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三裏市場後來因為人越來越多，再加上由於受改革開放不斷深入的影響，我們義烏的多數出外做小生意的撥浪鼓手，此時已經感到傳統的‘雞毛換糖’遠不如直接做其他的生意收益好了，特別是那些經常跑廣州、上海方向的人，更感到搖幾個月撥浪鼓，不如走兩趟廣州、上海販點小商品賺得多。再就感到廿三裏畢竟是小鎮，離火車站、離縣城又遠，很不適合做買賣，於是搖了幾百年撥浪鼓的義烏人，從此放下“雞毛換糖”的活計，把注意力放在了做各類小商品買賣上。在告別廿三裏老街的舊市場時，我們小鎮上曾經出現了齊山村的一戶農民用了兩台拖拉機把全家積存的1噸多重‘雞毛換糖’而賺來的硬幣，拉到信用社儲蓄。銀行為此發動了全體工作人員整整數了5天，才把這兩拖拉機的硬幣數清，總共是43439元！”
在我臨別廿三裏時，村支書朱有富別有一番感觸地向我透露了當地的這一傳聞。這個真實的傳聞，雖然是在無意間聽說的，但它在我心頭卻占了很大的空間，因為我不止一次在品味擁有1噸多重硬幣的主人在平時是如何積存它的，而當這些辛辛苦苦積存下來的硬幣被滿滿地裝上兩台拖拉機駛向信用社的路上時，其主人該是怎樣的一種心態呢？雖然因為時間關係我沒能采訪到這位存硬幣的農民，但從他一家一戶所擁有的如此多的硬幣以及他最終毫不猶豫地將其存入銀行的那一瞬間，我們似乎可以感受到義烏人獨特的積財方式和從商的決斷行為，那是十分叫人欽佩和深思的。
許多精神是可以學習得到的，而許多精神又是無法學習得到的。義烏過去創造的“雞毛換糖”從商方式流傳了幾百年，使在一方貧瘠土地上繁衍生息的駱氏後代得以傳宗接代。今天他們繼承和發揚“雞毛換糖”的精神，在建立農村市場經濟中譜寫新的樂章，具有深刻而不朽的寶貴精神財富。
就在被如今的義烏人視為“中國小商品市場”奠基者的謝高華書記到任義烏前夕，義烏縣城所在的稠城街頭便開始有了一群群做小買賣的生意人。這中間有上麵提到的馮愛倩、何海美、金蓮珠等人，他們都是義烏市場的第一代經商者。這些人中間我們不得不提到另一位人物，他便是黃昌根--現今義烏市場裏絕對的大亨。
黃昌根也幹過“雞毛換糖”的事，而且是廿三裏市場上最早的客戶之一。但因為黃昌根是“地主狗崽子”，生產隊不發他外出從商的證明，於是他隻好在家搖他的撥浪鼓。而正是這種非人性的壓迫使這位具有經商天才的農家漢子飽受痛楚。在今天千千萬萬個義烏經商者中，上一點年歲的都知道和了解黃昌根這個人，因為在義烏所有經商者的眼裏，早期的黃昌根是受苦最多的一個。他母親是解放前的“地主小老婆”--解放後改嫁了還當了“好人”，所以這就決定了黃昌根要比別人更往下低頭；他黃昌根多才多藝、聰明過人，因而也就決定了在那個特定年代裏他要比別人更多地碰上倒黴的事。那年他實在腳癢也想偷著出去“雞毛換糖”，可老天不作美，在經過一條山溪時，滂沱的大雨喚來咆哮的山洪，挑著貨郎擔的黃昌根隻覺腳底一滑，連人帶擔掉進了滔滔而去的山洪激流之中，當時他唯一的知覺是：這次是死定了。但上帝沒有讓其過早地結束苦難，一位賣山貨的人路過時搭救了他……黃昌根因此認定“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可哪來福呀？他聽說廿三裏市場上能做小買賣，於是手巧心靈的他便在自個兒家裏辦起一個小作坊--其實就是在家門前挪出一塊空地，做黃泥哨子。這種不用任何本錢的事正好適合他黃昌根做。黃泥哨在當時對小朋友們來說是很受歡迎的一種玩藝，隻要有力氣和手巧就能製作，經黃昌根十個指頭來回掐掐捏捏，一把把小哨子就成了，而且他一天竟能做500個這樣的小哨。“快來買啊，一分錢一個！”黃昌根哪敢在市上把這些泥巴做的小玩意賣高價？他把自己的勞動與智慧壓到了最低點，沒想到這些小玩意大受歡迎，畢竟一分錢能買到一樣東西，再窮的人也不會在乎這麼便宜的買賣。黃昌根呢，回家一點錢，整整5塊哪！他想我在家掙工分一天也就幾毛錢，這幾毛錢與5塊錢之間的差異可非同一般呀！黃昌根望著門前的一堆黃泥巴樂得合不攏嘴，而就在這一瞬間，他的心靈深處從此牢牢根植下了要出去做生意的堅定信念。但黃昌根想不到他的生意越興旺自己的命運就會越倒黴。“地主狗崽子”搞“資本主義”肯定是罪加一等。一天，“革命領導小組”來了一群人把他的家特別是門前那個製作黃泥哨的家什攪了個翻天，最後留下一句話：“你要是再幹，就準備再在批鬥大會上下跪吧！”黃昌根心想，下跪的日子太多了，我又不是沒跪過，但要讓我瞅著5塊錢一天的生意白白閑過去，那怕是難了。這不，不讓“狗崽子”幹了，可左鄰右舍的老百姓們閑不住呀。捏黃泥哨的活兒大夥都學會了，可沒有人會做那模具。於是東家出5塊錢請黃昌根做一個，西家又出5塊錢請黃昌根再做一個模具。哈，黃昌根樂死了：不到半小時做一個模具賺5塊錢，比自己上街賣小哨子還來錢呀！黃昌根真是因禍得福著實賺了一大筆--當然，鄰居們也沒有少賺。這是1966年至1970年之間的事。黃昌根那時正是少年，腦子聰明好使，看到賣泥哨子的人多了，他便翻著花樣賣老鼠藥。兩分錢一包的磷化鋅，經他一加工藥性不改價值卻變成了兩元，升值99倍。那時正值“抓革命，促生產”的形勢下，殺老鼠和鬥“地富反壞右”同是農村鬥爭的重點，黃昌根因此常常一天就能賺得四十幾元錢，而當時一般工人一月的工資也才三四十元，用黃昌根自己的話說，“老鼠藥簡直讓我對老鼠都有了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