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烏人創造的無形資產早已開始發生魔力。不是嗎？看一看它與周圍地區已經拉開的距離，看一看它與同時代中國農村的進程差異，我們就會發現很多很多值得深思的問題。
1982年，謝高華書記在聽取馮愛倩等經商者的心聲後，毅然決定在當時的縣城一條老街上辟出一塊地用作小市場，並隨即發出了農民進城經商的“四個允許”，這無疑給早已憋了一股勁要想好好幹幾把的眾多撥浪鼓手開了綠燈。但後來發展的形勢之快又是誰也沒有料到的。很快，北門街的小市場人山人海，逢到趕市高潮更是無法行車走人，這一方麵也影響了市容，更重要的是一定程度上限製了市場發展。麵對這突如其來的現象，多數人包括不少幹部在內不知所措。那時人們的思想裏通常把經商與“搞資本主義”連在一起看待。是放任這樣的潮水漫天衝湧，還是及時製止或者睜一眼閉一眼地不去管它？三種態度，後一種態度占上風。然而已經衝出堤壩的潮頭怎有回逆之理？就在這義烏市場正式形成的徘徊時刻，一位頗有遠見者站了出來，他就是義烏市場管理部門的前身--稠城工商所負責人徐至昌。
徐至昌這個人物在義烏也算是位名人。倒並不是因為他後來成了義烏市場管理的奠基人之一的緣故，而是他年輕時就因同單位的人一起到鄉下調查的路上說了幾句不合時宜的話，而被人背後捅了一刀，結果當了20多年的右派，這其間吃了多少苦連他自己都說不清。他在稠城工商所當負責人時，距平反和恢複公職僅兩三年時間。那時北門街馮愛倩、黃昌根他們那些做小買賣的商販，已經有了六七百個攤位了，可徐至昌他們的工商所小市場管理工作才剛開始，連一間正式的房子也沒有，臨時租的一間農民房，內放一張辦公桌、一台擴音機和兩條專門用於接待及處理小商小販的木凳。為了照顧另一位日常處理事務工作的同誌，他徐至昌甚至連張辦公桌都沒處放，於是隻好天天上外頭與工商們為伍。這樣的日子還真給徐至昌這位工商幹部帶來很多意想不到的收獲。十幾年後，已經退休在家的徐至昌談起當年的事依然激動不已：“當時我感受和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們義烏市人多地少幹啥啥都上不去，可為啥馮愛倩那幫做生意的事卻越做越紅火？而且從縣委發了《第一號令》後，來北門街擺攤的人與日俱增，最後達到無法走路的地步。好多小商小販也不斷向我建議擴展市場。這一切我都看在眼裏記在心裏，作為市場管理人員，我當然認為自己有責任把經商者的心聲向上反映，而且結合我多年對義烏經濟與社會的研究考察，心裏已經形成了一個想法，即我們義烏要在沒有任何自然優勢的條件下發展經濟，就應當緊緊抓住農民經商這個積極性，大力開發和拓展商品市場。於是我決定將自己的想法和經商者們的意見，彙總成一份報告給縣領導。工商所的同事聽說後就勸道，說老徐你平反才剛過幾天舒心日子，千萬別再忘了心直口快的教訓啊！聽了大家的話，我心頭也矛盾，同事們的好心我明白。但令我不能平靜的是眾多經商者們一顆顆滾燙的心。他們聽說我有可能因為他們說話而麵臨‘雙開除’的可能時，便都來找我說：老徐你為我們寫報告，如果有一天被開除公職，我們就帶你一起做生意，去賺比你現在多幾倍的錢；如果你坐牢，我們就天天給你去送飯……”徐至昌說，他活了大半輩子還沒有人如此向他掏心窩子，於是就更堅定了他向領導建議在義烏正式建立商品交易市場的決心。1984年3月15日，一份署有“徐至昌”大名的《關於建議中共義烏縣委采取強有力措施，迅速建成規模巨大的小商品專業市場的報告》送到了縣委……
十幾年過去了，義烏已今非昔比，徐至昌也從一位年富力強的漢子，成了兩鬢斑白的老人。現在再看看當時他寫的那份報告似乎並不感覺它有什麼太高明之處，然而在那個時期的那種情形下，有人如此大膽地構想出了義烏今天這樣一個宏大的市場，這不能不說是一種了不起。因為它所包含的內容可以任我們去暢想、去思考。像今天的經商者不忘謝高華書記一樣，不論義烏現在的經商大戶還是小戶，隻要曾經在北門街一帶擺過攤的人都還記得徐至昌給他們提了一個發生命運根本變化的好建議。
徐至昌的報告正巧轉到了縣委書記謝高華手裏，自1982年9、10月縣委發出《第一號令》後，百姓對公開允許經商一片讚美，但隨即也有人不斷在謝高華耳邊吹冷風，說打小市場開放後，所在街道人滿為患，經常發生行人與車輛的矛盾。一個時期裏居民對此還真有些怨聲載道。到底怎麼辦，當時縣委和謝高華書記也正在思考之中。徐至昌的關於移址擴建市場的建議，無疑給謝高華和縣委決策“以商興縣”的大目標點了把火。