵包公似的站在了麵前……我怕，我真的想如果不是後來黨的政策開放，我現在恐怕早已得神經病了，咱義烏人做買賣的開始時期，沒有幾個不像這樣天天是在心驚肉跳的情況下出外搖撥浪鼓，做小買賣的……”
在我去撥浪鼓故鄉的那一天，廿三裏鎮正在舉行一個特殊的表彰會，幾十名自動出資捐助政府修路的農民披紅戴綠、手持鏡框，從嶄新的鎮政府大樓裏走出。當我得知此情況時很想上前采訪一下這些無私為公益事業作貢獻的農民兄弟。但我始終未上前打擾哪一位，原因是廿三裏鎮女黨委書記告訴我，她這兒的大多數公路都是農民自己集資興建的。開始我心頭有些疙瘩，想是不是這裏“坑害”農民的現象很嚴重？女書記大笑起來，說這可是你們太不了解咱義烏人了。她說我們義烏在處理農民利益問題上在全國也是做得比較好的，從不在利益問題上坑害農民，恰恰因為在政策和製度上這麼多年來始終堅持了正確的方向，農民才真正富裕了起來。而富裕了的農民今天他們又主動自願地出錢出力來支持政府搞基礎建設和公益事業。比如像最近鎮政府為了進一步加強當地的投資環境，決定修建一條新交通要道，由於政府一下拿不出那麼多錢，當農民們知道後，主動組織起來進行捐獻，300多萬元沒幾天就集齊了。女書記自豪地說：“在義烏，農民們在做生意上一分一厘會算，但對支持公益事業上也是最大方的，幾千元幾萬元甚至幾十萬幾百萬地拿出來不眨一下眼，而且是作為一種榮耀。我相信，因為在去年的那場大洪水過後的捐助活動中，義烏農民的捐款數額在全省是最高的，如果人均計算恐怕在全國農民中也是最多的。有位農民一個人就捐了10萬元。”
這就是義烏人。他們的每一次舉手投足都叫人心服口服，都叫人難以置信，然而我們更多的是缺少了解他們每一次舉手投足時所經曆的非凡。這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